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文特·瑟夫:因特网之父 TCP/IP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好似天书中 的符号。就是网虫看了，顶多觉得这几个英文字母眼熟，至于它 在因特网中所起的作用，除了专业人士，没有人会去深究。不过， 在任何一件对人类的生存形态与生活方式会发生影响的事件 背后，总有人具有使命感。TCP/IP的发明人文特瑟夫一直用心思 索，怎样编写主机与主机之间规范语言软件，以实现计算机间 的交流。在一次学术会议的休息时间，突然灵感骤至。瑟夫连忙 拿起一个旧信封在背面胡乱画出个草图。正是在这张普通的纸 上，瑟夫提出了能够连接不同网络系统的“网关”（Gateway）的概 念，为TCP/IP协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瑟夫和另一位学者 卡恩一起构建了TCP，后来又不断将其完善，使TCP成为标准，并 走向世界。瑟夫与同仁的努力，为因特网插上起飞的翅膀。 21世纪的文艺复兴者 与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开拓者相比，瑟夫 无疑是最幸运的。他是绝大多数媒体谈到因特网起源时都要加 以引用的人物。而且尊敬地称他为“因特网之父”。他说：“你应 该清楚这个头衔很不公平，有很多人参与了因特网的创建，我 只是在最初10年里做了一些早期工作。”这不是客套。个人电脑 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因特网更是集体的力量。戴得上“因特网之 父”这顶帽子的人可能不只瑟夫一人，但他戴着，的确问心无愧。 25年前，他与人共同发明了TCP／IP协议，打破了因特网政策的 障碍，将网络从政府学术网转变成革命性的商业媒体，从此引 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今年56岁的瑟夫，担任MCIWorldCom高级副 总裁，负责技术和架构。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只是静待因特网的 爆发性发展，但瑟夫却不，在发表演讲、接受各种荣誉的同时， 他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合作，着手将因特网延伸至 外层空间。 他一生酷爱科幻小说，有着丰富的计算 机知识，有着对人性敏锐的理解，他将这些个人素质混合起来， 大大改善了整个世界的通信方式和知识获取的方式。 “Vinton扮演了许多角色。但他更像是21世纪的文艺复兴者。他部 分是科学家，部分是工程师、哲学家、商人，但最重要的是一名 伟大的启蒙者。”瑟夫多年的老板FredChggs这样评价他。 瑟夫无疑是因特网方面为数不多的权 威之一，1992年他组建了因特网协会，无论在政府社交圈，还是 高科技社区中，瑟夫都是国家级的人物。1997年，他从克林顿总 统手中接过了美国技术勋章。尽管在他身上的荣誉和影响力与 日俱增，但瑟夫仍像过去一样平易近人，保持谦虚态度。 网景的安德森说：“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 上创造业绩”。瑟夫无疑是巨人之一。 1986年后担任CNRI副总裁，1994年再度回 到MCI，负责MCI基于因特网服务的通用网络架构，包括为商业和 消费用户提供数据、信息、语言和视频的集成服务。 1997年，瑟夫所在的MCI公司，想让因特网 具备行星间的通信能力。于是瑟夫着手开发技术，使标准的因 特网能布置到木星、土星、火星和金星等行星和卫星的表面，使 宇宙飞船在太阳系内航行时可以通信。瑟夫表示，离完整的技 术规范还很遥远，但他希望他的基本设计方案能够在近距离的 太空旅行中使用，比如预定于2001年的火星探测计划。 瑟夫的研究成果究竟会给人类带来多 大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定论。 一位有听觉缺陷的工程师的自白 文特·瑟夫出生于1943年6月23日。在洛 杉矶圣费尔南多谷地区上中学时，他与斯蒂夫克洛克认识，并 成为好友。两人都酷爱科学，周未经常泡在一起做三维棋盘成 色彩观察实验。 瑟夫消瘦结实，易动感情、热情外露，他 参加学校的后备军训练队，以逃避体操课。在校内他要么一身 制服，要么穿夹克打领带，还总夹着一个棕色大公文包。当时看 来，这身打扮气度不凡，“我穿夹克打领带是为了让自己与众不 同。虽然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可能很幼稚”，然而令朋友们惊讶 的是，文特的这身打扮从未阻碍女孩子对他的兴趣。他在情场 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人人都说，他魅力不一般。 小时候，他的偶像是父亲。他父亲通过艰 苦奋斗，从一名普通员工升到北美航空公司的高级执行官。瑟 夫的两个弟弟也表现出众，两人踢足球，并轮流担任学生会成 员。瑟夫本人则是书虫，兴趣庞杂、爱好十分广泛，幻想色彩较 浓。化学学得特别好，但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数学。由于是早产儿， 瑟夫出生时听觉有缺陷，必须戴上助听器。他从小到大一直在 设计有助于听觉交流的技巧。他还写过一篇论文，叫“一位有听 觉缺陷的工程师的自白”。 1960年左右，虽然还在念高中，但斯蒂夫 已获准使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计算机实验室。周 未，瑟夫就跟斯蒂夫去。一次实验室大楼已锁，只见二楼有扇窗 开着。“接下去，我就知道文特已站在我的肩膀上。”斯蒂夫回忆 道。 高中毕业后，瑟夫进了斯坦福大学，他父 亲的公司为他提供了四年的奖学金。他主修数学，很快迷上计 算机。“编程让人体味到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创造了一个你 自己的世界，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不管编了什么，计算机总 会照办。它就像一只沙匣，里边每一粒沙子都在你把握之中。” 大学毕业。恰逢IBM招人，他就进了IBM洛 杉矶公司，为一个分时系统搞系统工程研究。很快他就发现自 己肚里的墨水不够，瑟夫就投到他论文导师爱斯金的门下。当 时爱斯金与ARPA签有研究协议，研制一台超级计算机，专用于监 测另一台机器上的程序执行情况。这成了瑟夫的论文课题。1968 年夏，斯蒂夫在UCLA和瑟夫一道工作，标志着他俩从此与计算机 网络结下不解之缘。 1968年秋，该课题转至克兰罗手下，他用 ARPA拨来20万美元设立网络测试中心，负责ARPA网计划中大部 分机器性能测试和分析工作。克兰罗召集了40名学生为他干活， 瑟夫和斯蒂夫无疑是其中的老大。另外还有乔波斯德尔。 瑟夫的妻子希格里是插图画家，3岁时 耳朵就全聋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他们的助听器推销商精 心策划的。让两人不期而遇，一见钟情。饭后，两人一起去了艺 术博物馆。瑟夫从未受过艺术方面的训练，但他也表现出浓厚 兴趣。在康定斯基的大型作品前，他伫立良久，最后冒出一句： “这画真像一只巨大的新鲜汉堡包。” 一年后的1966年，俩人结婚了。斯蒂夫自 然是傧相（几年后两人又互换了一次角色）。婚礼开始前几分钟， 奏婚礼进行曲的录音机卡了壳，这位傧相和惊慌失措的新郎赶 紧躲到圣坛边的小房间里，发动特长，将机器修好。由于听力缺 陷，两口子说悄悄话都像吼叫。 为因特网插上起飞的翅膀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编写主机—— 主机规范语言软件，以实现计算机间的交流。1968年夏，ARPA网 四个网点的一小群研究生聚在一起，谈论ARPA网。不久，他们开 始自称为“网络工作小组”（NWG），聚集全国通信编程人员中的 精英，为联网主机的操作规范达成统一意见。他们创造出了一 系列新术语，比如“协议”（Protocol）。但前几次会谈并无实质性进 展。 转眼到了1969年底，NWG还未拿出规范 语言。为了在12月交差，小组拼凑赶制出一份Telnet，用于远程上 网，但功能有限，比较基础。 真正的革命突破留给了瑟夫和鲍勃·卡 恩。1970年初，他碰到BBN公司的主持中介信息处理器安装调试 的硬件专家鲍勃·卡恩。两人一见如故，一起在UCLA做测试。卡 恩需要什么软件，瑟夫马上玩命把它编出来。他俩为电脑网络 间的协调问题绞尽脑汁，看怎样将不同的网络焊接得天衣无 缝。 1973年春天，瑟夫去旧金山大饭店参加 会议。在休息室过道里，等候下一轮会谈。突然灵感骤至，连忙 拿起一个旧信封在背面胡乱画起来。正是在这张普普通通的纸 上，瑟夫提出了能够连接不同网络系统的网关(Gateway)的概念，为 TCP/IP协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他与卡恩就如何建 造一个网中之网已谈了几个月，而且也与其他小组有许多交 流。两人都想到用一个“网关”来帮助系统之间的路由选择，“网 关”概念确立后，下一个难题是包传输问题。当时瑟夫的那张草 图确立了技术的突破。 1973年春夏，瑟夫和卡恩都在推敲细节。 瑟夫经常拜访弗吉尼亚阿灵顿的“达帕”办公室（DARPA的前身 就是ARPA）。与卡恩经常连续几个小时地讨论。有一次马拉松谈 话中，他俩整整熬了一夜，轮流在粉笔板上涂涂写写。两人准备 合作一篇论文，又是通宵不眠。 同年9月，两人把新规范的观点和论文 一起提交给国际网络工作小组，经过大家讨论，使其更加成熟。 两人在论文修改中都固执已见，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常常是一 个人在打字时，另一个人才得以休息一下扭累的脖颈，却又不 得不一起构思，真有点像两只手绑在一支笔上。” 1973年底，论文大功告成，题目为：“关于 包网络相互通信的协议”。在这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瑟夫 和卡恩首次提出TCP协议。这就有了电脑网络“联合国宪章”。在 署名问题上，俩人决定让上帝作主，掷了一枚硬币。结果瑟夫受 到了垂青，他赢了。当然，他赢得的不仅仅是一个署名，而且后 来一堆堆接踵而至的荣誉。 1974年5月，论文发表。就像7年前罗伯茨 勾勒出ARPA网初步设想一样，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论文描述 了传输控制协议（TCP），还介绍了网关的概念。有了TCP，跨网交 流才成为现实。如果TCP足够完善，任何人都可以建造起任意规 模和形式的网络，只要网上有能为信息包作解释并选择路经的 网关机器，人们通过它就能与任何一个网络交流。TCP成为开拓 世界的技术，为因特网插上了起飞的翅膀。 成为因特网之父 当然，瑟夫是TCP的真正推动者。他和卡 恩一起构建了TCP，后来瑟夫又不断将其完善，使TCP成为标准， 并走向世界。就这一点来说，瑟夫是真正的“因特网之父”。 1972年，瑟夫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计算通信大 会上，他作了公开演示，使公众第一次看到包交换技术和远距 离计算机交互技术。