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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那位说的正我想说

比较权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报》、《考古》,以及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此所谓考古界“三大杂志”。另国家文物局办有《中国文物报》,多有文物政策、最新动态及普及知识等,还有《文物天地》、《中国文化遗产》。还有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历史文物》,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博物院院刊》。河南有《华夏考古》、《中原文物》,陕西有《考古与文物》、《文博》,河北的《文物春秋》,山西的《文物世界》,湖北的《江汉考古》,江西的《南方文物》,南京的《东南文化》,四川的《四川文物》,黑龙江的《北方文物》,内蒙的《内蒙古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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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和《科学世界》有时也会有精彩的考古文章,图文并茂

《考古》《寻根》(这个主要针对民俗文化现象)

真画师李味青作者:张尔宾我知道李味青先生的名字是在60年代初从百货公司商店卖的搪瓷脸盆、茶缸、热水瓶壳上都常见到印有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陈半丁及白下李味青的花鸟画。我才知道李味青是南京的一位画家。当时,“白下李味青”在南京家喻户晓,李味青和他的国画艺术就是这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李味青一声经历曲折、坎坷,甚至有些传奇。他是老南京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酷爱书画,9岁曾得到晚清名家石炽君指点,后又拜名家黄学明为师,又辗转于梁公约、肖俊贤、谢公展、马葛里等名家门下,他早年从事邮政统计财会工作,早在1935年中国第一部邮政法就是由他起草主持制定的,同时就任全国邮电总监,是名重一时的专家,对于绘画完全是业余爱好。解放后,在画院成立之前,那时李味青和大多数画家一样都是“兼职”的“遗民”画家,有的是教师,如赵良翰、张正吟;有的是自由职业者,如许公泽、胡国石;还有的是银行职员、业主、公务员,如王静山、赵枕云等。当然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文化人,而李味青不仅精专业还通法语、英语、能书善画、通晓画史、画论。曾在报刊上多次发表“说国画”及“中国画法”等论著,曾与黄君壁在重庆举办画展名振一时。名教授胡小石先生称其作品“用笔雄强,挥霍如赵悲翁中岁之境”可见评价之高。1985年经当时5任文化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推荐与齐白石同时出版李味青花卉册页,由国际书店海内外发行,深受欢迎,并连续7次再版。影响广泛。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是要有“历史问题”,加之极左思潮的影响,50年代初期李味青先生就遭到“莫须有”的打击,开除公职,没有工资,没有生活来源,仅靠做小学教师的夫人40多元工资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子,此时的李味青大悲无泪“秋来觅句费评量,枫叶吟红菊染黄。记得去年重九后,风风雨雨故人庄”。就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老人家尽管感到无奈,但反而更加开朗乐观,他依然笑傲人生,寄情于丹青,游戏于笔墨之中。不问寒暑,骑连练拳,读书作画,数十年如一日在那透风漏雨的寒窗里以冻笔敲冰,方砖作纸,清水当墨,练就了铁划银勾的硬功夫。作画需用笔、墨、纸。对于每日笔耕不止而只靠夫人工资和自己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的李味青显得十分拮据,而他除了用方砖清水外,报纸、防风纸(糊窗用)甚至连黄草纸都用来画光了,对于拿纸上门求画者更是有求必应,他说:“你们买纸我画画,何乐不为呢”。我年青时学画转移多师,也曾求教过李先生、受之启蒙。在我认识和接触过的老一辈画家中,李味青先生可以说是到老始终是童心未泯、天真无邪的老人,无半点世故,心明如镜。常是一吐为快,而后多有“得罪”,然而自己却全然不知。江苏画院成立之时,曾邀李先生参加一次座谈会,他是唯一的南京籍画家,未料在会上他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甚至“大放厥词”显得太“颠”太“狂”也太“迂”,加之有“历史问题”,这种秉性显然与时局格格不入,以后江苏画院内有无锡的钱松喦、苏州的张晋、余彤甫、镇江的丁士青、扬州的鱿娄先、徐州的王琴舫、常州的房虎卿,而就是没有一个南京籍的老画家,然而李味青却是荣辱不惊、甘愿做一个天不管、地不收、自食其力的“民间画工”。历来画家就有朝野之分,正因如此,他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无拘无束,恣意挥洒,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自由驰骋。他倾慕青藤、八大、石涛、八怪以及吴昌硕,与他们对话神会到了痴迷的地步。