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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摘录数段，以窥一斑∶盖闻一乘圣典，著妙义於琼编，三藏玄枢，赞灵文於宝偈。圆融理体，不落言诠；绝待真如，岂堕文字？第真空无象，非象教无以显其真；实际无言，非言辞无以显其实。故一真法界，假名迥异乎常名；四悉因缘，有说有殊於无说。以上是「破题」，综说全文纲要，以下文笔一转，曰∶戒学、定学、慧学，三学齐资；羊车、鹿车、牛车，三车圆备。教部类开十二，契经义蕴无边。圣言不易研穷，佛旨良难窥测。．．．维是经文浩瀚，研究綦难，名相纷繁，考求匪易。徒兴望洋向若之嗟，宁免入海算沙之困。兼之东西 译，颇多钩 格磔之声，华梵错综，每有诘屈聱牙之句。东麟西爪，文笔矛盾；北辙南辕，方言楚夏。设非心研之有素，云何耳学之能详？欲免捍格之虞，用作研钻之助，辞典之编，信不可缓。最後说到是书的编者，曰∶丁仲祜居士，以通儒硕学之资，具济世活人之术，精研佛学，翱翔般若之园；博览书林，驰鹜琳琅之圃。．．．今更出大手笔，纂大辞书，抒慈悲之愿力，应时势之要求。悟明镜之非台，握智珠而遍照。旁搜远绍，东取扶桑瀛岛之书；赜邃钩玄，西考贤豆恒沙之偈。．．．举凡名数真言，掌故仪法等类，遍为采集，无不搜罗。列部三十有三，检一书而诸字毕备；引证广之又广，阅一典而群义可徵。意解心开，剖无穷之要义；耳提面命，得无数之良师。最後结论曰∶行看电挚星驰，永流通於尘刹；风行雷厉，自传播於大千。法界众生，皆叨法喜；法门眷属，尽获法施。见闻思修，愿同趣妙庄严路；开示悟入，俾悉证净法界身。是为序。佛生二千九百四十八年岁次辛酉暮春既望古瀛释显荫撰於甬城观宗学社序文全部一千数百言，引录数段如上。由此序文，可以窥知显荫的天资、才华，而他对於佛学的慧解，融会空有，兼摄禅教，尤使人敬服。如不了解此文背景，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比丘之手笔？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发起编纂的《新修大藏经》，慕显荫名，亦请他作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担任《修订中华大藏经》总编纂的蔡念生老居士，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时，曾预约《新修大藏经》，在此书的样本上，曾读到这序文。后来大正藏出版，竟未将这篇序文列入。在显荫遗留的《留东随笔》中，也提到「为新修大藏经作序」这件事。东初法师撰写《中国佛教近代史》，很关心这篇文字，后来他查得，日人稍後重印的《大藏经》目录中，列入此文，且已译为日文。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显荫受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之请，担任居士林编辑部主任，为时年余。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秋天，他与一位包承志居士联袂东渡，到日本考察佛教情形。是年冬天，他到高野山天德寺，依穆韶阿阇黎研究密教，学密法仪轨，受灌顶法，佩法身佛心印。在高野山受学之暇，到日本各地考察该国佛教现状，推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并促进留日华侨对祖国宗教文化的认识。他曾草订《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目的是在联络国外华侨，传播中国文化，以巩固华侨对祖国文化的信仰。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太虚大师希望透过佛教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俾有助于世界和平，所以发起在中国江西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惟限于经费、时间、国外关系种种因素，虽名曰「世界佛教联合会」，事实上是以中、日为主，如果日本佛教界没有人来参加，这个会就开不起来了。当时显荫正在日本参访，他年岁虽轻，但在日本佛教学术界的地位却颇崇高，日本学者对他相当尊敬。以此因缘，显荫在日本鼓吹联络，始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隆寺法相宗长佐伯定胤等，到中国庐山，参加了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当时与会的中国代表，有湖北代表释了尘，湖南代表释性修，安徽代表释竺庵，江苏代表释常惺，以及江西代表李政纲，四川代表王肃方等人。还有几个自称为佛教徒的英、法人士与会。在三日会议中，常惺法师，学者黄季刚、李政纲及日本代表木村泰贤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日本之有重量级人士参加，太虚大师十分欣慰，显荫在致太虚大师书中称∶「此诚法师慈光所成，亦弟子极力鼓吹之所致耳。」显荫另有一封致太虚大师的信，提出他对「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看法，摘录两段，以见内容∶太虚法师莲座∶启者，顷接来件及慈谕，甚慰甚慰，我中华佛教徒组织佛教联合会，对外对内皆为必要之图。良以日本佛教徒，颇有对支那布教权获得之野心，我中华佛教徒，若无巩固之团体，互相联络研究，切实修行，诚恐无以御外侮，故亟宜劝告中华佛教徒，速速奋励振刷精神，以扬国光，以宏道化，实为主要之图。．．．又将来东南亚佛教联合会，宜先於日本开之（不宜於庐山开，引狼入室，後患可虑也），日本佛学家，皆含有外交政治气味，前木村博士等之来华演讲也，皆挟政府之命令（外交部及教育部）也。．．．弟子大明百拜礼足是年十一月，显荫另有一封致太虚大师的信，叙述他在神户组织「华侨讲学会」的经过。信的内容是∶虚公吾师莲座∶敬禀者、连接慈谕，敬悉一切。弟子於九月十七日（阳历），曾向神户一行，在神户「中华会馆」讲演一次，在神户「华侨同文中学校」讲演一次（讲演词记载《居士林刊》）。讲演之次，当即成立神户华侨讲学会，由弟子手草组织大纲，同时签名赞成者，神户华侨各校校长教职员，以及绅商要人，共达数十人之多。海外侨胞发起研究佛教，此其嚆矢也。事毕，弟子匆匆归山，以学务忙故。兹接该会来函，据称已请定神户中华领事柯君为会长，中华商会会长及高中学校校长等，皆担任会务，会址定在中华会馆云云，诚堪庆幸。