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继续其统治而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什么题目
张骞的故事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
你首先认真审题,明确要写的主题,切忌不要写偏题,然后给主题命名。命名要准确清楚,紧扣主题。二,保证按照要求完成最基本的字数要求,要抓住主题结合内容写。不要离题万里,要史论结合。三要写出与主题相关的历史知识影响内容的。四要写出与此相关的历史启示,如历史启示,精神教训等要强调史论结合。我要写出运用,即如何做,要吸取其中的精神力量,并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学习中。注意一定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个人相结合,历史与内容紧密结合。六,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学以致用当成问题,是历史类的文章,书写要认真,格式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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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现代教育在强调人对社会的适应、强调人面向社会的发展时,却忽视了人的生存本身,忽视了“照料人的心魄”这一教育的永恒使命。常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对灵魂的深入关照恰恰是现代教育所欠缺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在新颁布的中学课程计划中,理科类学科的课时比例在相对减少,文科类、音体美等学科的课时比例得到保证或有所增加,研究性课程、活动课程得以凸现。这表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要大力加强人文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历史课程属人文素质课程。而目前历史课程的教学现状都是功利性色彩浓,缺乏人文性。历史学科是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历史学科包含了许多鲜活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包含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也包含了许多音乐、服饰、绘画、建筑等精彩内容。历史学科曾是一门人气比较旺的学科,招徕许多人士的关注和学习,普通老百姓也乐意了解一二。由于历史学科人文精神的失落,出现了教材不关注“人”,教师不激发“人”,高考更不把人当“人”和教师讲得起劲、学生背得卖力、考后忘个干净的现象,以至于许多学生逐渐厌恶历史、远离了历史,使历史教学出现了人气渐失的尴尬局面。过去我们简单地看待历史知识的过去性,把历史知识等同与教科书,因此也把历史教育中的传承功能看死了,以致于民族认同、文化归属感、爱国心等深层次的课程功能,也都建立在“背”“考”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从目前整个中小学历史教育课程体制看,一个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学习三年历史课程,内容为简单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如果他能上高中,在高一年级能深入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如果他选择理科,则不再学习历史课程。在通常情况下,大约5/6的高中生选择理科,这样看来,绝大部分人一生中只能接受3——4年的历史教育,其中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只能有一次基础性的学习机会(高中历史新课程设置情况是:开设3门必修、6门选修课课程。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机会要多些)。又如在观念上,关于战争史的内容很多同学都感兴趣,但是一见到或一听到战争的残暴性有的学生往往会发出阵阵无谓地甚至认为有趣地笑声,有学生还为希特勒辩护:希特勒是爱国的,他的种族理论符合物种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战争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有战争,就一定有伤亡,希特勒不对二战中死亡的生命负责;战争不由希特勒发动,也将由x特勒发动。这说明:一、人文主义教育不足,致使学生缺乏对人类生命敬畏和对人类文明应有的尊重;二、世界意识教育不足,所谓世界意识,就是指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分析本国的作用和地位,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也反映了学生人格的扭曲。 据2001年一份来自我国某地重点中学的问卷调查材料显示,有6%的学生反映,他们上历史课“习惯于照抄教师板书的内容”,而不是主动探寻问题的答案;有4%的学生认为,“历史就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功课”;另有许多学生则坦率地承认,“上历史课不是做其他的作业就是打瞌睡” ,等等。尽管这份调查主要是在高二年级中进行的,有一定的客观影响因素,但是,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过去传统的历史课堂,大多数充其量只不过是机械灌输僵死的历史知识和对学生反复施以机械式的所谓“强化训练”的场所,而非生命活力不息涌动的生活场所。直言之,这样的历史课堂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显然是完全割裂开来的!