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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文化博大庞杂，精彩纷呈，为了便于认识，我们姑且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概括为以下的一些特点：第一：云南民族文化由于历史的沉淀深厚，因此而带有珍贵的稀有性。云南地处边疆，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再加上山高水远，交通不便。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因此许多极为原始的，极为古朴的民族文化资源，得以在各个民族中保留。例如：云南独龙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制，摩梭人的母系制的家庭结构和阿注的婚姻，傈僳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普米族的“见者有份”的平等分配方式，拉祜族奇特壮观的大房子，哈尼族的“有饭同吃”，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洞经音乐，沧源彝族的壁画，剑川的石窟艺术等等，其古稀度、真奇度之高，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此外，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人与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少有的原始遗存。比如公平无私的分配制度；尊老爱幼的民风民俗；我为大家；大家为我的道德风尚；心心相印，质朴诚信的交往习惯；夜不闭户的山野客站，来者都是客的农家竹楼；不计较价值的无人交换等奇风异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令人神往的吸引力。这些文化资源，一是具有“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区域优势，二是带有令人不可琢磨的神秘性和古朴性。从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角度来讲，文化资源的古稀度、珍奇度越高，越具有世界级的观赏和保护价值。第二：云南民族文化，由于什村的地理环境特殊，因而具有极其博大的包溶性。云南民族文化的包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它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再加上山高水远，开发程度低，因此，自古以来就成了多个民族共居共存的一块宝地，到目前为止，一共25个少数民族生活繁衍在这块红土地上。悠久的历史沉淀、古老的民族习俗、浓厚的高原气息、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得云南成了多民族生活的摇篮；二是云南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但又位于中国半岛的北端，这样使云南成为中国边缘文化交汇区，早在公元前4世纪，存在于西南地区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就成为中国和南亚、东南亚文化交往的传输带。在云南不仅汇聚着汉族为主的儒家文化，而且也汇聚印度的文化，东南亚文化，这么多的文化资源共生共存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这在全世界也是极其罕见的，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本身所具有博大的包溶性。第三：云南民族文化，由于民族种类构成繁多，从而形成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表现在多方面。从宗教文化资源来说，云南除了本土的原始宗教，还传入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本土的原始宗教而言，有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巫及巫术等七个方面内容，这些宗教信仰，在云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宗教文化信仰。从语言文字资料来说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除通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从风俗习惯来说，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古老而庞杂，几乎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民族有生产劳动方面的习俗，有宗教信仰方面的习俗，有出生丧葬方面的习俗，有衣食住行方面的习俗，有婚姻恋爱方面的习俗，有节日庆典方面的习俗，真所谓“十里不同风，百寨不同俗”。从民族服饰来说，民族服饰是从外部区分一个民族的主要表征，由于支系不同、区域不同，服饰又各具特点。从民族音乐舞蹈来说，乐器共二百种之多，可谓全国乐器之冠，被人称为“乐器博物馆”，在云南收集到的民族舞蹈有533字，四千一百八十多个舞种。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是何等的丰富，令人数不胜数。第四：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它与人文资源的融合，又构成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一大亮点。云南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云南独特的风景名胜资源融为一体的，从而使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显示出广阔良好的前景。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早上起来就听妈妈说今天去奶奶家，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一想起在家乡带的那些日子，我就心烦意乱的。踩着泥泞的古道，一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难解脱出来。走进院子里，到处可见鸡、鸭、鹅便，恶心死了。以上饭桌，桌子忽悠忽悠的，好像就要倒，记得有一次，桌子没放稳，倒了，菜洒了我一身。筷子一个长一个短，碗都掉叉了。几天，有时候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块儿肉。小朋友们就在草堆里打滚。晚上黑漆漆的，一上外面去鸡飞狗跳的，难以形容。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好像是乞丐一样。一个个小土屋，好像就要塌了。所以我坚决不去。 哎，我还是没逃过我吗的“魔爪”啊。哇，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泥泞的古道变成了高速公路；小土屋变成了幢幢大楼，破旧的三轮车变成了小汽车；草堆变成了充满笑声的游乐园。咦？我熟悉的乡亲们呢？难道他们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地方？不，他们不会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他们在特区。在特区里面，到处可以看见我熟悉的面庞，他们提着皮包，和外商谈判办厂。到了奶奶家，桌子是新的，碗是结实的，筷子是新的，桌上放着可口的饭菜，屋子里有卫生间，洗衣机，冰柜等，这些是以前所没有的。吃完饭后，街道两旁有卖玩具的，衣服的，吃的等各种各样。然而路灯为我们默默的付出。来到彩灯喷泉，喷泉内的塑像亭亭玉立，好像仙女从天而降。儿童乐园充满了欢声笑语，还有跳健身舞的，扭秧歌的。 伴着灯光，和着乐曲，在欢乐的海洋里遨游。改革开放给我们插上翅膀。从仪表到心灵都焕然一新。我爱祖国，更爱我的家乡！