惟侨胞皆系初发心，难得教育界同仁发心研究佛学，吾师所作及贵院近出新著，或结缘善书等，请多多赐寄该会。．．．中华佛教联合会，华侨代表，弟子在神户时，亦已妥为接洽商会会长郑祝三先生，允任为广东省旅日华侨代表，王文达先生允任为浙江省代表，许桂芳先生允任为福建省代表。．．．弟子於密教教相事相两皆圆满成就，堪慰慈注。归国後以大摧魔军，高树法幢为愿。先觉之提携，曷胜後生之企盼。．．．高野山学者显荫顶礼百拜十一月一日由以上两封信，可看出显荫是如何关心国内佛教，渴望国内佛教徒团结图强，以御外侮，发扬先进佛国之光辉，勿为东邻之所图。显荫於高野山学业完成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元月回到上海，暂寓闸北锡金公所。回国之时，受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他在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教时，以用功过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为搜集佛学者述忙碌不堪，身体不支，竟自病倒（早期资料中，找不出他所患何病。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他的年龄来推测，可能患的是那时青年人最易感染的疾病──肺结核病），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一段时间，未见起色，再回到上海治疗，终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於民国十四年乙丑岁五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病逝，享年仅二十四岁，法腊八年。天才不寿，惜哉。显荫学通经藏，文擅诗赋。在日本时，时与日本佛学界教授名流联络，亦时以诗文相唱和。例如他《和高野山真言宗大学教授久保上人原韵》∶夙植菩提种，今薰般若缘。扶桑瞻道范，伊豆附慈船。走笔抄灵偈，拈花悟妙禅。何时亲謦咳，问难绛帷前。师资非远近，际会有因缘。亲受真言印，欣登大愿船。一心修众福，三密贯诸禅。虔学光斯道，倾诚猊座前。另录其一首《元旦高野书怀》，此诗作於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清净灵明澈古今，刹那长劫理何深。瀛洲岁首题新句，沙界唯心寄朗吟。成佛玄诠成宝印，利生弘愿畅圆音。经行顶礼金刚界，众生花飞功德林。 他二十四年的生命，有如流星划还长空，乍明即隐。但他已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还留下不少珍贵的著作。其著作现已查得者，名目如下，译作部分∶《真言宗纲要》。著作部分∶《密教传灯血脉谱》、《日本之密教》、《妙法莲华经秘要记》、《佛法救世之根本要义》、《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十八道加行作法秘记》、《显密对辩章》、〈佛学大辞典序〉、〈新修大藏经序〉、〈一切经音义汇编序〉、《梵字源流考》、《留东随笔》等。
吕澄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而献身佛法之刻苦修学，再加上出于宿慧之绝世天才，使得他精通梵、巴利、藏、日、英、法等各国语言，通过这些得心应手的基础工具，吕澄在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进一步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了中国学者向来依靠传统华言译本藏经进行佛学探源的局限。一九一一年，“中国近现代佛学之父”、金陵刻经处创办者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竟无）继其业，负责刻经处的工作。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澄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吕澄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一九一五年，吕澄因为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先生时年仅二十岁。吕澄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世纪初，汉语思想界有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 大力提倡“生命美学”，而首先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革口号的就是吕澄。一九一八年，吕澄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指出对中西古今的美术要公允客观地平等对待，特别是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这在中国美术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正彷徨、徘徊、无所适从之际，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五四运动”时思潮纷起，人文宗教领域也全面展开了深刻的启蒙运动，其中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影响亦深焉。其实陈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吕澄的启发而作的，陈独秀亲撰《美术革命·答吕澄来信》一文，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绘画写实的精神：“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若不打倒王画，“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形成了“革新派”与“国粹派”两大阵营。