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究竟缺失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中学历史课堂却恰恰严重缺失了人文气息这一重要特性。一、历史课堂教学缺失了“人”这里所说的“人”,既指学生,也指教师。我们的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拥有的主体地位基本上被剥夺殆尽,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基本上被完全扼杀。于是,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在历史课堂里,所谓“知识”完全变成了主宰一切的绝对力量,教师因附属于大大小小的知识点而自然而然地成了课堂教学的惟一强势权威者,学生则相应地沦落为可怜的被控制体和单一的弱势被动接受体。在这样的历史课堂教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只不过仅仅是知识的简单传递工具与机械接受容器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同样都是非常可怜的。即,他们是工具,是“物”,但惟独不是真正有生命意义的“人”。 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曾讲过这样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有一名在高考中历史学科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得意门生,在升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元旦节给他寄来了一张精美的贺年卡。贺卡上写这样几句顽皮的话:“亲爱的老师,真抱歉,当我给您寄这张贺卡时,我才突然发现,您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教给我的那些历史知识,我已经将它遗忘在早晨长跑的跑道上了,湮没在拥挤嘈杂的餐厅里了,丢失在周末联欢的舞会上了……。真不好意思,现在,您辛辛苦苦教给我的历史,我已经又把它们全部奉还给您啦!……” 这个案例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从这位刚刚离开中学校门的学生那略带调侃意味的无奈话语中,我们从中能感悟到什么呢?显然,在传统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对知识的传授是备受推崇的,它一向被作为历史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来看待。然而,上述案例却表明,事实上,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即便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做得最扎实、最有效的历史基本知识的传授,其教学效果也远不是像我们主观上估计的那样高,那样好。为什么学生离开我们中学的历史课堂才仅仅四个月就基本上将那些看上去已经烂熟于心的历史基本知识很快遗忘了呢?为什么在学生的心目中,认为除了知识点的接受之外,从历史课上就再也没有感受到还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呢?很明显,一个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将历史课完全窄化为只是历史知识的单一授受与识记了,而且,这种对历史知识的教与学又基本上变成了机械灌输与死记硬背。于是,学生就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已经相应地变成完全丧失了“自我”的被动的知识“储蓄罐”了。这样,我们所传授的历史知识也就完全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精神、文化、智慧与情感等丰富的生命意蕴,而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僵死的知识点、知识线或者知识面了。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自己把原本“活生生”的历史抽去了灵魂而教“死”了。二、历史课堂教学缺失了“情”所谓“情”,即情感。它是笔者所称的“有生命的历史”的内核,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但是,在传统的历史课堂里,教师却往往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来传授着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以一种整齐划一的设定目标来约束着原本个性鲜明的学生。比如,教师严格按照教材、教参规定的内容授课,过分强调历史知识的传授与掌握,对学生现实而新颖的问题或想法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更是“压制打击”,使学生想说的话不能或不敢表达出来;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课堂纪律、秩序的良好,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被动接受性、封闭性,教师经常的教学语言是:“注意了,转过身来”;“安静下来,注意听讲”;“我们继续讲;你们不听是吗?不听就算了。”这种过程其实教师反而是被动的,当然,也压抑了学生历史学习的好奇心与自主性,封闭不交流造成学生心胸狭窄,不愿与同伴共同克服困难。也就是说,教师的劳动没有把学生当成有思想、感情、个性和主动性、独立性、发展性的人,教师自己也成了一台没有情感的机器了。在这样的课堂里,既不可能有生命的互动与智慧的碰撞,也不可能有生命激情与灵性的飞扬,更不可能有沁人心脾的诗意的生成。这样,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固有的生命价值就得不到确认,情感缺少交融,人性的光芒被遮蔽,最终,“情感”也就被异化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和可怜的认知工具了。