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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文字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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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文字的论文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的字

中国文字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可得见,今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简称甲文)。所谓甲骨文,就是刻或写在龟甲及牛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另外在地下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铭文,称为钟鼎文(简称金文)。这两种文字,因为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所以又称为「古文」。 周宣王太史籀曾做籀文(又称大篆) ,一部份籀文形体还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奏同文字,于是小篆通行,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以说解小篆为根本。汉朝以后,文字渐趋约易,隶书变成汉代通行的文字。魏晋以后,字体变为楷书,楷书书写容易,通行后就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一直沿用至今。楷书通行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也出现行书及草书,这些都是楷书的变体仓颉造字《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说,过去仓颉造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里发出哭声。《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典籍里也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考证过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很难得出结论。 有人推测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人解释说,这里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因此,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但“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仓颉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汉字是个庞大繁富的体系,不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陶文汉字的远祖。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甲骨文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真正的文字。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金文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青铜最早出现在商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十余类,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及各种工具等。 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中出现了大小相次的编钟,它是祭祀和宴食的主要礼器。青铜器中的鼎多用作煮牲畜祭天敬祖的祭祀用器,后来钟鼎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由于钟与鼎是青铜器中重要的礼器,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金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铭文的书法艺术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一个整体,正是金文线条章法的书法艺术与瑰丽的造型装饰艺术相辉映,使青铜器成为美的化身。 商代中期起青铜器开始加铸铭文,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变得厚重,制作日趋精美。常以云雷纹为底,衬托饕餮纹和夔纹,给人一种深沉神密、狰狞威严的气氛。金文是用泥范浇铸的,这一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有很大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代表作品,金文文字以事物的形象构形,点画采用描写事物的天然曲线,常用一、二根线条高度概括客观事物的特征。西周的金文又有新的变化,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武王征商的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到了西周后期,青铜器渐趋简陋,但铭文却不断丰富,金文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书体娴熟、优美、奔放。当时金文主要有三类风格:第一类,运笔舒展,字迹端正,笔画均匀,代表作品有《静簋》、《大克鼎》、《毛公鼎》等;第二类,笔势圆润,形体遒劲华丽,疏密得当,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到了西周末年,出现了如《虢季子白盘》一类字形方整的铭文,成为另一种风格,这类风格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书风。 石鼓文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小纂「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隶书小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但是书写起来相当不方便,且字形繁复,由于种种缺点,故在民间很快地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将小篆的端庄工整、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这种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字体。 隶书的形成使文字从随物体形状描书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笔划所组成的简单字符,这种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的阶段,使中国文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了。草书草书,就是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在草书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官府的佐、史经常需要使用起草文书,因而影响了草书的流传。进入东汉后,经过文人、书法家的加工,草书就有了比较规整、严格的形体,可以用在一些官方场合,称之为「章草」,带有一点隶书的味道,保留了隶书的拨挑和捺笔。草书由于字形太过于简单,彼此容易混淆,所以无法像隶书取代小篆那样,取代隶书成为主要的字体。 在楷书产生后,草书在楷书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不但笔划之间可以勾连,上下之间也可以连写,隶书笔划的某些特征也消失了,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草书,称之为「今草」。 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楷书像人的坐,草书人的跑,那么行书就是人的行走,因为行书比楷书随便些,可以写得快,又不像草书潦草的让人看不懂,所以最受到人们的喜爱。 行书大概在魏晋时代就开始在民间流行了,被称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创作了大量的行书作品,长期以来价倍受人们的喜爱。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放纵一点、草书味道比较浓厚的,称为行草,行书写起来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人,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楷书楷书在字体结构方面,与隶书差不多,但楷书将隶书笔划的写法改变了,且由扁形的隶书改为基本上呈现方形的楷书,即所谓的「方块字」。楷书也称为正书、真书,说明了楷书是提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东汉末年的钟繇,从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多少残留著隶书的笔意。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到了隋唐之后才基本定型,定型后的楷书,笔划、结构都相当精致、严谨,如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作品就是范本之一。 中国文字进入楷书阶段后,字形还再继续简化,但字体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做为我国四大发明术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做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漂亮,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致上是这一种风格的楷书变体。

