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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赤壁之战[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 三 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 考 文 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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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 作 者: 于维雅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 730105893 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 楔形文字 一、苏美尔人与楔形文字 二、楔形文字的特点及表达的语言 三、楔形文字的类型 四、楔形文字的起源 五、楔形文字的“六书” 六、楔形文字的“名称” 七、楔形文字的解读 参考文献 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 古埃及语的历史 古埃及语的研究状况 古埃及语的符号 象形文字书写体系的基本原则 象形文字系统中的表意方式 古埃及文字的演变 象形文字的终结和它的再发现 参考文献 腓尼基字母文字 一、腓尼基和腓尼基人 二、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起源、发展和形成 三、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诞生地 参考文献 圣经语言——希伯来语 一、希伯来语的位置 （一）希伯来语是闪族语系中的一支 （二）希伯来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犹太人心目中圣洁的语言 二、希伯来语的外部特征 （一）方块字母 （二）拼音字母 （三）书写方式与书法艺术 （四）神秘的字母代码 三、希伯来语的内在活力 （一）希伯来语的词根 （二）希伯来语的词变 （三）希伯来语的词汇库 四、希伯来语的历史 （一）古典希伯来语时期 （二）拉比希伯来语时期 （三）中世纪希伯来语时期 （四）现代希伯来语时期 文化传播与阿拉伯语言文字 波斯语言文字与文化 梵语以及梵语的启示 印度语言文字文化 乌尔都语与南亚穆斯林文化、政治 缅甸语言、文字和缅甸文化 越南语言文字概说 泰国语言文字文化 印尼－马来语言文字文化探析 马郎盖·主脚屋·天主教 蒙古语言文字 韩国语的特质及其敬语文化 日语中的汉字与假名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简介: 本书是北大公共选修课《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的教材。作为高校选修课教材，本书是以授课稿为基础编写、修订的。大部分作者（也是授课者）具有十几年的教学、科研经历，力图通过对17种东方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传播的介绍和描述，揭示出使用这些语文字的民族的文化底蕴，即反映东方各民族的思想智慧及其精神价值观，折射出东方文化的特质。
国内最主要的三大刊物：《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 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为夏鼐、 陈梦家。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简报，考古研究的一般性论述，考古工作简讯，考古技术工作，书刊译介，学术动态等。创刊于1955年，原名《考古通讯》。1955～1957年为双月刊，1958年为月刊。1959年改名《考古》，出至1966年第 5期停刊（其中1960年出10期）。自1972年复刊至1982年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初，本是文物局资料室编辑的内部通讯性刊物，内容包括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 3个方面。1951年，编者改为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并公开发行，但有关考古的内容仍然较少。从1956年开始，内容不再包括图书馆方面。1959年改名《文物》，有关考古的文章进一步增多。1966年6月停刊,至1972年复刊，内容改为专一于古代文物，不再刊载革命文物方面的文章。该刊与《考古》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刊登考古发现与研究外，还注重碑帖、书画、版刻和各种传世文物。《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季刊。出版地点北京。夏鼐主编。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第 1册。该刊1947～1949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出版了第2～4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考古研究所编辑,于1952年出版了第5册。1953年改称《考古学报》,为半年刊，至1955年出版了第6～10册。1956～1960年改为季刊,1962～1965年复为半年刊。1960年下半年、1961年和1966～1971年停刊。1972年复刊至1977年为半年刊（其中1972年仅出1期），1978年起重新改为季刊。其他：刊名 创刊日期 出版频率 主办单位 附注考古与文物 1980年1月 双月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华夏考古 1987年7月 季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年 1967-1972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于1957年创刊英文版季刊，刊名为Vertebrata PalAsiatic, 1959年创刊中文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两刊合并，刊名沿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1966和1973年均只出版了两期），1984年起刊名改为《古脊椎动物学报》江汉考古 1980年4月 季刊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学会 农业考古 1981年 季刊 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史前研究 1986年4月20日 季刊，停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 人类学学报 1982年8月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化石 1972年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53年 年刊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编辑委员会 辽海文物学刊 1986年5月 半年刊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辽宁省博物馆 江西文物 1989年8月 季刊 江西省文化厅 由《江西历史文物》与《江西革命文物》合并而成。1992年起改名《南方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 半年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方文物 1985年2月 季刊 黑龙江文物管理局 原名为《黑龙江文物丛刊》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1年10月 1984年11月停刊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改名为《北方文物》 四川文物 1984年1月 双月刊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世界 1999年11月 季刊 山西省文物局 原名为《文物季刊》 文物季刊 1989年5月 季刊 山西省文化厅文物局 1999年11月改名为《文物世界》 中原文物 1981年3月 双月刊 河南博物院 原名为《河南文博通讯》 广东文物 1996年8月 半年刊 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年 双月刊 故宫博物院 博物馆研究 1982年12月 季刊 吉林省博物馆学会，吉林省考古学会 东南文化 1985年10月 月刊 江苏省考古学会 原名为《文博通讯》 文博通讯 1975年5月 1984年停刊 南京博物院 1985年10月改名为《东南文化》 文博 1984年7月 双月刊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1989年6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 鉴赏家 1995年5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鉴赏家》编辑部 收藏 1993年1月 月刊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新疆文物 1985年 季刊 《新疆文物》编辑部 福建文博 1979年8月 半年刊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博编辑组 故宫文物月刊 1983年4月 月刊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文物 2002年2月 双月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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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绣 - 董贞
