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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个杂志社的稿费都不相同的，主要看你的字数来定论一个字一般是几毛钱主要看你投稿的地方,当然你要写一首好的诗也许一个字几块钱祝你早日发表你的文章~~!
感觉没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要确定你的目标杂志社，每个杂志社都不一样。还有你的作品怎样？我觉得你首先的目标是能给杂志社录用，这个都没能实现其他都是浮云！
期刊投稿，是学术期刊吧，大部分学术期刊是收版面费的，费用在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有一些是不收费的。建议你先从不收费的期刊投稿开始，这需要你文章质量比较高，比如某研究院，研究所，教育部主管的这种期刊，再就是大学学报，这种很多的不收费的，可以投稿试试。然后再投稿到收费的试试。如果实在着急发表，你可以去淘淘论文网看下，那边可以一周内审核录用，还给修改意见。如果时间充裕，尽量自己投稿吧。
于是他就向她走去。他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忘记了那头一个晚上。她在招手，在微笑。环绕在他周围的芬芳的气息越变越浓，竖琴也奏得更好听。在这长着知识之树的大厅里，现在似乎有好几个面孔在向他点头和歌唱，“大家应该知道，人类是世界的主人！”从知识树的叶子上滴下来的不再是血的眼泪；在他的眼中，这似乎是放亮的红星。“跟我来吧！跟我来吧！”一个颤抖的声音说。王子每走一步，就感到自己的面孔更灼热，血流得更快。“我一定来！”他说。“这不是罪过，这不可能是罪过！为什么不追求美和快乐呢？我要看看她的睡态！只要我不吻她，我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我决不做这事，我是坚强的，我有果断的意志！”仙女脱下耀眼的外衣，分开垂枝，不一会儿就藏进树枝里去了。“我还没有犯罪，”王子说，“而且我也决不会。”于是他把树枝向两边分开。她已经睡着了，只有天国花园里的仙女才能有她那样美丽。她在梦中发出微笑，他对她弯下腰来，他看见她的睫毛下有泪珠在颤抖。“你是在为我哭吗？”他柔声地说。“不要哭吧，你——美丽的女人！现在我可懂得天国的幸福了！这幸福现在在我的血液里流，在我的思想里流。在我这个凡人的身体里，我现在感到了安琪儿的力量，感到了永恒的生命。让这永恒的夜属于我吧，有这样的一分钟已经就够丰富了。”
太便宜了，天哪
您的问题，中国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都是专业文物考古报刊；《考古学报》、《考古》侧重于考古发掘论著；《文物》侧重于考古文物实物论著；各有所长、各有千秋！
这三种刊物不是报，而是期刊，《考古学报》目前是季刊，《考古》、《文物》是月刊。《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内容都是考古类的，并且都坚持资料性和学术性并重，既有大量原始考古资料的报告，又有研究性论文，而且每期的顺序都是田野考古报告或简报在前、论文在后，绝无所谓“考古发掘论著“”侧重于考古文物实物论著”之说。区别仅在于主办单位不同。《文物》是由国家文物局主办，前身是《文物参考资料》。《考古学报》、《考古》是社科院考古所主办，前身分别是《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通讯》，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考古学报》通常刊载的文章较少而且篇幅长。
这三种刊物不是报，而是期刊，《考古学报》目前是季刊，《考古》、《文物》是月刊。《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内容都是考古类的，并且都坚持资料性和学术性并重，既有大量原始考古资料的报告，又有研究性论文，而且每期的顺序都是田野考古报告或简报在前、论文在后，绝无所谓“考古发掘论著“”侧重于考古文物实物论著”之说。区别仅在于主办单位不同。《文物》是由国家文物局主办，前身是《文物参考资料》。《考古学报》、《考古》是社科院考古所主办，前身分别是《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通讯》，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考古学报》通常刊载的文章较少而且篇幅长。中国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都是专业文物考古报刊；《考古学报》、《考古》侧重于考古发掘论著；《文物》侧重于考古文物实物论著；各有所长、各有千秋！
悬疑志。你搜搜看。我把书弄丢了抱歉。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1刊载中国考古学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发掘与调查报告、书评、科技考古报告。《考古》还刊发考古简讯及学术动态等。2 刊登海内外学者的来稿。3 不接受已刊发之稿件，请勿一稿两投。4 严守资料首发原则，不接受据未发资料撰写的论文。5 发掘及调查报告原则以单位署名。6 来稿由考古杂志社以匿名方式送请专家评审，未获采用者则致函奉告，并退还原稿。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为资料性著作，收书近四十种，现掌握资源不过二十余种。已经和即将出版的有:【乙种第一号】《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等缀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年【乙种第二号】《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撰 影印暨铅印本 上海 科学出版社 1956年【乙种第三号】《汉石经集存》马衡撰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影印本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四号】《石刻篆文编》商承祚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铅印本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五号】《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安徽省博物馆编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年【乙种第六号】《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辑 影印本 