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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要求史论结合基本史实要清楚。先写论题紧紧贴合材料，展开论述（一般答4点，最好围绕论题写得分会高一点）结尾总结与论题相呼应。主要是看史实清不清楚然后是不是根据材料展开论述给分
近十年来清代社会救济问题研究综述[摘 要]社会救济,亦称社会救助,它是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援助,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行为。清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这一时期救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总结,对今后清代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关键词]清代;社会救济;慈善 清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事业也颇为关注,特别是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开展,学界对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成果颇丰。本文试图从总体评价、仓储制度、赈济、社会慈善事业等四个方面入手,对近十年以来国内(不包括港台地区)学术界对有清一代社会救济的研究试作一次回顾总结。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虽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作者本人的能力和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总体研究关于清代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救济史研究中发展迅速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在总体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孙绍聘《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清代的救灾思想、救灾主体在救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救灾信息、资金、物资在救灾资源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救助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在上编中对清代国家政府的社会救助活动、措施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下编则分析了封建国家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衰退,以及民间、工商业领域的社会救助活动。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在第六章、七章中对清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具体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分析,指出清代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慈善救济系统。王子今等编著的《中国社会福利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对清朝政府的福利政策和民间的福利组织进行了论述。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4年)一书对明清时期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民间的慈善事业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述。王卫平、黄鸿山、康丽跃的《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专门探讨了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灾害救助、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等内容,从政策性、制度性的角度研究清代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关于仓储制度的研究仓储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救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社仓、义仓等诸种仓储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平日积粮,在灾年通过赈济、借贷等方式救济灾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备荒体系,在保障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总体论述方面: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一文,从仓储的变迁历程、管理和运营等三个方面,揭示了仓储制度在这一特定区域中的具体落实情况,更进一步清晰地反映出了仓储制度的运作实态。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对清代州县上的各类仓廒的贮粮来源、仓廒的兴建与管理、粜籴办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地方仓廒的社会功能及其在清中期衰落的原因。王水乔的《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则对云南的仓储制度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以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为标志,云南的仓储经历了发展和衰落两个时期。2·常平仓:张岩《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之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起源、建仓方式、宗旨、管理方式、功能等五个方面对清代常平仓与社仓、义仓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常平仓与相关类仓是封建政府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封建政府履行其公共救济职能的一种方式。姚建平《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指出把仓储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是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理念,而在管理方面社仓与常平仓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文字狱案例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的文字狱并不多，“文禁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乾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家灭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禁稍宽”不是说文禁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字大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习，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亲。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国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国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杀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官廉洁且颇有德政，深为康熙所重，此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颇有操守，未必肯为此等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著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 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但仍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成此冤狱呢？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到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最后一个崇祯的儿子（已经七十五岁了）以“他们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诛杀，而且杀了他的全部儿子。这段隐私，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个心病，戴名世居然对此不知忌讳，康熙也只好那他开刀了。 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的命运，可看以下资料： 方苞(1668～1749) 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 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 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 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 《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 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 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 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 。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 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 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 幅进呈乾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 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 、《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告密者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清史稿》载：“……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选李清照的主题就好了
可以评价一下明清时期的帝王或者政策
从清末民初服饰变化看妇女自主意识的增强
王守仁的“心学”怎么样，有深度
封建社会从始至终
从秦朝到大清仅仅用600字完成，怕是小瞧了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和波澜壮阔。
妇好-妹喜;妲己-娥黄|褒姒-太姒西施-姜嫄|王昭君-吕雉、栗姬|貂婵，蔡文姬-吴国太，洛甄，甘夫人、糜夫人|飞燕、合德——长孙皇后——孙二娘—郑氏苏夫人
这个补充，很猛！！！
近十年来清代社会救济问题研究综述[摘 要]社会救济,亦称社会救助,它是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援助,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行为。清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这一时期救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总结,对今后清代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关键词]清代;社会救济;慈善 清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事业也颇为关注,特别是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开展,学界对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成果颇丰。本文试图从总体评价、仓储制度、赈济、社会慈善事业等四个方面入手,对近十年以来国内(不包括港台地区)学术界对有清一代社会救济的研究试作一次回顾总结。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虽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作者本人的能力和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总体研究关于清代社会救济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救济史研究中发展迅速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在总体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孙绍聘《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清代的救灾思想、救灾主体在救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救灾信息、资金、物资在救灾资源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救助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在上编中对清代国家政府的社会救助活动、措施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下编则分析了封建国家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衰退,以及民间、工商业领域的社会救助活动。