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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概念新探，《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期, 第48-55页。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3期，第139-140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9年，第7期，第16-22页。2，哲学起源于希腊说置疑，《学术月刊》，2007年2月,第2期, 第48-55页，另载《拾薪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63页。3，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双重关系探究，《世界哲学》，2008年7月，第4期，第48-60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8年第6期，第19-28页。4，列维纳斯的意义理论与非西方文化，载《列维纳斯的世纪或他者的命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279页。5，圣人不远游?——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的征引，《哲学家》，2008卷，147-167，2009年6月。6，海德格尔论西方哲学启始与古代亚洲思想之关系，《基督教文化学刊》，2007年，第18辑，第88-104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8年第2期，第24-30页。7，海德格尔东西方对话观探微，《求是学刊》2006年，第33卷第5期，第15-24页。8，自我坎陷与另一启始：牟宗三与海德格尔的传统转化观及文化会通问题，《人文论丛》，2006 卷 ，第290-300页。9，《三山论学记》中关于天主观念的文化对话，《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1997年。10，列维纳斯与女性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74-80页。11，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之关系新论，《基督教文化学刊》即刊。12，海德格尔与日本哲学，《亚洲学术》，2008卷，第107-126页。13，列维纳斯关于女性的哲学思考，载《他者哲学——回归列维纳斯》，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第295-325页。14，海德格尔论集置与东西方对话，《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第94-106页。中译英：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 (On Lévinas’s Ethic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5(4): 549-560, 曾出席的国际会议：“论《道德经》中女性气质的原初性”，美国哲学协会年会国际合作委员会特别小组会议，2009年4月8-12日，加拿大温哥华。“列维纳斯与老子对女性主义哲学的贡献”，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年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年7月7-15日。“海德格尔关于其他一些伟大的启始一语的涵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学会年会，美国芝加哥，2007年11月8-10日。“海德格尔对亚洲语言的含糊态度“，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年会，美国加州，2007年6月12-15日。“置疑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深圳大学，中国哲学国际会议，2006年12月13-14日。“从蕴义到他者到“其余一切”：勒维纳斯的意义理论与非西方文化”，杭州国际列维纳斯学术会议，2006年9月11-13日。“道与路： 海德格尔与《道德经》”，第三届国际道学研讨会，基姆湖的女人岛(德国)，2006年5月24-27日。海德格尔关于 “对抗亚细亚” 的思想，美国哲学协会年会，东部分区(纽约)2005年12月26-30日。自我坎陷与另一启始：牟宗三与海德格尔的传统转化观及文化会通问题，第7届国际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武汉)，2005年 9月10-12日。海德格尔关于家与家之间的对话，美国哲学协会年会，太平洋分区(旧金山)2005年 3月23-27日。狮子之语和鱼之乐：维特根斯坦与庄子关于理解动物的观点，夏威夷艺术与人文科学国际学术会议(火奴鲁鲁, 美国) 2005年 1月13-16日。对海德格尔的共在观念的庄子式的回应，美国哲学协会年会，东部分区(波士顿)， 2004年12月26-30日。区分自然语言游戏和人造语言游戏符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精神吗?第27界国际维特根斯坦学术研讨会(维赫塞的克尔克伯格，奥地利)，2004年 8月8-14日。翻译作为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视野中的翻译观， 翻译理论的方法与对象国际研讨会(哥本哈根, 丹麦)，2004年 5月5-7日。
（一） 文艺学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学科起步于1959年创办的“文研班”，当时由周扬任名誉主任，何其芳、何洛为主要负责人。“文研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学术骨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做出了努力。本学科1984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度通过国家重点学科评估，2001年以来还招收、培养了6届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本学科立足于自己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整合学术资源，以文艺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四大研究方向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审美文化两个研究方向为延伸，使整个学科通过优势互补的学术格局达到了新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基础研究方面，本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将最新的理论发展纳入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构。我们在海德格尔诗学、哲学解释学文论、神学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美学与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等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同时，我们也着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潮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拓展。在应用研究方面，本学科参与了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学术平台的建设方面，本学科多次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频繁。本学科还长期主办《马列文论研究》、《问题》、《文化研究》等三种学术集刊，并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两种学术月刊。（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亲手创建，并由胡明扬教授长期主持。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著名学者胡明扬、瞿霭堂、郭锦桴、陶沙、林杏光等均在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学科自创建以来，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语言学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与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一起主办学术辑刊《语言论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该学科语言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主编）、《格辨》（译著）、《词典学概论》、《语法和语法体系》、《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词类问题考察》（主编），郭锦桴《综合语音学》、《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劲松合著），贺阳《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劲松《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骆峰《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建构》等。该学科方言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北京话研究》（主编）、《海盐方言志》、《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谢自立《天镇方言志》，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劲松《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吴永焕《临沂方言志》等。