三、历史课堂教学缺失了“魂”这里所说的“魂”,即思想。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可是,如果我们“读史”时并不懂得带着思辨的眼睛和思想的大脑去审视、去思索,并且从中感悟和生成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思想和眼光,以此来关注和审视现实,那么,我们也就永远不太可能达到“明智”的境界。所以,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应当是教学生从历史之中“学会思想”,生成智慧,生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就决定了“思想”应当是贯穿于历史课堂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思想的历史课堂,就必然是“死”的课堂和“无用”的课堂。然而,如上问卷调查所列,在我们某些地方的中学历史课堂里,居然有高达4%的学生认为“历史就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功课”,这就难怪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调查问卷中,竟会有多达7%以上的中学生明确地认为中学历史课是“可有可无”的了。 据报道,2001年2月初,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曾在我国文化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等四个城市对14~28岁之间的1065名青少年,进行过一次《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现状》的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对祖国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是极不令人乐观的。在这份范围并没有超出初中历史课本内容,满分为100分,而且绝没有偏题怪题的问卷调查下,全体受访者的平均得分仅为69分;如果以60分为及格,则全体受访者的及格率只有5%。据披露,在回答是什么人“1860年侵略中国烧毁圆明园”这一历史常识性的简单题目时,正确选择了“英法联军”的只占受访者的8%。关于他们了解中国历史知识的途径方面,占9%的受访者回答是通过学校教育(课堂)获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者对历史的了解程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大专以上学历受访者的得分只比整体的平均得分仅仅高出77分;同时还发现,25~28岁的青年对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要明显低于17~24岁的青少年,尽管他们受教育的年限要高于该年龄段的青少年。 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有一个矛盾现象应当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高学历者对历史的了解程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并且“25~28岁的青年对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要明显低于17~24岁的青少年”。那么,这种与知识积累规律似乎是相矛盾的状况说明了什么呢?显然,这些受访者在学校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基本上是“灌输式”的或“强制性”的,而这种教育方式所造就的只不过是学生的机械“短时记忆”而已,并非“有意义”的学习,而且,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厌倦与反感。所以,一旦他们出于一种应试的功利性目的而不得不学这些课本上的历史知识,在通过或考过之后,要不了多久必然会很快遗忘了。可见,如果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中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实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当历史的鲜活形象被分割成死气沉沉的概念的时候,历史本身即被窒息了,学生受得教育越多,他们的思想就越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知识硬壳之中,在这之中,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更没有理想与热情,他们既对生活缺乏正确的判断,在未来的生活中就将是一个盲人。中学历史教育必须改弦更辙,走出所谓“学科教学”的死胡同,还历史课堂以生气,还学生教师以生气,养成人文素质,为学生未来的生活作尽可能全面的准备。学校的作用应该培养灵魂,锻炼精神,优化情感,使学生成为热爱世界的主人,就目前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并不能完全称得上上述意义的教育。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の随便←磊 回答采纳率:2% 2008-11-02 18:04 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问题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在新课程理念下如何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教学是历史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 课堂教学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主阵地,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课堂学习是学生获得知识与技能的主要途径,因此,教学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怎样才能较好地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量?