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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宇生于1962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的一个航天世家，1980年考入炮兵技术工程学院。1990年，转业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1993年开始参与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与试验。1999年开始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副总指挥。2004年2月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2005年10月12日9时 长征二号F火箭成功发射。[1] 编辑本段刘宇参与航天工作 经历过一番军旅生涯锤炼的刘宇，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航天事业无比的热爱，走进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研究院大门。因为即将从事的工作是一个全新的领 “神箭”总指挥刘宇域，不仅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更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付出，这对于朝气蓬勃、充满干劲的刘宇是良好的机遇，更是巨大的挑战。 长征二号F火箭是一枚有着辉煌成就的“神箭”，在他执掌“帅印”前，已经5次发射，5次圆满成功，并将我国第一名航天员顺利送上太空，实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突破；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队是一支享有极高荣誉的神奇队伍，有着众多闻名中外的“名人”。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如何延续“神箭”的光芒并使之更加璀璨，如何继承前人的辉煌，如何开拓创新等诸多问题，是刘宇上任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同时，他还面临着第五次火箭发射飞行期间发现的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 另一个难题来自火箭的一个关键产品。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后，通过遥测数据发现，火箭上的这台产品有异常现象产生，如不加以重视，有可能给火箭发射带来安全隐患。为了准确定位故障原因，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根据初步分析结果，又进行了故障树分析，之后反复进行验证。 作为总指挥的刘宇非常强调团队观念。长二F火箭研制队伍是一个智慧的集体，每一个人都很优秀，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手。但是载人飞船的顺利升空，不是 航天飞船指挥员刘宇某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成百上千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此，工作中，他注意处理好各有关单位之间和后勤保证等各个职能系统的关系。在试验任务过程中，他也非常注意加强与场区各兄弟发射队及基地间的团结协作。 长征二号F火箭有着很好的设计基础，可靠性、安全性设计和13年研制积累下来的经验加上各级领导的重视与关怀，让刘宇对长征二号F火箭的第六次飞行充满了信心。刘宇常常说，长征二号F火箭及其研制队伍在前任总指挥黄春平的精心管理与带领下，打下了很好的根基，火箭质量越来越可靠，研制队伍也日臻成熟。工作中他充分继承了这些有利条件，并在新的实践工作中，不断提高认识变化、把握变化、推动变化的能力。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竹来扶持”。刘宇上任后，他的前任——总指挥黄春平、总设计师刘竹生等老顾问、老专家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不仅在管理上出谋划策，而且在技术上严格把关。前辈们的扶持和帮助使他很快进入了角色。而他也主动向老专家、老顾问请教，学以致用前辈积累、凝练、经过实践检验固化下来的经验，并活学活用到管理工作中去。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远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刘宇一方面潜心继承老一辈航天人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一方面注重在体制、机制、理念和管理上创新，并鼓励研制人员在技术上大胆创新。与用于发射神舟五号飞船的火箭相比，发射神舟六号的火箭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增加了图像测量系统，这是为了便于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真实直观地观测飞行状态，并为可能出现的故障提供工程旁证。早在论证阶段，刘宇就大力支持并鼓励这个创新的方案，并与刘竹生总师一起从方方面面创造有利条件，确保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们还深入到承担设计、生产任务的厂所，倾听有关专家的意见，查看质量管理文件，并下车间考察生产流程。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图像测量系统的研制工作才得以快速和扎实地开展。 编辑本段管理艺术巧运用 刘宇务实，不善言谈说教，主张说实话、办实事，注重效果，讲求效率，强调高度的执行力。 神舟六号飞船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世瞩目。中央领导曾多次做出重要指示：“神舟六号飞船载人航天飞行，试验内容新，技术要求高，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务必要精益求精，确保成功。”为此，早在出厂测试的时候，刘宇就对如何做好火箭的测试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精心组织，科学管理，确保安全；二是要精心操作，仔细观察，认真判读；三是要发扬传统，团结协作，互相学习。同时，他希望全体参试人员要以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进入发射基地后，他组织研制队伍分解、细化了上百项研制工作要求，并逐项进行检查确认，同时以风险控制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质量工作，通过质量专题复查、双想、举一反三等活动，将各种风险化解到最小，最终做到万无一失，圆满成功。 在工作中，刘宇经常与一线研制人员并肩作战。记得2005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按照发射场的工艺流程，6点钟要在厂房进行飞船和载荷支架对接工作。为此，刘宇顾不上吃晚饭，就早早地来到了厂房，与大家一起加班。按操作规程，当飞船缓慢地起吊并降至距载荷支架上方300毫米处时，两者才能正式对接。之前，火箭发射队的操作人员要对产品的接面进行仔细的检查和清洁，确认无疑后，再由专人指挥，将飞船安全地降落在载荷支架上，然后进行包带组件安装等后续工作。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对接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刘宇一直盯在现场，边认真观察显示屏包带加力的应力变化值，边不时地询问技术状态，平常沉着冷静的脸上时而眉头紧锁，时而笑容微绽。当钟表的指针指向8点多的时候，对接工作顺利完成，忙碌了一天的刘宇才和大家一起饿着肚子赶回住地。 曾经有管理学家提出：管理也是一门艺术。刘宇对此深信不疑。他说把管理与专业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是管理者应具有的一种能力，更是管理者的一种艺术修养。 在管理上，刘宇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提倡张弛有度地工作。不仅有层次、有幅度地明确各级责任，大胆放手让下属开展具体工作，充分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当下属遇到困难时，他主动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指导他们工作。针对不同阶段研制任务的特点和重点，他重点抓主要矛盾，以点带面，推动研制工作向前开展。为此，他常常和总师及设计人员们在一起，对随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记得在2005年3月的一次试验中，做试验的那几天正赶上刮大风，天气非常寒冷。由于试验的需要，研制人员必须兵分两路，同时工作。于是，刘宇与院领导、相关设计师系统人员研讨后，做出统筹安排：一部分设计人员与火箭总装厂生产工人一起在院里进行生产和试验的准备，他与当时任副总师的荆木春赶往外地某厂联系试验需要的零件。这样院内、院外两条战线同时展开，确保了试验及时而顺利地进行。 众所周知，航天产品是集众多高新技术于一体的复杂产品，每一枚火箭，其组成的零部件都数以万计。保证每个零部件的质量对全局至关重要，一根导线、一个焊点、一个元器件的故障，都可能使数亿元的投资和几十万人的汗水付诸东流。而且从研制、生产，到飞行试验，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严密复杂的程序，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使整个系统无法顺利运行。