关于蒙古文字的论文

(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蒙古族的起源。蒙古人认为苍狼和白鹿是自己的祖先。蒙古人之所以选择狼和鹿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与他们祖先所生活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狼和鹿就是生活在山林和草原当中。既然是图腾,那苍狼和白鹿就被蒙古人尊奉为神灵之物,同时又赋予了神秘而美好的传说。  《蒙古秘史》和《旧唐书》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  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北史》卷94《室韦传》)。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5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  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  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  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分为“草原游牧民”与“森林狩猎民”两类。第一类包括久住原地过游牧生活的突厥诸部,和后来迁入接受突厥影响,完成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蒙古诸部;第二类是留居森林地带,主要从事狩猎的诸部。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关系。富裕者从氏族中分离出来,成为叫作“那颜”的游牧贵族,他们占有众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场的权力,一些强有力的游牧贵族还在身边聚集一批称为“那可儿”的军事随从。一般牧民称为“哈剌出”,由原来有平等权利的氏族成员变为向贵族纳贡服役的依附者。还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沦为奴仆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据纳贡服役和人身依附现象,认为当时的蒙古社会性质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据俘掠他人为奴的现象认为是奴隶制。这两说还在讨论之中。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这个国家统辖的漠南、漠北地区,概称为蒙古地区,此地区各个部落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族这时从辽、金时期(916~1234)被统治的民族成为统治民族。  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族三次西征,先后建立横跨欧亚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在西征的同时,又挥师南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余年征战,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其疆域北至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东北至今乌苏里江以东,西南包括云南,都纳入元朝国家的行省建置。元朝设置宣政院,首次对西藏进行直接管辖。又设澎湖巡检司管澎湖和台湾。元朝对确立现代规模的中国版图作出了贡献。  由于南下或西征,蒙古族民众被征调各地,因此,蒙古族的分布散及全国。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东部蒙古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其首领为元室后裔,被视为蒙古的正统;游牧于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称为西蒙古,与东蒙古有姻亲关系。  15世纪,蒙古南北被达延汗重新统一,分东部蒙古为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喀剌沁(永谢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注意与明朝修好,发展贸易关系。俺达汗驻地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商旅幅凑,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朝为了扫除后方的威胁,大举用兵,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统一了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蒙古族的统治,保证了蒙古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但清朝在蒙古地区推广喇嘛教,实行“蒙禁”,导致蒙古族人口减少、人口素质下降。  自元代以来,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天文历算、文化艺术、医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中国建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区。以后又相继成立了9个自治州、县:

关于考古的论文1000字

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考古的论文4000字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关于医古文的论文3000字