本人根据多年的高中教学经验认为:必须激起学生的学习渴望,优化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历史机智教学。 一、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时间的利用率。 历史课堂教学一般有复习、引入、传授、反馈、深化、小结、作业布臵等过程,如何恰当地把各部分进行搭配与排列,设计合理的课堂教学层次,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是上好一节历史课的最重要的因素。 设计课堂层次时,必须重视认知过程的完整性。由于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要努力做到使教学层次的展开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方面的活动协调和谐。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当同学初步获取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后,应安排动脑动手独立思考与练习,教师及时捕捉反馈信息,并有意识地让它们产生“撞击”与“交流”,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某一历史名词的理解,如“商鞅变法”,就可以让学生思考:“商鞅之死是否说明变法失败了?”,学生通过思考就可以加深对这一改革措施的掌握,就会有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并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而对知识的领会加深,能力也得到发展。 设计课堂教学层次还必须注意紧扣教学目的与要求,充分熟悉教材,理解教材的重点、难点、基本要求与能力要求,从多方面围绕教学目的组织课堂教学。当课堂容量较大时,要保证讲清重点,解决难点,其他的可以指明思路,找出关键,有的甚至可以点而不讲,但要指导学生自学完成;当课堂容量不大时,可安排学生分析评论,并进一些深化练习,进行比较、提高,这样,课堂结构紧凑,时间得到充分利用,有利于实现课堂教学目标。 课堂结构大致归纳为三种形式:一种是承接型。一般是先让学生获得感性知识,再引导学生深入并指导解题,变为能力,这种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前后承接,脉络清晰,它对于内容浅显易懂的章节比较适用。第二种是递进型。它主要是在讲解比较抽象的概念和难度较大的章节采用,如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以及产生的影响等,它的主要特点是把知识与能力紧密衔接、交替上升。第三种是辐射型。它的特点是抓住关键,引导学生发散式思维,多方位思考,通过筛选归纳使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这种形式多在复习课中采用,如生产力的发展是思想领域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等。 实际教学中,以上几种形式是互相结合使用的,在安排课堂结构时,是基于讲清知识内容,提高学生能力,有效利用时间的原则,当然要优化课堂结构,除了要精心设计课堂层次,还有赖于教师的讲授能力。 二、创设合理性的教学情境,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课程标准更多地强调学生用历史的眼光从生活中捕捉历史问题,主动地运用历史知识分析生活中的一些经济、文化现象,自主地解决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在教学中我们要善于从学生身边事例出发,设计学生感兴趣的生活素材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给学生,使学生感受到历史与生活的联系——历史无处不在,生活处处有历史。因此,通过学生所了解、熟悉的社会实际问题(如宗教问题、旅游问题、考古知识等等),为学生创设生动活泼的探究知识的情境,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心理学家认为,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倾向,兴趣的功效之一就是能对正在进行的活动起推动作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是构成学习动机的重要成份,无疑地,历史课堂教学应积极激发学生对学习的需要和兴趣。 历史知识源远流长,每堂历史课都对学生具有新鲜感,如能在引入新课时,提出具有诱惑力的问题,更能激发学习兴趣。我们知道,引入新课一般有开门见山的直导式,以故事介绍的诱入式,有具诱惑力的问答式等,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中,都可以直接提出与课本有关的问题或通过诱导的方式提出问题。例如在介绍夏商周的政治制度时,可以简单的叙述一下原始社会的社会状况以及炎黄时期的传说激发学生的兴趣;在介绍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和道教产生以及影响时可以引伸到现实生活中,以身边的实例来讲解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例如讲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可以以太和回民的现状为例,这样更加合理的导入本课内容。这样,一开始就“引人入胜”,产生好奇心,并由此产生求知欲望与热情,对课堂学风和理解内容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并及时地进行表扬与鼓励,也是提高学习兴趣的重要方法。