同时流连写生,他的写生稿又快又准也是用大写意方法而写其神,有他自己独特见解和独到方法。有这样一件事,李味青邻里养了一只大公鸡,我还亲眼见过这只公鸡红冠亮羽,威武雄壮、气宇轩昂,非常入画。令李先生着迷每天去写生画那只公鸡。观察它的各种神态动作,熟谙于心,有一次写生回来显得有些沮丧,一问原来是主人看每天有个老人叮上他家的公鸡以为图谋不轨而把鸡杀了。但他已得到数幅写生稿,这时期他画一批神形兼备的作品,斗鸡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革时期,大多数画家都遭到冲击都封笔不画了,此时的李味青倍遭冷落,但因他是属居民委员会管,所以他一直深居在南京一条古老的评事街的竹竿里,自号“竹竿里人”,以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伴。这时期他的作品题款别有意味,画梅题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画兰题上“迎来春色换人间”;画菊题上“战地黄花分外香”画竹题上“斑竹一枝千滴泪”。李先生还真大智若愚,有一次居委干部来问罪,他说我不是搞封资修,我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虽在文革时期艺术界一片冷寂的状况下,李先生躲在竹竿里竟然能每日作画,真是不幸之中大幸。作品上有时还题上“人民公社好”;“雄文四卷指航”等言不由衷的句子,那只是为了画而作出的掩护。现在看来这批作品尤为珍贵。几年过去了,就在这漏雨透风的寒窗里,有时他仰望天井上空的云卷云舒,墙角残壁的花开花落,寄情书画,超然物外,墙外的天翻地覆对他毫不相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人帮”彻底垮台后,经历了26年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他才感到世道变了,求画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告诉他现在画值钱了,不能随便多画,他哈哈一笑说“好玩”,照旧有求必应,看得出来他不领“行情”,还是只对宣纸有兴趣。好景不长,对他落实政策平反后也许是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昏迷20多天。当家人准备办理后事,他却奇迹般的清醒过来,并恢复得很快很好,如常人一样,又能拿起画笔作画了。60多岁的老人了,竟然一过又是20年无任何病症。这时期作品更是深厚老辣,率意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南京的夏天如火炉,酷热难当。一天我去看望李老。只见他在家门口河边一颗大树下,上身赤膊和一个邻里老者下棋。李老下棋算是高手,他一手摇着破芭蕉扇,一边下棋。看到他聚精会神的样子,俨然是一幅“二老对弈图”。看着他,我心里一阵酸楚,8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画了数以万计的作品,几乎南京民间爱好书画者无不拥有李先生的作品,可说“有井水处皆有李味青的画”。而他自己仍是如此清寒,我和他女儿商量,要她陪李老到宾馆避避暑吧,可他没过半天就想回家了。我理解,李老几十年心清如水,过惯了寒来暑往、平淡的日子。他安贫乐道,无求于世,无求于人。古人称画家有“米之颠”,“倪之迂”,“黄之痴”,此画家之真性情也。凡多一份世故,即多一份机智,多一份机智即少一份高雅,故颠、迂、痴者性情与画最近。“名利心急者,真画必不工;虽工必不能雅也”。李味青先生知人情而不懂世故,精书画而不求名利,兴来作画欲罢不能,作画求自己痛快,别人高兴。他常在自己的画上题“游戏数笔,颇觉惬意”;“信笔拈来,不计得失”;“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他作画的目的简单明确,这正体现了李味青作为艺术家的一种真诚、一种品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当今画家中很难得有的平常心。在他大量游戏笔墨的作品中不乏有济身于大师之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杰作。很有幸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一次笔会,我们又相聚在南京北极阁的宋子文公馆,他欣然为我写了一幅对联“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真的伴着一生的风波,带着半世尘土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走的那样安详,那样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 笔墨·性情——中国画个性化创作的再认识 文/张尔宾个性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认识以及行为反映的表现,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作为精神活动的绘画艺术如果没有个性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审美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艺术可言。我们常说“画如其人”,风格就是其人,风格即我,“我”即个性。艺术风格的创造就是艺术家个性的体现。但是,肯定艺术创作中的个性因素,并不能否定它的社会属性,应是主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说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中,是在共性中体现出来的。