这两派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革新派”倚靠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在当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倒引起了我的另一个联想：我们的教内信徒对李叔同的出演《茶花女》、画西洋油画、引用人体模特及创作西洋音乐等津津乐道，赞许他是艺术界的绝世天才，以至于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怎么看都披蒙上了传奇色彩。然而若论对美术史、艺术史、思想史的贡献，两人的高下自明。我这里并非拿吕澄来贬低李叔同，只是想说弘一法师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作为一个法师也不该有那么浓重的神话色彩。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吕澄应其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澄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院长，吕澄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澄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鹙子”，鹙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华言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澄的倚重。欧阳渐曾说：“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汉语佛教界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序言，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澄。《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澄还从事了大量的基础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经籍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澄撰写《杂阿含经刊定记》、《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一九二五年，吕澄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六十四名之多。吕澄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当时另一佛学研究重镇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澄和邱曦明陪侍欧阳渐，继续研究工作。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澄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吕澄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澄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吕澄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吕澄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卓见特出。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翌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澄续掌院务。三年后（一九五二年），该院院友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有“中国第一佛学院”之称的支那内学院宣告解散。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吕澄被选为常务理事。两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澄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澄同时还编撰了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成书后，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一九五六年，吕澄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受科学部委托，吕澄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一九六二年，吕澄在整理佛典、编辑《藏要》的过程中意识到以往旧版《大藏经》存在着不少问题，遂发愿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澄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划被迫中止，如斯伟业，竟亏一篑。一九六六年，受“文革”冲击，佛学班停办，多年研究成果资料亦散失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澄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这三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如今，在中国大陆佛教界内部，吕澄的著作与“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并列，禁止其在教内印刷和流通成为“维护正法”的一种标记。遗忘吕澄，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吕澄毕生的佛学研究，就是为佛法正本清源。