北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七号】《泉州宗教石刻》吴文良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乙种第八号】《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九号】《金文编》容庚编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十号】《江苏徐州汉画象石》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十一号】《山彪镇与琉璃阁》郭宝钧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乙种第十二号】《武威汉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4年【乙种第十三号】《浚县辛村》郭宝钧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年【乙种第十四号】《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乙种第十五号】《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5年【乙种第十六号】《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乙种第十七号】《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年【乙种第十八号】《小屯南地甲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乙种第十八号】《小屯南地甲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乙种第十九号】《善本碑帖录》张彦生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乙种第二十号】《殷墟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年【乙种第二十一号】《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乙种第二十二号】《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乙种第二十三号】《明清北京城图》徐苹芳编著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86年6月【乙种第二十四号】《殷墟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年【乙种第二十五号】《定陵掇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 6【乙种第二十六号】《宁夏灵武窑》马文宽著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88年8月【乙种第二十七号】《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0年12月【乙种第二十八号】《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年3月【乙种第二十九号】《考古精华》（中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年11月【乙种第三十号】《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乙种第三十一号】《杏园东汉墓壁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年【乙种第三十二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洛阳分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9月【乙中第三十三号】《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刘庆柱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年【乙种第三十四号】《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考古杂志社编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乙种第三十五号】《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考古杂志社编成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乙种第三十六号】《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6册【乙种第三十七号】《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文物出版社 2003年【乙种第三十八号】《藏王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边疆考古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系列学术丛书。收录考古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中国边疆及毗邻地区的古代人类、古代文化与环境。可供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及高校考古、历史专业学生参考、阅读。虽非中文核心期刊，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首先搞清楚为什么发论文, 一般都是为了保研,学位, 评奖，评职称加分等等, 然后就要了解对应事项对论文方向和所发的杂志(有的会给出一个目录)的要求, 以免发非所要做无用功确定的论文方向, 自己应该要有充分的了解, 可以多看看知网上相关文章, 也可以找老师指导一下, 尽量能写出比较独到的逻辑完整的观点, 还要有充分的论据和比较丰富的论证方法确定目标杂志, 可以先大致圈定几个意向进行详细了解, 包括杂志的周期(有些杂志出刊太慢排队太久等不起), 杂志对作者的偏好(有些较好的杂志只接受一定级别的作者, 本科生不在考虑范围), 投稿审稿或版面费用(一般越好的杂志可能不收费但上稿难度很大), 有可能的话可以在官网或杂志上找到编辑部联系方式, 直接咨询,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中介投稿要注意符合杂志社的投稿格式规范, 要检查好文字不要出现低级错误, 那样会严重影响编辑对稿件的印象, 投稿投到官方的邮箱, 然后可以打个电话提醒一下编辑查收, 需要付费的一般是杂志出了用稿通知后才付费, 如果是上来就要钱说包发的十有八九是
胡文辉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羊城晚报》，业余研究学术。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最是文人》、《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洛城论学集》等。胡文辉的“正经”职业，其实是报社编辑。1989年，从中山大学肄业后，他进入《羊城晚报》，干记者、编辑，直到今天。从事学术研究，最初对胡文辉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一种发现并解决新问题的乐趣。在学院之外做学术，在中国不乏其人，但能做到像胡文辉这样系统，并不多见。胡文辉有自己的学术策略，他从文献学入手，解决了“野生”状态下学术规范培育的问题；之后又将触角延伸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逐渐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身处学院的研究者，以学术为生，是因为大学繁琐的考核程序，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对比起来，胡文辉的“野生”学术状态，似乎显得要纯粹许多。