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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司马迁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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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司马迁的论文

司马迁是中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逆境中奋发,终于完成了《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38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官职,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史书,整理历史资料,经多年苦心准备,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工作。不幸,灾祸突然降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同情降将李陵,被汉武帝处以残酷的宫刑。这使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极大的痛苦,在人格上遭到极大侮辱。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几次想要自 杀。但古人逆境奋发的事迹激励着他。他想到:周文王被关禁,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放逐后,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还写《国语》;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写了一部《兵法》。在前人发愤成功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将个人屈辱置之度外,继续投入《史记》的编写工作。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史和传记文学的先例。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重要的是把逆境变为前进的动力。逆境往往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助人成熟,催人进取。能够正视逆境,与逆境抗争的人,一定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这正是成才必不可少的个性品质。

人固有一死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在狱中发出了千古感慨。  司马迁的命运是悲惨的,可他的精神是不屈的。朋友的不幸、群臣的冷漠和皇帝的忌讳如碾土车般向他碾压过来,谁能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谁能明白他对皇帝与友人的真心?  “陵兄,保重!”一句简单的话语,李陵是否能明白司马迁的真诚?李陵军队尚未覆没时,皇帝与群臣举杯欢庆,唯有角落里那个愁态万千、面色沉重的人为李陵担忧——司马迁。而当他们收到李陵败军的消息时,皇帝大臣担忧的只是国土和天子的颜面,只有司马迁还在意着李陵——这位战斗英雄的生死。他为李陵辩解,得到的却是在牢房里度过白天黑夜,成为了一个被人嘲笑、被人耻笑的不男不女的宦官!谁能忍受这样的屈辱?  “苍天啊!为什么我就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要忍受这奇耻大辱?为什么我还要忍受着漫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备受世人的其实和耻笑?真是生不如死啊!死?!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但没有做半点停留。不!我不能就这样死去!就算被羞辱、被鞭打又怎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此刻我在受辱后含诟死去,那一定是轻于鸿毛的死,同样是生死,为何不轰轰烈一点呢?我还有《史记》,那是我一生的心血啊,我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权且把痛苦和屈辱收在心底,把这把皮囊多寄在浮世几日!”  他下定决心,要将《史记》写完,他坐在桌前愤笔疾书。忘记耻辱,忘记疼痛,忘记亲人,只为著作那能流传子孙、为后人造福的《史记》。  在狱中,他点燃蜡烛,偶尔会透过小小的窗子遥望北方,那个有李陵的地方,或许将军已经听说了我这个不自量力的小小太史公的故事吧,或许又不得而知,但那都不重要了。他想起了不久前任安写给他的信,他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他能给任安回信了。跳动的烛叶下,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报任安书》,将自己的委屈、感慨和心志透过墨香带给了任安,这个值得他珍惜的朋友。  是,人固有一死,轻于鸿毛如蝼蚁般的死不属于他,因为他是千古史官——司马迁。