在与之相关的纯文献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堪同”和“佛经辨伪”，吕先生一人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在佛学史上旷古未有，当今佛学界没有不采纳他的堪同成果的！然而他在佛经辨伪方面的成就，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至于遭到教界的冷淡或拒绝。吕澄的专著引起教内强烈反映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著（尤其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下），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他完全否认六祖惠能的历史地位，而将神会抬得无以复加）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置疑等，也并没有没有使得教内那么群情愤涌。难道是吕澄的居士身份才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澄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所以，吕澄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之手，而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信仰者对于自身所处教义的全面反省。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吕澄的居士身份使教内异议者备感尴尬，所以攻击他的人有意回避他的信仰者身份，说他只是一个囿于考据的学者而已，没有什么佛教信仰，但是吕澄曾向他的重要论争对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像的“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我们必须认识到：孤立和封闭吕澄，并不能就此将他的佛学思想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履，佛教界必须改变目前暧昧不明的态度，正视、直面吕澄留下的佛学遗产。
网络信息编辑部的架构：网络信息编辑部，编辑部内设若干部（组）编辑部内部岗位职职责：总编辑、副总编辑，主任、副主任编辑，频道、栏目主编，普通编辑
编辑部主任岗位职责(1)全面负责期刊编辑部工作，按时按期完成期刊编辑出版任务，并确保期刊质量。(2)负责编制编辑部年度计划(包括报道重点、组稿、会议、经费等)和起草年终工作总结。(3)组织、主持编辑部会议，讨论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4)审核编辑部经费(包括版面费、稿费、审稿费以及其它费用)的收支和使用情况。(5)负责样刊的质量检查。(6)组织好编辑部人员的管理和业务学习提高工作。(7)协助主编做好编委会交办的事项。(8)保持与中科院出版委、科学出版社以及省新闻出版局的业务联系，填写有关编辑出版业务报表。专职副主编岗位职责(1) 坚持贯彻办刊方针，负责刊物的学术、编辑和出版质量。(2) 协助主编做好编委会工作。(3) 协助并指导编辑部制定工作规划，做好总体设计和导向，并检查执行情况。(4) 负责期刊二校样的复核工作。(5) 关注期刊工作的发展动向，加强信息反馈，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办刊方法，注意提高刊物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责任编辑岗位职责(1) 责任编辑是当期刊物编辑出版质量的主要责任者。(2) 负责当期稿件内容的审核和编排；栏目的确定；编辑规范的检查和统一；中英文目录的编定；封面及封底版权页的核准；校样的审阅、统编、统校、核红。(3) 校样排出后，将校样分发给学科编辑校阅，编辑对校样的修改如有不妥或因版式需要，责任编辑有权删改，但应尽可能征得学科编辑同意。(4) 负责协调学科编辑之间在编辑工作中出现的不同意见。(5) 对样刊的编校、印装质量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编辑部主任。摄影编辑岗位职责 (一)、 主动为本报拍摄新闻图片，及时保证报纸的需要。 (二)、 承担胶卷的冲洗、图片的制作和初审责任，提出意见，供主编（或副主编）选定，并提供图片说明和做好校对工作。 (三)、 及时完成制版、取片和有关经费的结帐工作。 (四)、 为本报提供摄影用费的预算计划，期末和年终向主编、副主编报告经费开支情况。 (五)、 建立图片资料档案。 (六)、 建立摄影器材登记册。 报纸编辑四项基本业务和基本功一、选择稿件（稿件是报纸组织宣传的基础） 主要矛盾是“取”与“舍”，解决关键是“掂”字上。“掂”，分析综合能力，能对稿件的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优与劣，一分为二，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二、修改稿件 主要矛盾是“增”与“删”，解决关键是“修”字上。“修”，包括修补（填平补齐，鲜明突出）、修正（去误剔谬，严格把关）、修饰（梳妆打扮，锦上添花）。三、制作标题 主要矛盾是“显”与“隐”，解决关键是“点”字上。“点”，指点、评点、点化、点染。四、组织版面 主要矛盾是“合”与“分”，解决关键是“组”字上。“组”，把稿件组织成版面。