这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要随性许多，不会有太大的使命感，也不会有做“硬砖头”的强迫症。实际上，在学术之余，胡文辉还花了大量时间写各类闲谈文章和打油诗，这都属于他“有名”的兴趣之一。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南都：到中山大学上学，你当初就想念中文这个专业吗？胡文辉：中文系是自己报的。高中时，我就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喜欢古典诗词、对联，也喜欢看小说。进大学后开始喜欢新诗，参加过中大的诗社，大约到大二、大三就开始对历史文化类的东西有了兴趣。毕业时，因为英文没过关，最后没拿到毕业证，毕业后本来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也不愿意去了。(最近听说，教育部从来没有要求大学生要过英文四六级，只是各地大学的土政策，那我算不算无辜被剥夺了毕业证呢？)南都：曾听中大黄天骥老师说，你在大学时就属于那种很不听话的学生。胡文辉：我是经常不去上课的。中文系的好处，就是课程好对付，只要考试前温习一下，考试就能过。当然有时要补考，有一次我好像累积有六七门不及格，系里通知了家里，父母全来了。平时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在图书馆自己找书看。有些老师不错，但恐怕谈不上对我有多少影响。对我后来有影响的，恐怕是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课了，记得我交的作业自己都觉得有点扯，但陈先生倒是挺鼓励我的。南都：如何摸索？胡文辉：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整个过程学下来，到现在，我觉得兴趣最重要。我最早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上古，尤其是神话学方面，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记得当时选修过人类学系的民族学史课程。后来在《点将录》里也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人物，换了别人，我想根本不会选入他们。)人类学方法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用现在边疆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上古的历史文化，但它在材料的年代方面不是很严谨。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慢慢转向了“古史辩”的路子。“古史辩”的特点，就是你首先得确定史料的年代，确定前后的源流，这样才能开始相关的研究。南都：像你这样靠自己摸索做学问，早期有没有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过程？胡文辉：文献学，还有古文字学、语言学，都是非常成熟的学科，已经做了一百多年，而且跟中国的传统学术也能接续，所以它的积累非常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规范问题。你研究上古，自然就不能不规范。相对来说，近现代方面，或西方的东西，当时的规范就不那么严密了，所以后来才要强调规范。但这个问题对于上古领域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现在回头再看，我写的真正符合所谓学术规范(学院派规范)的文章，反而是在早期，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这本书中，之后这类文章就没怎么写了。南都：对于文献学，要自学，难度应该挺大吧？现在很多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能三年下来，都是在细读某一本经典。胡文辉：难不难，主要看个人吧。但我始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有些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从知识流通的方式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自学，尤其是文史哲。具体到读书的方法，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长期只细读一本，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多么重要的书，再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始终还是工具，你得把它视为工具，不能太过迷信。南都：你最开始研究上古，具体如何进行呢？胡文辉：研究上古，当然需要对文献有基本的掌握。我对《山海经》、《周易》读得最熟，其他的基本文献当然也是要看的。先秦的典籍毕竟不多，大体应当都涉猎过。上古研究的特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搅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整体的知识背景是不行的，你各方面都得知道门径，文献、目录、校勘是基本的，其他各方面的学科知识都得了解，比如人类学、民俗学、文学，还有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之类，知识交叉得非常厉害，不可能靠单一的路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比较重视社会学的思路。很多现象不单单是中国才有，若有一点比较的视野，思路就会不一样。过去研究思想问题，多数人都太习惯思想史的方法，比如，刘小枫有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跟儒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你跳出中国，去看俄国，你怎么解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呢，难道他们也有一个相当于儒学的东西吗？学界有不少观点都是这样，你一旦跳出来看，你可能发现它们非常荒谬。南都：这样做的话，应该需要很宽的阅读范围，能兼顾吗？胡文辉：当时有个好处，就是书没那么多，现在书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是现在刚毕业或者刚读研究生的人，那我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那时的视野也没有现在开阔，还可以做到各个领域的东西都摸一摸。现在要读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很多书根本没法细看，很多时候只是翻翻我最需要参考的个别地方。现在是你想不做一个专业的人比较难。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铺那么大的摊子。比较早的时候，上古以后的东西我就很少看，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我甚至只买上册。我的经验，是跟着问题走，直到现在也是。某段时间，对某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可能会超出了自己原来的知识范围、学科范围，那我就会去补课，尽可能把知识的盲点和漏洞补上。