没有全局观念，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制度，要想完成型号研制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刘宇在工作中非常注重做好综合平衡，努力抓好系统间接口关系的协调和工作落实，以确保型号工程在研制进度、科研经费、技术指标、协作配套等多方面的有机衔接和协调。他还紧密结合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和队员的思想实际，运用各种形式引导技术人员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确保行政和技术两条指挥线的畅通无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智攻关，确保研制工作的高质量。他按照载人火箭“三高”的质量要求，结合研制过程中发生的质量问题，及时组织各种会议，研究分析质量形势，明确研制工作的重点；通过质量问题的典型案例，剖析造成问题的原因，制定改进措施；按载人火箭的技术条件，认真做好产品验收，对存在缺陷的产品决不放过。同时，依据关键链进度技术的原理和多年的实践经验，抓住研制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关键，牢牢地控制住少数瓶颈产品的进度，创造条件改进这些“瓶颈”环节，保证整个系统的工作满足工程大总体的进度要求，火箭的各项工作日趋成熟、日趋规范。 在实际工作中，刘宇坚持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特别注意了解和关注具有接口协调关系的系统和单位，提前加以控制并采取措施，努力通过细致的协调工作来保证计划的按时完成和争取更多的研制周期。凭着多年的指挥调度工作中总结出的丰富经验，刘宇经常巧妙地组织试验生产，灵活运用计划流程图等科学的管理方法，积极预测和发现研制生产中的薄弱环节。 团队观念，是刘宇强调的一种管理理念。他说，长征二号F火箭研制队伍是一个智慧的集体，每一个人都很优秀，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手。但是载人飞船的顺利升空，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成千上百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此，在工作中他注意处理好各有关单位之间，行政、技术、物资、质量、思想政治和后勤保证等各个职能系统的关系。载人航天工程规模大、系统多、协调关系复杂，而发射试验队只是一个临时组织，它由来自多个系统、不同单位的参试人员组成，少则一百余人，多则三四百人，做好系统间、单位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工作对于圆满完成飞行试验任务非常重要。为此，刘宇在执行试验任务过程中非常注意加强与发射场区各兄弟单位及基地间的团结协作，坚持一切从全局出发，一切从试验任务出发，主动配合，积极协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此外，他还倡导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精神，使总体与分系统之间，老专家、老同志与年轻研制人员之间等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使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完成研制试验任务，为圆满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编辑本段崇尚智慧与快乐 载人航天首飞成功之后，许多知名媒体纷纷把目光投向航天工作者，不知是哪家媒体爆料，火箭研究院出“帅哥”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航天界的一段美谈。作为长征二号F火箭新任掌门人，刘宇也是一位公认的“帅哥”，白面书生型的儒帅，举手投足间充满儒雅而知性的气息。 生活中的他，最崇拜智者。刘宇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前进的步伐不能减缓，更不能停止，只有持续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肩负起载人航天的历史重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优点，特别是那些有智慧的人，身上有许多闪光点，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值得很好地研究和学习。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他都很留心观察周围人身上的亮点，努力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走上总指挥岗位后，他感到有越来越多的知识需要更新和补充，于是他一面学习国内外和航天领域相关的管理知识，一面虚心向总设计师和其他技术人员请教、学习，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此外，经常翻阅过去的笔记和工作总结也是他学习提高的途径之一。古人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遇事经常和同事商量、讨论，也是刘宇学习提高的一种方式。从神舟五号载人火箭发射成功到神舟六号载人火箭发射，这短短两年时间里，为了进一步提高长征二号F火箭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刘宇带领研制人员保质量，保进度，攻克难关，组建了两个攻关小组，在他的主持下，小组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各种相关的技术问题，大家纷纷献计献策，确保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火箭研制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特别是发射前夕，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很难做到临危不乱，乐观应对。工作中的刘宇严谨务实，但是生活中的他却风趣幽默，主张做个“快乐的航天人”。熟悉刘宇的人，经常能看到他或者在聚会的时候为大家高歌一曲，或者趁工作闲暇的时候给大家讲个笑话，不时的小幽默，常常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而缓解了工作压力。 刘宇坦言，过去每当奔赴发射场的时候，总会由于各种原因生一次病，发一次烧。2005年秋，当神舟六号飞船进入发射厂后，他特意加强了锻炼，坚持游泳。他说：“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更重要的是能够带给人灵活机智的头脑、坚定刚强的意志和乐观豁达的心态。” “把工作当做最大的乐趣，把成功发射当做最好的慰藉。永远保持年轻的心，做个快乐的航天人。和‘神箭’一起走过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的人生，因此而丰富、厚重。”刘宇如是说。
大学毕业后，曾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问题研究所工作，从事朝鲜半岛的文化、历史为主的课题研究工作。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国工艺品总公司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从事纺织品的进出口工作，担任部门经理，主要负责向韩国、日本开展出口外销工作。2005年博士毕业后，受聘于韩国东西大学，在国际关系学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韩国学习和工作的十多年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韩经贸关系，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贸易法规，韩国的商贸惯例，韩国商法等。
《历史研究》有两种一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著作二是目前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学科学术期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进入现代史标志，中国是以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作为中国进入现代史标志。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隋唐篇参考书】《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资治通鉴》（隋唐部分）。《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辽宗夏金篇参考书】《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元朝篇参考书】《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明清篇参考书】《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专题参考书】《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现代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世界近代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现代代史开始的标志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准确地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言之，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没有明确区分，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有关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概念。