1、编辑部主任搞好部室管理，负责主持时政经济线的新闻宣传策划及组织实施工作，做好相关编辑召集的月度主题策划协调等工作。（1）负责本部室的学习、考核、工作安排等内部管理；（2）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主持策划，协调部室编辑的主题策划；（3）负责记者、通讯员稿件和版面的协调、初审工作；（4）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2、编辑部副主任协助部主任搞好部室管理和相关编辑召集的月度主题策划及组织实施，完成部室分管工作。（1）协助部主任做好部室管理和策划工作；（2）完成编辑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任务；（3）当部主任外出时，代行部主任职责。3、编辑以新闻策划、版面编排为主。在分管领导和部主任召集下，定期与相关记者一起策划新闻、组织实施：（1）根据部室安排，按时完成相关版面组稿、编辑、排版、校对（除1版外，1版编辑完成2版活动和突发新闻临时插排）任务；（2）加强与记者、通讯员的日常联系，对所写、所编的版面、稿件进行导向、事实、文字把关；（3）定期召集相关记者开展版面策划。版面主题策划（必须是系列报道或经认定的主题版面）每月至少1个。主题策划应形成策划书，经部主任审核，分管领导审定后实施；（4）撰写编者按或编后语每月至少1条，每月必须完成有一定质量的新闻评论至少2篇；（5）提倡版面编辑在不影响版面编排时间和质量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特长，撰写内参稿、外宣稿和其他稿件，稿件以稿分形式计入月度考核；（6）完成部主任交办的其他任务。（7）试行版面编排个人申报责任制，七版的编排在全体编辑中竞报。探索版面承包经营制，在不影响全中心线内广告策划经营的前提下，五版由专人负责编排经营，探索以版养版新路，同时增强报纸可读性。鼓励全体编辑、记者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品牌栏目和版面的协办和冠名。
吴立民（吴信如），号吴明，法名信如（1927-2009）。祖籍湖北阳新，自幼随湖南长沙二学园掌法顾净缘修学，并承传东密、藏密法要，得大阿阇梨位（金刚上师），通儒、释、道三家。毕业于湖南东安耀祥书院，并曾在该院从事教学。 曾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会长、船山学社社长和名誉社长等职，离休后调到北京，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茶禅学会会长等职，主办《佛教文化》、主编《佛学研究》杂志。
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瀓chéng 古同“澄”。 其它字义 ●瀓 dèng ㄉㄥˋ◎ 古同“澄”。 吕瀓字秋逸（或作秋一、鹫子），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1989年在北京逝世，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佛学学者，佛教思想家。 吕先生早年于中学毕业后，曾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年后又转入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其间，先生常随其胞兄吕凤子（著名画家）到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居士讲经、购买经书，由此结识了当时在该处任编校工作的欧阳竟无，经常向其请教佛学。1914年，民国大学停办，适逢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习，他即前往随竟无先生学佛学，成为佛学研究部的第一批成员（第一批成员仅四人，其余三人为：邱唏明、姚柏年、徐仲俊）。一年后，先生随其兄吕凤子东渡日本，入美术学院专攻美术。次年，先生因抗议日本侵华而罢学归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年仅二十一岁。先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许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以后于1931至1933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他应欧阳竟无先生的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先生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 吕先生是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最得力助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秋逸先生的忘我工作，支那内学院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绩。在办学培养佛学人才方面，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吕先生担任教务长之职，负责全部日常教务工作。1925年，吕先生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64名之多。吕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他说：“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净、密、台、禅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无容讳言。吾侪大师（指欧阳竟无），苦心提倡，历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础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线。诸君认识既真，应不迟疑，应知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内学》第二辑）1927年，法相大学因故停办，支那内学院研学方面仅存问学、研究两部，规模较前缩小。1937年，日军入侵，内学院由南京迁至四川江津，设立蜀院，继续聚众讲学，由欧阳和吕先生等轮流主讲。 1943年欧阳竟无先生病逝，吕先生继任内学院院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承竟无先生遗志，继续组织人员，讲学不辍。在此期间，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吕先生为在内学院建立“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所作的努力。早在1938年时，吕先生就对当年玄奘留学的印度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是将佛学分为六科，其次第为：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而欲通佛学大纲，则必须完备此六科之讲习。