学院之外的学术研究者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南都：你从中大肄业之后，对于自己日后会在学院之外做学术，有明确的意识吗？胡文辉：当时我想去广州市一个研究所，但硬件不够，没能去成，靠着走后门分配到《羊城晚报》。虽然条件比不上学校，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文化单位。当时高校的收入也不好，所以也并不急着进去，到了后来，发现渐渐高校也开始有利可图，想进也难了。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不会考虑难不难、坚持不坚持的问题，有兴趣就自己做。我在大三时写过一篇使用西南彝族材料的文章，虽然方法不对，但有位研究彝族的老先生比较重视，发表在他主持的一本内部刊物上；另外，我的毕业论文《〈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通过《封神演义》来研究明代的道教，指导老师是吴国钦先生，虽然他给我的分数不算很高，却把文章推荐到广州的《学术研究》，当时刘斯翰先生就接受了。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南都：那段时间你的研究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上古文献方面，最后汇总成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胡文辉：那只是表面。那些文章都属于比较新的材料，而且问题比较小，多数属于考据问题，一来写起来牵涉没那么多，相对容易写，同时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学术权威，是因为做翻译西学的工作，他引进了某个西方理论，在当时就有了话语权。像我这种背景，不可能提出一套理论让人家接受你。先做考证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策略。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如果一开始你就写一些思想性的文章，别人是很难接受你的，但考证的东西就好一些。除了《封神》那篇，我第一篇自己投稿的文章，是投到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当时《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算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文献专业杂志，但壁垒森严，方法也比较传统，一般投稿很难接受(我应当投过稿)。《中国文化》当时是新杂志，作风比较开放，像我这样的身份也被接受了。文章谈的是《论语》中的一个解释问题，观点算是有点出格的，但毕竟是考证，所以别人接受起来也就比较容易。南都：当时希望自己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是不是还有某种不自信？胡文辉：年轻时希望得到学界承认，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吧。学术上的自信当然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看书多了，自己了解越多，最重要的是发现的问题越多，就会逐渐觉得以前的名家也有很多问题。我在1990年代，除了专栏文章，在学术上主要就是《早期方术》里的东西。这本书对我是一个基础，它达到了学术上的要求和规范(我暗地觉得，有了这本书就足够做个教授了)。如果没有这本书和《陈寅恪诗笺释》，我恐怕就不会写《点将录》了，你要有了一个基础，有真正的学术体验，才适合写《点将录》这样的书。《点将录》里谈到现在很多做学术史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权威、很知名，但实际却从未研究过古典的东西，他们研究的都是近现代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只看过那些学者的论文，但你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那些学者研究的东西，没有做过考证，那怎么评论别人的考证？你得自己有这个经验才好。当然，不可能有人每个领域都研究过，但我研究过上古，有考据学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再去评论人家就容易多了。事实上，传统文史是相通的，只要你真正进入过某个领域，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其他领域也可以触类旁通。研究陈寅恪的缘由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早期方术》出版之后，你并没有继续研究上古。2008年，你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相当于做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胡文辉：这个同我发现的问题有关。如果我觉得有新的见解时，就写几篇，后来没有更多的新材料，或者也没发现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暂时放下了。对学院专家而言，不管有没有新问题，他都有可能会长期集中在那个领域，即便没有太多的新观点，也还是能写出论文来。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有新的东西，我才会写，我兴趣比较多，这里没有新东西，其他地方总会有的。1990年代，其实也是做考据的同时，我就比较关注对现代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谢泳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陈寅恪的诗本身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我选择题目，不会不做那些浅显、简单的问题，在陈寅恪的诗中，有很多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甚至余英时先生，他也只做了晚年的一部分，留下了很多空白。我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陈寅恪诗笺释》应该算是你用力最大的一本书了吧，它的篇幅这么大。胡文辉：篇幅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头，关键还是要看它作为问题有多大，还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问题。实际上，陈寅恪也有很多诗是没什么好笺释的，没有太多内涵，但我还是需要全部做出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了很多东西。首先它解决了很多陈寅恪诗本身的问题。另外我也联系了很多同时代人的材料。这样它的意义就不单是为了说明陈寅恪，也是为了说明同一代人，他们共通的心灵世界。因为里面很多话题很多事件，不但他一个人面对的，而是他们那一代人都面对的。当然，他的诗也有限制，很多事情他也不见得都写成了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挖掘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片段。总的来说，不能说这个工作是太大的题目，在大的范围看，这仍然只是小题目。南都：学术对你而言就是某种爱好，写像《陈寅恪诗笺释》这样的书，对你也不会有太多实际利益。