该学科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瞿霭堂《双语和双语研究》，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罗青松《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原则》，张卫国《汉语研究基本数理统计方法》、《ICON教程》、《三种意义、三类定语和三个槽位》、《定语类型和槽关系类型的对应及其对名词语义分析的作用》等。该学科目前有在职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4人。目前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句法语义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科研规划项目1项（“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体研究”）。（三）汉语言文字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和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产生后，吴玉章等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回国，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在数十年的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理论，在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校属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吴玉章校长一度亲任所长，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语言文字研究所，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所现归属文学院。该学科已形成文字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四个分支方向：文字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与历史文化》、《<说文解字>校笺》，冀小军《说甲骨文中表祈求义的“ ”字》、《“刑天”补释》，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试论现代汉字字素》。音韵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陈复华《古韵通晓》（合著）、《汉语音韵学基础》，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 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词汇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宋永培《〈说文〉与文献词义学》、《〈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韩陈其《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汉语词汇论稿》、《汉语借代义词典》，朱冠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视界》、《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语法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古代诗歌语法》，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李林《古代汉语语法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等。该学科历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还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一起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月刊和《语言论集》辑刊。（四）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在1998年以后成为独立建制，逐步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该学科包括两个研究方向：1、传世语言文学文献研究。重要成果有《<说文解字>校笺》、《<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吴梅村年谱》、校注本《欧阳修全集（1-6）》、《古籍阅读基础》等。2、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内容包括文献作者、时代、内容、传承关系的研究；出土文献的校勘、标点、注释；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字典、词典和字形表的编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等。重要成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吐鲁番文书〈苍颉篇〉研究》等。（五）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老一代的著名学者谢无量、冯其庸等。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冯其庸先生1960年代主编的《历代文选》本来是中文系的教材，出版后风靡一时，不断再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古代文学读本。1980年代以后，该学科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冯其庸教授的《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石头记脂本研究》、《论红楼梦思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一批红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红学大师的地位。朱靖华教授则成为苏轼研究界的重要一家，其《苏轼新评》、《苏轼论》、《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等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此外，李永祜教授点校的百回本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誉为最好的整理本；其论文《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1987年获中国《水浒》学会优秀论文奖。吴小林教授则在唐宋散文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王安石传》等。2000年以来，该学科逐渐完成了学术队伍的新老交替，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国古代文论”三个日趋成熟的研究方向，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7项。该学科“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的标志性成果，有蔡锺翔、黄葆真、成复旺历时九年完成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该书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蔡钟翔、成复旺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成复旺的《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艺文理论志》、《神与物游》，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两汉精神世界》，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方回的唐宋诗律学》，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方向上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生命意识》、《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获吉林省优秀社科一等奖）、《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冷成金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隐士与解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诸葛忆兵的《宋代文史考论》、《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述》、《漫说三言二拍》等。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方向上的重要成果，有张国风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儒林外史>试论》、《<儒林外史>及其时代》、《传统的困窘》，叶君远的《吴梅村年谱》、《吴伟业评传》、《清代诗坛第一家》、《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诗》，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等。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可以一直追溯到蔡仪教授1950年出版的《新文学讲话》，它是全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一批文学史教材之一。汪金丁、林志浩两位教授为学科奠基人。1960年，由林志浩教授主编、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问世；1979年，经过修订的同名教材再次出版，同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当时国内大学采用最多的教材。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至1980年代，该学科发展成为国内同专业中少数几个专业方向齐全、梯队整齐并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群体。