于是，当他主持内学院工作后，在那烂陀寺六科讲习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佛学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一个“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其次第是：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同时，在教学方法和步骤方面，也与那烂陀寺采用的学完一科再学一科的方法不一样。吕先生认为，“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具体讲，则是选定五十部经典，分三个阶段进行讲习。在这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具五科，而以一主题要义贯通之。如，第一阶段，习十二部经典，以“心性本寂”为主题，称之为“知本”之学；第二阶段，习十九部经典，以“转依”为主题，称之为“正宗”之学；第三阶段，再习十九部经典，以“一法界”为主题，称之为“终鹄”（或“究竟”）之学。三个阶段的讲习期限，则需三至五年。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吕先生的佛学教学体系未能得到完全实施。然而，吕先生的这一佛学教学体系原则和设想，对于今日佛学院教学体系的建设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支那内学院在吕先生主持下一直维持到1952年，后经院董会议决定停办。1961年，吕瀓先生受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托，在南京举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材。 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叙”，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先生。《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吕先生不仅在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材培养，以及佛经校勘出版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佛学研究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吕先生在佛学领域中可称得上是一位通才，无论是印、中佛教史，还是佛教各派各类学说，他无不委曲通晓，而对于佛教文献的考证、辨伪，则多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辨析。 如前所述，吕先生认为，中土自玄奘一系中绝以后，伪说蔓延，背离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所以，他在佛学研究中，与其师竟无先生有一共同之处，即把重点放在辨清佛法之原义正解上，冀欲“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关于辨正佛法的研究，吕先生大致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献辨伪，一是理论求真。在文献辨伪方面，吕先生尝指出说：“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复熊十力书二》）其中，对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吕先生更作了详细的考辨。选入本书的《大乘起信论考证》与《楞严百伪》二文，充分反映了以欧阳竟无和吕秋逸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对这两部佛经的看法，同时也是近代有关辨析伪经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理论求真方面，吕先生对于“性寂”和“性觉”之说的揭示和分疏是最有创见和值得注意的观点。吕先生认为，“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然而，对于“心性本净”一义的理解，在印度佛教与中土佛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在与熊十力先生辩佛学根本问题的一组书信中，曾反复强调说：“性寂与性觉两词，乃直截指出西方佛说与中土伪说根本不同之辨。”又说：“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性觉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同前）为什么这样说呢？吕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阐述。他说：“要之，佛家者言，重在离染转依，而由虚妄实相（所谓幻也，染位仍妄），以着工夫，故立根本义曰心性本净。净之云者，妄法本相，非一切言执所得扰乱（净字梵文原是明净，与清净异），此即性寂之说也（自性涅槃不待觉而后存，故着不得觉字）。六代以来，讹译惑人，离言法性自内觉证者（不据名言，谓之曰内），一错而为自己觉证，再错而为来来觉证。于是，心性本净之解，乃成性觉。佛家真意，遂以荡然。”（《复熊十力书五》）总之，吕先生认为“性觉”说完全是“由译家错解文义而成”，它给正确理解佛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吕先生自1953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吕先生一生著述甚多，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吕瀓佛学论著选集》（五册），收入了吕先生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摘自楼宇烈《吕瀓先生小传》）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于此摘录数段，以窥一斑∶盖闻一乘圣典，著妙义於琼编，三藏玄枢，赞灵文於宝偈。