课堂教学中,要对同学们的热情态度和取得的成绩给予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鼓励。如在讲完一个历史名词后,让学生复述,并回答其原因和影响讲完一个例题后,让学生归纳其答题的要点,运用了哪些历史思想和方法。对于基础差的学生,可以对他们多提一些基础问题,让他们有较多的锻炼机会,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耐心细致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增强学生提问的勇气和信心。当学生的作业做得很好时,当学生的成绩有进步时,当学生表现出刻苦钻研精神时,都要给予适度的表扬,以增强学习信心,激励学生的攀比热情,达到表扬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的目的。 三、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率。 教学方法是教师借以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形成技巧的一种手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必须有良好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吸收。具体一堂课,到底选用哪种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年龄特点考虑,一般地,每节历史课都要求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形成能力,因此,通常所采用的都是讲授与练习相配合的方法。 例如,讲《南京条约》时,第一关键主要是讲清条约内容,较简单可用问答式,采取归纳讲授法为主。讲辛丑条约的影响时,这主要是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和解题能力,采用练习法为主较为合适,练习可层层深入。又如小农经济的影响与东西方差距的讲解,可采用发散讲授法,即变换角度,用不同的历史时期去分析、考虑,学生通过对几种方法的讲授比较,对这一问题以及牵涉到的几个方面的知识了解透彻,课堂吸收好。 有些课题要列表和史实结合求解,此时可联系表格,用谈话式分析史料中所蕴含的信息,吸收自然好。对于一些综合题,可结合分析,采用点拨讲授法,要挖尽条件,点其窍门,减缓坡度,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解题能力,也便于学生吸收。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讲授法为主,应让同学有一定的思考或练习时间,也可提高问题,使讲授内容步步深入,切忌完全由教师包办代替,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也有助于课堂调节。对于一些较难例题,切忌蜻蜒点水,不深不透。采取练习法为主,以练代讲,应在必要时启发思路,以免同学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还要注意课堂上避免过于冗长繁琐的分析讲解,节约课堂时间练习,提高学习效果。教学方法上,要求教师必须在“讲”上下功夫,狠抓“练习”这一环节,注重启发式、探索式,讲授时做到深入浅出,语言规范简洁,练习时做到难易适中,适时启发反馈,力求使同学在认识与实践中逐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形成技能技巧,以达到吸收消化的目的。 四、增强历史教学机智,提高思维品质的优化率。 课堂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知识由理解到掌握,进而能灵活运用,变为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思维才智,以求得最佳教学效果,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学机智。历史教学机智主要有启发联想、运用反例、及时调节、渗透历史思想与方法等。 启发联想,构思多解,是常用的历史教学机智。课堂教学中,对一些问题可启发同学仔细观察其题意,回忆所学过的知识,比较以前掌握的历史问题、推想、探求,将“陌生”的问题转化为“熟知”的问题,从而迅速合理地解决它。有时还可通过横向比较,开阔同学的视野,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与发散性。例如,讲到新三民主义的影响时,就可以联系旧三民主义的影响。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问题,且复习了过去的历史知识。于是,通过联想与类比,此问题的解法就简便得多,并能锻炼学生思维的敏捷性。 巧妙使用反例,注重逆向变通,培养思维的批判性与变通性,是历史教学机智极为出色的内容。历史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稍有疏忽大意就可能导致错误。有些历史题从正面不好理解不易阐述,教师在教学中如能恰当地使用简明生动、击中要害的反例,或抓住同学解题中出现的典型错误而给予简练、深刻的评析,这将会大大增强同学的理解能力与解题能力,使学生茅塞顿开产生质的飞跃。如“洋务运动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就可以通过正面讲解及运用反例和逆向思维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重视及时调节的作用,稳定有意注意,培养思维的适应性与持久性,是历史教学机智的重要表现。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的基础与素质有差异,由于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某些教学内容不一定适合学生口味,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情绪会出现波动,必须进行及时调节,此时,可利用刺激物来吸引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注意。