1981年，该学科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共招收了二十余批硕士研究生，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的硕士研究生。2002年后，开始招收“现代文学思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6年后，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三个专业方向。1960-1980年代，该学科较有优势的研究领域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研究”。其中，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林志浩的《鲁迅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另外，还有赵遐秋《中国现代小说史》、《徐志摩传》、张慧珠的老舍研究、阎焕东的郭沫若研究、马德俊、王清波的中国新诗史和当代诗歌研究等等。这些成果，都为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5年后，该学科开始进行新老队伍的交替，在任教师全部拥有文学博士学位。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该学科又增设了“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中国新诗史”、“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囊括本学科三个专业方向、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队伍。19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又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其中程光炜《艾青传》、《文化的转轨》、《中国当代诗歌史》，李今《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三十年代俄国文学“汉译”》等著作，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被许多相关论文经常引用和转述；孙民乐、姚丹和张洁宇等年轻学者的著作《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变革》、《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活动》、《荒原上的丁香》等，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另外，该学科老师联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学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先后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一五教材”，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和多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教材和考研参考书，并被日本、韩国、台湾的一些大学列为教材和参考书。王家新教授为全校学生和本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外诗歌欣赏”、“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成为该学科新近增加的“创造性写作”课程中的亮点之一。该学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含重点）4项。其中，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核心学术杂志“年度优秀论文奖”2项。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缪朗山、赵澧、茅于美、王金陵等老一代学者在1960年代建立，当时是国内最早培养导师制研究生的单位，并于1963年开始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研究生，1981年又成为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世界文学”硕士点之一。1996年以后开始招收“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向或专业的博士生；2005年建立独立的博士点；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该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比较文化与艺术批评”等三个研究方向已经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一支精通外语（包括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等语种）、学有专攻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队伍。该学科在任全部教师，均有在国外长期学习或从事研究的经历，其中3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完成的学术成果中，包括英文著作2部、德文著作1部、A&HCI检索论文5篇。同时该学科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9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获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6项；主办学术辑刊《基督教文化学刊》（已出版18辑并自2005年9月起被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对话》（已出版2辑），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该学科在西方原典译介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章安祺编订的《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赵澧、徐京安、黄晋凯等主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章安祺、杨恒达翻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近些年杨恒达主译的《尼采文集》，杨慧林主编的“西方文学与基督教书系”、“当代诠释学译丛”，王以培翻译的《兰波作品全集》，夏可君编译的《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等。该学科在文学史与文论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赵澧、黄晋凯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章安祺、梁坤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杨慧林、黄晋凯合著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六届外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梁坤《20世纪俄语作家史论》、《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范方俊《20世纪中外现代戏剧》，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获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在此基础上，杨慧林、章安祺、黄克剑、耿幼壮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建设”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该学科还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相对优势，分别从艺术学和宗教学的视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题研究论著系列。如杨慧林《神学诠释学》、《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移动的边界》、《废墟中的记忆》，杨恒达《诗意的叛逆》，耿幼壮《视觉·躯体·文本》、《破碎的痕迹》、《书写的神话》，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论基督教的大与小》，夏可君《幻像与生命》等。在专题研究方面的外文成果则有杨煦生Immanente Transzendenz: Eine Untersuchung der Transzendenz-erfahrung in der antiken chinesischen Religiositat mit Berucksichtigung des Konfuzianismus（德国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04），杨慧林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美国 M E Sharpe, I, 2004）、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co-edited, 美国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等。