那时候的学者基本上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是同一个含义。这种状况明显地说明了那时候中国近代史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3年来学者们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等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谓中国近代史，胡绳的文章非常明确地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这一主张在这次讨论中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换句话说，是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 当时学术界虽然有这样的认识，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根据这种观点，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最初提出者。他于1947年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前言和目录，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代历史，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这是那时的时代条件使然。 二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又一次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他们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因此，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赓续20世纪50年代的主张，再次明确宣布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李侃、陈旭麓、胡绳、张海鹏等先后发表文章，阐述了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认识，并逐步形成共识。 人们可以看到，1998年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通史类性质的学术著作、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几乎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几乎都以1919年为上限。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它们是：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99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中国警察写的一本简明中国近代史；辽宁大学董守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程》上下册，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王文泉、刘天路主编的《中国近代史》，200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该书编写组集体编写，首席专家是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分期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看法，但应该不会成为主流认识了。 三 目前，虽然近代史学界已基本上统一了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认识，但是在近代史学界内外也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比如，2008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三字经》修订版前言，坚持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开始的传统说法。不久前报载，一本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在台湾出版。报道中引用该书作者的话说：“关于中国近代史，两岸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如在最基本的历史分期上，台湾学界把从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作为近代史，而大陆近代史一般断限在1919年，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史。”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在台湾出版，当然是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值得关注的好事。但是，报道中关于海峡两岸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或称断限)的说法则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台湾学术界的现实，也不符合大陆学术界的现实。从台湾学术界来说，不可能把1949年作为近代史的下限。这是常识，不需要多加解释。从大陆学术界来说，把近代史断限1919年，基本上是1998年以前的事，1998年以后一般不作这样的断限。也许该书的作者还是坚持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断限。 总结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因此，应该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时间的极端重要性。还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这种主张貌似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明确中国近代史包括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时代前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全部近代中国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熟的表现。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取得的重要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希望这个认识能够为学术界的朋友们所接受。
可以在中国知网上订阅《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1]。据2019年第5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刊内页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有编辑4人[2]。据2020年3月31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出版文献2780篇、总被下载659376次、总被引4931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359、（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275[3]。据2020年3月31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载文1817篇、基金论文量为72篇、被引量为2203次，2017年影响因子为12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1990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98年3月调入海南师范学院，任院长、党委副书记。系海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海口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并担任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全国大学生国防教育协会副会长、海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长、海南省孔子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原北华大学校长。
刘真诚老师，现年45岁。擅长国学、书法、周易、姓名学，曾经在金乡县第二中学、济宁学院附高、微山某高中任教。孔子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儒家教学学院客座教授。
有一个叫刘真诚的，是一中文老师，擅长书法、周易、姓名学。
在山东济宁学院附属高中当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