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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志》、《战国策》
有《史记》，《东周列国志》，还有《吕氏春秋》《战国策》《左传》《春秋》等等
关于《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学者们有很多种看法。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此篇形式上是古史传说，实际应属战国百家言。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也认为属于诸子类。他们主张该篇为战国诸子著作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在这一看法内部，又分为儒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几种说法。学者持儒家说的理由为：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认为《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浅野裕一《<容成氏>的禅让与放伐》(《战国楚简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指出该篇以禅让为王朝更替的理想，否定放伐与血缘世袭，是儒家著作。王青《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指出《容成氏》的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从中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学者持墨家说的理由为：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认为，简文的叙事过程反映出了明显的墨家思想倾向，但和《墨子》各篇的风格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早期墨家的作品，就应该是墨家讲学时讲义一类的东西。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成氏>——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认为全篇多述让贤之事，强调“贤”之重要性，并提出“上爱”，分明是墨家主要思想。郭永秉《从<容成氏>33号简看<容成氏>的学派归属》指出33号简的内容和《墨子·节葬下》的说法完全相同，从而支持赵平安的墨家说。除儒墨二说外，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报》2003年2月13日)认为《容成氏》讲古代的禅让和古史传说，可能与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宣传有关。刘乐贤《读上博简<容成氏>小札》(载《续编》)认为篇中杂记古代帝王故事，似与杂家或小说家言相类。吴根友《上博简<容成氏>政治哲学思想探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则认为是一篇糅合了儒、墨两家重德、尚贤的思想，同时又剔除了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的思想和墨家重视天志、鬼神思想的杂家思想著作。也有学者反对将该篇归人诸子类。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将之归人故事类的史书。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认为属于《汉书·艺文志》春秋家。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认为全篇几乎纯然在述史，而不事议论，这与一般的说理文章的援引史事为证是截然不同的。他更强调《容成氏》作为一篇史传散文作品所体现的意义，认为《容成氏》大约可以看作《史记》的《五帝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上半的纵式合编，即一部上古以至周初的简明通史。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态度十分审慎，指出《容成氏》采用叙述历史的体裁，所属学派尚难确定。
它们没有关系，传说仅仅只是传说，考古发现是讲求实物证据和史籍资料为依据的。
考古发现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事实真相，传说是民间流传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以王国维为最切中肯綮，有关的论述如下： 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 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 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 人承之矣。”(《观堂集林》卷十)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 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 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 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 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 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 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 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 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 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 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 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 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 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 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 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 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 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 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 现出来了。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代，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 教训。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 也因此而成熟。《周书》中的“诰”、“誓”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西周初年征 服商人的历史，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而以鲁国之《春秋》为代表。现存鲁之《春秋》是经孔子修订的，它的基本 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 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然，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在春秋末年，还出现了《左传》和《国语》，此二书继承并发扬了《春 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 《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 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左传》，也为后世所推崇。 除了历史著作外，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还将目光直接投向现实社会 和人生，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 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它所昭 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 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一书有见于社 会的混乱和罪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 判，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 特征，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之中，如《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 “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刘勰概括道：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 矣。”(《文心雕龙·宗经》)。这就是说《诗经》采用了比兴手法，文辞优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宗尚，所 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宗经》)。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 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 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 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和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与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 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 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 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 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 理想的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 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 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 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 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 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济 弱的鲁仲连，等等。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 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 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 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 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 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 《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 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 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 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 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 “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 入木三分，淋漓酣畅。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 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 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 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 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容成氏》涉及的古史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根据包括《容成氏》在内的四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关于禹的传说、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禅让传说方面的意见作了检验。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认为，《容成氏》中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启攻益、汤攻桀的记载与经、史相异，是被经、史所“损”(“减”)掉的东西。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癸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载《中国学术》总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强调了大禹治水和文王子九邦的历史意义。程元敏《天命禹平治水土》(载《续编》)对大禹治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赵平安《<容成氏>所载“炮烙之刑”考》(载《续编》)考证了商纣“炮烙之刑”的问题。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对尧举舜、禹建鼓于廷、禹举皋陶及启攻益、夏及商王世、伊尹间夏、桀伐岷山及作桐宫、汤伐桀、纣之虐政、戊午之日九个问题进行了疏证。罗新慧《从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看古史传说中的后稷》(《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将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中后稷的简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晏昌贵《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的“禹政”》(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对简文中的“禹政”部分进行了探讨。王瑜《<容成氏>所见舜帝事迹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认为，《容成氏》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儒家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古史知识范畴，只是将古代帝王的记载系统化、局部上概括化。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对唐虞传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神话较年轻 呵呵
传说和史实的区别就像西游记和七龙珠的区别，同样有孙悟空，同样有头好色的猪，同样有各种妖怪，但很明显二者不是一回事
古史传说有客观依据，神话传说没有
包括史书和子书。史书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子书包括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总之有道家、儒家、法家。
从老子开始,又称诸子百家
中国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史料，可以划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先秦文物史料是指传世的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实物。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包括其他文物。其中，刻有卜辞的甲骨和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更为重要。先秦文献史料是指有关先秦思想的历史文献，大致包括这样几类：第一类是所谓“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它们是几部性质不同的书。《易》是占筮用的书，《书》是政治文件，《诗》是诗歌，《礼》是礼仪制度，《春秋》是史书。第二类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著述。第三类是先秦史书，包括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记载战国历史的《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先秦部分的历史。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中国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史料，可以划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先秦文物史料是指传世的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实物。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包括其他文物。其中，刻有卜辞的甲骨和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更为重要。先秦文献史料是指有关先秦思想的历史文献，大致包括这样几类：第一类是所谓“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它们是几部性质不同的书。《易》是占筮用的书，《书》是政治文件，《诗》是诗歌，《礼》是礼仪制度，《春秋》是史书。第二类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著述。第三类是先秦史书，包括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记载战国历史的《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先秦部分的历史。
我国古代文bai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即du单本的图书、零zhi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dao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是通过汇入、编入丛书和类书等途径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史书、方志、笔记、别集、杂著、诗赋。文献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主要有“青铜书”和石头书。在纸出现之前。在纸出现之前，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策、帛书、版牍。纸出现以后，出现了写本纸书与印本纸书。写本纸书的形态主要有三种：(1)卷轴式，东汉至唐通行。(2)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即把长卷正反折叠，使之成为方形的书本形式前后用硬纸保护。(3)旋风装，即把长卷折成经折装，再用纸把首末页相连，可以循环翻阅不致失散。印本纸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全新质态的书籍形式。雕版印刷术对于书籍形态的更新说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更主要地是极大提高了书籍形态的质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印本纸书形态始于唐代中后期，中经宋代的普及与完善，至明清时终于达到了我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最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