我无能为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想要的。希望能帮到你。

有关司马迁的议论文

司马迁是西汉一位十分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受母亲河的熏陶和历史故事的感染,还有受父亲临终的嘱托,就要立志写一部史书。可不幸的是,飞来的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而得罪了汉武帝,所以入狱受了酷刑。但是这些厄运并没有达到他,他忍辱负重,发愤写史。虽然司马迁在悲愤交加的情况下,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他想到还未写完的史书,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司马迁为了写这部史书,付出了极多的精力,很不容易。他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忍辱负重,发愤写史,他用13年的时间写完了3000多年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一部史书。他的决心之大,胸怀之广,不写完这部史书决不罢休的精神令后人敬仰。我们要向司马迁一样,活得虽然不怎么精彩,但死得有价值,死的重于泰山。现在有的同学就是三天打鱼,两日晒网。遇到难题从来不先认真仔细思考思考,直接就去问老师、家长、同学,甚至去找一份抄。这样的人,以后必定成不了大器。如果我们向司马迁那样,做一件事情就做到底,不三心两用,不半途而废,即使有种种挫折和不幸,也要尽心尽力地去克服、去解决。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崇高的理想,为子孙后代贡献一点什么。即使我们死了,后人也会记得我们,崇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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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有关司马迁的议论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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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深夜了,司马迁通过天牢的小窗,望着那漆黑的夜。幽蓝的天幕上,不见星也不见月,几处乌云低低地沉着,带着令人窒息的压力。暮秋的风裹着寒气,钻进每个角落,包括司马迁那件破旧的长衫。司马迁拖动着脚镣,走回几块砖堆成的床。金属的撞击声在死一般静的夜里,带着几分鬼魁。床上那盏昏黄的油灯跳动着火焰,拖下长长的抖动的影子,似乎加重了黑暗。然而挂着的一纸官文仍然可见,金色的字,朱红的印,一切都那么清晰。是的,这就是司马迁的命运。日出之前,他必须做好选择。是死,用一腔热血去控诉昏君的无道,用高贵的头颅去证明自己的清臼?还是活着——当然是有条件地活着,从此他将成为不完全的男子。司马迁无法遏抑心中腾生的怨怒,昨日朝堂的场景历历在目。当汉武帝在歇斯底里地咆哮时,当满朝文武双股战战时,当李陵一下子从英雄被定性为叛徒时,司马迁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压着。也许是记录历史的职责让他知道,历史必须是真实的。于是他,站了出来,后来的事情证明当时的冲动是致命的。司马迁与李陵并无交好,为了不相识的人而触怒龙颜,这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突然就想到了死,想到了屈原的投江;想到了孤竹君的儿子们在首阳山的遗骸:他想抛弃这个世界,这个昏暗、污浊的世界。决不能屈辱地活着,做一个不完全的男子,便是死,他也应该是个大丈夫。但突然,司马迁在愤怒与激动中沉静下来。父亲临终时那双忧怨的眼睛,让他一下子静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指着案上的书,哽咽着,然后看了他一眼。他理解那一眼的重量与意味着的责任,是的,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史书,属于大汉的书。司马迁在床边坐了下来,闭上眼,沉默了好久好久,他的胸口在剧烈地起伏,他的手指在不停地颤抖……天明的时候,牢外传来一声吆喝:“司马迁,想好了没有?”“想好了,我选择腐刑。”两滴清泪滑落脸颊,司马迁无声地哭了。几千年后,一位诗人说:“真正的勇敢不是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而是为某件事卑贱地活着。”于是一阵秋风呜咽着,吹起《史记》发黄的纸页。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题记  诵读《史记》领略当年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争霸的峥嵘岁月。在许许多多的人物中我偏爱项羽。  读《项羽本纪》心中有一种感动,仿佛穿越时间界限将项羽的影投在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阳如血······项羽,那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盖世风流的伟丈夫!项羽,他不靠显赫的家世,不凭异兆祥瑞,只凭自己的雄才伟略,写下一的大写的“人”。项羽,从不掩饰自己,他有着赤裸裸的征服欲和表现欲,他敢在秦王朝最强大的时候宣称“彼可取而代也!”何等气魄,何等风流!未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他剑杀殷通,夺了军权;他矫杀宋义,夺了领导权;他刺杀怀王,夺了君权;他甚至坑杀二十万降卒,只为巩固政权!何等残酷,何等暴虐!但,我不得不原谅他!战争总是残酷的,战场上没有道理可言,不同的军服就是杀人的理由,能生存就是战场上最残酷但最有用的理由!  可是,项羽又有太多的遗憾。但,可是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觉得刘邦,韩信只能做乱世的配角。  在巨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我仿佛看到了血染征衣的项羽挥戈于千军万马,楚军的呐喊响彻云霄。看书从未有过这样真实的感觉,不知是司马迁传神的笔亦或是那喊声本存在于虚空之中。巨鹿是他的一个起点,那时起他注定是楚人的骄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在项羽的振臂间得到应验。  四年的楚汉相争在垓下本就预言着传奇的陨灭,但项羽却在者终点又舞出绚丽的光华,只是这个终点注定成为楚人的遗憾。霸王别姬,不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四面楚歌,重重包围。而项羽却在诸将领的眼皮底下率众突围,只有项羽才有这般胆识。 二十八人的东城决战尽显英雄霸气。只有项羽才有这般自负。只是一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没有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若非如此,那天的夕阳也定是血染的。  乌江自刎,项羽抛开了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乌骓。战神一般的他便如此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进了乌江,让着江水有了灵魂,江水的咆哮掀起阵阵白涛,冲去了夕阳下最后的残戈······  乌江流水,历史在那里留下来最灿烂的一笔,也留下了项羽的遗憾。项羽让我有了许多感受,不知是感动多余惋惜亦或是惋惜多余感动。总认为他不该如此消亡。他的身旁还有热血的江东子弟,有虞姬,有乌骓,他本可骑马追风,他的自负让人羡慕,但自负却又给他带来了危机。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但,这终究不是故事···  天下终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英雄却是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司马谈的论文对司马迁

每年高考受宫刑数万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的抱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他的信念,“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他的成就