这一年，他离开UCLA，加入斯坦福大学，担 任该校的计算机和电气工程教授。 1974年论文发表后，瑟夫继续深入研究， 将TCP变成更详细的规范使人们可以为它开发多种软件。1976 年，他离开斯坦福大学，加入ARPA。在1976年至1981的任期内，他 在因特网与网络相关数据包和安全技术的开发中，扮演了至关 重要的角色。他的大部分工作是测试、分析、规划、组织集体讨 论，然后又回到制图板上。 1977年7月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南加州大 学的信息科学研究所(ISI)里，瑟夫和卡恩等十余人举行了一次 有历史意义的试验。当时全美国有三个电脑因特网，第一当然 是阿帕网，另外还有两个，一是无线电信包网，一是卫星信包网。 瑟夫他们的试验就是要通过电脑“联合国宪章”把三者联起来。 一个有数据的信息包首先从旧金山海湾地区，通过点对点的卫 星网络跨过大平洋到达挪威，又经海底电缆到达伦敦，然后通 过卫星信包网，连接阿帕网，传回南加州大学，行程4万英里， 这次试验没有丢失一个比特的数据信息，瑟夫和卡恩他们一举 成功！ 1978年初，瑟夫在ISI主持召开TCP会议。会 议间歇时，他和波斯德尔、科恩及另一个同事，在走廊交流。“我 们靠着走廊的几个大纸箱站着，一边就在纸箱上画起图表来。” 当继续开会时，他们就向小组提交建议：将传输控制协议中用 于处理信息路经选择的那部分功能分离出来，形成单独的因特 网范围协议，简称IP。1978年，TCP正式变为TCP／IP。 初期，“Internet”意指任何使用TCP／IP协议 的网络，而“Internet”则专指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由许多使用TCP／ IP的公用网络互联而成的网络。到80年代中期，欧洲、加拿大也 开始与美国政府主持的网络互联。于是“因特网”(Internet)开始意指 这个松散广大的世界性TCP／IP因特网络。 1982年初，瑟夫遇到一位MCI公司的经理， 此人负责MCI的信息开发工作。“他想建立一个数字式邮政服务， 我立即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因此他宣布离开DARPA，加盟MCI， 去担任MCI数字信息服务的副总裁。他的离去引起了极大的震 动和反响，一位同事甚至为此而哭了。“文特是我们无形中的头 儿，我们需要他。”另一位同事说。 手中握着一枚火箭 瑟夫在极为关键时刻离开的ARPA网准 备正式转换成TCP／IP系统，据传国家标准署考虑为网络互联建 立一套新标准，取代TCP／IP，这就是OSI参考模型。OSI是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开发，是由地位巩固的官僚们，居高临下甚至是 蔑视一切的情况下发布的。他们认为TCP／IP和因特网只是一种 学术玩具，但瑟夫等人坚持反对OSI，因为它划分过细，十分复杂， 而且仅仅是个设计，从未试验过。“OSI的一切都是非常抽象的， 学究气十足。他们所用的语言浮夸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简直读 不下去。” 而TCP／IP是实践的结晶，也是合作研究 的产物，不是像OSI那样在一大堆委员会里产生出来的“大骆驼”。 OSI经常举办国际会议，对瑟夫等人来说，真是一番痛苦的经历。 “我在会上不停地写反对意见。” 因特网的魅力在于交流规范的简单方 便，而瑟夫的魔力在于：他美言善诱，软硬兼施，最终让用户采 用这种规范。 1983年，瑟夫曾劝说让IBM、DEC、HP支持 TCP／IP，但都遭拒绝，而采用了OSI。他们认为TCP／IP只是一项 研究试验。不过最关键的是，国防部选择了TCP／IP。 1983年1月1日，ARPA网正式转换成TCP／ IP系统。这次转换具有里程碑意义，恐怕是此后几年中因特网 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事。有了TCP／IP，网络可伸展到任何地方，数 据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一个网络送到另一个网络。 1988年，也就是5年后，ISO终于制定出开 放系统网络互联标准。连美国官方也将OSI作为官方标准。欧洲 更是趋之若鹜。看来，OSI要想压倒TCP／IP，但是借助Unix的威力， TCP／IP已无所不在。凭着它无声而凶猛的冲击，TCP／IP击退了 ISO的强攻。“标准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颁布”，这就是因特网 的新规则。 1989年，瑟夫向Interop展览会场走去，他第 一次感受到因特网被科学界和研究界以外的世界所欢迎。“我 们注视着这一切，感到我们手中握着一枚火箭。” ARPA网不再是中心，因特网已变成了网 状结构，辐射全球。一场革命一触即发，瑟夫幸运地站在了这场 革命的中心。
文特·瑟夫:因特网之父 TCP/IP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好似天书中 的符号。就是网虫看了，顶多觉得这几个英文字母眼熟，至于它 在因特网中所起的作用，除了专业人士，没有人会去深究。不过， 在任何一件对人类的生存形态与生活方式会发生影响的事件 背后，总有人具有使命感。TCP/IP的发明人文特瑟夫一直用心思 索，怎样编写主机与主机之间规范语言软件，以实现计算机间 的交流。在一次学术会议的休息时间，突然灵感骤至。瑟夫连忙 拿起一个旧信封在背面胡乱画出个草图。正是在这张普通的纸 上，瑟夫提出了能够连接不同网络系统的“网关”（Gateway）的概 念，为TCP/IP协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瑟夫和另一位学者 卡恩一起构建了TCP，后来又不断将其完善，使TCP成为标准，并 走向世界。瑟夫与同仁的努力，为因特网插上起飞的翅膀。 21世纪的文艺复兴者 与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开拓者相比，瑟夫 无疑是最幸运的。他是绝大多数媒体谈到因特网起源时都要加 以引用的人物。而且尊敬地称他为“因特网之父”。他说：“你应 该清楚这个头衔很不公平，有很多人参与了因特网的创建，我 只是在最初10年里做了一些早期工作。”这不是客套。个人电脑 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因特网更是集体的力量。戴得上“因特网之 父”这顶帽子的人可能不只瑟夫一人，但他戴着，的确问心无愧。 25年前，他与人共同发明了TCP／IP协议，打破了因特网政策的 障碍，将网络从政府学术网转变成革命性的商业媒体，从此引 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今年56岁的瑟夫，担任MCIWorldCom高级副 总裁，负责技术和架构。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只是静待因特网的 爆发性发展，但瑟夫却不，在发表演讲、接受各种荣誉的同时， 他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合作，着手将因特网延伸至 外层空间。 他一生酷爱科幻小说，有着丰富的计算 机知识，有着对人性敏锐的理解，他将这些个人素质混合起来， 大大改善了整个世界的通信方式和知识获取的方式。 “Vinton扮演了许多角色。但他更像是21世纪的文艺复兴者。他部 分是科学家，部分是工程师、哲学家、商人，但最重要的是一名 伟大的启蒙者。”瑟夫多年的老板FredChggs这样评价他。 瑟夫无疑是因特网方面为数不多的权 威之一，1992年他组建了因特网协会，无论在政府社交圈，还是 高科技社区中，瑟夫都是国家级的人物。1997年，他从克林顿总 统手中接过了美国技术勋章。尽管在他身上的荣誉和影响力与 日俱增，但瑟夫仍像过去一样平易近人，保持谦虚态度。 网景的安德森说：“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 上创造业绩”。瑟夫无疑是巨人之一。 1986年后担任CNRI副总裁，1994年再度回 到MCI，负责MCI基于因特网服务的通用网络架构，包括为商业和 消费用户提供数据、信息、语言和视频的集成服务。 1997年，瑟夫所在的MCI公司，想让因特网 具备行星间的通信能力。于是瑟夫着手开发技术，使标准的因 特网能布置到木星、土星、火星和金星等行星和卫星的表面，使 宇宙飞船在太阳系内航行时可以通信。瑟夫表示，离完整的技 术规范还很遥远，但他希望他的基本设计方案能够在近距离的 太空旅行中使用，比如预定于2001年的火星探测计划。 瑟夫的研究成果究竟会给人类带来多 大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定论。 一位有听觉缺陷的工程师的自白 文特·瑟夫出生于1943年6月23日。在洛 杉矶圣费尔南多谷地区上中学时，他与斯蒂夫克洛克认识，并 成为好友。两人都酷爱科学，周未经常泡在一起做三维棋盘成 色彩观察实验。 瑟夫消瘦结实，易动感情、热情外露，他 参加学校的后备军训练队，以逃避体操课。在校内他要么一身 制服，要么穿夹克打领带，还总夹着一个棕色大公文包。当时看 来，这身打扮气度不凡，“我穿夹克打领带是为了让自己与众不 同。虽然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可能很幼稚”，然而令朋友们惊讶 的是，文特的这身打扮从未阻碍女孩子对他的兴趣。他在情场 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人人都说，他魅力不一般。 小时候，他的偶像是父亲。他父亲通过艰 苦奋斗，从一名普通员工升到北美航空公司的高级执行官。瑟 夫的两个弟弟也表现出众，两人踢足球，并轮流担任学生会成 员。瑟夫本人则是书虫，兴趣庞杂、爱好十分广泛，幻想色彩较 浓。化学学得特别好，但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数学。由于是早产儿， 瑟夫出生时听觉有缺陷，必须戴上助听器。他从小到大一直在 设计有助于听觉交流的技巧。他还写过一篇论文，叫“一位有听 觉缺陷的工程师的自白”。 1960年左右，虽然还在念高中，但斯蒂夫 已获准使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计算机实验室。周 未，瑟夫就跟斯蒂夫去。一次实验室大楼已锁，只见二楼有扇窗 开着。“接下去，我就知道文特已站在我的肩膀上。”斯蒂夫回忆 道。 高中毕业后，瑟夫进了斯坦福大学，他父 亲的公司为他提供了四年的奖学金。他主修数学，很快迷上计 算机。“编程让人体味到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创造了一个你 自己的世界，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不管编了什么，计算机总 会照办。它就像一只沙匣，里边每一粒沙子都在你把握之中。” 大学毕业。恰逢IBM招人，他就进了IBM洛 杉矶公司，为一个分时系统搞系统工程研究。很快他就发现自 己肚里的墨水不够，瑟夫就投到他论文导师爱斯金的门下。当 时爱斯金与ARPA签有研究协议，研制一台超级计算机，专用于监 测另一台机器上的程序执行情况。