绕三灵 又叫“绕三林”，始于南诏，最初是古代宗教祭祀的一种仪式，后来逐渐演变为白族群众文体娱乐与郊游活动的民族盛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围白族群众穿红戴绿聚红成队，前来参加活动，或挂一彩绸，葫芦，手执蚊帚、拿着扇子、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打拍，后边跟随一男女，唱着调子，打霸王鞭，弹着三弦琴和月琴，载歌载舞，由苍山东麓至庆洞，喜洲、金河。沿路逛三都，即是“绕三灵”。三灵指的是佛都、神都、仙都这三都。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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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 大气污染主要是指大气的化学性污染。大气中化学性污染物的种类很多，对人体危害严重的多达几十种。我国的大气污染属于煤炭型污染①(如图)，主要的污染物是烟尘和二氧化硫，此外，还有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等。这些污染物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内，不经过肝脏的解毒作用，直接由血液运输到全身。所以，大气的化学性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这种危害可以分为慢性中毒、急性中毒和致癌作用三种。 慢性中毒 大气中化学性污染物的浓度一般比较低，对人体主要产生慢性毒害作用。科学研究表明，城市大气的化学性污染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等疾病的重要诱因。急性中毒 在工厂大量排放有害气体并且无风、多雾时，大气中的化学污染物不易散开，就会使人急性中毒。例如，1961年，日本四日市的三家石油化工企业，因为不断地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等化学性污染物，再加上无风的天气，致使当地居民哮喘病大发生。后来，当地的这种大气污染得到了治理，哮喘病的发病率也随着降低了。 致癌作用 大气中化学性污染物中具有致癌作用的有多环芳烃类(如3，4-苯并芘)和含Pb的化合物等，其中3，4-苯并芘引起肺癌的作用最强烈(如图)。燃烧的煤炭、行驶的汽车和香烟的烟雾中都含有很多的3，4-苯并芘。大气中的化学性污染物，还可以降落到水体和土壤中以及农作物上，被农作物吸收和富集后，进而危害人体健康。 大气污染还包括大气的生物性污染和大气的放射性污染。大气的生物性污染物主要有病原菌、霉菌孢子和花粉。病原菌能使人患肺结核等传染病，霉菌孢子和花粉能使一些人产生过敏反应。大气的放射性污染物，主要来自原子能工业的放射性废弃物和医用X射线源等，这些污染物容易使人患皮肤癌和白血病等。 ②．水污染与人体健康 河流、湖泊等水体被污染后(如图)，对人体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饮用污染的水和食用污水中的生物，能使人中毒，甚至死亡。例如，1956年，日本熊本县的水俣湾地区出现了一些病因不明的患者。患者有痉挛、麻痹、运动失调、语言和听力发生障碍等症状，最后因无法治疗而痛苦地死去，人们称这种怪病为水俣病。科学家们后来研究清楚了这种病是由当地含Hg的工业废水造成的。Hg转化成甲基汞后，富集在鱼、虾和贝类的体内，人们如果长期食用这些鱼、虾和贝类，甲基汞就会引起以脑细胞损伤为主的慢性甲基汞中毒。孕妇体内的甲基汞，甚至能使患儿发育不良、智能低下和四肢变形。第二，被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污染了的水体，能够引起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等传染病，以及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疾病。第三，一些具有致癌作用的化学物质，如砷 (As)、铬(Cr)、苯胺等污染水体后，可以在水体中的悬浮物、底泥和水生生物体内蓄积。长期饮用这样的污水，容易诱发癌症。 ③．固体废弃物污染与人体健康 固体废弃物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丢弃的固体物质，如采矿业的废石，工业的废渣，废弃的塑料制品(如图)，以及生活垃圾。应当认识到，固体废弃物只是在某一过程或某一方面没有使用价值，实际上往往可以作为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被利用，因此，固体废弃物又叫“放在错误地点的原料”。但是，这些“放在错误地点的原料”，往往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如果不及时加以利用，长期堆放，越积越多，就会污染生态环境，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④．噪声污染与人体健康 噪声对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第一，损伤听力。长期在强噪声中工作，听力就会下降，甚至造成噪声性耳聋。第二，干扰睡眠。当人的睡眠受到噪声的干扰时，就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第三，诱发多种疾病。噪声会使人处在紧张状态，致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甚至诱发胃肠溃疡和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等疾病。第四，影响心理健康。噪声会使人心情烦躁，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并且容易引发工伤和交通事故。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措施，防治环境污染，使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生活在美好的生态环 3．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环境污染与“三致作用” 环境污染往往具有使人或哺乳动物致癌、致突变和致畸的作用，统称“三致作用”。“三致作用”的危害，一般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显露出来，有些危害甚至影响到后代。 ①．致癌作用 致癌作用是指导致人或哺乳动物患癌症的作用。早在1775年，英国医生波特就发现清扫烟囱的工人易患阴囊癌，他认为患阴囊癌与经常接触煤烟灰有关。1915 年，日本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煤焦油可以诱发皮肤癌。污染物中能够诱发人或哺乳动物患癌症的物质叫做致癌物。致癌物可以分为化学性致癌物(如亚硝酸盐、石棉和生产蚊香用的双氯甲醚)、物理性致癌物(如镭的核聚变物)和生物性致癌物(如黄曲霉毒素)三类。 ②．致突变作用 致突变作用是指导致人或哺乳动物发生基因突变、染色体结构变异或染色体数目变异的作用。人或哺乳动物的生殖细胞如果发生突变，可以影响妊娠过程，导致不孕或胚胎早期死亡等。人或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如果发生突变，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常见的致突变物有亚硝胺类、甲醛、苯和敌敌畏等。 ③．致畸作用 致畸作用是指作用于妊娠母体，干扰胚胎的正常发育，导致新生儿或幼小哺乳动物先天性畸形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和日本出现了一些畸形新生儿。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原来孕妇在怀孕后的30天～50天内，服用了一种叫做“反应停”的镇静药，这种药具有致畸作用。目前已经确认的致畸物有甲基汞和某些病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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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风民俗聚居在云南大理的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人，他们的居住房屋样式很多。最高有白族风情的是“长间”。所谓“长一间”。