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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是遵守自愿供证的原则、遵循收证程序的原则、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 证据制度是一种有关证据的制度，具体包括证据的形式、证据的收集、证据的提供、质证、证据的审查判断等内容。案件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办理刑事案件，首先必须收集、使用，认定案件事实。因此，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方面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办案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这些规定说明中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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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罚的报应目的 报应（Retribution）是指对某一事物的报答或者反应。在刑法理论中，作为刑罚目的，报应是指刑罚作为对犯罪的一种回报、补偿的性质以及对此的追求。[1]报应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观念，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经历了从神意报应到道义报应，再到法律报应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尽管在各种报应刑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差异，[2]但贯彻始终的是报应的基本精神，即根据已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追求罪刑之间的对等性。因此，报应理论被称为是一种回溯性的惩罚理论。（注：德国学者指出：这种回溯性的惩罚理论是一种直觉—形式主义的观点，它力图证明惩罚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必然的、合乎伦理—逻辑的结果。[3]法国学者指出：依据报应目的，刑罚也就不可能抛开过去不予过问。立法者或社会主要考虑的问题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已经实行的犯罪，对社会已经造成的损害，对公共秩序已经造成的扰乱，行为人在实行犯罪的具体当时的罪过（故意或过失）以及道德责任，等等，都是过去的理由。刑罚民垧制裁，报应也不可能离开其道德功能，即使为了犯罪人能够重返社会这一实用目的，报应也要考虑将来，但仍不会离开过去。[4]由此可见，报应是以已然之罪为基础的，是对过去发生的犯罪的一种回溯。） （一）刑罚报应目的的论证 1、正义 正义是报应论的理论基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因为他犯了罪，通过惩治犯罪表达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正义是评价某一行为或者某一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它往往成为一种行为或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根据。[5]刑罚制度同样也要合乎正义，而报应就是这种刑罚正义的体现。首先，报应要求将刑罚惩罚的对象限于犯罪人，而不能适用于没有犯罪的人，即所谓有罪必罚，无罪不罚。因而，报应限制了刑罚的适用范围，这是报应刑的质的要求。其次，报应还要求将刑罚惩罚的程度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轻重相均衡。对犯罪人的刑罚惩罚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程度，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因而，报应限制了刑罚的适用程度，这是报应刑的量的要求。[6] 2、常识 常识是报应论的知识基础。报应作为一种常识，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深入人心。[7]因此，只要这种常识仍然在社会通行，报应就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3、伦理 伦理是报应的道义基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体现了刑罚的道义性。刑罚是一种法，它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不仅要求具有合法性，而且要求合乎伦理性。刑罚的报应性，就体现了伦理上的必要性，使刑罚不满足于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具有内在的道义根据。 （二）道义报应 道义报应是指根据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实行报应。根据道义报应的观点，对犯罪人发动刑罚，应以其道德罪过为基础，使刑罚与道德充分保持一致。[8]道义报应的本质是将刑罚奠基于主观恶性，予以否定的伦理评价。道义报应揭示了刑罚的伦理意义，因而是刑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法律报应 法律报应是指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实行报应。根据法律报应的观点，对犯罪人发动刑罚，应以其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为基础。[9]法律报应将刑法与道德加以区分，认为犯罪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恶，尤其不能把罪过视为犯罪的本质，满足于对犯罪的否定的道德评价，而是强调犯罪是在客观上对法秩序的破坏，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 （四）道义报应与法律报应 道义报应以道德罪过作为报应的根据，而法律报应以法律规定的客观危害作为报应的基础，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别。但道义报应与法律报应都是对已然的犯罪的一种报应，对已然的犯罪人予以否定的伦理的与法律的评价，使刑罚兼具伦理上必要性与逻辑上之必要性，从而体现社会伦理与法律的尊严，因而道义报应与法律报应具有内在同一性。 二、刑罚的预防目的 预防是指对某一事物的预先防范。在刑法理论中，作为刑罚目的，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实现防止犯罪发生的社会功利效果。预防同样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存在个别预防论与一般预防论之分。预防观念经历了从威吓到矫正的演进过程。尽管各种预防刑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但预防刑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根据未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因此，预防理论被称为是一种前瞻性理论。 （一）刑罚预防目的的论证 1、功利 如果说，报应关注的是正义，那么，预防关注的是功利。功利，英文为utility，与价值、效益属于同类范畴，主要是作为评价某一行为或者某一社会制度的价值标准而使用的。[10]根据功利原理，国家之所以设置刑罚，主要是因为它所蕴含的剥夺能够造成痛苦，使之成为犯罪的阻力，实现遏制犯罪产生的效果。其中，贝卡里亚、费尔巴哈意图通过法律的威吓而预防犯罪；而龙勃罗梭、菲利则意图通过矫正而预防犯罪。无论是威吓还是矫正，都意味着对刑罚功利效果的追求。 2、目的 预防论是一种目的论，可以说目的是预防论的知识基础。预防论认为刑罚不是一种人或者社会对犯罪的本能或机构的反映，而是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预防犯罪。[11]离开了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就是盲目的，缺乏存在的正当性。 3、经验 预防论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它不是对刑罚的一种纯粹的哲学思辨，更是关注刑罚在社会生活中的效果，将其建立在日常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12]因此，预防论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观点，关注刑罚的实际作用。 （二）个别预防 个别预防，又称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个别预防最初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肉体折磨而实现的，例如亡者刖足、盗者截手、淫者割其势，等等，使犯罪人丧失犯罪能力，正如中国晋代思想家刘颂所说：除恶塞源，莫善于此。[13]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勃兴，这种残酷的刑罚受到猛烈抨击。以矫正为基础的近代个别预防论得以产生。矫正论注重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生理与心理的矫治方法，便犯罪人复归社会。 （三）一般预防 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指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一般预防的核心是威吓，威吓是借助于刑罚的惩罚性对社会成员产生的一种威慑阻吓效应。古代社会刑罚威吓是建立在恐怖之上的，并以人的肉体为祭品，这是一种感性的威吓。以恐怖为特征的刑罚威吓是专制社会的特征。[14]当各种专制社会需要以恐怖来维持的时候，刑罚就成为制造恐怖的工具。以肉体威吓为特征的专制社会刑罚的一般预防理念的建议。其中，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最为著名。