这成了瑟夫的论文课题。1968 年夏，斯蒂夫在UCLA和瑟夫一道工作，标志着他俩从此与计算机 网络结下不解之缘。 1968年秋，该课题转至克兰罗手下，他用 ARPA拨来20万美元设立网络测试中心，负责ARPA网计划中大部 分机器性能测试和分析工作。克兰罗召集了40名学生为他干活， 瑟夫和斯蒂夫无疑是其中的老大。另外还有乔波斯德尔。 瑟夫的妻子希格里是插图画家，3岁时 耳朵就全聋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他们的助听器推销商精 心策划的。让两人不期而遇，一见钟情。饭后，两人一起去了艺 术博物馆。瑟夫从未受过艺术方面的训练，但他也表现出浓厚 兴趣。在康定斯基的大型作品前，他伫立良久，最后冒出一句： “这画真像一只巨大的新鲜汉堡包。” 一年后的1966年，俩人结婚了。斯蒂夫自 然是傧相（几年后两人又互换了一次角色）。婚礼开始前几分钟， 奏婚礼进行曲的录音机卡了壳，这位傧相和惊慌失措的新郎赶 紧躲到圣坛边的小房间里，发动特长，将机器修好。由于听力缺 陷，两口子说悄悄话都像吼叫。 为因特网插上起飞的翅膀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编写主机—— 主机规范语言软件，以实现计算机间的交流。1968年夏，ARPA网 四个网点的一小群研究生聚在一起，谈论ARPA网。不久，他们开 始自称为“网络工作小组”（NWG），聚集全国通信编程人员中的 精英，为联网主机的操作规范达成统一意见。他们创造出了一 系列新术语，比如“协议”（Protocol）。但前几次会谈并无实质性进 展。 转眼到了1969年底，NWG还未拿出规范 语言。为了在12月交差，小组拼凑赶制出一份Telnet，用于远程上 网，但功能有限，比较基础。 真正的革命突破留给了瑟夫和鲍勃·卡 恩。1970年初，他碰到BBN公司的主持中介信息处理器安装调试 的硬件专家鲍勃·卡恩。两人一见如故，一起在UCLA做测试。卡 恩需要什么软件，瑟夫马上玩命把它编出来。他俩为电脑网络 间的协调问题绞尽脑汁，看怎样将不同的网络焊接得天衣无 缝。 1973年春天，瑟夫去旧金山大饭店参加 会议。在休息室过道里，等候下一轮会谈。突然灵感骤至，连忙 拿起一个旧信封在背面胡乱画起来。正是在这张普普通通的纸 上，瑟夫提出了能够连接不同网络系统的网关(Gateway)的概念，为 TCP/IP协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他与卡恩就如何建 造一个网中之网已谈了几个月，而且也与其他小组有许多交 流。两人都想到用一个“网关”来帮助系统之间的路由选择，“网 关”概念确立后，下一个难题是包传输问题。当时瑟夫的那张草 图确立了技术的突破。 1973年春夏，瑟夫和卡恩都在推敲细节。 瑟夫经常拜访弗吉尼亚阿灵顿的“达帕”办公室（DARPA的前身 就是ARPA）。与卡恩经常连续几个小时地讨论。有一次马拉松谈 话中，他俩整整熬了一夜，轮流在粉笔板上涂涂写写。两人准备 合作一篇论文，又是通宵不眠。 同年9月，两人把新规范的观点和论文 一起提交给国际网络工作小组，经过大家讨论，使其更加成熟。 两人在论文修改中都固执已见，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常常是一 个人在打字时，另一个人才得以休息一下扭累的脖颈，却又不 得不一起构思，真有点像两只手绑在一支笔上。” 1973年底，论文大功告成，题目为：“关于 包网络相互通信的协议”。在这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瑟夫 和卡恩首次提出TCP协议。这就有了电脑网络“联合国宪章”。在 署名问题上，俩人决定让上帝作主，掷了一枚硬币。结果瑟夫受 到了垂青，他赢了。当然，他赢得的不仅仅是一个署名，而且后 来一堆堆接踵而至的荣誉。 1974年5月，论文发表。就像7年前罗伯茨 勾勒出ARPA网初步设想一样，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论文描述 了传输控制协议（TCP），还介绍了网关的概念。有了TCP，跨网交 流才成为现实。如果TCP足够完善，任何人都可以建造起任意规 模和形式的网络，只要网上有能为信息包作解释并选择路经的 网关机器，人们通过它就能与任何一个网络交流。TCP成为开拓 世界的技术，为因特网插上了起飞的翅膀。 成为因特网之父 当然，瑟夫是TCP的真正推动者。他和卡 恩一起构建了TCP，后来瑟夫又不断将其完善，使TCP成为标准， 并走向世界。就这一点来说，瑟夫是真正的“因特网之父”。 1972年，瑟夫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计算通信大 会上，他作了公开演示，使公众第一次看到包交换技术和远距 离计算机交互技术。这一年，他离开UCLA，加入斯坦福大学，担 任该校的计算机和电气工程教授。 1974年论文发表后，瑟夫继续深入研究， 将TCP变成更详细的规范使人们可以为它开发多种软件。1976 年，他离开斯坦福大学，加入ARPA。在1976年至1981的任期内，他 在因特网与网络相关数据包和安全技术的开发中，扮演了至关 重要的角色。他的大部分工作是测试、分析、规划、组织集体讨 论，然后又回到制图板上。 1977年7月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南加州大 学的信息科学研究所(ISI)里，瑟夫和卡恩等十余人举行了一次 有历史意义的试验。当时全美国有三个电脑因特网，第一当然 是阿帕网，另外还有两个，一是无线电信包网，一是卫星信包网。 瑟夫他们的试验就是要通过电脑“联合国宪章”把三者联起来。 一个有数据的信息包首先从旧金山海湾地区，通过点对点的卫 星网络跨过大平洋到达挪威，又经海底电缆到达伦敦，然后通 过卫星信包网，连接阿帕网，传回南加州大学，行程4万英里， 这次试验没有丢失一个比特的数据信息，瑟夫和卡恩他们一举 成功！ 1978年初，瑟夫在ISI主持召开TCP会议。会 议间歇时，他和波斯德尔、科恩及另一个同事，在走廊交流。“我 们靠着走廊的几个大纸箱站着，一边就在纸箱上画起图表来。” 当继续开会时，他们就向小组提交建议：将传输控制协议中用 于处理信息路经选择的那部分功能分离出来，形成单独的因特 网范围协议，简称IP。1978年，TCP正式变为TCP／IP。 初期，“Internet”意指任何使用TCP／IP协议 的网络，而“Internet”则专指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由许多使用TCP／ IP的公用网络互联而成的网络。到80年代中期，欧洲、加拿大也 开始与美国政府主持的网络互联。于是“因特网”(Internet)开始意指 这个松散广大的世界性TCP／IP因特网络。 1982年初，瑟夫遇到一位MCI公司的经理， 此人负责MCI的信息开发工作。“他想建立一个数字式邮政服务， 我立即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因此他宣布离开DARPA，加盟MCI， 去担任MCI数字信息服务的副总裁。他的离去引起了极大的震 动和反响，一位同事甚至为此而哭了。“文特是我们无形中的头 儿，我们需要他。”另一位同事说。 手中握着一枚火箭 瑟夫在极为关键时刻离开的ARPA网准 备正式转换成TCP／IP系统，据传国家标准署考虑为网络互联建 立一套新标准，取代TCP／IP，这就是OSI参考模型。OSI是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开发，是由地位巩固的官僚们，居高临下甚至是 蔑视一切的情况下发布的。他们认为TCP／IP和因特网只是一种 学术玩具，但瑟夫等人坚持反对OSI，因为它划分过细，十分复杂， 而且仅仅是个设计，从未试验过。“OSI的一切都是非常抽象的， 学究气十足。他们所用的语言浮夸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简直读 不下去。” 而TCP／IP是实践的结晶，也是合作研究 的产物，不是像OSI那样在一大堆委员会里产生出来的“大骆驼”。 OSI经常举办国际会议，对瑟夫等人来说，真是一番痛苦的经历。 “我在会上不停地写反对意见。” 因特网的魅力在于交流规范的简单方 便，而瑟夫的魔力在于：他美言善诱，软硬兼施，最终让用户采 用这种规范。 1983年，瑟夫曾劝说让IBM、DEC、HP支持 TCP／IP，但都遭拒绝，而采用了OSI。他们认为TCP／IP只是一项 研究试验。不过最关键的是，国防部选择了TCP／IP。 1983年1月1日，ARPA网正式转换成TCP／ IP系统。这次转换具有里程碑意义，恐怕是此后几年中因特网 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事。有了TCP／IP，网络可伸展到任何地方，数 据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一个网络送到另一个网络。 1988年，也就是5年后，ISO终于制定出开 放系统网络互联标准。连美国官方也将OSI作为官方标准。欧洲 更是趋之若鹜。看来，OSI要想压倒TCP／IP，但是借助Unix的威力， TCP／IP已无所不在。凭着它无声而凶猛的冲击，TCP／IP击退了 ISO的强攻。“标准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颁布”，这就是因特网 的新规则。 1989年，瑟夫向Interop展览会场走去，他第 一次感受到因特网被科学界和研究界以外的世界所欢迎。“我 们注视着这一切，感到我们手中握着一枚火箭。” ARPA网不再是中心，因特网已变成了网 状结构，辐射全球。一场革命一触即发，瑟夫幸运地站在了这场 革命的中心。
答案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问一句你问这个是干什么用的？知识问答？？楼上的我怎么感觉你是答非所问啊
创始人[词典]founder;originator;[法]initiator;patriarch;[例句]他是国际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HeisthefounderofInternationalSportsManagementL
初中的时候看《大家说英语》，高中的时候看《空中英语教室》
我（现在高中）初中的时候看《大家说英语》，高中的时候看《空中英语教室》如果你觉得《大家说英语》so easy ，不妨看看《空中英语教室》非常棒的课外辅导教材
《空中英语教室》
创始人[词典]founder;originator;[法]initiator;patriarch;[例句]他是国际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HeisthefounderofInternationalSportsManagementL
