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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陈炜湛《古文字学纲要》等。文字辞书：《古文字释要》，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罗文宗《古文字通典》、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沈康年《古文字谱》、高明《古文字类编》等。集刊：《古文字研究》、华东师大《中国文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武汉大学《简帛》、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张玉金《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台）许锬辉《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等。通假类：《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古字通假会典》、《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通假字汇》、《上古汉语通假字字典》等。音韵类: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汉字古今音汇》等。辞典类:《王力古汉语字典》、《汉语大辞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中心成立以来共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受到广泛好评。其中《古文字构形学》、《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等著作获得了省级或省级以上社科优秀成果奖励。中心计划将今后出版的大部分著作纳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专刊”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丛刊”两套系列出版物中。中心还在积极编纂《裘锡圭学术文集》，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预计将正式出版。中心成立以来，教师和学生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裘锡圭教授的《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陈剑教授的《释“琮”及相关诸字》、《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施谢捷教授的《〈汉印文字征〉及其〈补遗〉校读记》以及陈斯鹏博士后的《论周原甲骨和楚系简帛中的“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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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因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被列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如今我们可知，马王堆汉墓的主人是西汉开国功臣，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利苍的夫人及儿子。1972年，考古人员对马王堆汉墓进行挖掘后证实，马王堆一号墓主人是利苍之妻，二号墓主人是利苍，三号墓主人则是利苍之子。其中在挖掘一号墓时，从该墓中出土了一枚印章，经过专家考证，该印章上刻有“妾辛追”字样，于是利苍之妻的名字也为世人所知晓，而“辛追”这个名字也一直被人们广泛认可。但是，近日，《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迟到的解读与颠覆》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写道：近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过对更清晰的文物相片的研究发现，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墓主的名字并非辛追。文字学家通过对出土印章上字形的分析考证，认为一号墓墓主应该叫‘避，此前是因为发表的照片不清楚，被误读成了‘辛追’。如果按照这篇文章所说的话，我们曾读了四十多年的“辛追”是错的，利苍的妻子不叫辛追而是叫“避”，“辛追夫人”成了“避夫人”。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并没有被震惊到，因为像这种事情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还记得出土于殷商废墟的那尊青铜鼎吗？当初专家对鼎内所铸的三个字进行研究后得出“司母戊”三个字的结论，以致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尊鼎都被叫做“司母戊鼎”，但后来专家再次考证后得出这三个字应该是“后母戊”，所以被叫了七十多年的“司母戊鼎”正式改名成了“后母戊鼎”。在我看来，考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件件承载了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文物时，必须要秉持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研究曾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实真相，不容有丝毫的放松与懈怠，而这些文物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信息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所以，后人研究古人难免会出现各种差错。但是真相一定会有重现之日，考古允许我们出错，但也强制我们必须承认错误，这是对历史最起码的尊重。所以，如果说“辛追”真的是“避”被误读后的结果，那么尽快的改正过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来看，“辛追”究竟是不是“避”的误读还是缺乏可靠的依据，起码目前我个人认为，将“辛追”强行解释为“避”的误读是不可取的，为何这么说呢？西汉立国之初，在书写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小篆与秦隶，但西汉后期，隶书得到极大发展，到了东汉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的书写字体。