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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鲁迅年历 鲁迅文言1881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逝世，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以比目鱼对寿先生的独角兽。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树人。 1899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名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 二十七岁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岁 研究佛经。 1915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1918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 1919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1920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1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随后鲁迅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递诉状，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 四十六岁 一月，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二月，平政院开会作出裁决，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诉胜。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许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周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 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修书一封，托内山完造请医，此为绝笔。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4期；被《新华文摘》2013年5期全文转载；近代中国研究网全文转载。。《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2年12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文摘》2013年1期摘要约3600字；中国社会科学网、近代中国研究网全文转载。《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1年2期全文转载。《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该文曾在2007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第八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上宣读；权威期刊《近代史研究》在总结2008年度的近代史研究成果时，特别指出该文值得关注（《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2011年6期；该文曾在2011年10月于成都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的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2期。《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及国共两方的因应》，《民国研究》2012年秋季号；被凤凰网、搜狐网等著名网站转载。《近代康藏史研究的几点反思—兼述康藏人眼中的辛亥革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11期。9．《刘文辉与甘孜事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3期。《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该文曾在2006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11．《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历史教学》2009年5期。《民国西康格桑泽仁事件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民初川边治理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3期。《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年代的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该文曾在2007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一九四○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民国档案》2007年1期。《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的四川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4期。
鲁迅为何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为何痛恨汉字，你看时代背景
武永明
1、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中共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2、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4期；被《新华文摘》2013年5期全文转载；近代中国研究网全文转载。。《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2年12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文摘》2013年1期摘要约3600字；中国社会科学网、近代中国研究网全文转载。《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1年2期全文转载。《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该文曾在2007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第八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上宣读；权威期刊《近代史研究》在总结2008年度的近代史研究成果时，特别指出该文值得关注（《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2011年6期；该文曾在2011年10月于成都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的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2期。《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及国共两方的因应》，《民国研究》2012年秋季号；被凤凰网、搜狐网等著名网站转载。《近代康藏史研究的几点反思—兼述康藏人眼中的辛亥革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11期。9．《刘文辉与甘孜事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3期。《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该文曾在2006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11．《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历史教学》2009年5期。《民国西康格桑泽仁事件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民初川边治理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3期。《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年代的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该文曾在2007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一九四○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民国档案》2007年1期。《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的四川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4期。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它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望采纳，谢谢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桑兵）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_EVMLT60Wjvdw 提取码：CVWQ 作者: 桑兵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标题: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译者: 2014年5月第1版出版年: 2014-5页数: 332书名：《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豆瓣评分：9内容简介 ：本书着重探讨晚清民国研究史料与史学的相关性，力求找到行之有效的取径和方法，以解决由于史料繁多带来的近现代史研究难以兼顾专深与博通、以及中西学乾坤颠倒所引发的格义附会等诸多困扰。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有关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及其应用的分说；其三，关于各个专门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理念与做法的探讨。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生于广西桂林，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以民间团体和学者为中心）等领域，尤其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重点。