互联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1955年出生于英国）是万维网的发明者，互联网之父，英王功绩勋章（OM）获得者，不列颠帝国勋章（OBE）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简历：1989年3月他正式提出万维网的设想，1990年12月25日，他在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里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他是关注万维网发展的万维网联盟的创始人，并获得世界多国授予的各个荣誉。他最杰出的成就，是免费把万维网的构想推广到全世界，让万维网科技获得迅速的发展，深深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历史起源 因特网，又叫国际互联网，英文是Internet。它最早是美国国防部为支持国防研究项目而在1960年建立的一个试验网。它把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计算机联接到一起，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通过这个试验网随时进行交流，而不必再频繁地聚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了。同时，由于各地的数据、程序和信息能够在网上实现资源共享，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地资源，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大大降低了工作成本。 因特网的发展70年代末，计算机远距离通讯需求开始实现，于是针对性的研究开始实施并最终在技术上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更广范围的计算机可以联接在一起，充分体验到这一全新通讯方式的优点。 1983年，因特网已开始从实验型向实用型转变。随着对商业化使用政策的放宽，因特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信息的传递，网上信息服务出现了。许多机构、公司、个人将搜集到的信息放到因特网上，提供信息查询和信息浏览服务。人们把提供信息来源的地方称为“网站”，即因特网上的信息站点。凡是连入因特网的用户，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可以从网站上获取所需的信息和服务。可以说，此时的因特网才真正发挥出它的巨大作用，也正是从这时起，因特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团体和用户，这个网也随之越来越庞大了。
揭秘“北斗”是如何酝酿出来的北斗前传：从北京北三环一个普通招待所三楼那个简陋狭小的“游击队”办公室，到今日浩瀚宇宙中七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计划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理想与挫折，艰辛与荣耀。71岁的卜庆君有一个半旧的本子。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拿出夹着的一页报纸，“你看看这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谈判的那一篇？”如果不戴眼镜，年逾古稀的卜庆君没办法看清报纸上的文字，但是凭借着剪报的形状，他依旧记得上面的内容。 这些剪报都是关于北斗导航卫星的报道，从新卫星发射成功到中美谈判，他都一一剪下，珍藏起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后来，这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被命名为“北斗”。这一计划从最初的“最高机密”，直到如今逐步推广为民用，已经走过了20多年。曾经的主力科学家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院士，北斗系统的理论创始人也已经故去。 在这20多年中，卜庆君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参谋成长为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再成为现在的退休老人。作为项目创始人之一，他对于20多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一。1985年，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那个会议是在1985年的4月15日到18日。”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卜庆君依然清楚记得具体日期。出发之前，学天文大地专业的卜庆君已经了解GPS的功用和发展情况。但是，外国专家在会议上的发言却让卜庆君提高了警惕。 美国的GPS系统诞生于1973年， 由美国国防部组织研发。在那次研讨会上，除了介绍GPS的前景和用途，美国军方告诉与会者，GPS的编码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军方会采取三种措施应对紧急状况：第一，降低对方的导航精度；第二，随时变换编码；第三，进行区域性管理。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美国军方可以限制国内外用户对GPS的使用。 “这些都是在会议上公开说的。我了解这些之后，就觉得如果我们依靠这个，那我们不是要受制于人吗。”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根据掌握的情况，卜庆君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对于GPS的发展和应用要跟踪研究，与此同时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具体怎样开展研究，毫无头绪。就在同一个月，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另外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家陈芳允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在当时听来十分新颖的演讲——“利用两颗卫星就可以解决地面定位问题”，后来被归纳为“双星定位”。卜庆君在会场里坐着，突然意识到这似乎可以用来开展中国导航系统的研究。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得到鼓励的卜庆君直接去往陈芳允家里。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陈芳允告诉他，“其实我们自己已经研究了两年。”作为著名的电子学专家，陈芳允和其他同事两年来的研究成为了日后“北斗计划”的奠基理论。在初次沟通之后，陈芳允开始为卜庆君介绍对此理论有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北京黄寺附近的一家宾馆组织了一次理论说明会。“大家都觉得可以，我们就决定开始筹备可行性论证。”卜庆君说。第二年3月，卜庆君起草报告请求国家启动双星定位系统的研究。一个月后，由国家主管部门召开了可行性论证会。“参加会议的人还真不少。铁道部、电信局、交通部、林业局都去了。”卜庆君语气一转，“但是，支持的很少，还是泼冷水的多。”人们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既然有GPS，为什么我们还要搞这个双星定位？第二，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第三，我们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大家说的确实都是现实问题。从这开始到后来的很多次讨论，都有不同意见。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感谢这些意见，让我们必须很谨慎。”卜庆君说。与会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美国GPS系统自1973年开始研发，已经耗费上百亿美金，并且承诺向全球提供服务。而此时的中国，走出文革尚不足十年，国民经济仍在困顿之中，人力物力奇缺。会议进行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争辩，最终，众人从国家战略和特殊时期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到自主研发导航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卫星测量手段对国防建设、科研建设的重要意义。很快，参与研发的团队列出了17项重大原始试验专项。在这之后，从1986年直至1994年的八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一直埋头于理论的推演和专项实验。二。卫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充满神秘。“其实卫星就相当于以前打仗时候的消息树。在一个高地上种棵树，有日本鬼子来了，人们就把那棵树拽倒，另外一边的人就都能看见了。”北斗导航系统工程总师、被誉为中国“卫星之父”的科学家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就是信息传递。卫星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即信息获取和导航。”卫星导航是这些用途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围绕着地球发射24颗卫星，形成三个不同的轨道面，编织成一个网络，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同时看到四颗星。美国GPS系统的研发就是依据这个原理。而与此不同，中国科学家陈芳允所提出的双星定位，是只用两颗卫星即可完成最基本的定位功能。“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需求和经济实力设定的，”孙家栋说，“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够。而且，当时也不需要设计出针对全球的系统。”于是，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只用于中国本土的卫星导航系统。自从1986年的会议上人们达成一致之后，导航项目的研究就开始各自向不同部门申请科研经费。然而，北斗计划的正式立项，一直等到1994年。1994年，所有的前期论证工作基本完成，专家团开始撰写立项申请。因为测量就是定位方向，这个中国的导航计划被命名为“北斗”。立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从研发之初就困扰着科学家们的经费问题。