（八）电影学为适应当代影视文化的新发展格局，文学院在原有文艺学学科基础上重新整合影视与新媒体艺术研究力量，于2004年12月成立了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该学科在2007年2月正式获得电影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从2008年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该学科拥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该学科是文学院最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影视和新媒体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潘天强、许鹏教授等都曾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中青年教师陈阳博士、孙柏博士等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科研究立足于影视基础理论和批评，在坚实的史论以及批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追踪当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视听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关注并追踪以视听媒体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式的传播与发展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上述文化现象的症候、特性并及时从理论的高度上给予深入的总结。该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学科教师出版专著和教材有《新编西方电影简明教程》（教育部审定研究生教学用书，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新媒体艺术论》（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电视剧：文学与艺术间的行走——90年后电视剧问题研究》，《丑角的复活——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等。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如：“电影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网络文艺的传播机制与审美特征”（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等。本学科有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 电影史和电影理论该方向涉及电影史和电影理论两方面的知识体系，电影史包括中国电影史以及港澳台华语电影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及当代的美学特征，外国电影史包括西方电影史以及国别电影史的各个阶段和当代电影的发展状态，东方电影史及其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电影的研究作为空白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理论涉及电影自身的理论阐释和争论以及相关学科对电影理论的美学阐释。* 研究方向二 影视批评与制作研究 该方向一、从美学、文学、思潮、图像、受众等不同视角对电影电视批评、鉴赏作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并探讨其美学标准和审美特性。二、制作理论包括：（1）电影电视的剧作理论如文学性、原创性、叙事性、剧作构成、视像剧作的特性等。（2）影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论研究，包括管理、法规、宣传、策划、生产、销售、统计等。* 研究方向三 影视与新媒体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表明该方向以影视为基础关注更高和更广义的研究层面，如意识形态、政治学、历史学、符号学、现象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影视与新媒体表明该方向的研究范围着重以影视的新的传播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网络、数码技术、动漫、游戏、语言转换、双向互动等。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学术——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目标。以学生为本、德才并重，以学人为本、知行合一，以学术为本、教学与科研互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潜心持守的教育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永远敞开自己，迎接天下英杰、八方才俊。
梅花妆 远游隆冬未雪、空地梅花，一年返尘嚣。问远山春早、冰心瑞雪，素面迎风、初叶选晴天。茜纱梦境收胭脂、文字百年刻画。兀自三秋那一场，飘零无过、快意失约。远古心思模糊，周遭人物失真。搁浅江湖多少，耽搁多久相逢。别云绕道凤凰城、锦绣空想。相思求证泪阑干，已往琴声悠扬。 玉坠香雪海、春晖摇曳，纵心扉。更远听傍晚、春声。缤纷写意、径自迷离，镌眉间。清姿五瓣分新烟，笑融融薇暖额头。忘我心悠，渐渐千年、醒目翩翩。万古青春这一结，不止为君。浪迹天涯失语，只顾程程风雪。四海钟情若无助、一身身兮。如月照旧、飞白冷落青丝，补个梅花妆。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期刊（按照影响因子排序）有：《法学家》《人口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情报资料工作》《政治经济学评论》《公共管理与政治评论》《社会学评论》《教学与研究》《社会建设》《档案学通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清史研究》《开发性金融研究》《朝阳法律评论》《成人高教学刊》《创新人才教育》《道教学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俄罗斯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报告》《法律文化研究》《国学学刊》《基督教文化学刊》《经济法学评论》《酒史与酒文化研究》《林业经济评论》《人大法律评论》《儒学评论》《社会保障研究》《世界政治研究》《唐宋历史评论》《土地经济研究》《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新史学》《新闻春秋》《证券导刊》《证据学论坛》《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国公共史学集刊》《中国合作经济评论》《中国金融学》《中国苏轼研究》《中国乡村研究》《中国政治学》《中国主持传播研究》《宗教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宗教类出版物不得超过几本如今。不能带携带一本也不可以，宗教类出版物是不允许入境的。
《中国民族报》辟有“要闻”、“综合新闻”、“经济”、“教育”、“环球”、“理论”、“时空”、“人物”等专版及《宗教周刊》和《文化周刊》。共推出100多个特色精品栏目。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可读性强，视觉美感好。 “要闻”、“综合”等8块专版集中报道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与进展，宣传新世纪民族工作领域重大事件、政策法规、模范人物及辉煌成就，刊发民族学、人类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展示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新成就及民族中小学办学特色，反映民族地区民品、民贸、民族医药的经济发展动态与近况，关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中遇到的突出困难与问题，回应民族地区特困群体的现实需求，探索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经验与路径。 《宗教周刊》共4块版，分别是“新闻”、“理论”、“圣迹”、“文化”。该周刊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及民间信仰为报道对象，追踪境内外宗教重大事件及重大活动，透视当代宗教学术领域的理论热点，揭示宗教教义、宗教礼仪、宗教习俗、宗教节日、宗教音乐、宗教建筑等知识背景，解析各大宗教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化周刊》共4块版，分别是“文化”、“关注”、“品味”、“视野”。该周刊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主轴，以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及文化历史轨迹为经线，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俗风情、民间习俗、民间音乐、民间歌舞、民间服饰、民间节日、民间建筑、民间艺人及民族地区的地域风貌等为纬线，全面展示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时代风貌。《中国民族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周二为对开8版；周五为对开12版。第01版：头版第02版：新闻·综合第03版：新闻·社会第04版：民族发展30年第05版：环球第06版：理论第07版：时空第08版：专题第09版：文化周刊第10版：观察第11版：生态第12版：旅游·休闲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采的佛教 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盘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基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议》、《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归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灵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学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 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潮湿音》（注释：为民国最著名的佛教刊物，创刊于一九二0年一月，太虚、唐大圆等人曾为其编辑。该刊内容丰富，中外、新旧佛学一并介绍，尤大力倡导佛教革新。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陆停刊，共出版地下十卷。）《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佛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一九一二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九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座谈会。