圆融理体，不落言诠；绝待真如，岂堕文字？第真空无象，非象教无以显其真；实际无言，非言辞无以显其实。故一真法界，假名迥异乎常名；四悉因缘，有说有殊於无说。以上是「破题」，综说全文纲要，以下文笔一转，曰∶戒学、定学、慧学，三学齐资；羊车、鹿车、牛车，三车圆备。教部类开十二，契经义蕴无边。圣言不易研穷，佛旨良难窥测。．．．维是经文浩瀚，研究綦难，名相纷繁，考求匪易。徒兴望洋向若之嗟，宁免入海算沙之困。兼之东西 译，颇多钩 格磔之声，华梵错综，每有诘屈聱牙之句。东麟西爪，文笔矛盾；北辙南辕，方言楚夏。设非心研之有素，云何耳学之能详？欲免捍格之虞，用作研钻之助，辞典之编，信不可缓。最後说到是书的编者，曰∶丁仲祜居士，以通儒硕学之资，具济世活人之术，精研佛学，翱翔般若之园；博览书林，驰鹜琳琅之圃。．．．今更出大手笔，纂大辞书，抒慈悲之愿力，应时势之要求。悟明镜之非台，握智珠而遍照。旁搜远绍，东取扶桑瀛岛之书；赜邃钩玄，西考贤豆恒沙之偈。．．．举凡名数真言，掌故仪法等类，遍为采集，无不搜罗。列部三十有三，检一书而诸字毕备；引证广之又广，阅一典而群义可徵。意解心开，剖无穷之要义；耳提面命，得无数之良师。最後结论曰∶行看电挚星驰，永流通於尘刹；风行雷厉，自传播於大千。法界众生，皆叨法喜；法门眷属，尽获法施。见闻思修，愿同趣妙庄严路；开示悟入，俾悉证净法界身。是为序。佛生二千九百四十八年岁次辛酉暮春既望古瀛释显荫撰於甬城观宗学社序文全部一千数百言，引录数段如上。由此序文，可以窥知显荫的天资、才华，而他对於佛学的慧解，融会空有，兼摄禅教，尤使人敬服。如不了解此文背景，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比丘之手笔？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发起编纂的《新修大藏经》，慕显荫名，亦请他作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担任《修订中华大藏经》总编纂的蔡念生老居士，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时，曾预约《新修大藏经》，在此书的样本上，曾读到这序文。后来大正藏出版，竟未将这篇序文列入。在显荫遗留的《留东随笔》中，也提到「为新修大藏经作序」这件事。东初法师撰写《中国佛教近代史》，很关心这篇文字，后来他查得，日人稍後重印的《大藏经》目录中，列入此文，且已译为日文。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显荫受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之请，担任居士林编辑部主任，为时年余。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秋天，他与一位包承志居士联袂东渡，到日本考察佛教情形。是年冬天，他到高野山天德寺，依穆韶阿阇黎研究密教，学密法仪轨，受灌顶法，佩法身佛心印。在高野山受学之暇，到日本各地考察该国佛教现状，推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并促进留日华侨对祖国宗教文化的认识。他曾草订《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目的是在联络国外华侨，传播中国文化，以巩固华侨对祖国文化的信仰。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太虚大师希望透过佛教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俾有助于世界和平，所以发起在中国江西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惟限于经费、时间、国外关系种种因素，虽名曰「世界佛教联合会」，事实上是以中、日为主，如果日本佛教界没有人来参加，这个会就开不起来了。当时显荫正在日本参访，他年岁虽轻，但在日本佛教学术界的地位却颇崇高，日本学者对他相当尊敬。以此因缘，显荫在日本鼓吹联络，始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隆寺法相宗长佐伯定胤等，到中国庐山，参加了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当时与会的中国代表，有湖北代表释了尘，湖南代表释性修，安徽代表释竺庵，江苏代表释常惺，以及江西代表李政纲，四川代表王肃方等人。还有几个自称为佛教徒的英、法人士与会。在三日会议中，常惺法师，学者黄季刚、李政纲及日本代表木村泰贤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日本之有重量级人士参加，太虚大师十分欣慰，显荫在致太虚大师书中称∶「此诚法师慈光所成，亦弟子极力鼓吹之所致耳。」显荫另有一封致太虚大师的信，提出他对「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看法，摘录两段，以见内容∶太虚法师莲座∶启者，顷接来件及慈谕，甚慰甚慰，我中华佛教徒组织佛教联合会，对外对内皆为必要之图。良以日本佛教徒，颇有对支那布教权获得之野心，我中华佛教徒，若无巩固之团体，互相联络研究，切实修行，诚恐无以御外侮，故亟宜劝告中华佛教徒，速速奋励振刷精神，以扬国光，以宏道化，实为主要之图。．．．又将来东南亚佛教联合会，宜先於日本开之（不宜於庐山开，引狼入室，後患可虑也），日本佛学家，皆含有外交政治气味，前木村博士等之来华演讲也，皆挟政府之命令（外交部及教育部）也。．．．弟子大明百拜礼足是年十一月，显荫另有一封致太虚大师的信，叙述他在神户组织「华侨讲学会」的经过。信的内容是∶虚公吾师莲座∶敬禀者、连接慈谕，敬悉一切。弟子於九月十七日（阳历），曾向神户一行，在神户「中华会馆」讲演一次，在神户「华侨同文中学校」讲演一次（讲演词记载《居士林刊》）。讲演之次，当即成立神户华侨讲学会，由弟子手草组织大纲，同时签名赞成者，神户华侨各校校长教职员，以及绅商要人，共达数十人之多。海外侨胞发起研究佛教，此其嚆矢也。事毕，弟子匆匆归山，以学务忙故。兹接该会来函，据称已请定神户中华领事柯君为会长，中华商会会长及高中学校校长等，皆担任会务，会址定在中华会馆云云，诚堪庆幸。惟侨胞皆系初发心，难得教育界同仁发心研究佛学，吾师所作及贵院近出新著，或结缘善书等，请多多赐寄该会。．．．