1995年，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汇报北斗计划。国务院当时对此计划作出了批示。“批示说，这个计划很重要，但也说钱可能没那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搞预研。”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所谓预研，是指国家划拨少量款项进行尝试性预先研究工作，而并不能提供充裕资金保证项目的完成。得知这一指示后，卜庆君坐不住了。当天晚上，他给国家主管部门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恳切地说，“咱们可不能再搞预研，这个项目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搞预研就等于把这个项目毁了。”王统业这位领导在电话里劝他不要着急。两天之后的领导例会上，他将卜庆君在电话里的想法说给大家，大家商议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尽力申请正式立项。彼时，中国另外两个卫星计划已经确定，两个计划分别有一颗备份星指标。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前两个计划的备份星指标分给北斗计划使用。“我们和两个卫星计划团队多次商议，如果你们打(卫星)成功了，备份星就不需要了。打不成，你们还得继续找问题呀。所以，就先给我们用好了。”中国卫星导航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斗计划工程副总师谭述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这样的腾挪就使得北斗计划的最初立项不再需要单独划拨资金，这个新生的卫星导航计划终于得以正式立项。此时，美国的GPS系统已经走过快二十年，整体系统已经完成布网，正式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而俄罗斯自己研制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已在建设当中。三。问题接踵而至。从1985年进行论证开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就一直担任着北斗计划中卫星方面的设计工作。而当北斗计划正式立项之后，正巧赶上航天飞船“神舟”计划开始上马。这样一来，任务一下子加重。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希望将北斗计划的工作迁往上海。而如果迁往上海，研究工作基本需要重头再来。“这也是1995年下半年的事。这一年啊……”回忆起那一段往事，很多当事者都不免叹口气。当时，这个调整并未与总参测绘局商议。卜庆君知道之后，直接给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你跟曹副总长汇报一下，不能答应这个调整，要不就把计划毁了。”之后，卜庆君又直接找到曹刚川，陈述迁址之弊，争取首长的理解支持。迁往上海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此时，相关专家已经陆续被调往北京。但是，这些研究浩瀚宇宙的科学家甚至没有一间合适的办公室。“当时房子很紧，来了人都是打游击。”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北斗计划最初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总参测绘局招待所的三楼。“连我现在这办公室的一半大小都没有。”谭述森指着自己40平米的房间说。他到任的时候，办公室一共五个人，狭小的空间内只能将就容下办公桌。匮乏的不只是办公设施，还有人才。卜庆君曾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商量，希望对方能为北斗计划提供几个博士生。对方十分爽快，“你去挑人，他们愿意去，我就放人。”卜庆君赶紧派人到哈工大，每个前来应聘的博士生都会问两个问题，“待遇多少？能解决住房吗？”而就在他们与博士生洽谈的同时，广东一家企业前来招聘，待遇是月薪五千，另提供一套住房。一个月之后，卜庆君的部下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到，只有四五个本科生愿意前往北京。领导觉得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不然没有办法吸引人才。于是，一方面开始着手盖宿舍楼，另一方面开始跑到北京市规划局，提出建立北斗计划总站需要用地。规划局很大方地表示，“你们是保密单位。顺义那边要哪块，我们来安排。”主管领导表示太远，不满意。对方又说，“那就沙河以北，哪块都可以。”“我们要上地。”“其实我早就都看过了，就选好了上地。”如今，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呵呵地回忆。但是，上地附近已经完成了规划，无法更改。卜庆君就与位于上地附近的航天城的负责人协调，在共用水电的情况下，划拨出了附近的两块土地作为工作区和生活区。记得那是1997年1月16日，距离春节还有三天，北斗地面中心的基建经费也最终敲定。四。但是一切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就在决策指挥层为这个项目奔忙的同时，北斗研发团队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为自己定出的目标是“保八争七” ——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间保证在1998年，争取提前到1997年。由于北斗系统的奠基理论为双星定位，那么地面上的第三个点就需要有精确的地面高程，即地面高低分布的精确数据。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个高程数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我们有三十年海量的测绘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是纸质的，必须全部数字化。”总参测绘局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这就需要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但那个时候，拥有这样的计算机都很困难。”在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的记忆中，这项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候咱们的银河计算机也满足不了需求，专家还是建议购买国外的设备。”袁树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终，巨型计算机引入了北斗计划。在北斗系统筹备之初，这些早已熟悉GPS的科学家为自己提出要求。“导航精度要高，要有自己的创新。”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他所指的创新，是指北斗系统独有的、GPS不具备的短报文通信功能。“这120个字的短信功能有时候非常重要，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联系。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所有通信都断了，救援队就依靠这个功能。”一位院士专家如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制定了导航反应的标准，在5秒之内必须有所反馈。“其实5秒都会觉得时间长，咱们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如果过了几分钟没有导航显示，那你肯定认为这机器坏了。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这制定了5秒的标准。”谭述森说。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北斗卫星发射时间推迟了两年。直到2000年10月，北斗导航系统的第一颗卫星才正式送入轨道。而在此六个月之前，北斗系统的理论奠基人陈芳允已经因病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我去他家了。唉……”卜庆君老人叹了口气。陈芳允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时隔两月，第二颗卫星成功发射。此刻，从提出理论，到发射卫星上天，北斗计划已经走过15年。在最初的双星定位理念实现的同时，北斗总师孙家栋开始把自己的担忧摆上桌面。“当时就担心如果两颗星当中有一颗坏了怎么办。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为难，无论如何也得向领导汇报。”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于是，经过申请，又补发了两颗备份星。而在一切都看似顺利推进的时候，麻烦再次降临。北斗一期和二期之间衔接的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突然全部断电，完全报废。为此，研究团队紧急制定了一个名为“泰山计划”的方案，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以保证北斗计划一期和二期的顺利交接。2003年12月开始，北斗系统正式开通开始向国内用户提供服务。作为测量技术手段，虽然目前北斗系统的应用还远不如GPS一样完善，但以往一直依赖于GPS授时、导航的用户，开始多了一种选择——而这从长远来说，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在经济利益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2月，北斗二代论证会召开，已经退休的很多领导仍到会参加。会议上，专家评估后宣布，当12颗卫星布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的年产值可能达到500亿。如今，中国军队的导航和授时方式已经逐步由GPS向北斗转换，而金融、电力、渔政和森林防火等民间领域也逐渐尝试使用北斗系统。2010年12月18日，北斗系统成功发射了第七颗卫星。目前，北斗系统进入了卫星发射布网的高峰期。按计划，到2020年，北斗将与GPS一样，成为一个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贡献了“司南”的中华民族，通过北斗计划，进入了定位和授时的宇航时代。
绕行星转的就可以叫卫星,它的创始人是--上帝?