费尔巴哈提出了用法律进行威吓这句名言，认为为了防止犯罪，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的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刑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发犯罪的意念。[15]在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之后，又发展出追求多元的一般预防作用的多元遏制论[16]和以忠诚为内容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论。[17] （四）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 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在刑罚预防的对象上有所不同：个别预防是以已然的犯罪人为作用对象的，目的在于防止这些人再次犯罪；再一般预防则是以潜在的犯罪人、被害人和其他守法公民为作用对象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上的其他成员犯罪。尽管在预防对象上存在差别，但无论是个别预防还是一般预防，其共同目的都在于预防犯罪，由此决定了两者本质上的共同性。不仅如此，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还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例如，刑罚威慑功能中，个别威慑与一般威慑是辩证统一的，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如果只考虑个别威慑而不考虑一般威慑，个案的处理效果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样，如果脱离个别威慑，过分强调一般威慑，甚至为追求一般威慑的效果不惜加重对犯罪人的刑罚，这是有悖于公正的。 三、刑罚目的二元论 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报应主义[18]与预防主义[19]之争，前者主张以报应为目的，后者主张以预防为目的，两者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报应与预防是否一定势不两立难以相容？对此思考的结果便是一体论的崛起。[20]一体论的基本立论在于：报应与功利都是刑罚赖以生存的根据。因此，刑罚既回顾已然的犯罪，也前瞻未然的犯罪。对于已然的犯罪，刑罚以报应为目的；而对于未然的犯罪，刑罚以预防为目的。在预防未然的犯罪上，刑罚的目的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犯罪的个别预防，也包括阻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的一般预防。[21]一体论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态：[22] （一）自然犯与法定犯相区分的一体论 该论认为，刑罚具有报应与预防两方面的目的，这是从既存刑罚规范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对于自然犯的惩罚，其根据在于它们严重违背了社会道德。刑罚之于此类犯罪，目的主要是表达社会谴责，道义报应是其渊源所在。而法定犯，并未违背社会道德，即便违背道德，道德罪过的程度也相当轻。刑罚之于它们，纯系出于社会功利观念的要求，即仅仅是因为社会试图阻止其发生，才动用刑罚予以处罚。 （二）痛苦与谴责相统一的一体论 该论认为，刑罚既蕴含着痛苦，也潜藏着谴责。[23]刑罚给人以痛苦的属性产生于威吓的需要，其根据是预防犯罪，即以痛苦相威吓，使犯罪保持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而刑罚的谴责性则有着独立于预防犯罪之外的根据，它不是针对犯罪人将来的行为，而是针对其已经实施的犯罪本身，也就是说，无论犯罪是否具有道德罪过，它们至少是错误行为，必须予以谴责，刑罚的谴责性便由此而生。因此，刑罚的痛苦性以功利为根据，其谴责性则以报应为根据。 （三）刑事活动阶段性的一体论 该论认为，刑罚根据应视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而定。[24]刑事活动分为立法、审判与行刑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刑罚的目的也表现为三个方面。刑罚之在立法上的确定，即规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受惩罚以及应受多重的惩罚，主要取决于一般预防的需要。即是说，只有社会希望遏制其发生的行为才应受刑罚惩罚。在审判阶段，刑罚的裁量则以报应为根据，即只有对犯罪的人才能适用刑罚，对具体犯罪人所处的刑罚的分量应该说与其犯罪的严重性发程度相适应。至于行刑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个别预防。对犯罪人是否实行执行已判处的刑罚，实际执行刑罚的方式，以及实际执行的刑罚的分量，均应以个别预防为根据，即应与教育改善犯罪人的需要相适应。[25] 一体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超越了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之争，试图将报应与预防兼容在刑罚目的之中。[26]我认为，一体论的思想是可取的，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出刑罚目的二元论的命题。 首先，报应与预防是否截然对立，即两者是否存在统一的基础？我认为，报应与预防虽然在蕴含上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仍然存在相通之处。报应主义强调刑罚的正当性，反对为追求刑罚的功利目的而违反刑罚正义性。但在不违反刑罚正义性的情况下，可以兼容预防的思想。[27]同样，预防主义强调刑罚的功利性，反对为追求刑罚的报应目的而不顾刑罚功利性。这种刑罚的报应目的在不违反刑罚功利性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兼容报应的思想。[28]可以说，没有脱离预防思想的绝对报应，也没有脱离报应思想的绝对预防。从更深层次上说，报应与预防的关系是正义与功利的关系。报应体现了刑罚的正义性，正义要求某一事物的存在要有其内在的正当根据。表面在刑罚上，就是刑罚必须建立在罪有应得的基础上。报应是决定着刑罚正当性的目的，是刑法保障机能的体现。预防体现了刑罚的功利性，功利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不失其正当性。表现在刑罚上，就是刑罚必须以预防犯罪为根据。因此，预防是决定着刑罚效益性的目的，是刑法保护机能的反映。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公正的功利。[29] 其次，报应与预防的统一，还存在一个如何统一的问题，即是以报应为主还是以预防为主？一般认为，报应与预防在刑罚目的的体系中并非并列的关系，报应是对刑罚的前提性的限制，而预防是对刑罚的价值性的追求。前者可以表述为“因为”，后者可以表述为“为了”。[30]我认为，“因为”与“为了”都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根据。在刑罚中，因为一个人犯罪才惩罚它，表明刑罚的这种报应是正当的；为了本人和其他人不再犯罪而加以惩罚，表明刑罚的这种预防是合理的。当然，就报应与预防两者而言，我认为应当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在报应限度内的预防才不仅是功利的而且是正义的。超出报应限度的预防尽管具有功利性但缺乏正义性。[31] 最后，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且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指的是在刑罚总体上以报应为主要目的，预防为附属目的，从而保持刑罚的公正性与功利性。但这并非意味着在刑事活动的各个阶段，报应与预防没有轻重之分。我认为，在刑事活动中，应当同时兼顾报应和预防这两个目的，但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两者又有所侧重：（1）刑罚创制阶段，实际上是刑事立法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立法者考虑的是需要用多重的刑罚来遏制犯罪的发生。因此，一般预防的目的显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对一般预防的追求又不能超过报应的限度。并且，在对不同犯罪规定轻重有别的刑罚的时候，又应当兼顾刑罚的报应目的，使两者统一起来。（2）刑罚裁量阶段，司法者应当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的大小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因而是以报应为主。在法定刑幅度内，可以兼顾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使两者得以统一。（3）刑罚执行阶段，主要是指行刑过程。在这一阶段，行刑者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犯罪情节，采取有效的改造措施，消除其再犯可能。因此，个别预防成为行刑活动的主要目的。但这一目的实现同样受到报应与一般预防的限制，例如减刑与假释都受到原判刑期的限制，以免过分追求个别预防效果而有损于报应与一般预防。