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在第六章、七章中对清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具体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分析,指出清代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慈善救济系统。王子今等编著的《中国社会福利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对清朝政府的福利政策和民间的福利组织进行了论述。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4年)一书对明清时期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民间的慈善事业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述。王卫平、黄鸿山、康丽跃的《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专门探讨了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灾害救助、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等内容,从政策性、制度性的角度研究清代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关于仓储制度的研究仓储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救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社仓、义仓等诸种仓储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平日积粮,在灾年通过赈济、借贷等方式救济灾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备荒体系,在保障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总体论述方面: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一文,从仓储的变迁历程、管理和运营等三个方面,揭示了仓储制度在这一特定区域中的具体落实情况,更进一步清晰地反映出了仓储制度的运作实态。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对清代州县上的各类仓廒的贮粮来源、仓廒的兴建与管理、粜籴办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地方仓廒的社会功能及其在清中期衰落的原因。王水乔的《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则对云南的仓储制度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以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为标志,云南的仓储经历了发展和衰落两个时期。2·常平仓:张岩《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之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起源、建仓方式、宗旨、管理方式、功能等五个方面对清代常平仓与社仓、义仓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常平仓与相关类仓是封建政府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封建政府履行其公共救济职能的一种方式。姚建平《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指出把仓储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是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理念,而在管理方面社仓与常平仓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撰写的学术论文叫学位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被授予学位的重要条件。 学位申请者如果能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而论文的审查和答辩合格，那么就给予学位。如果说学位申请者的课程考试通过了，但论文在答辩时被评为不合格，那么就不会授予他学位。 有资格申请学位并为申请学位所写的那篇毕业论文就称为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既是学位论文又是毕业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一、学术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二、科学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三、创造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和 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四、理论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 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发表论文审核时间 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怎么写开题报告呢？首先要把在准备工作当中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包括课题名称、课题内容、课题的理论依据、参加人员、组织安排和分工、大概需要的时间、经费的估算等等。第一是标题的拟定。课题在准备工作中已经确立了，所以开题报告的标题是不成问题的，把你研究的课题直接写上就行了。比如我曾指导过一组同学对伦教的文化诸如“伦教糕”、伦教木工机械、伦教文物等进行研究，拟定的标题就是“伦教文化研究”。第二就是内容的撰写。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所谓课题背景，主要指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有的课题干脆把这一部分称为“问题的提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这个课题。比如我曾指导的一个课题“伦教文化研究”，背景说明部分里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伦教作为珠江三角洲一角，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她的文化发展怎么样，有哪些成就，对居民有什么影响，有哪些还要改进的。当然背景所叙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既可以是社会背景，也可以是自然背景。关键在于我们所确定的课题是什么。二、课题研究的内容。课题研究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课题要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我校黄姝老师的指导的课题“佛山新八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以佛山新八景为重点，考察佛山历史文化沉淀的昨天、今天、明天，结合佛山经济发展的趋势，拟定开发具有新佛山、新八景、新气象的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报告及开发方案。”三、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课题研究的目的，应该叙述自己在这次研究中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想要得到的结果。比如我校叶少珍老师指导的“重走长征路”研究课题，在其研究目标一栏中就是这样叙述的：1、通过再现长征历程，追忆红军战士的丰功伟绩，对长征概况、长征途中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什么是长征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2、通过小组同学间的分工合作、交流、展示、解说，培养合作参与精神和自我展示能力。3、通过本次活动，使同学的信息技术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信息素养。四、课题研究的方法。在“课题研究的方法”这一部分，应该提出本课题组关于解决本课题问题的门路或者说程序等。一般来说，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研究方法有：实地调查考察法(通过组织学生到所研究的处所实地调查，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情况和自己要了解的内容设置一些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向相关人员调查的方法）、人物采访法（直接向有关人员采访，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方法）、文献法（通过查阅各类资料、图表等,分析、比较得出结论）等等。在课题研究中，应该根据自己课题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课题研究方法，不一定面面俱到，只要实用就行。五、课题研究的步骤。课题研究的步骤，当然就是说本课题准备通过哪几步程序来达到研究的目的。所以在这一部分里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课题大概准备分几步来完成。一般来说课题研究的基本步骤不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查阅资料阶段、实地考察阶段、问卷调查阶段、采访阶段、资料的分析整理阶段、对本课题的总结与反思阶段等。六、课题参与人员及组织分工。这属于对本课题研究的管理范畴，但也不可忽视。因为管理不到位，学生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有时就会偷懒或者互相推诿，有时就会做重复劳动。因此课题参与人员的组织分工是不可少的。最好是把所有的参与研究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出小组长，由小组长负责本小组的任务分派和落实。然后根据本课题的情况，把相关的研究任务分割成几大部分，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部分。最后由小组长组织人员汇总和整理。七、课题的经费估算。一个课题要开展，必然需要一些经费来启动，所以最后还应该大概地估算一下本课题所需要 的资金是多少，比如搜集资料需要多少钱，实地调查的外出经费，问卷调查的印刷和分发的费用，课题组所要占用的场地费，有些课题还需要购买一些相关的材料，结题报告等资料的印刷费等等。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资金作后盾，课题研究势必举步维艰，捉襟见肘，甚至于半途而废。因此，课题的经费也必须在开题之初就估算好，未雨绸缪，才能真正把本课题的研究做到最好。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历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书籍简介《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编撰人员馆长：赵尔巽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敦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后来添聘者马其昶、姚永朴 、姚永概、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瑞洵、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 （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提调：陈汉第、李经畲、金还、周肇祥、邵章收掌：谢绪璠、黄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澄、胡庆松、刘济、伍元芝、锡荫、张玉藻、金梁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人员信息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遗臣居多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奭良（1851-1930）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文人为主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罗敦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16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关系密切《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93;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清史稿》有关外本和关内本的区别。
《明清社会文化之我见》《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古代科举制度》《刘邦是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女性思想与地位的转变》《谈张居正与“考成法”》《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明清时期的建筑文化》都是我自己想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选李清照的主题就好了
王守仁的“心学”怎么样，有深度
可以评价一下明清时期的帝王或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