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该如何来描述你的初衷？胡文辉：我认识一些研究古文字的老先生，因为领域窄，问题太冷门，不可能有多少人看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不求实际利益的。我研究陈寅恪，总结现代学术史，可以说沾了很多学术“红人”的光。像陈寅恪诗这本书虽然比较繁琐，真正看的人不是很多，但因为陈寅恪那么热，有兴趣的人很多，所以多少还是会知道这本书。所以，相对那些老先生来说，我已经幸运很多了，不管自己有意无意，至少题目还是比较热门的。南都：你很多学术性质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比较多。毕竟报纸是大众读物，加上编辑约稿，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到你对题目的选择呢？胡文辉：从根本上来说，影响不大。但还是会有压力，毕竟作者和编辑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关照，他们也是关照我。如果我是在学院里，可能写随笔类的文章会少一些，会多写像论文的东西。不过现在这样也不要紧，如果是有新发现的题目，迟早也会写出来，只是不必这么急，我会先把适合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题写出来。《洛城论学集》里很多文章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那些问题相对来说适合大众一点，报纸上也适合一点。实际上，很多学院派也喜欢在报纸上发文章，特别像《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它们能够容纳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虽然实际上读者不多，但可以使整张报纸显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报纸的容量大，可以通过其他内容平衡这些专业的东西。相对来说，出版社出书，是出一个人的书，反而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评点学术史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南都：《现代学林点将录》似乎就是这样一本书？胡文辉：《点将录》最初就是编辑的想法，是王来雨的提议。加上我对点将录这种体裁也比较感兴趣。不少人觉得它很生硬，但如果你对近代旧体诗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汪辟疆、钱仲联都写过点将录，在那个领域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评点方式。所以，对我而言，用它来评点学术史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像是玩网络游戏的人，可能会用网络游戏人物来套现实里的人物，别人也许觉得莫名其妙，但玩游戏的人就会觉得很正常。无论如此，这都只是一种形式，这其实并不重要，它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自我限定。一本学术史，究竟写多少人合适？你写两百人也行，也五十个人也行，我觉得按点将录这种限定，一百来人，比较适合，也更好处理一些。应该说，我是比较适合这种体裁，里面既包括了一些八卦的内容，同时也有一首旧体诗，换作别人，大约不会像我这样做，也可以说做不到。如果没有这种包装，可能出来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南都：你用点将录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点评学术史，有没有受到过主流学界的批评？胡文辉：我觉得没有真正像样的批评。当然不主流的批评有很多。究竟该选哪些人物，在网上有些争论。毕竟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比如，里面涉及上古的人比较多，人类学的比较多，这跟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有些人我实在不熟悉，比如宿白，有网上的朋友觉得应当用宿白代替邹衡。但我对现代考古学史还算是熟悉的，邹做夏商周考古，对我而言，他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在他跟宿白之间，对我来说选择是不需要考虑。其次就是排行，我觉得跟人选一样，每个人对这些学者的评价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强求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根本不现实。你至少要对书里一半的领域和人物都有所了解，才好来批评我。南都：你会把《点将录》归纳到你的学术著作这一块吗？胡文辉：属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吧，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也基本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重要问题。不过我对这些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整体看法的。换作某些专业的人，他对某一领域某一人物，书读得比我多比我细，那样的人肯定很多，但他未必总结得就比我好，有时你还得能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判断这个人的位置，不仅要考虑他做的专业，还要考虑整个学术史的背景。我关注的领域是比较杂的。这些领域，我不见得能深入多少，可能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但知道一些皮毛也是很重要的。各个领域的皮毛都知道一点，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视野。至少各个领域哪些人比较重要，我大体心里有数。当然，对里面很多人，我也没法写得更详细了，对有些人，写出巨著也不难，但对有些人，我也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了。要写长一点的评传我肯定是不行的。南都：你在《点将录》里也谈到不少对学院派的批评。胡文辉：在《点将录》中对研究学术史的人有几句评判。我还写过一篇名为《为业余汉学喝彩》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学院派确实有它的长处，它比较规范，相对来说也比较可靠，平均水平比较高。但学院派也有他们的问题，研究问题时很难跳出原有的框架，而业余选手则不那么受框架的束缚。对业余的人而言，搞不好的话，那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但如果搞得好，有时不仅能在话题上，在方法上都可能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人可能会很强调学院与业余的差别，但我觉得关键的不是学院还是业余，关键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学术界就相当于是一个认证体系。这个认证体系，是属于大学和研究所的，你在体系之外做研究，在获得承认方面来说，确实会吃亏。