一九三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验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样成立头五年，著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右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著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三辑，共三百余卷，收佛典五十余种。一九四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一九五二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武昌佛学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一九三二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二二四二八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的之地，为僧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说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书。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佛学研究的兴盛。先谈佛教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地传统佛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大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四十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居士的佛学研究。这又以欧阳渐、吕澄、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澄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源流加重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积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分对佛教进行过研究。 梁启起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辩伪方法：注意地理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动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能了解，考证出《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也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怕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著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乾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矫饰和装腔作势（注释：转引自耿云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月版。）。” 民国佛教繁荣的又一个表现，是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教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盘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注释：邢定云<现今文明生活之彻底的观察及提倡佛化之必要>，《佛化新青年》第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二月。）。 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结总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教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于这些，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论及。 民间佛教。当时禅宗、净土寺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人物。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盘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注释：极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四五页。）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新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七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注释：胡朴安《中华全民风俗志》下篇卷七，第一四页。）。 寺庙中的和尚、比丘尼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真是别有洞天”（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三页。）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共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花、献灯、献涂、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无宝、金戒指、金手镯、裴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潮流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名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一九0六年，教团有八十二个，宣教师有三、八三三人，信徒十余万人。一九一三年，宣教师就增于五、三九四人，信徒则达二四五、九五九人。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新教教会有七二八一个，信徒达百万余人（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七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而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六年约有二百八十万人（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二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版。）。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等。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一百所，女子中学有九十五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所，共计二五九所，学生五万余人。教会大学有十五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藏自治区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领南大学。教会书局有一三0家，仅一九三五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四千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史文杂志有二一一种，英文杂志有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三八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一九三七年达二七一家。虽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经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中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纯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先谈天主教的中国化。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以天主教会做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九一九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注释：德祖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六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中国的天主教地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一九二二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化中国教区为十七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一九二六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六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六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议、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一九三三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一九三六年，做主教中国天主教人士已尼达二十三人。 