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的赞语中指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氏对《史记》的这三点批评,一直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研究《史》、《汉》学术思想时,一般都立足此三个方面,或是或否,反复辩驳。乾嘉学者对《史》、《汉》两书思想进行比较时,同样非常注意班固对《史记》思想的这一评价,并由此对司马迁、班固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 班固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实际上是混淆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司马谈重道,而司马迁尊儒,二者不能相混。而司马迁重儒轻道与班固以儒为宗没有什么两样。对于班固讥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乾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如梁玉绳认为司马迁写《游侠传》,“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往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决非“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之评,全然不了解司马迁写史的真实用意,是“失事理之平而不得太史公之用心者也”学者在讨论马班思想异同时,从尊儒绌道、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出发,极力抹杀马班二者之间思想的差异,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马、班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登上舞台,百家争鸣之余韵犹存,其思想的包容性很大。而班固生活在儒学神学化的东汉时期,受社会意识环境所决定,班固受正宗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学者对马班异同论有如下几个特点:探讨问题的角度已趋向多样化;自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将司马迁、班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来,围绕《史》、《汉》二书所讨论的史学问题愈来愈多,内容愈来愈丰富。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史学评论原则;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马班异同,一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要么扬马抑班,要么抑马扬班。学者已能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二者的异同优劣,得出较全面、公正的论断,他们所提出的排除私意、平心论事的史学批评原则,也必定成为史学史上一笔重要的财富。开始探讨《史》、《汉》两书相异的深层原因,将马班异同之论引向深入;他们认识到,《史》、《汉》之不同,一是与时势变化有关;二是与迁、固二人做史旨趣不同有关。不能简单地评价《史》、《汉》优劣,应考虑到其成书的背景、作者的旨趣及著述的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历史地、辨证地进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可以说,司马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观

说白了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在高中历史课上老师应该有讲过

司马迁书写《史记》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父亲的遗志,光耀祖德。司马氏远祖家传做世典周史和武将,但自从春秋时司马氏离开周国去往晋国开始,司马氏族逐渐衰落,伴随着家族的没落,世代传承下来的典史意识也逐渐淡化。史官文化早已名存实亡。正当壮年的司马谈决心重振家学,这使他不得不从零研学古文,身负着司马氏的责任,他注定要付出比别人千倍的努力去研读各个领域,谦虚而努力学习道学、易学、天官学等。当家族的使命从司马谈这一代重新被抗起时,也意味着小小的司马迁也注定是这张大旗的守卫者,在父亲的督导下,再加上司马迁对史学的热爱,司马迁十岁便诵读古文,为后来的作为打下基础。做官之前,司马谈在家乡接受私塾老师的教诲,已经具备一些知识基础。入仕之后,不敢将沉溺于官场争斗,而是将振兴家族史学的使命牢记心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学问。在司马谈入仕时,西汉已经拉开了罢黜百家的序幕,由于太皇太后尊崇黄老之学,并没有罢黜道学,但此时的道学已初露衰落之象。司马谈并没有因为黄老之学衰落转而学习时兴的儒学,而是向晚年的黄子学习道学,两人交谈甚欢如鱼得水,黄子毫不保留地讲授学问,司马迁的道学修养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西汉一流的道学家。司马谈并不是守旧一派,自己学习道学的同时也看到了儒学的前景,因而让司马迁向董仲舒和孔安国这样的儒学大师学习。道学素养好的司马谈并没有仅局限于一门学问,他也开始了天文学和易学的学习。

司马迁的论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正是他坚强不屈的品格和对理想的执着,才成就一代史学大家——司马迁。 西汉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有一爱姬名叫随清娱,她是司马迁的红颜知己。随清娱是河北平原人,17岁时嫁给了司马迁。司马迁为了写作《史记》这部书,常常到全国的名山大川去游历、采风和考证史实,随清娱总是陪伴着他,一路上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两个人情深意笃。 后来,当司马迁和随清娱正在陕西华阴游历时,司马迁被召入京师,随清娱一个人留在了陕西。接着,司马迁便身遭大祸,受到了宫刑之辱,但是,他遭辱而不忘著书之志,于是,更加不舍昼夜,废寝忘食,发奋著书。《史记》完成之后,他便病逝于京师。随清娱在华阴闻知司马迁的死讯,也伤心而死。华阴人将她葬在某亭子下,而忘记了她的名字。 据说,唐朝时,褚遂良在华阴做刺史,随清娱就托梦于褚遂良,并将其和司马迁的深情及其生死前后的情形详细表述了一番,褚遂良深受感动,为她修墓,并立石碑,刻其生平所遇于其上。 有一位古人曾经用“艳”、“韵”、“冷”、“香”四个字,来概括随清娱及其一生:随清娱为西汉才女,甚艳。她17岁跟随司马迁游历天下的名山大川,甚韵。后来,司马迁奉召入京,她独处华阴,甚冷。到了唐朝,她的香魂情事又现于颇具才华的名臣褚遂良之手,甚香。

文学价值:《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史学价值:《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和史传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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