《医古文》是一本书的名字,为2007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供中医药高职高专、成人教育使用。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  从编写大纲到最终完成本教材经过了数度寒暑。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借助工具书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同时,通过医古文课的传授,使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领悟中医药学的精髓,提高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学好中医药学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代文言文。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与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医古文是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药文献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课程,是中医药各专业七年制及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也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  教学旨在通过古代医药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阅读实践的训练,使学生在已有文言文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古医籍常用词语及其主要义项、古汉语基础知识以及断句、今译与文意理解的基本技能,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为学习后续的古典医著课程与毕业后研读古代医籍,清除文理上的障碍,同时促使一部分学生在本专业领域争取进一步的深造和发展。  本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医古文精髓,提高人文素养和语言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并进而提高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以求有益于实现学生的人格养成与医生气质形成,为其将来从事中医药临床或其他各种医疗卫生工作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本课程以“医古文”为主干,构建成融合医古文(文选)、中医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注释纲要、中医文献学等课程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配合古代汉语选读、中国古代名著赏析、古代诗歌概要等选修课程,有利于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面,促进学业素质不断提高  医古文课程简介 一、“医古文”学科的性质与作用 中医药学经典著作至今均为古文撰成,中医药学本身又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如欲“通经致用”,自必深通古文和传统文化。因此,就性质与作用而言,“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以及文献、文化问题的一门学科,是高等院校中医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兼工具课,是对中医药类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也是对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传统语言文化终身教育的主要课程。学习、掌握和运用医古文的知识与方法,培养并提高医古文的水平,对于提高中医药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传统语言文化修养和综合业务素质,进而不断深入地研究中医药古籍、促进中医药学术和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都有着非常切实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二、“医古文”的教学目的与任务 就广义而言,医古文教学的目的与任务,是使学员通过古代医药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能够直接阅读、理解、解释以及研究中医药古籍的文辞义理并正确应用之。就狭义而言,是使学员在学习之后,能够借助工具书直接阅读、理解、解释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问题及其义理并能够进行断句、标点与语译。本大纲以狭义的教学目的与任务为准。基于本课的性质和作用,“医古文”还兼有培养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目的与任务。 三、“医古文”的教学内容 “医古文”的教学内容,是以教学目的为依据而确定的。就体系结构而言,分为“文选”、“基础知识”和“练习”三大部分。其中的“文选”,按照性质,分为医学文选和与医学有关或关系密切的文选;按照内容及其时代,分为“医家传记”、“医籍序文”、“医事论文”、“医学论文”等。文选的教学,以字、词、句、意的语言文字知识及其义理和传统文化知识为主,目的在于使学员积累必要的医古文感性材料并培养一定的感性认识。“基础知识”主要分为九章(九大类),即:工具书、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训诂、句读、语译、文化常识。这些内容的教学,以兼顾体系、突出重点为原则,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练习”是针对性较强的实训,目的在于加深所学每一篇章的内容与要点,培养学员具有正确解释词语、断句与语译等能力。 四、“医古文”的教学要求 通过大纲规定内容的学习,学员应达到以下水准: 1、能够认识繁体字,写出其相应的简化字。 2、能够辨识文选中的通假字、古字与异体字,写出其相应的本字、今字与正体字; 3、能够准确解释文选中的字词特别是常用词(含单音词、复音词、多音词、成语典故等)的形、音、义; 4、能够解释文选中的各种特殊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 5、能够正确理解医古文的文句、段、篇的意义; 6、理解“基础知识”中的基本理论,掌握应用方法,用以解释有关问题; 7、能够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式,较为准确、通顺地语译古文; 8、能够较准确地为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段落断句; 五、“医古文”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由于文选是医古文的活性材料,理论乃是从对它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无论是教还是学,均应以文选为主,以基础知识为辅,将重点放在词汇的正确解释与常用词的积累上,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课文进行正确语译和对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段落进行正确的句读; 2、依据本课程的特点和学员的实际,文选和基础知识应合理地交叉进行; 3、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精讲精读、勤练多练; 4、辨字、释词、析句(含句读)、解意(含语译)是构成阅读、理解及研究医古文之能力的四个主要环节,所以教和学都要围绕这四个环节进行; 5、在文与理、文与医的关系上,原则上以文为主,兼顾理、医,以体现医古文的专业基础性质和工具作用。教师和学员亦应根据医古文的特点与博大精深的内涵,不断提高素质修养和道德修养; 6、为了切实弄通弄懂本课程的内容,学员还应作好课前预习、课中听讲记录和课后复习,按时完成作业练习,并分类、分层、分阶段进行不同程度的小结、中结和总结复习。 六、课时与学分 1、课时: 《医古文》课程的总学时目前为54~72学时:中西医临床专业为54学时,中医、针灸推拿、骨伤专业为72学时。 2、学分: 均按照标准办法计算,即18课时1个学分,则54课时为3个学分,72个课时为4个学分。 七、使用教材与参考教材 1、使用教材: (1)蒋力生主编:“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医古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2)段逸山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古文》(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2、参考教材: (1)段逸山主编: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医古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2)段逸山主编:中医药学高级丛书《医古文》(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3)张其成主编:21世纪课程教材《医古文》(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很重要,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中医理论的根源沉积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当中。这其间有数不清的名医为这个理论添砖加,有无数医案与这些理论相互辉映。近代中医除了在药物药理研究有所创新外,其他的关于理论方面可以说是原地踏步,没有大的建树。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民科看不起师承,师承看不起学院这一鄙视链的来由。某种角度来说,这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并不表明这是对的,我本身也不赞成这个观点)如果不懂文言文,这个巨大的资料库就相当于锁了起来,没办法引用,没办法参考,只能靠别人的发掘、整理、引用、注释,而无法自己亲自去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这对于有志学习中医,并以中医为终身事业的中医人来说,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以我自己来说,治儿科,死守钱乙和薛立斋;妇科,当仁不让傅青主;内科,张熟地张景岳;温病,吴又可、吴鞠通、叶天士等大家非读不可,伤寒就不说了,一千多年大家不计其数。更不说像中医四大经典,内经、难经、伤寒、本草等,中间注释无数,但要真正吃透这些经典的核心精神,还真地靠自己追根溯源,去读一读原文才能感受得到。更加不用的说的,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术,其核心的方法论跟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息息相关。没有了文言文这个有力的工具,就根本没办法直接理解传统哲学的文字工具,就没办法打开传统哲学的大门。没有文言文,对于更进一步理解、掌握和精通中医核心精神就没有方法,没有工具。这些内容,不管现代文的注释和讲解再怎么清晰,都是别人吃进肚子再吐出来的东西,已经带有非常鲜明的注者思想,对于想理解并掌握传统哲学的人来说,无异多了一层染色的玻璃,隔了一层迷雾,离古贤的精神就更远了。其实文言文并不难。多看原文,看不懂的字就看字典,看注释,等读上三五百万字古籍后,语感出来了,看起来就容易得多了,比学外语简单。一旦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可以发现对于中医理论来说,那可真算得上是经教俱在,再不会轻易被某些偏颇的言说而左右。