如果你是学院训练出的，符合它的规范，即使你写的东西少一点，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你依旧能够当教授。因为你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人家毕竟更容易信任他。至于体系之外的人，情况肯定就困难多了。南都：学术之外，你的正职是报纸编辑，如何安排读书和做研究的时间？胡文辉：每个人肯定都想自己的时间越多越好了，不管你是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时间当然越多越好了。但不管在学校或者什么地方现在都一样，都有其他的事情，在学校里也要上课、带研究生、博士，也要花很多时间的。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百分之百做学问的。我近年写作都是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一般睡到中午，从下午开始。一般几千字的文章我一两天内能解决，但长的话，还是得有点意志力才行，像写《陈寅恪诗笺释》，我都忘了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让我写话，也有精力的问题。写东西一定是要勉强自己，不会说很轻松的。南都：现在读书的习惯是怎么样的？胡文辉：有些书，你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熟悉，有时候只是它增加了一点东西，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看得多了也就不难了。或者说有时候你的判断不见得准，但是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细读。现在，我只看我最感兴趣的、最需要参考的部分，有一个取舍问题。
好投稿。学术期刊（英语：academic journal）是一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通常涉及特定的学科。学术期刊展示了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内容主要以原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有关专家严格审定，确定了中国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含5756种。 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产生了中国第二批学术期刊名单，共712种。 中国学术期刊按照学科常可以分为：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档案、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统计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出版类别有：综合性社科期刊，专业性人文期刊，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进行在线查询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网站，在新闻机构查询栏中输入媒体名称，并选择媒体类别，进行检索。若是正式刊物，会显示该期刊的相关信息;若是非法刊物，会显示“当前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期刊中未搜索到您查询的期刊”字样。
鲁迅为何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国实在无人可得2011年07月18日 09:49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傅国涌本文摘自《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作者：王家声主编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人是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对于这个奖及本国文学却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好事求之不得，鲁迅为什么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自己有着怎样的解释？鲁迅当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先看看鲁迅走过的道路。他当年在日本的学业没有完成便踏上文学之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办文学刊物。有个同学叫蒋抑卮，家里是开绸庄的，祖籍绍兴，与鲁迅私交很好，赞助了印刷费两百元。但鲁迅在日本最初的文学活动，毫无反响，杂志没办成，翻译的小说印出来卖不动。出师不利，使鲁迅认识到不可能靠文学吃饭。回国之后，理智的鲁迅当然没有选择文学道路，而是在杭州、绍兴教书育人，养家糊口。人首先要吃饭，钱是重要的，这一点他一生都很清楚。辛亥革命后，欣赏他的同乡前辈蔡元培做了教育部部长，经好朋友许寿裳推荐，鲁迅有机会到教育部工作。从1912年到1926年的14年间，鲁迅的职业身份都是教育部的公务员，写作是业余的，主要是晚上的事。鲁迅在文学道路上的转机出现于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写白话小说他不是第一人，但是他的这一篇石破天惊，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胡适出名时不过二十几岁，而这一年的鲁迅，已经38岁了。其实1918年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比较灰暗、孤独的，他自己说抄古书、古碑，似乎是看破了红尘。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这是个同人刊物，大家都是义务写稿。所以鲁迅早期不是靠写作吃饭的，他的收入来自教育部的工资和兼职讲课费。鲁迅依靠文学写作获得生活保障是从1923年以后才变成可能的，不过那时他依然没有想过放弃职业，专心从事写作。1926年7月离开北京南下，他先是到厦门大学做教授，半年后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不到半年，又放弃了这份有500大洋一个月的职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7500元人民币）。离开大学的岗位，47岁的鲁迅面临新的选择。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这生命中最后的9年他做了一个正式的自由撰稿人。鲁迅靠写作过上了小康生活，看得起电影、上得起饭馆、吃得起药，还能经常接济一些文学青年。鲁迅一生大约在103种报刊上发表了742篇文章。进入1934年，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申报？自由谈》先后两任编辑黎烈文、张梓生被迫离开，其他几个常往来的报刊也被查封。11月，《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12月，他有点悲凉地在一封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否则鲁迅怎么生活下来？