唐代和宋元时期的绘画,宋元和明清的绘画都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元四家的绘画和明四家的绘画,扬州八怪和金陵八家以至今日的金陵画派,同样也都有绘画形成的各自的时代特征,但由于儒家的思想倾向、性格特质、文化修养、生活阅历以及师承关系。表现手段等各方面存在差异,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判断以及艺术表现上也必然又有异,这种差异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差异,也是主观表现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个性。艺术创作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思维活动过程,画家的风格,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能只有一个面目。在长期学习和创作过程中,既有着重于传统手法学习和借鉴的作品,也有大胆求学、自出机抒的作品;既有风格相近的作品,也有常变常新的作品。我特别强调画家创作的笔墨性情,笔墨是工具也是技巧,也成为鉴赏中国画的标准,而性情是画家的思想情感、修养境界的体现,笔墨是每个画家都必备的条件,而个性的体现和差异就在于画家的性情上,我认为写意是中国画的美学品格与追求,是最高的体现形式和境界,“笔墨”表现“写”,“性情”体现“意”,写意给中国画家提供了一个无限施展个性的空间。每一个画家都有一定笔墨功底和技法而且各人有别,如点线的运用。中国画的笔墨形式具有“我”的人性特征因素,是画家艺术技巧和个人独特风格的主要表现。个性的发展需要有革新精神,我认为个性的表现在于“能变”,一成不变的个性那就是没有个性。变是需要能力和胆识的,变是继承发扬,变是个性的发挥和体现,变就是新,是新而美。我们讲“创新”,更应该是讲“创优”,因为社会呼唤的是新的精品之作。总之,中国画本身是有个性的,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也必然蕴含着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始终延续着自己的传统规律发展,没有被其他民族艺术所取代,这也证明这种追求在艺术创作上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听曲作画赏心事粉墨丹青自相融文/张尔宾昆曲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滋润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这次举办的《昆曲学》学术研讨会是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光是对昆曲,对其他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是有借鉴意义的。我是画中国画的,在绘画实践中受到昆曲的熏陶和影响方面有深刻的体会,从本文题目可想我是在享受昆曲。因此,就自己的感受和领悟写了打油诗如下:月明云淡露华浓,袅袅清音伴画翁。登台心存新意匠,临池手系水磨功。挥笔如做念唱打,行腔亦有泼写工。吴带当风舒长袖,载歌载舞走蛇龙,听曲作画赏心事,丹青粉墨本来同。这是多年来作为喜爱昆曲的画画人一点感受和妙悟。我最早接触的昆曲是电影《十五贯》,尽管当时还不太懂(包括方言在内),但觉得十分新奇,特别是对演员的表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十分夸张、十分写意,但又十分合理、十分真实。1983年我在莫愁湖参加了一次由专业演员和业余昆曲爱好者举办的曲会,想不到竟来了几位传字辈的昆曲大师,有王传淞、沈传芷、倪传钺,还有当时还是青年演员的石小梅、林继凡等。从此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南京十竹斋恢复并举办360周年纪念活动,我是负责艺术研究部的工作,会议之余,我邀请了省昆剧院的张寄蝶、石小梅、顾预来清唱,深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说:想不到南京还保留着这么地道的传统文化。随着对昆曲一步一步了解,对昆曲的热爱程度也与日俱增,渐渐感觉到昆曲对我的绘画创作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作画着重于笔墨与性情的发挥,“笔墨”表现“写”,“性情”体现“意”,写意是中国画的美学品格和追求,是中国画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境界。虽然绘画是空间艺术,戏曲是时间艺术,绘画的功能是制造空间,戏曲的作用是利用空间,而我作画则着力于利用空间,这是受影响独悟所得。相对而言,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不光是充分利用空间,而且也要给自己制造表演空间,二者是互通互补的,新凤霞看了张继青表演的《痴梦》后说:“一人在场,满台是戏。”“写意”给中国画家和戏曲家提供了一个无限施展个性和才华的空间。昆曲和国画同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同的美学品格和审美情趣。正、大、清、雅是我对中国画美学的追求。品正是审美的根本;容大是审美的气质,有容乃大;雅致是美学品位;清净是审美心态。而昆曲恰恰具备了这些美学品格。