揭秘“北斗”是如何酝酿出来的北斗前传：从北京北三环一个普通招待所三楼那个简陋狭小的“游击队”办公室，到今日浩瀚宇宙中七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计划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理想与挫折，艰辛与荣耀。71岁的卜庆君有一个半旧的本子。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拿出夹着的一页报纸，“你看看这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谈判的那一篇？”如果不戴眼镜，年逾古稀的卜庆君没办法看清报纸上的文字，但是凭借着剪报的形状，他依旧记得上面的内容。 这些剪报都是关于北斗导航卫星的报道，从新卫星发射成功到中美谈判，他都一一剪下，珍藏起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后来，这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被命名为“北斗”。这一计划从最初的“最高机密”，直到如今逐步推广为民用，已经走过了20多年。曾经的主力科学家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院士，北斗系统的理论创始人也已经故去。 在这20多年中，卜庆君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参谋成长为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再成为现在的退休老人。作为项目创始人之一，他对于20多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一。1985年，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那个会议是在1985年的4月15日到18日。”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卜庆君依然清楚记得具体日期。出发之前，学天文大地专业的卜庆君已经了解GPS的功用和发展情况。但是，外国专家在会议上的发言却让卜庆君提高了警惕。 美国的GPS系统诞生于1973年， 由美国国防部组织研发。在那次研讨会上，除了介绍GPS的前景和用途，美国军方告诉与会者，GPS的编码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军方会采取三种措施应对紧急状况：第一，降低对方的导航精度；第二，随时变换编码；第三，进行区域性管理。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美国军方可以限制国内外用户对GPS的使用。 “这些都是在会议上公开说的。我了解这些之后，就觉得如果我们依靠这个，那我们不是要受制于人吗。”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根据掌握的情况，卜庆君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对于GPS的发展和应用要跟踪研究，与此同时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具体怎样开展研究，毫无头绪。就在同一个月，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另外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家陈芳允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在当时听来十分新颖的演讲——“利用两颗卫星就可以解决地面定位问题”，后来被归纳为“双星定位”。卜庆君在会场里坐着，突然意识到这似乎可以用来开展中国导航系统的研究。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得到鼓励的卜庆君直接去往陈芳允家里。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陈芳允告诉他，“其实我们自己已经研究了两年。”作为著名的电子学专家，陈芳允和其他同事两年来的研究成为了日后“北斗计划”的奠基理论。在初次沟通之后，陈芳允开始为卜庆君介绍对此理论有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北京黄寺附近的一家宾馆组织了一次理论说明会。“大家都觉得可以，我们就决定开始筹备可行性论证。”卜庆君说。第二年3月，卜庆君起草报告请求国家启动双星定位系统的研究。一个月后，由国家主管部门召开了可行性论证会。“参加会议的人还真不少。铁道部、电信局、交通部、林业局都去了。”卜庆君语气一转，“但是，支持的很少，还是泼冷水的多。”人们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既然有GPS，为什么我们还要搞这个双星定位？第二，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第三，我们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大家说的确实都是现实问题。从这开始到后来的很多次讨论，都有不同意见。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感谢这些意见，让我们必须很谨慎。”卜庆君说。与会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美国GPS系统自1973年开始研发，已经耗费上百亿美金，并且承诺向全球提供服务。而此时的中国，走出文革尚不足十年，国民经济仍在困顿之中，人力物力奇缺。会议进行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争辩，最终，众人从国家战略和特殊时期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到自主研发导航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卫星测量手段对国防建设、科研建设的重要意义。很快，参与研发的团队列出了17项重大原始试验专项。在这之后，从1986年直至1994年的八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一直埋头于理论的推演和专项实验。二。卫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充满神秘。“其实卫星就相当于以前打仗时候的消息树。在一个高地上种棵树，有日本鬼子来了，人们就把那棵树拽倒，另外一边的人就都能看见了。”北斗导航系统工程总师、被誉为中国“卫星之父”的科学家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就是信息传递。卫星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即信息获取和导航。”卫星导航是这些用途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围绕着地球发射24颗卫星，形成三个不同的轨道面，编织成一个网络，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同时看到四颗星。美国GPS系统的研发就是依据这个原理。而与此不同，中国科学家陈芳允所提出的双星定位，是只用两颗卫星即可完成最基本的定位功能。“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需求和经济实力设定的，”孙家栋说，“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够。而且，当时也不需要设计出针对全球的系统。”于是，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只用于中国本土的卫星导航系统。自从1986年的会议上人们达成一致之后，导航项目的研究就开始各自向不同部门申请科研经费。然而，北斗计划的正式立项，一直等到1994年。1994年，所有的前期论证工作基本完成，专家团开始撰写立项申请。因为测量就是定位方向，这个中国的导航计划被命名为“北斗”。立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从研发之初就困扰着科学家们的经费问题。1995年，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汇报北斗计划。国务院当时对此计划作出了批示。“批示说，这个计划很重要，但也说钱可能没那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搞预研。”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所谓预研，是指国家划拨少量款项进行尝试性预先研究工作，而并不能提供充裕资金保证项目的完成。得知这一指示后，卜庆君坐不住了。当天晚上，他给国家主管部门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恳切地说，“咱们可不能再搞预研，这个项目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搞预研就等于把这个项目毁了。”王统业这位领导在电话里劝他不要着急。两天之后的领导例会上，他将卜庆君在电话里的想法说给大家，大家商议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尽力申请正式立项。彼时，中国另外两个卫星计划已经确定，两个计划分别有一颗备份星指标。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前两个计划的备份星指标分给北斗计划使用。“我们和两个卫星计划团队多次商议，如果你们打(卫星)成功了，备份星就不需要了。打不成，你们还得继续找问题呀。所以，就先给我们用好了。”中国卫星导航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斗计划工程副总师谭述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这样的腾挪就使得北斗计划的最初立项不再需要单独划拨资金，这个新生的卫星导航计划终于得以正式立项。此时，美国的GPS系统已经走过快二十年，整体系统已经完成布网，正式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而俄罗斯自己研制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已在建设当中。三。问题接踵而至。从1985年进行论证开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就一直担任着北斗计划中卫星方面的设计工作。而当北斗计划正式立项之后，正巧赶上航天飞船“神舟”计划开始上马。这样一来，任务一下子加重。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希望将北斗计划的工作迁往上海。而如果迁往上海，研究工作基本需要重头再来。“这也是1995年下半年的事。这一年啊……”回忆起那一段往事，很多当事者都不免叹口气。当时，这个调整并未与总参测绘局商议。卜庆君知道之后，直接给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你跟曹副总长汇报一下，不能答应这个调整，要不就把计划毁了。”之后，卜庆君又直接找到曹刚川，陈述迁址之弊，争取首长的理解支持。迁往上海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此时，相关专家已经陆续被调往北京。但是，这些研究浩瀚宇宙的科学家甚至没有一间合适的办公室。“当时房子很紧，来了人都是打游击。”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北斗计划最初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总参测绘局招待所的三楼。“连我现在这办公室的一半大小都没有。”谭述森指着自己40平米的房间说。他到任的时候，办公室一共五个人，狭小的空间内只能将就容下办公桌。匮乏的不只是办公设施，还有人才。卜庆君曾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商量，希望对方能为北斗计划提供几个博士生。对方十分爽快，“你去挑人，他们愿意去，我就放人。”卜庆君赶紧派人到哈工大，每个前来应聘的博士生都会问两个问题，“待遇多少？能解决住房吗？”而就在他们与博士生洽谈的同时，广东一家企业前来招聘，待遇是月薪五千，另提供一套住房。一个月之后，卜庆君的部下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到，只有四五个本科生愿意前往北京。领导觉得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不然没有办法吸引人才。于是，一方面开始着手盖宿舍楼，另一方面开始跑到北京市规划局，提出建立北斗计划总站需要用地。规划局很大方地表示，“你们是保密单位。顺义那边要哪块，我们来安排。”主管领导表示太远，不满意。对方又说，“那就沙河以北，哪块都可以。”“我们要上地。”“其实我早就都看过了，就选好了上地。”如今，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呵呵地回忆。但是，上地附近已经完成了规划，无法更改。卜庆君就与位于上地附近的航天城的负责人协调，在共用水电的情况下，划拨出了附近的两块土地作为工作区和生活区。记得那是1997年1月16日，距离春节还有三天，北斗地面中心的基建经费也最终敲定。四。但是一切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就在决策指挥层为这个项目奔忙的同时，北斗研发团队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为自己定出的目标是“保八争七” ——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间保证在1998年，争取提前到1997年。由于北斗系统的奠基理论为双星定位，那么地面上的第三个点就需要有精确的地面高程，即地面高低分布的精确数据。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个高程数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我们有三十年海量的测绘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是纸质的，必须全部数字化。”总参测绘局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这就需要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但那个时候，拥有这样的计算机都很困难。”在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的记忆中，这项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候咱们的银河计算机也满足不了需求，专家还是建议购买国外的设备。”