《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4期；被《新华文摘》2013年5期全文转载；近代中国研究网全文转载。。《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2年12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文摘》2013年1期摘要约3600字；中国社会科学网、近代中国研究网全文转载。《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1年2期全文转载。《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该文曾在2007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第八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上宣读；权威期刊《近代史研究》在总结2008年度的近代史研究成果时，特别指出该文值得关注（《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2011年6期；该文曾在2011年10月于成都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中间势力的分合与国共两党的因应—以抗战中期民盟的组建为考察中心（1939-194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2期。《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及国共两方的因应》，《民国研究》2012年秋季号；被凤凰网、搜狐网等著名网站转载。《近代康藏史研究的几点反思—兼述康藏人眼中的辛亥革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11期。9．《刘文辉与甘孜事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3期。《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该文曾在2006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11．《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历史教学》2009年5期。《民国西康格桑泽仁事件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民初川边治理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3期。《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年代的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该文曾在2007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一九四○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民国档案》2007年1期。《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的四川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4期。
不是的，民族研究不是c刊。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级别为核心期刊，出刊周期为月刊，期刊创办于1979年。《民族研究》杂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有关民族研究问题方面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主要刊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学、民族教育、民族人口以及世界民族等各学科的学术成果。是从事民族研究、民族教学和民族工作，以及对民族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学人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园地。关于C刊：中文版的SSCI，即CSSC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核”。有些地方会将其简称为“C刊”，注意不是“C类期刊”。一来对中文的识别和支持不太好，二来也不利于中国的学术独立性，所以社科界的大佬南京大学就弄了一个中文版的SSCI，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CSSCI。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圣经>
双核，北核，南核
贵州民族研究，仍然是核心，位于2011版列表C95 民族学类核心期刊表NO9位置复合影响因子：416 综合影响因子：218 主办：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周期： 双月出版地：贵州省贵阳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2-6959CN： 52-1001/C邮发代号： 66-35历史沿革：现用刊名：贵州民族研究创刊时间：1979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11)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一、古典文学1．《李贺诗歌与唐代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2．《苏轼与俳优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全文摘转。3．《佛教文化对包公文学的影响》，2008年第1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4．《唐宋传奇中的游历仙境主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5．《晚唐曹唐游仙诗中的仙洞原型：兼及 历史演进中的乌托邦定势》，《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游仙诗中的死亡再生母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3）全文摘转。《仙界方七日，人间已千年》，《文史知识》2003（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6）索引，2004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二人合著，排名第一。《游仙诗中的仙境动植物原型追溯》，《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第1期。《古代文学博士点研讨综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桑图腾文化的变迁》，《文史知识》1997年第12期。12《亦真亦幻难评说——唐传奇中的“时空魔幻”叙事》，《名作欣赏》， 《明清小说所见包公戏扮演传播史料》，2007年第4期，《明清小说研究》。年第7期。《苏轼与宋代杂剧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弃妇、弃妇意象与女性化审美》，《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游仙诗中的山崇拜》，《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仙界方七日 人间已千年——古代游仙文学的相对时空观》，《唐都学刊 》 2005年第1期。《唐代游仙诗的世俗化及其成因》，《唐都学刊》， 2002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的“知音”情结》， 《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4期。《司空图《诗品》篇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原型追溯》 ，《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期。《试论庄子哲学的寓言形式》，《 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通天塔原型——古代游仙诗中的山崇拜》，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2年第3期。二、文学传播学1．《文学传播学论纲》， 《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2．《包公文学形象传播的新思考》，《光明日报》（理论版），2007年3月31日。3．《古典文学传播研究刍议》，《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7月29日。 《包公故事的传播模式及特征》，《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口头与书写之间：文学传播史上的一次大变局》，《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三种包公错断严查山故事的变异与传播规律》，《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9期。《期刊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兼论<中医往事1910——1949>的学术价值》,《出版发行研究》 , 2012年12期。《现代信息传媒产业的外部性》，《长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课堂教学效果的传播学分析》，《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三、谣言研究《谣言传播的本土语境及风险防控》，《当代传播》 2011年第5期。 《从“香蕉致癌”谣言看科学传播的本土语境》，《新闻爱好者》，2009年14期。《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谣言、流言及叙述大传统》，《思想战线》，2014第2期。四、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香山宝卷的人类学考察》，《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丛书出版与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以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为中心》,《出版发行研究》 , 2013年3期。《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统一性——以“仙乡淹留”传说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血社火”的历史文化新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迷狂与书写：对“天书”母题的思再反》，《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文学何为？文化大传统对文学价值的重估》 ，《思想战线》，2013年第5期。《论大传统文本与“N级编码理论“、”N重证据”的关系兼与叶舒宪教授商榷》，《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西王母流变史的文化阐释》 ，《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4期。《齐家文化与文化担当》，《丝绸之路》，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