所以，如果“辛追”是“避”的话，那么当时从马王堆里出土的那枚印章应该是“避”的小篆体，即那么这枚印章上的“辛追”二字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来看通过两张照片的对比，乍一看确实很像，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面说过，考古是一件严谨的事情，不容有半点勉强或将就之意，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西汉时期的“避”字还有这种写法的话，那么“辛追”是“避”的误读就无从谈起。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专著：唐兰《古文字学导论》、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陈炜湛《古文字学纲要》等。文字辞书：《古文字释要》，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罗文宗《古文字通典》、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沈康年《古文字谱》、高明《古文字类编》等。集刊：《古文字研究》、华东师大《中国文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武汉大学《简帛》、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张玉金《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台）许锬辉《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等。通假类：《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古字通假会典》、《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通假字汇》、《上古汉语通假字字典》等。音韵类: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汉字古今音汇》等。辞典类:《王力古汉语字典》、《汉语大辞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就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样，无私的母亲和一个残疾的儿子。
2009年4月，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教授与另外两名着名学者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送到了教育部，请求特批一位只有高中文凭的38岁的三轮车夫考博士，申请很快就得到了许可。而这位三轮车夫也不负厚望，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层层考核，最终以“准博士生”的身份叩开了复旦大学的校门，这位三轮车夫就是蔡伟。 从小时候开始，蔡伟就很喜欢古代文学，他还特别喜欢练习书法，没想到正是在临摹书帖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一开始蔡伟的语言成绩就已经出类拔萃，有时语文老师遇到生僻字也会向他请教。高二时，蔡伟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锡圭教授的一篇论文，从此被研究古文字的学科——“小学”所深深吸引。可是，由于数学和英语成绩不好，蔡伟没有越过高考这关，高中毕业后成了一家胶管厂的工人。 由于胶管厂经济效益不好，3年后蔡伟下岗了，他先是在一家商场门口摆摊维持生计，之后又蹬起了三轮车。对于物质生活蔡伟没有太高的要求，工作之余他将古文字研究当成了自己全部的精神寄托。 凡是能抽出来的时间，蔡伟大部分都泡在锦州市图书馆里，在这里蔡伟饱读古代经典。但是图书馆中有很多古籍不能外借，复印对蔡伟来说又太贵了，于是他想出了一招：抄。《方言》和《尔雅》这两本晦涩难懂的“小学”典籍也被他全文抄写了下来，而且倒背如流。（励志文章 ）在手抄《尔雅》的扉页上，蔡伟还写上“积微言细，自就鸿文”，意思是从细微处积累，努力奋进，最终取得大成就，这是他的自勉，也是一直藏在他心中的梦想。 有些人对蔡伟的行为很不理解，觉得他有点傻。“一个摆地摊、蹬三轮的，还要抽时间看书，真酸”，“饭都吃不饱了，还有工夫看‘闲书’，真是不务正业”。但对于蔡伟而言，研究古文字带给他的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1995年，一直坚持自学的蔡伟给裘锡圭教授写了一封信。在学术圈内，裘教授的严谨务实，是出了名的，看了蔡伟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后，裘教授大为赞赏，回信鼓励他：“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1997年，裘锡圭教授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看到文章后写信告知裘教授“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教授又在《文物》上发表文章《“佐子”应读为“嗟子”》，并热情称赞蔡伟“其言甚为有理”。 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教授说，蔡伟的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2008年9月，经专家引荐，蔡伟来到上海，参与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项目的整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蔡伟在古文字研究上表现出的能力让同事们刮目相看。特别是蔡伟对古籍经典有惊人的记忆，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生需要找很久的资料或史实，蔡伟竟然能马上说明出处，并能迅速翻阅到某本古籍的第几页佐证。这次合作让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们达成了共识：一定要破格吸收蔡伟报考博士，成为古文字研究的专业人员。 2009年4月，在裘教授等多名专家学者的大力推荐下，已经坚持自学20年的蔡伟终于获得了考博的机会并最终顺利通过了考试。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的都是一个卑微的角色，但是卑微的人依然可以有梦想，梦想却从来都不卑微，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全世界，我已梦想成真。
指考研初试的二门专业课：中文是专业基础和专业综合【具体名称不同】，举例如下。重庆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3年考研招生简章招生目录 招生年份:2013 专业代码:050103 研究方向 01 汉语词汇研究02 近代汉语词汇 考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3日语或 255 法语③633 文学综合④871 语言综合 在重庆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初试科目中，③633 文学综合④871 语言综合就是专业课一和专业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