与引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已达到五千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常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一九二八年八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时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公社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其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注释：《教务杂志》，一九二九年一月。）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而喻的。当时，军队占住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其本能得到保证。 下面介绍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终一九二二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做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呈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推扩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转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注释：《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一九二二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汉”、“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选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另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接著介绍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另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一九二0年有八十多所，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十多所，一九四0年有六百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一千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苏教会”等（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八二～八四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降这些不平等条约。如一九二五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中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于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当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会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九二七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六百多所，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二百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的影响，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会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经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家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已”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很类似，皆可与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乾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基督教的仪轨，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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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概念新探，《学术月刊》，2009年3月,第3期, 第48-55页。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3期，第139-140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9年，第7期，第16-22页。2，哲学起源于希腊说置疑，《学术月刊》，2007年2月,第2期, 第48-55页，另载《拾薪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63页。3，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双重关系探究，《世界哲学》，2008年7月，第4期，第48-60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8年第6期，第19-28页。4，列维纳斯的意义理论与非西方文化，载《列维纳斯的世纪或他者的命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279页。5，圣人不远游?——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的征引，《哲学家》，2008卷，147-167，2009年6月。6，海德格尔论西方哲学启始与古代亚洲思想之关系，《基督教文化学刊》，2007年，第18辑，第88-104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8年第2期，第24-30页。7，海德格尔东西方对话观探微，《求是学刊》2006年，第33卷第5期，第15-24页。8，自我坎陷与另一启始：牟宗三与海德格尔的传统转化观及文化会通问题，《人文论丛》，2006 卷 ，第290-300页。9，《三山论学记》中关于天主观念的文化对话，《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1997年。10，列维纳斯与女性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74-80页。11，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之关系新论，《基督教文化学刊》即刊。12，海德格尔与日本哲学，《亚洲学术》，2008卷，第107-126页。13，列维纳斯关于女性的哲学思考，载《他者哲学——回归列维纳斯》，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第295-325页。14，海德格尔论集置与东西方对话，《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第94-106页。中译英：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 (On Lévinas’s Ethic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5(4): 549-560, 曾出席的国际会议：“论《道德经》中女性气质的原初性”，美国哲学协会年会国际合作委员会特别小组会议，2009年4月8-12日，加拿大温哥华。“列维纳斯与老子对女性主义哲学的贡献”，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年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年7月7-15日。“海德格尔关于其他一些伟大的启始一语的涵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学会年会，美国芝加哥，2007年11月8-10日。“海德格尔对亚洲语言的含糊态度“，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年会，美国加州，2007年6月12-15日。“置疑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深圳大学，中国哲学国际会议，2006年12月13-14日。“从蕴义到他者到“其余一切”：勒维纳斯的意义理论与非西方文化”，杭州国际列维纳斯学术会议，2006年9月11-13日。“道与路： 海德格尔与《道德经》”，第三届国际道学研讨会，基姆湖的女人岛(德国)，2006年5月24-27日。海德格尔关于 “对抗亚细亚” 的思想，美国哲学协会年会，东部分区(纽约)2005年12月26-30日。自我坎陷与另一启始：牟宗三与海德格尔的传统转化观及文化会通问题，第7届国际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武汉)，2005年 9月10-12日。海德格尔关于家与家之间的对话，美国哲学协会年会，太平洋分区(旧金山)2005年 3月23-27日。狮子之语和鱼之乐：维特根斯坦与庄子关于理解动物的观点，夏威夷艺术与人文科学国际学术会议(火奴鲁鲁, 美国) 2005年 1月13-16日。对海德格尔的共在观念的庄子式的回应，美国哲学协会年会，东部分区(波士顿)， 2004年12月26-30日。区分自然语言游戏和人造语言游戏符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精神吗?第27界国际维特根斯坦学术研讨会(维赫塞的克尔克伯格，奥地利)，2004年 8月8-14日。翻译作为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视野中的翻译观， 翻译理论的方法与对象国际研讨会(哥本哈根, 丹麦)，2004年 5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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