比如,教师讲课时,可加重语气与声调,可提出问题激发兴趣,指出错误引起同学反思,或转讲为练,以练代讲,使学生对课堂的有意注意得到稳定,保持课堂的良好状态。 渗透教学思想与历史方法,是历史教学机智的重要发挥。中学历史的许多内容,都包含着某些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例如,中国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等等。课堂教学中在传授内容的同时,努力挖掘并向同学渗透历史思想与历史方法,有利于培养同学思维的科学性与深刻性,使一些问题迎刃而解。 总之,课堂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要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必须树立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辩证观点,形成热烈的学习气氛,凭借历史记忆性强、灵活性强、趣味性强的特点,精心设计教案,摆正讲与练的关系,注重学生优秀思维品质的培养,变被动为主动,变学会为会学,这样就一定能达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目的,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书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作者: 白钢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词典》 作者:中国近代史词典编委会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胡绳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现代教育学基础》 作者: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の随便←磊 回答采纳率:2% 2008-11-02 18:04 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问题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意大利人德拉·瓦莱传到欧洲
资治通鉴、全球通史和世界通史、中国通史
1472年,一个名叫巴布洛的意大利人在古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游历时,在设拉子附近一些古老寺庙残破不堪的墙壁上,见到了一种奇怪的、从未见过的字体。这些字体几乎都有呈三角形的尖头,在外形上很像钉子,也像打尖用的木楔,有的横卧着,有的则尖头朝上或者朝下,还有的斜放着,看上去像是一只尖利的指甲刻上去的。巴布洛非常诧异。这是文字吗?还是别的什么?他带着这种疑惑回到了意大利。但是,当时没有人对他在西亚的这个发现感兴趣,人们很快淡忘了这件事。欧洲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楔形文字。 一百多年后,又有一个意大 利人造访了设拉子,他就是瓦莱。瓦莱比巴布洛要勤奋,他把这些废墟上的字体抄了下来。后来,他在今天伊拉克的古代遗址,又发现了刻在泥板上的这种字体,因此他断定这一定是古代西亚人的文字。瓦莱把他的发现带回了欧洲。他让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字。 按这种说法,应该是瓦莱吧
古朴时代或乌鲁克晚期 古朴时代或乌鲁克晚期(约前3500年-前2900年) 。 最古老的几个文字符号来源于公元前第九千年纪到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各种形状刻有条文的筹码,表示绵羊的⊕。距今约3100年的文字成了后来楔形文字的雏形。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用泥板通过图画的形式记录帐目。要读懂乌鲁克时期的古朴文字很困难,但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复杂的语言积累;当时的楔形文字包含了分类词汇表,将各种符号、字和短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统一,然后根据主题分为植物、人类定居区、城市、工具、金属及动物若干类。词汇表可能由于地域而不同,但楔形文字的书写保持恒定,有的可以延续千年不变。早王朝时期 早王朝时期(前2900-前2350年) 早王朝时期的楔形文字比乌鲁克时期的古朴文字使用更广泛,两河流域的大多数城市发现了这一时代的泥板书。正是苏美尔人在这一时期首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文字。他们还发明了王室书写体,并开始在石碗和权杖上刻写楔形文字,这些坚硬的材料将文字保留至今。在法腊时期,公元前2600年,楔形笔划取代了象形的圆笔划,每一化都有三角形。渐渐的这些符号演化为表意符号,至于那些无法描绘的东西则用任意指定的办法来表达。而且苏美尔人还用它来表示声音,几个表意字合在一起就可以代表一个复杂的词或短语,这就使得许多符号都成为多余。 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已发展为表词音节文字,同声的词往往合用一个字符,一个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声音,并且使用发音符号代替表意符号。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而且苏美尔语的语言体系相当特别,在文法、字汇及语句构造上自成一系,与后来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以及巴比伦语、亚述语有很大差别。 在苏美尔的最早记录中,使用的符号约有两千个左右,但经过600多年的改进,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时,符号的数目已经削减到六百个左右。符号进一步简化,最后演变为楔形刻痕的组合,基本笔划有四种:横、竖、斜和折。