民 事 证 据 举 证 时 限 制 度 刍 议 一、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对于举证时限，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并未见一致的定义与确定的内涵，而且其他国家也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同规定，依笔者的理解，举证时限是指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时间及期限，以及未能提交证据时所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按“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举证时限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分别为指定举证时限及协商举证时限，但不论是何种类型人民法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早期，司法公正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法庭普遍认可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但是，随着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发现这个权利也被一些当事人滥用，随时提交证据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些当事人采用突然袭击提交证据的方式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时限，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与判决，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诉讼的效率。鉴于此，现代各国民诉法大多将随时提交证据改革为适时提交，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如此，至于其规定的作用与正当性如何，下文将予以简要分析。 二、 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 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提交证据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请留意)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如果未能按照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提交的证据将不再予以组织质证，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34条就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笔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后果将及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将实质性地决定裁判的结果，所以不能轻率处理。首先，证据失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有越权的嫌疑;其次，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利于做到法院的裁判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裁判，从而无法实现公正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完全的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往往无法正确理解某一证据的作用及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严格依照规定来处理，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认定与处理，减损法律的根本目的与真正价值。这一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此时出现了“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这两种日期，其关系如何呢，笔者试作简要分析。按照规定理解，证据交换日既可以是在举证时限届满日之前、之日及之后这三种关系。如果是在其后，则规定举证时限有何意义?而且，规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互相传递证据”吗?需要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有些同志所称的争点)吗?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或届满之日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而且提出了其未答辩或虽然答辩但未在答辩中提出的新的观点及证据，此时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那么他所收集到的反驳证据如何提交与处理?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日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交了此前未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何提出反驳的证据?等等。尽管规定第40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如果这个“指定的时间”会在原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之后，而此时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岂不是宣告原指定时限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让当事人及律师摸不着头脑，连法官也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还有，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及规定、证据交换的内容与范围、证据交换的方式与程序，等等，都需要得到明确的规定，以免不具有操作性。笔者揣测，制定此解释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达到英美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类似效果，故笔者先援引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开示”概念略作比较。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Discovery)是“指在英格兰，民事诉讼当事人可在一定限度内获得有关双方争议事项的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已经存在的信息的一种程序。该程序旨在于审理前开示相关文件，从而避免在审理中出现意外以促进公正处理案件。”1而我国学者沈达明先生则称之为“发现程序”，并明确指出，此程序“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以防止伪造;(5)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惟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简易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的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份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作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2笔者不敢掠人之美，但引用原文如此之多的文字乃是沈达明先生的归纳似乎已经说明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作用，足可借鉴。在英美法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得到较大的发展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到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制传统，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逐步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证据规定”的举证时限及证据交换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而且需要结合到较详尽完整的证据规则及熟练掌握该程序的法律服务人士的专业帮助才能较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并实现其目的。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律师全部代理的民事诉讼制度，因此这施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与制度环境似嫌不足，同时由于该证据规定太简单粗糙而使得效果很不理想，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妥善处理。 四、 新证据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在“证据规定”中却被明确否定了。而且，什么叫做“新证据”呢?“证据规定”第41条第(1)项分一审及二审这2种程序进行了规定：“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后一种情形容易理解也较合理，但第一种情形就不易掌握了。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既可能是举证时限届满后新产生的证据，也可能是原来已经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发现也没有提交的证据。如果是客观原因或者是当事人不存在过错时，似乎可以向法庭说明情况后得到法庭的谅解与认可。但如果是当事人对证据的作用及结果的错误认识而未推荐阅读：民 事 证 据 能提交法院时，如何处理呢?