袁树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终，巨型计算机引入了北斗计划。在北斗系统筹备之初，这些早已熟悉GPS的科学家为自己提出要求。“导航精度要高，要有自己的创新。”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他所指的创新，是指北斗系统独有的、GPS不具备的短报文通信功能。“这120个字的短信功能有时候非常重要，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联系。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所有通信都断了，救援队就依靠这个功能。”一位院士专家如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制定了导航反应的标准，在5秒之内必须有所反馈。“其实5秒都会觉得时间长，咱们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如果过了几分钟没有导航显示，那你肯定认为这机器坏了。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这制定了5秒的标准。”谭述森说。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北斗卫星发射时间推迟了两年。直到2000年10月，北斗导航系统的第一颗卫星才正式送入轨道。而在此六个月之前，北斗系统的理论奠基人陈芳允已经因病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我去他家了。唉……”卜庆君老人叹了口气。陈芳允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时隔两月，第二颗卫星成功发射。此刻，从提出理论，到发射卫星上天，北斗计划已经走过15年。在最初的双星定位理念实现的同时，北斗总师孙家栋开始把自己的担忧摆上桌面。“当时就担心如果两颗星当中有一颗坏了怎么办。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为难，无论如何也得向领导汇报。”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于是，经过申请，又补发了两颗备份星。而在一切都看似顺利推进的时候，麻烦再次降临。北斗一期和二期之间衔接的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突然全部断电，完全报废。为此，研究团队紧急制定了一个名为“泰山计划”的方案，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以保证北斗计划一期和二期的顺利交接。2003年12月开始，北斗系统正式开通开始向国内用户提供服务。作为测量技术手段，虽然目前北斗系统的应用还远不如GPS一样完善，但以往一直依赖于GPS授时、导航的用户，开始多了一种选择——而这从长远来说，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在经济利益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2月，北斗二代论证会召开，已经退休的很多领导仍到会参加。会议上，专家评估后宣布，当12颗卫星布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的年产值可能达到500亿。如今，中国军队的导航和授时方式已经逐步由GPS向北斗转换，而金融、电力、渔政和森林防火等民间领域也逐渐尝试使用北斗系统。2010年12月18日，北斗系统成功发射了第七颗卫星。目前，北斗系统进入了卫星发射布网的高峰期。按计划，到2020年，北斗将与GPS一样，成为一个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贡献了“司南”的中华民族，通过北斗计划，进入了定位和授时的宇航时代。
钱学森
美国人
1994年1月1日结婚，有一女儿一儿子 姓名英文：BILL GATES 出生日期：1955年10月28日 星座： 天蟹座 绰号：“电脑神童” “左撇子” 最喜欢的歌星：JOHM LENNON 最喜欢的事物：汉堡包和可乐 崇拜者：拿破轮 资产：1100亿美圆 积聚时间：15年 格言：“我是王” “我能赢” 理想：把世界引向未来时速之路 社交：不愿主动与人接触，但在压抑状态下极易高谈阔论 情绪：突发性的惊慌愤怒 观念：二十一世纪，电脑和因特网会使各地财富和权利 分配更加平均。 管理：“螺旋桨头脑”和“达尔文式管理”是运作微软最 有效的手段。数椐神经系统是未来管理的必然模式 电子油箱: 1955/10/28 出生在西雅图 1973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19岁退学，与同伴创办电脑公司。后改名微软公司，自任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988年1月，将总裁一职让给史蒂夫-鲍尔默。盖茨被誉为电脑奇才、20世纪最伟大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巨人。36岁成为世界最年轻的亿万富翁。1999年《福布斯》评选，盖茨居世界亿万富翁首位，纯资产850亿美元,被《时代》周刊评为在数字技术领域影响重大的50人之一。 对于盖茨来说，慈善事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和他的妻子Melinda已经捐赠了超过2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支持在全球医疗健康和知识学习领域的慈善事业，希望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这些关键领域的科技进步能使全人类受益。到今天为止，盖茨和他的妻子Melinda Gates 建立的基金已经将20多亿美元用于了全球的健康事业，将5亿多美元用于改善人们的学习条件，其中包括为盖茨图书馆购置计算机设备、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低收入社区的公共图书馆提供Internet培训和Internet访问服务。此外将超过2亿元用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社区项目建设，将超过2900万美元用在了一些特殊项目和每年的礼物发放活动上。 盖茨和Melinda French Gates 于1994年1月1日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Jennifer Katharine Gates，生于1996年; 儿子 Rory John Gates, 生于1999年。 盖茨是一个热心读者，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桥牌 比尔盖茨的至理名言 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去适应它。 If you think your teacher, wait till you get a He doesn’t have 如果你认为你的老师严厉，等你有了老板再这样想。老板可是没有任期限期的。 If you mess up, it’s not your parent’s fault, go don’t whine about our mistakes, learn from 如果你陷入困境，那不是你父母的过错，所以不要尖声抱怨我们的错误，要从中吸取教训。 Be mie to nerds chances are you’ll end up working for 善待乏味的人。有可能到头来你会为一个乏味的人工作。 Television is NOT real life In real life people actually have to leave the coffee shop and go to 电视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上得离开咖啡去干自己的工作。 Thipping burgers is not beneath your Your grandparents had a different word for burger flipping; they called it 烙牛肉饼并不是损你的尊严。你的祖父母对烙牛肉饼可有不同的定义；他们称之为机遇。 The world won’t care about your self- The world will expect you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before you feel good about 这世界并不会在意你的自尊。这世界期望你在自我感觉良好之前先要有所成就。 Life is not divided into You don’t get summers off and very few employers a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you find Do that on your own 生活不分学期。你并没有暑假可以休息，也没有哪位雇主乐于帮你发现自我。自己找时间做吧。 You will not make 40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right out of high You won’t be a vice-president with a car phone, until you earn 高中刚毕业你不会一年挣4万美金。你不会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并拥有一部装有电话的汽车，直到你将此职位和汽车电话都挣到手。
揭秘“北斗”是如何酝酿出来的北斗前传：从北京北三环一个普通招待所三楼那个简陋狭小的“游击队”办公室，到今日浩瀚宇宙中七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计划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理想与挫折，艰辛与荣耀。71岁的卜庆君有一个半旧的本子。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拿出夹着的一页报纸，“你看看这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谈判的那一篇？”如果不戴眼镜，年逾古稀的卜庆君没办法看清报纸上的文字，但是凭借着剪报的形状，他依旧记得上面的内容。 这些剪报都是关于北斗导航卫星的报道，从新卫星发射成功到中美谈判，他都一一剪下，珍藏起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后来，这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被命名为“北斗”。这一计划从最初的“最高机密”，直到如今逐步推广为民用，已经走过了20多年。曾经的主力科学家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院士，北斗系统的理论创始人也已经故去。 在这20多年中，卜庆君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参谋成长为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再成为现在的退休老人。作为项目创始人之一，他对于20多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一。1985年，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那个会议是在1985年的4月15日到18日。”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卜庆君依然清楚记得具体日期。出发之前，学天文大地专业的卜庆君已经了解GPS的功用和发展情况。但是，外国专家在会议上的发言却让卜庆君提高了警惕。 美国的GPS系统诞生于1973年， 由美国国防部组织研发。在那次研讨会上，除了介绍GPS的前景和用途，美国军方告诉与会者，GPS的编码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军方会采取三种措施应对紧急状况：第一，降低对方的导航精度；第二，随时变换编码；第三，进行区域性管理。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美国军方可以限制国内外用户对GPS的使用。 “这些都是在会议上公开说的。我了解这些之后，就觉得如果我们依靠这个，那我们不是要受制于人吗。”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根据掌握的情况，卜庆君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对于GPS的发展和应用要跟踪研究，与此同时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具体怎样开展研究，毫无头绪。就在同一个月，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另外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家陈芳允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在当时听来十分新颖的演讲——“利用两颗卫星就可以解决地面定位问题”，后来被归纳为“双星定位”。卜庆君在会场里坐着，突然意识到这似乎可以用来开展中国导航系统的研究。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得到鼓励的卜庆君直接去往陈芳允家里。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陈芳允告诉他，“其实我们自己已经研究了两年。”作为著名的电子学专家，陈芳允和其他同事两年来的研究成为了日后“北斗计划”的奠基理论。在初次沟通之后，陈芳允开始为卜庆君介绍对此理论有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北京黄寺附近的一家宾馆组织了一次理论说明会。“大家都觉得可以，我们就决定开始筹备可行性论证。”卜庆君说。第二年3月，卜庆君起草报告请求国家启动双星定位系统的研究。一个月后，由国家主管部门召开了可行性论证会。“参加会议的人还真不少。铁道部、电信局、交通部、林业局都去了。”卜庆君语气一转，“但是，支持的很少，还是泼冷水的多。”人们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既然有GPS，为什么我们还要搞这个双星定位？第二，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第三，我们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大家说的确实都是现实问题。从这开始到后来的很多次讨论，都有不同意见。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感谢这些意见，让我们必须很谨慎。”