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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5月8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1934年，与谭其骧创办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次年年成立禹贡学会。1935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期间口述历史，后由何启君编成《中国史学入门》一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1980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顾颉刚传略 顾颉刚(1892—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论语》2、《三国演义》罗贯中《红楼梦》曹雪芹《呐喊》鲁迅《女神》郭沫若《子夜》茅盾《家》巴金《雷雨》曹禺《围城》钱钟书谈美书简》朱光潜《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歌德谈话录》艾克曼《巴黎圣母院》雨果《欧也尼*葛朗台》巴尔扎克《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复活》列·托尔斯泰《普希金诗选》普希金《老人与海》海明威《泰戈尔诗选》泰戈尔
顾颉刚 (1893～1980)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①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同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他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 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他把考定古书著作的时代作为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墨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战国策》等书的著作时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订。他在观看各种戏剧和搜集整理歌谣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性，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传说的变迁。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香会、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也作了调查研究。他又热心于创办研究民俗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大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1936年又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此外,他亦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同时,他又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 1949年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极富，已出版的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苏州史志笔记》、《西北考察日记》、《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选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
1893年5月8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1934年，与谭其骧创办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次年年成立禹贡学会。1935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期间口述历史，后由何启君编成《中国史学入门》一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1980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顾颉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家
“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 其中也有其他谣言
封建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拥兵自重，地方割据。究其原因乃是王权衰落。也正因此才形成了我之前常提到的西方历史两权分立，即王权和神权的对峙。然而实际上，神王两权的对峙，所依凭的实际上是大地主，因为土地带来财富，从而组建军队。（所以封建教会从来都是大地主，而宗教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没收教会地产。） 也正因为如此，王权神权之间常常要和众多领主（大地主）之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的模式和仪式就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议会（英国）或者共和（法国）（关于这个演变，实际上是新兴的阶级在经济上占有了优势地位，代替了原有的地主阶级，还记得我说的穿袍和佩剑两种贵族么？王权视其力量强弱进行不同程度的妥协，一般认为，英国的封建制度比较不牢固，所以妥协较大，成为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法国的封建制度中王权强大，所以妥协较小，最终招致革命，建立共和）。反观中国，秦始皇的过早统一使得中国的王权变得空前强大，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们的历史向西方一样演进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王权的空前强大，使得王权可以依靠其政治权利直接获取财富，组建军队（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这样的结果是妨碍了本来应当作为割据势力经济来源的商业贸易的正常发展，所以你注意看中国的城市功能也同外国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城市最重要的功能都是商业中心，其出现是由于商人聚居，商业逐渐繁荣形成的，他们在两权分立的斗争中，是王权坚定的支持者。（这中间又涉及到割据势力限制商业发展，所以商业城市往往在割据之间出现，这也是你看许多史诗类故事中提到的“自由都市联盟”一类的名词，就表示这些城市不受到领主管辖，而通过其经济优势，自行组织武装力量，同时有可能效忠王权。这种情况在西方史中是很普遍的，这个扯远了。）在中国，城市的功能首先是驻兵，是军事中心。军队的维持相当程度依靠中央财政，这就不能有力促进城市商业的发展，同时军队作为城中的特权阶层，往往破坏公平交易这个商业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所以商业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这也应当是中国资本主义迟迟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关于城市功能，日本和中国类似，如果玩太阁立志传，就可以发现在战国时期，日本的城是用来驻兵，而贸易则需要到一个被称为“町”或者“界”的地方。） 由此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确实不同于西方所说，故而钱穆用四民社会来尝试解说。 另外关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起源，我查到另外一篇文章《论“礼坏乐崩”与制度变迁》，观点可供参考。 引述一段：一般说来，将“封建”一词视为中国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又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转型期的代名词，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歧义。然而，对于“封建”一词的内涵或概念的理解，古人与今人显然有“文字障”；彼此涵义迥然有别，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有人指出：“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社会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P2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据王国维、顾颉刚二位前辈的考证，“封建”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其意当指周初的“分封建国”，目的在于“以蕃屏周”，“为周室辅”，被分封者主要是周室姬姓及其亲戚，另有功臣、故旧、先圣之后等。“史载周族灭商后，共灭国99，服国652。周族统治者在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和异姓亲属为诸侯，共建立起71国”。（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P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建”乃由“封”而来，“建”字虽亦早见于金文，如“获建鼎”，但其本义与今义差异不大，即指“建国立法”；而“封”一词却有其特定涵义。“封”之本义起始于“丰”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其字形状如“植树于土堆”，而植树在此是为了划界，“封”即表示“起土界”、“疆界”或者说“田界”之意。（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在此，“封”字似乎已有了“界定产权”的朦胧之意；不尽如此，“制度”之意亦由此而来，“制度”几乎成了“封”字的引伸义。依许慎《说文解字·土部》所训：“封，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汉]许慎撰：《说文解字》，P287，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顾颉刚先生认为，在商的后期，封建制度已很完备。（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P329-330，中华书局，1988年版）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议，如许倬云、董书业等均以为，“封建”一事乃周初建国之事，并非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之常制。（参见许倬云：《西周史》，P139-14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董书业：《春秋左传研究》，P12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称，封建制度的产生便是“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这样一种递进的关系；此乃周革殷命后新创之制，周初建立这种新制度的旨意就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P451-480，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此存而不论。如果依此思路来理解“封建”一词的涵义，那么，可以说真正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起始于周代亦未尝不可；这是一种经过层层分封形成的层层隶属而又相对独立的“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至于Marjia提到的manorialism，我想是否是西方一度出现的拉蒂分丁的经济模式（奴隶制大庄园，应该是西方奴隶制后期的一种过渡经济模式）？我会再加印证。
《古史辨》、《当今中国史学》等等。顾颉刚（8-25），汉族，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江苏人，他的著作太多了；古史辨、中华民族是一个、汉代学术史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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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名人传记和当代高端人物报道为主的期刊，也是国内创办最早的人物传记类刊物，被读者、研究者及业界同行誉为“当代史记”，一度成为很多传记爱好者的案头必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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