笔者的一些同事就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本无法确定某件证据的作用与重要性，而是只到在法庭辩论时经法官的调查与提醒才知道该证据已有但未提交，如果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去处理，对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并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有相当一部份的案件结果显失公正甚至明显错误，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宗旨，肯定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如果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实际上使得“证据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约束力。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进行规定或者作出一个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改革某些重要的相关联的司法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各级法院岂能轻率处之?!从“发现”的词义上来看，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发现”是指“①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②发觉。”3而“发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4由词义可见也就包括证据此前已经存在但却被忽视而未予以相应的注意并提交的情形。但词典对此后新产生的事物却并未提及，“无存在何来发现”，属于发现应无异议。因此，不认是从语言学的理解还是证据法学的角度去理解，不去重视处理这一“忽视”或“未注意”的情况的处理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的事情，不能视而不见。二审程序中也有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理由如上，不再赘述。 五、 评价与建议 笔者在此仅对 “证据规定”有关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粗浅的讨论。笔者坚持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规定了时限制度及证据失权后果，严重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实质上影响到判决的结果，所以有越权的嫌疑。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之争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法院这样做似乎更有“效率”，但笔者坚持认为，作为法律，追求公正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兼顾效率，才能实现法律的本质特征与目的。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无疑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动摇，这也将会是最无效率的作法。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可行且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目前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且过于严苛，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问题，笔者认为不如规定举证时限届满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判结果改变时，可以由其承担支付诉讼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的作法，甚至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裁，等等，既能解决司法公正这一最本质要求，又可对举证不力者予以制裁，在现阶段似乎更加可行。当然，笔者也建议大家都来研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笔者建议不如正式建立较为完善与具体的证据开示制度或审前准备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以达到建立该项制度的预期目。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2 、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0页。 4 、同上书，第338页。
证据法是指诉讼中证明活动的法律规范。在中国，有关证据的法律散见于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司法解释中，中国的司法界曾尝试制定统一的证据法法典，但至今仍未成功。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是否制定统一的证据法法典问题上，存在不少争议。定义证据法是指诉讼中证明活动的法律规范。狭义的证据法是当事人主义国家在案件事实的认定时，解决一定的认定行为准则和事实认定标准问题及诉讼风险分担的法律。广义的证据法是有关证据收集、制作、保全、提交以及运用的法规的总和。原则理论证据法本质上是一个法律化的“认识法”，其基础是经验，基本方法是盖然性的。因此，任何证据法都不可能是天然的事实查证保证法。 证据基本原则证据法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遵守法制原则，实事求是原则，证据为本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公平诚信原则，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结合的原则。理论基础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三点：认识论——物质论，反映论，可知论方法论——信息论，系统论，概率论价值论——外部平衡，内部平衡。外部平衡包括：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司法公平与经济效率，司法正义与传统文化。内部平衡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案件真相与解决纠纷，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
论证据裁判原则 [摘 要]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关键词]证据裁判；裁判事实；诉因制度；裁判证据 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人类从非理性裁判走向理性裁判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中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和不同的诉讼理念下，证据裁判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各异的证据裁判制度。 一、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裁判事实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区别。虽然基于控审分离的基本理念，两大法系都认可诉审同一原则，但两大法系对“同一”的理解并不相同。英美法系奉行严格的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即诉审同一不仅仅是指事实的同一，而且包括对事实的法律评价即罪名的同一，法官审判的事实和罪名均应受起诉指控的限制。英美法系对诉审罪名同一的强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法官对控方处分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需要。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构成了英美法系诉因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诉因制度，检察官在起诉时，不仅要在起诉书中记载公诉事实，而且应明示诉因。所谓诉因，即诉讼请求原因，也称为起诉的理由，它指的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事实，也即构成要件化的事实。诉因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确定审判对象与设定防御对象。根据诉因制度，裁判事实必须与控方提出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同一，因此，法院不能改变指控罪名，否则便改变了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但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基于诉因制度的重点在于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因此，英美法系允许裁判者在不妨碍辩护权行使的基础上，改变指控罪名，但只能是缩小认定包容性犯罪。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Ｃ项（减轻罪行的定罪裁决）规定：“被告人可以被确定犯有包容于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或者被确定意图实施被控罪行或者实施必然包容在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如果意图构成犯罪的话。” 大
口供是证据之王。完全违反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原则