卜庆君说。与会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美国GPS系统自1973年开始研发，已经耗费上百亿美金，并且承诺向全球提供服务。而此时的中国，走出文革尚不足十年，国民经济仍在困顿之中，人力物力奇缺。会议进行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争辩，最终，众人从国家战略和特殊时期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到自主研发导航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卫星测量手段对国防建设、科研建设的重要意义。很快，参与研发的团队列出了17项重大原始试验专项。在这之后，从1986年直至1994年的八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一直埋头于理论的推演和专项实验。二。卫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充满神秘。“其实卫星就相当于以前打仗时候的消息树。在一个高地上种棵树，有日本鬼子来了，人们就把那棵树拽倒，另外一边的人就都能看见了。”北斗导航系统工程总师、被誉为中国“卫星之父”的科学家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就是信息传递。卫星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即信息获取和导航。”卫星导航是这些用途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围绕着地球发射24颗卫星，形成三个不同的轨道面，编织成一个网络，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同时看到四颗星。美国GPS系统的研发就是依据这个原理。而与此不同，中国科学家陈芳允所提出的双星定位，是只用两颗卫星即可完成最基本的定位功能。“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需求和经济实力设定的，”孙家栋说，“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够。而且，当时也不需要设计出针对全球的系统。”于是，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只用于中国本土的卫星导航系统。自从1986年的会议上人们达成一致之后，导航项目的研究就开始各自向不同部门申请科研经费。然而，北斗计划的正式立项，一直等到1994年。1994年，所有的前期论证工作基本完成，专家团开始撰写立项申请。因为测量就是定位方向，这个中国的导航计划被命名为“北斗”。立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从研发之初就困扰着科学家们的经费问题。1995年，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汇报北斗计划。国务院当时对此计划作出了批示。“批示说，这个计划很重要，但也说钱可能没那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搞预研。”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所谓预研，是指国家划拨少量款项进行尝试性预先研究工作，而并不能提供充裕资金保证项目的完成。得知这一指示后，卜庆君坐不住了。当天晚上，他给国家主管部门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恳切地说，“咱们可不能再搞预研，这个项目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搞预研就等于把这个项目毁了。”王统业这位领导在电话里劝他不要着急。两天之后的领导例会上，他将卜庆君在电话里的想法说给大家，大家商议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尽力申请正式立项。彼时，中国另外两个卫星计划已经确定，两个计划分别有一颗备份星指标。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前两个计划的备份星指标分给北斗计划使用。“我们和两个卫星计划团队多次商议，如果你们打(卫星)成功了，备份星就不需要了。打不成，你们还得继续找问题呀。所以，就先给我们用好了。”中国卫星导航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斗计划工程副总师谭述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这样的腾挪就使得北斗计划的最初立项不再需要单独划拨资金，这个新生的卫星导航计划终于得以正式立项。此时，美国的GPS系统已经走过快二十年，整体系统已经完成布网，正式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而俄罗斯自己研制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已在建设当中。三。问题接踵而至。从1985年进行论证开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就一直担任着北斗计划中卫星方面的设计工作。而当北斗计划正式立项之后，正巧赶上航天飞船“神舟”计划开始上马。这样一来，任务一下子加重。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希望将北斗计划的工作迁往上海。而如果迁往上海，研究工作基本需要重头再来。“这也是1995年下半年的事。这一年啊……”回忆起那一段往事，很多当事者都不免叹口气。当时，这个调整并未与总参测绘局商议。卜庆君知道之后，直接给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你跟曹副总长汇报一下，不能答应这个调整，要不就把计划毁了。”之后，卜庆君又直接找到曹刚川，陈述迁址之弊，争取首长的理解支持。迁往上海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此时，相关专家已经陆续被调往北京。但是，这些研究浩瀚宇宙的科学家甚至没有一间合适的办公室。“当时房子很紧，来了人都是打游击。”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北斗计划最初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总参测绘局招待所的三楼。“连我现在这办公室的一半大小都没有。”谭述森指着自己40平米的房间说。他到任的时候，办公室一共五个人，狭小的空间内只能将就容下办公桌。匮乏的不只是办公设施，还有人才。卜庆君曾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商量，希望对方能为北斗计划提供几个博士生。对方十分爽快，“你去挑人，他们愿意去，我就放人。”卜庆君赶紧派人到哈工大，每个前来应聘的博士生都会问两个问题，“待遇多少？能解决住房吗？”而就在他们与博士生洽谈的同时，广东一家企业前来招聘，待遇是月薪五千，另提供一套住房。一个月之后，卜庆君的部下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到，只有四五个本科生愿意前往北京。领导觉得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不然没有办法吸引人才。于是，一方面开始着手盖宿舍楼，另一方面开始跑到北京市规划局，提出建立北斗计划总站需要用地。规划局很大方地表示，“你们是保密单位。顺义那边要哪块，我们来安排。”主管领导表示太远，不满意。对方又说，“那就沙河以北，哪块都可以。”“我们要上地。”“其实我早就都看过了，就选好了上地。”如今，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呵呵地回忆。但是，上地附近已经完成了规划，无法更改。卜庆君就与位于上地附近的航天城的负责人协调，在共用水电的情况下，划拨出了附近的两块土地作为工作区和生活区。记得那是1997年1月16日，距离春节还有三天，北斗地面中心的基建经费也最终敲定。四。但是一切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就在决策指挥层为这个项目奔忙的同时，北斗研发团队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为自己定出的目标是“保八争七” ——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间保证在1998年，争取提前到1997年。由于北斗系统的奠基理论为双星定位，那么地面上的第三个点就需要有精确的地面高程，即地面高低分布的精确数据。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个高程数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我们有三十年海量的测绘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是纸质的，必须全部数字化。”总参测绘局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这就需要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但那个时候，拥有这样的计算机都很困难。”在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的记忆中，这项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候咱们的银河计算机也满足不了需求，专家还是建议购买国外的设备。”袁树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终，巨型计算机引入了北斗计划。在北斗系统筹备之初，这些早已熟悉GPS的科学家为自己提出要求。“导航精度要高，要有自己的创新。”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他所指的创新，是指北斗系统独有的、GPS不具备的短报文通信功能。“这120个字的短信功能有时候非常重要，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联系。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所有通信都断了，救援队就依靠这个功能。”一位院士专家如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制定了导航反应的标准，在5秒之内必须有所反馈。“其实5秒都会觉得时间长，咱们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如果过了几分钟没有导航显示，那你肯定认为这机器坏了。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这制定了5秒的标准。”谭述森说。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北斗卫星发射时间推迟了两年。直到2000年10月，北斗导航系统的第一颗卫星才正式送入轨道。而在此六个月之前，北斗系统的理论奠基人陈芳允已经因病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我去他家了。唉……”卜庆君老人叹了口气。陈芳允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时隔两月，第二颗卫星成功发射。此刻，从提出理论，到发射卫星上天，北斗计划已经走过15年。在最初的双星定位理念实现的同时，北斗总师孙家栋开始把自己的担忧摆上桌面。“当时就担心如果两颗星当中有一颗坏了怎么办。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为难，无论如何也得向领导汇报。”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于是，经过申请，又补发了两颗备份星。而在一切都看似顺利推进的时候，麻烦再次降临。北斗一期和二期之间衔接的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突然全部断电，完全报废。为此，研究团队紧急制定了一个名为“泰山计划”的方案，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以保证北斗计划一期和二期的顺利交接。2003年12月开始，北斗系统正式开通开始向国内用户提供服务。作为测量技术手段，虽然目前北斗系统的应用还远不如GPS一样完善，但以往一直依赖于GPS授时、导航的用户，开始多了一种选择——而这从长远来说，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在经济利益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2月，北斗二代论证会召开，已经退休的很多领导仍到会参加。会议上，专家评估后宣布，当12颗卫星布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的年产值可能达到500亿。如今，中国军队的导航和授时方式已经逐步由GPS向北斗转换，而金融、电力、渔政和森林防火等民间领域也逐渐尝试使用北斗系统。2010年12月18日，北斗系统成功发射了第七颗卫星。目前，北斗系统进入了卫星发射布网的高峰期。按计划，到2020年，北斗将与GPS一样，成为一个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贡献了“司南”的中华民族，通过北斗计划，进入了定位和授时的宇航时代。
网民
加拿大 土地信息系统 cgis 创建人 罗杰•汤姆林森汤姆林森于1933年11月17日出生在英国剑桥。他获得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两所学校的双学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 1957年，汤姆林森定居于加拿大。在1962的春天，在一架从渥太华到多伦多的飞机上，汤姆林森遇见了李•普拉特，后者是加拿大土地存货清单(CLI)的首脑。不久，汤姆林森任命于渥太华的Spartan Air Services，是计算机制图的主要负责人。这两个人讨论了CLI将要承担的一项巨大的绘图工程：多图层的土地利用、加拿大居民住区的地图规划和建设性用地——大约100万平方英里左右。 汤姆林森告诉普拉特他使用计算机进行绘图工程，并且他的一些想法可以为CLI所用。 普拉特回家后进行了预算， 然后打电话给汤姆林森，他说：“我们最好再好好谈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测试出如何进行手工操作，而你的这种方法的代价太昂贵了。”据汤姆林森回忆，当时他立即被加拿大政府雇用，负责GIS发展计划，就是在那里他做了许多推动加拿大GIS发展的工作。
是我。但我不告诉你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