古文是指五四以前通用的、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医古文是古代医学文献、医家传记、医著序文、医学论文、医案、医话等。医古文是古文在医学文章中的体现,既有古文的基础,又有医学的特点。提到古文不少人望而兴叹,难啊!的确,古文和今文音韵声调差异、文字结构悬殊、词汇意义霄壤、语法变化径庭,透彻研究确非易事。然而,古文并非可望而不可及,对于非专业性研究者来说,音韵声调仅做一般了解,文字结构借助工具书也可基本解决,难点在于词汇、语法和修辞。就是说只要掌握了词汇的意义、语法的变化和修辞的特点,阅读、理解和笔译古文就可一通百通。而对于简深古奥的古文词汇、语法和修辞,有没有捷径可图呢?作者从这个意旨出发进行了研究探讨。语言是以传承渐变方式发展的,今文是以拓展和改进古文构成要素的方式实现的,古文和今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语就是今文保留古文痕迹的纽带。成语是汉语浓缩的精华,简明扼要,易懂易记,从古传今变化很小。进一步考究就会发现,在这些成语中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语法、修辞知识。而今各类成语书籍仅仅注明成语含义、出处、寓意,以及引发的故事,而鲜有对词性、语法结构和修辞加以分析的。本书通过对千余条成语的剖析释义,提纲挈领,举一反三,揭示了古文词汇、语法和修辞的特点及规律,即使古文知识变得通俗易记,又领略到了大量成语的风采。书中注明成语来源出处,有助于准确把握成语意义。由于一个成语里浓缩包含着多种语法现象,只要精研掌握了这些为数不多的成语,就能把本来繁杂的古文语法了然于胸。书末所列“古文成语类目、古文成语类目简表、古文成语精要表、古文成语歌括”旨在抛砖引玉,为记忆古文语法提供一条思路。本书从掌握成语入手,研究古文词汇、语法和修辞,寻求通向古文的便捷路径。助人步入通向古文的大门,故而命名《医古文捷径成语通》。马献军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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