一、商法的特征(一)兼容性（复合性）：私法与公法的兼容，任意法与强制法的兼容，组织法与行为法的兼容。(二)调整对象的营利性：商法中的一些重要制度的构造、重要规则德确立，都必须考虑营利性特征。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三）商法规范有较强的技术性（四）商法的国际性：1、商行为本身是一种跨国界的活动；2、商法产生之初具有国际性；3、商法的技术性4、大量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商事组织的出现二、商法的基本原则（一）效益原则l源于商人和商行为的营利性体现：在制度上减少加以成本和实现迅捷交易。如，短时时效、格式合同、权利的证券化等（二）公平交易原则l源于民法，又有所发展体现：注重机会公平、结果公平（三）主体法定原则l商主体的创设、维持及解散需严格遵守法定条件和程序。（四)维护交易安全原则l强调诚实信用、公示主义、外观主义、行为独立、以及严格责任，并建立风险分散机制(五)业自由原则。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良俗的前提下。l商事结社自由l商事经营自由
商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四点：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1）商事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2）诚实信用；3、 促进交易迅捷原则：（1）交易简便；（2）短期时效；（3）定型化交易规则；4、维护交易安全原则。拓展资料：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具体规则与抽象的商法价值的交汇点,是现代商法性质的集中体现。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额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日益加大。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维护交易安全便构成了商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知网－论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具体规则与抽象的商法价值的交汇点,是现代商法性质的集中体现。原则如下：（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商事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一个是诚实信用。（3) 促进交易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交易简便，2 短期时效，3 定型化交易规则。（4）维护交易安全原则。拓展资料商法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近代意义上的商事立法肇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发展到今日为大陆法系国家广泛继承。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改革开放后也借鉴了不少英美法系的商事立法。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法原则
商法的基本原则：1、强化企业组织2、提高经济效益 3、维护交易公平4、保障交易安全拓展资料：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商法具有调整行为的营利性特征，又具有商主体严格法定等原则。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海商法、破产法、票据法等。商法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近代意义上的商事立法肇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发展到今日为大陆法系国家广泛继承。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改革开放后也借鉴了不少英美法系的商事立法。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商法
基本原则论文提纲3000字的话，可以根据具体的内容分为别类的进行阐述即可。
刑法论刑法的基本原则，论文提纲3000字怎么写？你可以以记叙文的形式写
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 “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 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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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原则 1、主权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予。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只是对这一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独立权和防止侵略的自卫权。所谓对内最高权，是指国家行使最高统治权，国内的一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管辖；还指国家的属人优越权和属地优越权。所谓对外独立权，是指按照国际法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立权，即独立自主地、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如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本国的情况，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组织自己的政府、制定国家的法律、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等等。这就是国家行使主权权利的自主性和排他性。所谓自卫权，是指国家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和武力攻击而进行国防建设，在国家已经遭到外来侵略和武力攻击时，进行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的权利。 2、主权原则的含义和意义。 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重要原则，其要求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要尊重对方的主权，尊重对方的国际人格，不得有任何形式的侵犯。换言之，国家是独立的、平等的，各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各国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其他国家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干涉。现代国际法确认上述内容为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和现代国际法的基础。这就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含义。 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详尽阐述了主权原则的内容，其中心是各国主权平等。该宣言规定，主权平等包括下列要素：①各国法律地位平等；②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③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④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⑤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⑥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 在国际实践中，只有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才能使国家主权原则得到切实的保障。相反，如果各国可以互相干涉，可以恣意侵犯，可以借口主权性质不同而兵戎相见，国际关系就要混乱，国际法也就无法存在了。因此，将国家主权原则比作各国保护自己生存，反对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法律盾牌，是完全正确的。 国家主权原则对国家、对国际法都有重要意义。国家主权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特别是二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文献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依然是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此原则列为首位，也说明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2、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领土完整是国家领土主权的表现，国家之间相互尊重领土完整是尊重国家主权的最主要内容。应当指出，领土完整是个法律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学概念。在地理学上，依领土分布的连续程度认识领土的完整性，将领土连成一片的称“连续领土”，领土被海洋分隔的称为“不完全连续领土”，部分领土被他国领土分隔或包围的称为“非连续领土”。习惯上将连续领土视为完整，而后者为不完整。而在国际法上，领土完整表明了领土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内在特征，指国家领土不能被分裂，领土主权是否被侵占。连续领土若为别国侵占或分裂，也不能视为领土完整；相反，领土并不连续，但并未被别国侵占，仍应属领土完整。领土完整是构成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是鉴别国家是否真正享有独立和主权的重要标准。 3、尊重主权与尊重领土完整的关系。