这就是楔形文字。起初楔形文字从上而下直写,后来从左而右横写,字形也从直坐变为横卧,转了90度 。 早王朝时期的苏美尔人首创了乌德伽南缀字法,这是最早的编码方法,被后来的楔形文字学者普及使用,并因在埃及象形文字中使用,而为人们熟知。在叙利亚境内的埃布拉,考古学家发现了楔形文字最早的双语现象,此时的王室铭文将苏美尔语翻译为埃布拉语,出土的埃布拉语文献中还包括了第一部字母表,每个字符代表一个发音,由于后来这种文字使用较多,当代学者才得以破译苏美尔语。古阿卡德时期 至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古阿卡德时期(前2234年-前2154年)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前2112年-前2004年)。 萨尔贡大帝是闪米特语族的一个分支——阿卡德人,他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使用楔形文字书写阿卡德口语,阿卡德人还编有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双语词典。不过可能在更早的前3000年末期,阿卡德语就已经逐渐取代苏美尔语。阿卡德人在吸收以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楔形文字体系。后来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从阿卡德语基础上改良,成为后来的南方巴比伦方言和北方亚述方言。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诞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重要文献苏美尔王表,苏美尔的第一部法律《乌尔纳姆法典》也定制于此一时期。伊辛-拉尔萨和古巴比伦时期 伊辛-拉尔萨和古巴比伦时期(前2017年-前1595年)。 前2000年后的500年是苏美尔语言文学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神话、史诗、寓言、王室赞歌。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时代的阿摩利人和前9世纪-前7世纪的亚述时代都传播者楔形文字。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汉摩拉比法典。在巴比伦,楔形文字已由衍形响衍声过渡,由象形发展到了关联实物的抽象概念,由表示实物或概念变为表示脱离愿意的一定的语音。此时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共有640余个,比苏美尔人的更简化更进步。前第二千纪早期,与南方丰富的资料相比,北方的出土文献较少,但从土耳其出土的古亚述商人的泥板书来看,他们也简化了当时的楔形文字,可能由此推进了文字的普及。中巴比伦时期或喀西特时期 中巴比伦时期或喀西特时期(约前1600年-前1155年)。 巴比伦和亚述人统治时期,楔形文字有更大幅度的发展,书法精美且词汇更加扩大和完备,使得两河流域其他民族也采用了这种文字。从埃及出土阿马尔奈文书来看,前1500年左右,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如埃及、赫梯、米坦尼、埃兰、喀西特巴比伦、中期亚述都没试图改变当地的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而且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成为当时的外交用语。前二千纪后期,中亚述的国王图书馆出土了丰富的记录,包括来自亚述和巴比伦的各种管理档案;喀西特人的文学遗存不多,但他们创造性的将楔形文字用于经济管理中,被称为“库杜如(kudurru)”的方式;这些材料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全面的资料。新亚述时期 新亚述时期 (前9世纪-前7世纪)。 再晚些的亚述帝国时期常用比划精简到300多个,国王亚述巴尼帕(Ashurbanipa1,前668一前627在位)在首都尼尼微建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图书馆,收藏大量泥板图书,亚述巴尼帕本人也能读出最复杂的楔形文字铭文。有不少泥板记录和解释了反常的天文现象,国王周围有许多精通楔形文字在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任务是预测国王和国家的威胁。王国范围内的日常交流是新亚述语,但文学作品流行的是巴比伦方言。在此情况下第一次出现了注释,它们被用来解释词或短语,并发展了不同传统流派间的联系。亚述楔形文字,词汇被扩展了,书法也变得更精美。此时亚述人用的楔形文字共有570个,其中300为常用字。后期亚述楔形文字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变成了音节文字了。新巴比伦时期及后期 新巴比伦时期(前625年-前539年)及后期。 尼尼微陷落后,在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中,王室和百姓中仍旧使用楔形文字。前539年,波斯征服巴比伦王国后也从后者那里学用了楔形文字。由于波斯帝国征服版图极端扩大,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于商业的发展需求,于是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改变为较方便使用的字母文字 。公元前一千纪开始时,阿拉米亚语作为批注,出现在楔形文字的泥板书上。经过公元前一千纪,阿拉米亚语逐步取代了阿卡德语,成为该地区的国际语言,后来它先是被希腊语所取代,再被阿拉伯语取代。直到希腊时代,由腓尼基商人在埃及象形文字基础上发明了腓尼基字母文字,从此字母文字走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西方主流。楔形文字在西亚流行的时间长达三千年,现今发现的最后一片楔形文字的泥板是公元后75年的遗物,此后的楔形文字再也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