元代大画家倪云林(倪瓒)就与大词曲家顾坚为友,并精通词曲,明代大画家徐渭(青藤)著《南词叙录》中记载“以笛管笙箫琶按节而唱南曲”,文徵明曾在张广德的《真迹日录》上载有南曲的写本,明吕天成《曲品》卷上有不作传奇而作散曲者计二十五人中就有唐寅(六如)、祝允明(枝山),清代郑燮(板桥)作小唱道情等,可见书画与昆曲有着密切的渊源,至今能音律、善拍曲的书画家不乏其人。南齐最早提出的中国画六法论中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要意,我分别理解为“气”:是指画家的气派、气度、气质、气息,这些是靠思想人品学问修养来体现。对戏曲表演亦是如此,所谓台下看戏,台上看气。“韵”是作品韵律、节奏、风格、意境和情感,对于戏曲家来说舞台表现更为直接。“生”是指画家对生生不息的无比丰富的大自然的深刻认识,感受和理解及深厚的生活基础,这对戏曲同样重要。“动”即是活态作品表演感人的作用和生命力,以及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对继承发扬,承前启后所起的推动作用。昆曲之美,不光是载歌载舞,轻柔婉转,还在于它的画面之美,在昆曲演出的舞台上,不管从何角度看,不需人工,不废剪裁都是美丽的画面。瑞士一画家用毛笔和水墨熟练画了一件飞马后,十分感慨地说:东西绘画虽有差别,但中国画其中包括了东西绘画的一切原理和技术。昆曲的表演艺术对中外戏曲艺术同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艺术环境和艺术氛围对成功至关重要,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选择,靠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靠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去营造适合自己的文化氛围和艺术环境,所以对昆曲和古琴情有独钟,“每每作画必听曲,不唯是好亦成癖”,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习惯了,我喜欢《牡丹亭》中杜丽娘追求的“一生爱好是天然”那种情怀,《玉簪记·琴挑》中“月明云淡露华浓”、“落叶惊残梦”的意境,那种虚实相生、浓淡相宜、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优美韵律,常常感到作画时用笔用墨有一种出神入化、鬼使神差的快感,沉浸在“半入江风半入云”状态中,模糊了时空界限,达到一种如幻如梦的境地。昆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戏曲,历史上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但产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戏剧与产生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印度梵剧,如今早已绝迹,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昆曲却完整保留舞台演出形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三大画派具象派、意象派和抽象派中,中国画的形式和美感是受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统审美观和习惯的支配,没有完全受西方“具象”和“抽象”画风的影响,而是走“意象”之路,这是中国画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高度自由的一种审美境界。昆曲和中国画始终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而未被其他艺术所冲击所代替。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昆曲和中国画有很强的继承性、写意性。在技术上重程式,重规律,讲功力,有条理,从容不迫地去表现。昆曲六百年虽然经历兴衰坎坷,但薪火不断,名家辈出,昆曲以它独特的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永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星。昆曲和中国画一样,同样遇到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毫无疑问,继承传统是首要的。当然经典文化不是看它的受众面,而是看接受人群的层次。昆曲是经典,所以是小众文化。大众是娱乐。往往引领文化潮流的却是小众文化。文化没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之分。我以为如果仅以创新为标准,那就没有标准了。“创”和“新”结果是不确定的,“创”不一定成功,“新”不一定是最好的。文化只有优劣高下、经典与糟粕之分。唐诗宋词是新还是旧?《红楼梦》、《牡丹亭》是新还是旧?孔子《论语》是先进还是落后?凡经过历史检验而流传下来的文化都是经典,后人都应该珍惜呵护。那些没有本源、缺乏本民族文化感的所谓“文化”虽然能哄闹一时,最终是要自生自灭的。面临市场经济的纷纷扰扰,在官与商主宰的现实社会中,艺术家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干扰,坚持独立创作个性和心态,这确实是一个选择和考验。所以我们应该懂得,何谓传统?对我们来说前辈大师及他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就是传统,是座大山。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是财富,也是资源,是不朽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发展史。