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两个互相联系又不尽相同的概念。国家是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行使主权的，只有国家主权存在，才能保证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才能保证领土完整。如果国家主权被剥夺，领土主权就失去了保证。国家领土主权受到侵犯，领土也不可能完整。如果侵犯了一国的领土完整，肢解、分裂、侵占了该国领土，当然就破坏了该国的主权。因此，尊重一国主权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基础，尊重的一国的主权必然应该首先尊重一国的领土完整，领土完整构成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主权的概念比领土完整的概念更广泛。 互不侵犯原则 1、互不侵犯原则的含义和内容。 互不侵犯原则是指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侵略，不得以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其他方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侵犯另一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完整，不得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国际法原则宣言》对互不侵犯原则的内容作了阐明：①侵犯战争构成危害和平之罪行，须负国际责任；②各国皆有义务避免从事侵略战争之宣传；③各国有义务避免使用武力或威胁侵犯他国边界和国际界线；④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对阐释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原则时所指之民族采取剥夺其自决、自由及独立之任何强制行动；⑤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组织或鼓励组织非正规军或武装团队，包括雇佣军在内，侵入他国领土，有义务避免在他国发动、煽动、协助或参加内战或恐怖活动，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犯此等行为为目的之有组织活动；⑥国家领土不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所造成之军事占领之对象，不得成为他国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取得之对象，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 2、侵略的定义。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互不侵犯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侵犯战争。对于自卫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则给以肯定和确认。这样，认识战争的性质，认清什么是侵略战争就显得至关重要。 关于侵略的定义是个国际上长期讨论的问题。从1950年联合国大会审议此问题，直到1974年12月14日第二十九届联大才通过了一项《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大会建议安理会在确定是否发生了侵略行为时，以该定义为指导。该定义为：“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定义还列举了应视为侵略的七项行为。 武装侵犯一个主权国家是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一个关于侵略的定义是不能将侵略行为的特征包罗无遗的，该定义把侵略行为仅仅限定为使用武力的行为，而且，侵略行为是否存在，应由安理会断定，可见这个定义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正如我国代表在联大会议上指出的，定义把侵略只限于武装侵略行为而没有包括其他形式的侵略像领土兼并和扩张，政治干涉和颠覆以及经济控制和掠夺等，而这些也恰是当今世界上超级大国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主要形式。再者，定义中某些条文的含义模糊不清，在适用或解释时会造成不同理解而发生分歧。 应当注意，互不侵犯原则不仅反对大小规模的武装进攻，也禁止进行武力威胁、禁止武装进攻的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宣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规约第5 条规定，凡计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任何一种战争的行动都构成违反和平罪，是严重国际罪行。此规则得到联合国大会的确认。这里指出的当然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而言。 还应强调，“侵略定义”同《联合国宪章》一样，禁止的是侵略战争，没有规定禁止一切战争，下列两类战争不在禁止之列； ①联合国按照宪章规定合法使用武力；②在外国统治下的民族和人民为行使自决权，为取得被剥夺的权利、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包括民族武装斗争和反对侵略的自卫战争。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直接引申出来的。依此原则，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对别国进行干涉，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政与外交事务，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别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而《联合国宪章》将“不干涉内政”明确为“不干涉国内管辖事件”原则，按照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的解释，“国内管辖事件”包括内政或外交事务。 1、内政及内政的范围。 内政就实质而言是国家在其管辖的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凡是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事项，即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事项都是国家内政。如决定本国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政策、社会进步、文化教育体制以及建立对外关系、缔结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出席国际会议、宣战等等都属国家内政。总之，内政包括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任何措施和行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但也要认清“内政”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上的概念，一个国家在本国境内的某些行为，也可能是违反国际法的。别国对此违法行为的干扰并不构成对内政的干涉、比如一国在本国境内扣留外国外交代表作人质就不属内政的范围。因为在这种场合扣留人质即破坏了国际法上规定的外交代表的豁免权。再如某国在国内实施种族隔离，也不是内政，因为这是被整个国际社会所禁止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一国并不得借口“内政”来破坏国际法。发生在一国境内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行为，国家不加干扰和制止，甚至默许和支持，就不属于一国内政的范围。 2、干涉的含义及形式。 干涉指一国或数国为实现自己的意图，使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涉另一国的内外事务，使被干涉国按照干涉国的意图行事，以改变被干涉国所执行的某种方针，政策或存在的情势。如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 干涉有多种形式，有采用武力的干涉，也有采取其他形式的干涉。因而干涉与侵略有联系又有区别：侵略是非法使用武力侵犯他国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侵略是最严重的干涉，是最直接露骨、最粗暴的干涉；干涉则不限于使用武力，干涉可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各种手段，所以绝不能将非法使用武力理解为干涉的惟一方式。尤其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由于各国人民的觉悟，干涉的方式除了公开露骨的干涉外，更多的是采用较为狡猾、隐蔽的方式，如在他国收买代理人，组织、制造、资助、煽动或怂恿在他国内部进行颠覆活动，或者鼓励插手他国内乱，派遣间谍、特务，刺探情况和进行破坏，对他国的内政事务指手画脚等等。 干涉也包括积极的干涉和消极的干涉。行为的干涉，属积极干涉，是最常见的，是直接的进行干涉。不行为的干涉即消极干涉，是指打着不干涉的旗号而纵容别国侵略的情况，这是一种干涉的特殊形式。国际实践中最明显的例证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英、法等国打着“不干涉主义”的旗号，不谴责佛朗哥的法西斯暴行，不制止意、德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从而使西班牙的合法政府被法西斯推翻。这样，英、法就构成了消极意义上的对西班牙内政的干涉。 西方学者为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千方百计为他们的干涉进行辩解，甚至为干涉罩上“人道主义”、“维护人权”的外衣，他们提出“依据权利进行干涉”和“人道主义的干涉”是合法的。他们认为，凡根据“国际条约”、“应合法政府邀请”、“保护外国侨民”、“防止不法行为”而进行的干涉活动，都是“依据权利的干涉”；凡根据一个外国的判断，一国确有违反“基本人权”行为时，该外国进行的干涉就是“人道主义的干涉”。