可以参考《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 作 者: 于维雅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 730105893 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 楔形文字 一、苏美尔人与楔形文字 二、楔形文字的特点及表达的语言 三、楔形文字的类型 四、楔形文字的起源 五、楔形文字的“六书” 六、楔形文字的“名称” 七、楔形文字的解读 参考文献 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 古埃及语的历史 古埃及语的研究状况 古埃及语的符号 象形文字书写体系的基本原则 象形文字系统中的表意方式 古埃及文字的演变 象形文字的终结和它的再发现 参考文献 腓尼基字母文字 一、腓尼基和腓尼基人 二、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起源、发展和形成 三、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诞生地 参考文献 圣经语言——希伯来语 一、希伯来语的位置 （一）希伯来语是闪族语系中的一支 （二）希伯来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犹太人心目中圣洁的语言 二、希伯来语的外部特征 （一）方块字母 （二）拼音字母 （三）书写方式与书法艺术 （四）神秘的字母代码 三、希伯来语的内在活力 （一）希伯来语的词根 （二）希伯来语的词变 （三）希伯来语的词汇库 四、希伯来语的历史 （一）古典希伯来语时期 （二）拉比希伯来语时期 （三）中世纪希伯来语时期 （四）现代希伯来语时期 文化传播与阿拉伯语言文字 波斯语言文字与文化 梵语以及梵语的启示 印度语言文字文化 乌尔都语与南亚穆斯林文化、政治 缅甸语言、文字和缅甸文化 越南语言文字概说 泰国语言文字文化 印尼－马来语言文字文化探析 马郎盖·主脚屋·天主教 蒙古语言文字 韩国语的特质及其敬语文化 日语中的汉字与假名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简介: 本书是北大公共选修课《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的教材。作为高校选修课教材，本书是以授课稿为基础编写、修订的。大部分作者（也是授课者）具有十几年的教学、科研经历，力图通过对17种东方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传播的介绍和描述，揭示出使用这些语文字的民族的文化底蕴，即反映东方各民族的思想智慧及其精神价值观，折射出东方文化的特质。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天道与人文·二、古今气候变迁考》4 竺可桢 池月山云/知识小品/《天道与人文》 论著选载113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刘献廷(1648—1695)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近3000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当时作者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处根据作者修改后的刊本，节录“前言”与“结论”，有删节。 20世纪初期，奥地利的汉恩(J．Hann)教授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60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1955年，《天文学报》发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18世纪以前的90个新星。这篇文章出版以后，极为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所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两卷《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包括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之间的1180次大地震。这一工作除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以外，中外地震学家都非常欢迎这两卷书。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把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近5000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40或50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根据当时奥地利的汉恩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地方做了30年的温度记载或40年的降雨记载，我们就能给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代表历史上过去和将来若干世纪的温度和雨量。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对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结论：(1)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3)在每一个400年至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年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5℃—1℃。(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布鲁克斯(C．P．E．Brooks)是20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3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12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12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13世纪才寒冷下来。如17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50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10000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5000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图)，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图中温度0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天道与人文·二、古今气候变迁考》4 竺可桢 池月山云/知识小品/《天道与人文》 论著选载113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刘献廷(1648—1695)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近3000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当时作者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处根据作者修改后的刊本，节录“前言”与“结论”，有删节。 