我们应时时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感恩之心,我们的责任只能在这座山上植树造林,使青山更加枝叶繁茂,绝不能乱砍乱伐。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绿色的文化生态环境。何谓现代?现代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不是声色犬马,而是回归自然、反璞归真、善待传统、善待生活、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盲目地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在灯红酒绿的现实生活中,追求一个至真、至善、至美、至高的现代文化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之心,这样就能用风采照人的表演、不朽的笔墨来完成我们民族独特的形式、气派和崇高美。张尔宾的芥子园情结文/晓江张尔宾,著名画家,1986年加入民盟,后当选民盟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人大代表,现任职于南京市文化公司十竹斋。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张尔宾不仅拥有不菲的成就,对南京的文化建设事业还充满了热情,12年来锲而不舍地为恢复兴建金陵芥子园四处奔波、无私付出。 芥子园是金陵名园,因明末清初李渔及其《芥子园画传》而闻名遐迩、蜚声海内外。李渔(1611-1680),以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著称,而兼擅小说、戏曲,对造园艺术亦有极高的造诣。在他一生构筑的众多园林中,寓居金陵时于1665年造的芥子园最能代表他的造园才能和思想。芥子园以其卓越的造园艺术和巧思横溢的园林巧异,在我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许多著作如《无声戏》、《一家言》、《闲情偶记》等都在芥子园完成,他在芥子园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李渔移居杭州后,芥子园几易其主,终于湮没,到民国初期已是一片菜园。现在,作为芥子园遗址所在地?d?d中华门内老虎头?d?d已是高楼林立,毫无踪迹可寻。在对李渔和芥子园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后,张尔宾对恢复芥子园有了一个设想:开发利用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以金陵芥子园为主体的李渔文化园,用于接待国内外宾客,作为诗词书画、京剧昆曲、民族音乐、中医保健、美学美育、中国园艺、中国美食、影视艺术研习之地,为举办各类艺术展览提供接待场所,并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举办芥子园及李渔文化研讨会。张尔宾认为恢复后的芥子园应办成独具南京特色的著名园林文化精品,成为集园林景观、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文化经济实体,达到旅游、文化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只有这样南京园林文化才更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内涵和品位才能得到体现和提高,从而推动南京旅游文化由走马观花型转向高层次、多层面的休闲、疗养、参与型。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张尔宾很快就付诸行动。1992年初他写了《关于吸收外资重建南京芥子园的构想》,在民盟南京市委的关心支持下,以盟市委的名义向南京市委、市政府、人大等发文[宁盟发(1992)7号]推荐,很快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顾浩批示:“请沃副市长抓紧找有关部门商量一下,提出意见。”市委副书记胡序建批示:“此构想很好,请范市长阅并批转有关部门作进一步论证。”在南京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人大代表的张尔宾再次提议《重建芥子园,发展十竹斋》(第7024号建议)。市政府办公厅对建议的答复是“建议很好,市政府十分重视”,“市政府正在制订南京市的文化战略规划,将重建芥子园、发展十竹斋的工作纳入规划范围。”  然而,随着有关领导的调任,加上当时的经济文化环境的不成熟,张尔宾的重建芥子园构想被搁置了,但这并没有让他丧失信心。他以发信函或登门拜访的方式征求有关专家对这个构想的意见。著名的美术史论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先生和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王达弗先生在信中都谈到:中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生前对李渔的芥子园是很重视的,他认为芥子园在南京,南京艺术界更有必要重视它,他曾在《中国版画史》中提到:一要恢复芥子园,有钱可重建;二要重印《芥子园画传》。