对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应从其实质而不应单从字面来看，如果一国随意按照自己的标准判断他国是否违反了“基本人权”，进而进行干涉，势必要使国际关系发生混乱。可见，西方学者这些学说实质都是为干涉他国内政制造法律根据。 国际法允许根据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对他国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必须是在完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的共同防御和抗击侵略者以捍卫被援助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另外，各国对实行种族隔离或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所作的斗争，当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干涉。 平等互利原则 平等互利原则包括平等和互利两项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平等与互利联系在一起，标志着平等原则的新发展。 所谓平等，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人口多寡、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何，都具有平等地位。因而都应该互相尊重，平等相处，任何国家不应谋求任何特权；所谓互利，就是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不能谋取片面的利益，更不能以损害、剥削或榨取别国为目的，而应该对双方都有利。 国际实践已表明，倘若双方是不平等的，肯定不可能有互利可言，国家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同样也只有实现互利，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所以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既有平等，又有互利，才是完全的国家平等原则。 平等互利原则不仅对国家政治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际经济关系和提供对外援助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和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周总理1963年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①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对外提供援助，而且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②中国政府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③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④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⑤中国政府帮助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⑥中国政府提供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保证退换；⑦中国政府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技术；⑧中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容有特殊要求和享受。上述八项原则，体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体现了我国恪守平等互利原则的诚意。我国一贯认为，援助国与受援国是相互援助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1983年我国提出了对外援助四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便是平等互利原则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的具体运用和对该原则内容的发展和补充。 在国际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平等的国际习惯，包括：①非经一国的同意，不得对该国强加以有约束力的规则；②国家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不受外国法院管辖；③在国际会议上表决时，各国都有一票，而且大小国家的投票具有同等性质，在国际会议上各国位次的排列或采圆桌会议或用抽签方式或依会议采用文字的本国国名字母顺序确定；④各国在缔约时，有使用本国文字的权利，各种文字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签约时双边条约往往采用“轮换制”；⑤国家在外交礼仪上享有平等权利，如国家的尊严应受到尊重，国家元首、国旗、国徽、代表不受侮辱等。 和平共处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总称。 和平共处原则是50 年代中期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该原则第一次见之于1954 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四十多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除了又有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也都明确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出了亚洲、非洲的范围，得到了欧洲、美洲、大洋洲很多国家的承认，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承认。据统计，至今已有一百多个条约全面承认了这五项原则，还有相当多的条约明确载明了五项原则中的几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双边条约中得到确认，而且也在重要的国际文件中得到确认。这足以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各国公认，已经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武器。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显示出其特别的重要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国家社会承认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也表明了中国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重大贡献。 从国际法原则角度看，和平共处是指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上，应彼此尊重对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其他任何方法改变或企图改变对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据国际法的要求，实行广泛的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和睦相处。 民族自决原则 民族自决问题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即已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自决原则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发展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确认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文件。 国际法上民族自决原则的含义是指，被殖民主义奴役和压迫的民族，有采取国际法确认的一切合法手段，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并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 民族自决原则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民族自决原则在现代国际法中更具有了新的内容。“自决”已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更多更重要的开始体现在经济上，即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国家只有摆脱经济上的落后和依附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自决。 按照民族自决原则，虽然允许国家对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给以支持和援助，但任何国家假借民族自决名义制造、煽动或支持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不仅是对民族自决权的曲解、滥用，而且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破坏，是完全违背国际 法的。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发生纠纷或争端时，应通过和平方法予以解决，任何使用或企图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作了详细解释。其主要内容有： 1、一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与其他国家之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2、各国应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办法之利用或其所选择之他种和平方法寻求国际争端之早日及公平之解释。