国民党不断查禁鲁迅的书、查禁他编的刊物是事实，但是效果很不好，因为国民党没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海还有外国租界，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可以在租界书店里堂皇出售。举个例子，1933年，“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说这件事，鲁迅愤怒地写下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回忆说，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都不敢用，这枚“炸弹”转到他手里，他也有点犹豫，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考虑了两三天，最后决定：“上！”理由有两点：第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第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算不上什么大罪。“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租界实际上提供了一把文化保护伞。鲁迅住在租界，个人安全基本没有问题。况且，国民党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在性格、人品、思想上也有差异，鲁迅的同乡中就有一直爱护他的人，如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等，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并有发言权的。当年左翼文学走红之后，杂志只要登鲁迅的文章，销路就有了保险，只要有两种鲁迅的书，开起书店来就可以发达。碰上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鲁迅还可以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出版社的名字（比如“三闲书屋”之类）。1932年冬天，鲁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号称上海“文化街”的四马路上，集中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国民党特务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都是左翼的书刊，读者买的也多是这一类书和杂志，而他们经营的书店门可罗雀。他们把左翼书刊卖得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抓了起来，审问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刊？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刊？书店老板回答：“我们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算盘”这两个字，鲁迅是用很浓重的绍兴口音讲的，在座的多数是北方人，没有听懂，几个南方人则会心地笑了。鲁迅又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他在用普通话讲的同时，还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的样子。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了，哄堂大笑。鲁迅其实不主张赤膊上阵和国民党拼命。他主张打“壕沟战”，认为“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他自有与国民党检查官玩游戏的手法。办的刊物往往出一期就被禁了，怎么办？换一个名称再出版。比如《萌芽》不行了，改名《新地》再办，《前哨》不行了，改名《文学导报》继续，《拓荒者》不行了，改名《海燕》当然，这些刊物最后都没能逃脱查封、停刊的命运。还有一个手法就是他津津乐道的“笔名”战术，有人统计过，鲁迅一生至少用过130个以上的笔名，其中光是在《申报？自由谈》就用过41个。他自己说过，不断地变换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就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胡适却主张“真姓名，负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晚年鲁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欢迎。他曾经向往苏联，苏联也曾请他去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进步作家大会，他没有去。1932年冬天，鲁迅谈及此事时说，能够去列宁的家乡，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实很向往，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但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压迫，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但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能发挥些作用。“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谢绝了邀请。从鲁迅自己的话不难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文学成就，而是发表文章，发挥一些作用。这是他的真心话，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人趋之若骛的诺贝尔奖提名。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对“诺奖”提名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的话虽然有些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他内心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此外，鲁迅对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这一荣誉。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鲁迅没有再写小说，在上海的最后9年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曾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终未完成。由于时代及个人的种种原因，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鲁迅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鲁迅是明智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他虽然为此失去了获诺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