著名大师李剑晨也写下了“继承和创新都离不开源,它是我国艺术在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著名版画家吴俊发访问法国国立图书馆,图书馆负责人特地向他介绍李渔的芥子园,他认为“建设李渔文化园是件大好事,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将为精神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不但如此,还将为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南京增添光彩。”有了专家的肯定和支持,张尔宾对实现自己的构想更有信心了,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招商引资上,因为他明白,再好的构想,没有投资方的认可,也永远只能停留在构想上。他广泛联系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家,向他们宣传芥子园的情况。有的企业家和领导不懂,他就从“芥子园”三个字怎么写开始“扫盲”,并买了一部《李渔全集》,整理出大量的资料作为宣传材料,在《中国书画报》、《东南文化》等报刊杂志撰文宣传介绍芥子园,致使有些企业家一时兴起纷纷去买《李渔全集》,连书店都觉得奇怪,一向无人问津的《李渔全集》怎么会接二连三的被人买走,甚至出现断货。然而商人的眼光不会只停留在兴趣上,只有利益才是驱使他们的动力。一次次的无功而返没有动摇张尔宾的信念,他仍锲而不舍地寻觅着。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3年,张尔宾偶遇立信投资公司副总谢伟宁(现为民盟盟员)。当时谢总是因对书画感兴趣受邀到张尔宾家作客,在交谈之余,张尔宾给了他一份芥子园的资料,没想到很快就得到回复,立信投资公司对这个项目有极大的热情。苦苦等待了近十年的张尔宾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他立即就选址问题进行联系。最后园林局领导认为此项目很好,很适合园林文化发展。经过多轮洽谈,最后达成由南京市园林局出地、立信公司出资的协议。市政府和市建委先后批准:“李渔文化园是由南京市园林局和南京市立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文化重点工程”,旨在充分挖掘、保护、弘扬以李渔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南京旅游文化的高层次、多层面,积极实践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和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彰显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文化战略规划。李渔文化园选址玄武湖湖北向地块,占地约28000平方米。按照中国江南园林、明清名居建筑风格,参照李渔造园美学观点,景点与功能相结合,融入现代建筑审美意识与功能,除恢复芥子园原有景点如浮白轩、月榭、来仙阁、歌台外,园中还将着意结合芥子园画传中的石谱、花卉谱等精心布置,使之处处诗情画意,除供中外宾客游览外,还可以作为书画爱好者学习、写生或创作的场所,结合文化项目开发,增加功能性建筑。为了高起点、上规模、有计划地开发李渔文化园项目,还邀请了国内外园林设计专家结合景点和功能建筑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使之既具有金陵园林特色,充分利用玄武湖自然景观,又要简洁精美。李渔文化园将与玄武湖系列景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玄武湖环湖路改造工程增添亮丽的色彩。万事具备的李渔文化园只等着开工建设的日子了,为此忙碌了十多年的张尔宾却依然不得闲,似乎永远有一堆新问题等着他去解决:在招商引资期间,由于张尔宾大力宣传和推广芥子园,使一些精明的商人看到了芥子园这个品牌的价值,导致现在出现了以芥子园为招牌的装饰公司、家具店、画廊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芥子园为主体的李渔文化园的文化品牌价值。最令张尔宾和投资方头疼的还是开工日期问题。由于李渔文化园选址在玄武湖,工程必须等玄武湖总体详规出台才能开工。然而作为民营企业的投资方,却不可能将一笔六千万的投资用在一个迟迟等不到开工日期的项目上,如此巨额资金的等待必然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为了重建芥子园,张尔宾可以说是等待了12年,也忙碌了12年。如今李渔文化园工程虽说已是万事具备,但要真正解开他的“芥子园”情结,已过耳顺之年的张尔宾还将继续等待,继续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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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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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难度比较大的。东南文化是由江苏省文化厅主管的核心期刊,这本期刊的针对性也是比较强的,主要针对的是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和研究,当然了这本期刊的投稿难度比较大,因为对于作者自身的文化功底,文化遗产方面的能力也是有要求的,如果作者有对这本期刊有意向可以联系在线编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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