于寻求此项解决时，各当事方应商定与争端情况及性质适合之和平方法。 3、争端各当事方遇未能以上述任一和平方法达成解决之情形时，有义务继续以其所商定之他种和平方法寻求争端之解决。 4、国际争端各当事国及其他国家应避免从事足以使情势恶化致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之任何行动，并应依照联合国之宗旨与原则而行动。 5、国际争端应根据国家主权平等之基础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之原则解决之。各国对本国为当事一方之现有或未来争端所自由议定之解决程序，其采用或接受不得被视为与主权平等不合。 忠诚履行国际义务 忠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是由“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古老的国际习惯演变而来的，已为国际实践和国际文件所确认。《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国际法原则宣言》规定，忠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 每一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依联合国宪章所负之义务；2 每一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依公认之国际法原则与规则所负之义务；3 每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在依公认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系属有效之国际协定下所负之义务。遇依国际协定产生之义务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义务发生抵触时，宪章之义务应居优先。 忠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是指，一个国家应善意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由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产生的、其作为缔约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必须善意地履行其依国际法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一个国家既然对某项国际义务明示的（通过条约）或默示的（通过习惯）表示接受，那么就必须善意地履行。如果国家可以不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那么，国际法就失去了有效性，国际法本身也就不会存在，国际社会也不会有正常的交往关系和正常的秩序。凡是符合国际法的、由有效条约产生的国际义务，而非奴役性的、侵略性的或由非法条约所产生的国际义务，国家都应善意地履行，不得违背。帝国主义国家经常违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破坏善意履行国际义务这项基本原则。中国一贯恪守自己的诺言，忠实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破坏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的行为，反对任何强加给弱小国家的任何非法的国际义务。
国际法原则的基本原则有以下8点：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原则互不侵犯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平共处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忠诚履行国际义务拓展阅读：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被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力范围的、构成国际法基础和核心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国际法原则。其要求是各国公认的，社会普遍接受。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那些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道意义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力范围的、构成国际法的基础的法律原则。 因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一个国家不能创造国际法，尽管有时一国或少数国家提出的某一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法律意义，在没有得到各国公认之前，尚不能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必须是为各国所公认的。构成国际法的基础：这一特征可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国际法基本原则是一般原则产生的基础。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和具体规范要么是从基本原则派生或引申出来的，要么是在基本原则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是一般原则有效的基础。国际法一般原则必须符合基本原则的精神，不得与之相抵触。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的 “平法子法”地位相似，任何一项国际法一般原则、规范，与国际法基本原则抵触者均属无效。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国际法存在的基础。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不得违反，倘若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就动摇了整个国际法的基础。譬如，假若在国际关系中破坏了主权原则，现代国际法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仅仅违反了国际法的具体原则，不足以影响国际法的存在。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必须善意地履行其依国际法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一个国家既然对某项国际义务明示的（通过条约）或默示的（通过习惯）表示接受，那么就必须善意地履行。如果国家可以不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那么，国际法就失去了有效性，国际法本身也就不会存在，国际社会也不会有正常的交往关系和正常的秩序。凡是符合国际法的、由有效条约产生的国际义务，而非奴役性的、侵略性的或由非法条约所产生的国际义务，国家都应善意地履行，不得违背。帝国主义国家经常违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破坏善意履行国际义务这项基本原则。中国一贯恪守自己的诺言，忠实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破坏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的行为，反对任何强加给弱小国家的任何非法的国际义务。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国际法基本原则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 L）：是指那些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道意义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力范围的、构成国际法的基础的法律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原则2、互不侵犯原则3、互不干涉内政原则4、平等互利原则5、和平共处原则6、民族自决原则7、和平解决国际争端8、忠诚履行国际义务拓展资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1、初步形成和创必时期（17-19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权国家平等原则;1793年，法国《人权宣言》：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1823年美国“门罗宣言”，提出美国奉行不干涉政策。2、快速发展和充实时期（在两次大战之间）1899年和1907年海牙和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列宁签署《和平法令》：“民族自决”、“和平共处”《国际联盟盟约》：限制战争权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废止战争3、深入发展和系统化时期：联合国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系统化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确定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征：各国公认；适用于一切国际法领域；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构成国际法的基础。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2、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3、不干涉内政原则。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