由两层的主楼及分开建造的厨房，畜栏组成。这三间房子之间都有一小块场院分隔，用处各不相同，全是泥砖，木构顶架，茅草铺顶。主楼正房楼上，用以储存粮食及其它食物。楼下住人，做饭到另一间橱房，畜栏专门用来圈羊牲畜。半山区的白族民居，是两层木构的茅房，竹木结构的蔑笆房和用石块堆叠成墙“木架’茅草做顶的房屋。山区高寒地区的白族人住的是用哈横木段来垛成的“木垛房”，“木垛房”有单间和双连间两种。为避寒取暖，室内没有火塘。白族人的民居非常有特色，不仅是民居，白族人的春节也十分有趣。白族人过春节时要放升炮。所谓放高升炮是指用整棵的大竹子，在竹节里装上火药，点燃以后可以让整个大竹子崩上天空百十丈，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升”抛绣球”；互拜，赠送礼品，泡有米花的糖水，耍龙灯；舞狮子；打霸王鞭这些都是白族人过春节独有的习俗。春节和民居固然引人注目，但云南那边的戏曲也是不可轻视的。傣剧，流行于云南省，形成于清中叶，源于当地民间歌舞，并吸收京剧，滇剧的艺术营养而形成，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表演古朴，载歌载舞。有<<娥并与桑洛>>等剧目。滇剧，流行于云南及四川，贵州部分地区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清末民初。由外来的丝弦，襄阳调和胡琴戏三种声腔而成，经丝弦腔为主。有<<牛皋扯旨>>，<<闹宫>>等剧目。这就是云南的民风民俗。扩展资料云南，简称云或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昆明，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界于北纬21°8′-29°15′，东经97°31′-106°11′之间，东部与贵州、广西为邻，北部与四川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云南省总面积4万平方千米。云南省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属山地高原地形，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4%。地形以元江谷地和云岭山脉南段宽谷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地形区。东部为滇东、滇中高原，是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表现为起伏和缓的低山和浑圆丘陵；西部高山峡谷相间，地势险峻，形成奇异、雄伟的山岳冰川地貌。云南省地跨长江、珠江、元江、澜沧江、怒江、大盈江6大水系。云南气候基本属于亚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滇西北属高原山地气候。截至2017年底，云南省下辖8个省辖市，8个自治州，67个县，29个自治县，16个县级市，17个市辖区。截至2017年末，云南省常住人口5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4亿元，第一产业73亿元，第二产业53亿元，第三产业0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4545元
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其文化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的特征，其文化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使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的发展相互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由于云南本身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山高峡深的地形导致其交通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并不发达，对外界的联系早期并不充分。因此当时的地方民族文化呈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动性小，社会开放程度低，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育程度的参差不齐。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资源又较为丰富，很容易形成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其文化形态都较少发生重大变革，决定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边缘化。同时，边缘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少数民族有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人不会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文化信仰、管理方法、技术，与汉族不同，和现代技术完全不一样。因此对于内地的主流文化来说，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种边缘文化。在后期，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崛起，汉文化影响力逐渐提升，随着人口迁移，贸易以及俘虏等流入，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因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开放性、亲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性，体现着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都经由云南通往各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包容性。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族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南诏大理国中后期也颇为频繁，在文化领域里，如耕作文化、食文化、茶文化、青铜文化各个领域二者都有充分交流，同时，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同化，而是相互补充，融合发展，也因为汉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思想观念，也促进了云南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给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注入活力。总而言之，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文化的互补融合发展，给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活力，云南，不但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系统网络最重要的节点，也是人类文化遗产最珍贵的共生宝库，各族文化的乡土性、边缘性、包容性，终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浓重而有力一笔亮彩。而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化冲击更是使文化交流加深，给云南后世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云南地方与中原各地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云南文化历史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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