20世纪初期，奥地利的汉恩(J．Hann)教授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60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1955年，《天文学报》发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18世纪以前的90个新星。这篇文章出版以后，极为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所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两卷《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包括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之间的1180次大地震。这一工作除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以外，中外地震学家都非常欢迎这两卷书。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把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近5000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40或50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根据当时奥地利的汉恩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地方做了30年的温度记载或40年的降雨记载，我们就能给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代表历史上过去和将来若干世纪的温度和雨量。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对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结论：(1)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3)在每一个400年至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年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5℃—1℃。(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布鲁克斯(C．P．E．Brooks)是20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3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12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12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13世纪才寒冷下来。如17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50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10000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5000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图)，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图中温度0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
养蚕缫丝
蜀绣 - 董贞
可以参考《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 作 者: 于维雅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 730105893 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 楔形文字 一、苏美尔人与楔形文字 二、楔形文字的特点及表达的语言 三、楔形文字的类型 四、楔形文字的起源 五、楔形文字的“六书” 六、楔形文字的“名称” 七、楔形文字的解读 参考文献 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 古埃及语的历史 古埃及语的研究状况 古埃及语的符号 象形文字书写体系的基本原则 象形文字系统中的表意方式 古埃及文字的演变 象形文字的终结和它的再发现 参考文献 腓尼基字母文字 一、腓尼基和腓尼基人 二、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起源、发展和形成 三、腓尼基字母文字的诞生地 参考文献 圣经语言——希伯来语 一、希伯来语的位置 （一）希伯来语是闪族语系中的一支 （二）希伯来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犹太人心目中圣洁的语言 二、希伯来语的外部特征 （一）方块字母 （二）拼音字母 （三）书写方式与书法艺术 （四）神秘的字母代码 三、希伯来语的内在活力 （一）希伯来语的词根 （二）希伯来语的词变 （三）希伯来语的词汇库 四、希伯来语的历史 （一）古典希伯来语时期 （二）拉比希伯来语时期 （三）中世纪希伯来语时期 （四）现代希伯来语时期 文化传播与阿拉伯语言文字 波斯语言文字与文化 梵语以及梵语的启示 印度语言文字文化 乌尔都语与南亚穆斯林文化、政治 缅甸语言、文字和缅甸文化 越南语言文字概说 泰国语言文字文化 印尼－马来语言文字文化探析 马郎盖·主脚屋·天主教 蒙古语言文字 韩国语的特质及其敬语文化 日语中的汉字与假名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简介: 本书是北大公共选修课《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的教材。作为高校选修课教材，本书是以授课稿为基础编写、修订的。大部分作者（也是授课者）具有十几年的教学、科研经历，力图通过对17种东方语言文字的产生、发展、传播的介绍和描述，揭示出使用这些语文字的民族的文化底蕴，即反映东方各民族的思想智慧及其精神价值观，折射出东方文化的特质。
终身教育的理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提出的。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在一次关于成人教育的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建议把终身教育作为各国今后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这是第一份提出终身教育理念的国际机构的文件。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图书大会上正式提出阅读社会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阅读无国界，更无分贵贱。全世界各地的读者，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共享读书的快乐与满足。一如世界读书日主旨宣言所说：“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阅读的好处：1、丰富、提升自我：经常读书不仅可以提升心境，还可以丰富、提升自我。2、增加知识：经常读书，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文化修养，还可以增加大量知识。3、增加词汇量：经常读书，可以增加我们的词汇量，从而写出优美的文章。4、拓宽视野、提升价值：读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既可以拓宽视野，又可以提升人生价值。
保罗朗格朗
终身教育的理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提出的。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在一次关于成人教育的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建议把终身教育作为各国今后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这是第一份提出终身教育理念的国际机构的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6日在伦敦通过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1972是“ 国际图书年”（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1972年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