中华佛教联合会，华侨代表，弟子在神户时，亦已妥为接洽商会会长郑祝三先生，允任为广东省旅日华侨代表，王文达先生允任为浙江省代表，许桂芳先生允任为福建省代表。．．．弟子於密教教相事相两皆圆满成就，堪慰慈注。归国後以大摧魔军，高树法幢为愿。先觉之提携，曷胜後生之企盼。．．．高野山学者显荫顶礼百拜十一月一日由以上两封信，可看出显荫是如何关心国内佛教，渴望国内佛教徒团结图强，以御外侮，发扬先进佛国之光辉，勿为东邻之所图。显荫於高野山学业完成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元月回到上海，暂寓闸北锡金公所。回国之时，受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他在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教时，以用功过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为搜集佛学者述忙碌不堪，身体不支，竟自病倒（早期资料中，找不出他所患何病。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他的年龄来推测，可能患的是那时青年人最易感染的疾病──肺结核病），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一段时间，未见起色，再回到上海治疗，终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於民国十四年乙丑岁五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病逝，享年仅二十四岁，法腊八年。天才不寿，惜哉。显荫学通经藏，文擅诗赋。在日本时，时与日本佛学界教授名流联络，亦时以诗文相唱和。例如他《和高野山真言宗大学教授久保上人原韵》∶夙植菩提种，今薰般若缘。扶桑瞻道范，伊豆附慈船。走笔抄灵偈，拈花悟妙禅。何时亲謦咳，问难绛帷前。师资非远近，际会有因缘。亲受真言印，欣登大愿船。一心修众福，三密贯诸禅。虔学光斯道，倾诚猊座前。另录其一首《元旦高野书怀》，此诗作於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清净灵明澈古今，刹那长劫理何深。瀛洲岁首题新句，沙界唯心寄朗吟。成佛玄诠成宝印，利生弘愿畅圆音。经行顶礼金刚界，众生花飞功德林。 他二十四年的生命，有如流星划还长空，乍明即隐。但他已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还留下不少珍贵的著作。其著作现已查得者，名目如下，译作部分∶《真言宗纲要》。著作部分∶《密教传灯血脉谱》、《日本之密教》、《妙法莲华经秘要记》、《佛法救世之根本要义》、《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十八道加行作法秘记》、《显密对辩章》、〈佛学大辞典序〉、〈新修大藏经序〉、〈一切经音义汇编序〉、《梵字源流考》、《留东随笔》等。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岁次甲戌八月十五日，出生于同安县小西门乡。父张善绩公，世代业农。母吴氏，育二子，会泉居次。少入乡塾受学，七岁之年父善绩公逝世，家贫无以维生，乃随母迁徙至厦门。十三岁时，见母为生计艰难所迫，操劳致病，恻然伤之，自思人生于世，应习自立，乃助兄经营市廛，以减轻母亲负担。虽然如此，而他母亲终於在他十四岁之年病逝。益发使他感到身世飘零，人生如梦，而有出家之想。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壬子岁十一月，天童寺敬安禅师，为保护庙产，以中华佛教总会会长的身份晋京请愿，示寂於北京法源寺。中华佛教总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静安寺开追思大会，会师感念禅师教诲之恩，哀悼不已，特赶到上海参加追思大会。会後回到泉州，未几，承天寺住持云果和尚为报师恩，敦请他本师莲鹫老和尚传戒，请会师任开堂，兼理戒坛一切事务，他处理得井然有序。翌年果云和尚示寂，遗命推举会师继任承天寺住持。他在承天寺住持任内，重修殿宇，整理园林，於大殿前辟於生池。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在寺中办了一所「优昙初级学林」，得僧俗学员四十馀人，施以普通及初级佛学教育。会师住持承天寺十馀年，德望日隆，教化所及，远至菲岛、仰光、棉兰、台湾、星马等处，先後皈依弟子数千人，出家贞女一百数十人，剃度门徒如宏扬、宏西、宏识、宏船、宏念、宏圆、宏聪、宏宣等，後来皆弘化一方。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时在新加坡弘化的转道法师，与圆瑛、转物二师，发愿重修泉州的古刹开元寺，请会泉法师就近协助。开元寺是唐代垂拱年间所建的古刹，唯年久失修，殿宇破坏，僧侣零落，转道、圆瑛等发愿重修，会师就近协助照料。後来圆瑛法师出任开元寺住持，并在寺内办了一所开元慈儿院，收容无依孤儿，会师多年予以支持。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南普陀寺的住持转逢和尚，他是喜参和尚的法嗣，继喜参出任南普陀住持，他在外游历参访二十年，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接任住持後，效法天童寺敬安禅师的作风，化私为公，把原来是子孙庙的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手订〈十方常住公约〉二十条，明订住持的产生，由继承制改为选贤制。并依照所订的规约，选出会泉法师为改制十方丛林後的首届住持。会师晋山後，与转逢和尚计议，兴办僧侣教育，培育佛门弘法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乃请得安庆迎江寺「安徽僧学校」校长的常惺法师，到南普陀寺共同创办「闽南佛学院」，佛学院成立，会泉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副院长，蕙庭法师任主讲。到了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会师住持任满，常住共议，推举太虚法师继任。四月底太虚法师晋山，会师交卸了住持的职务，驻锡泉州的南山寺。是年冬，会泉法师与常惺法师，联袂到福建省会福州弘法，事後，曾任福建省长的海军上将萨镇冰，以「大觉世间」的匾额一方，赠予会泉法师。早在闽南佛学院创立之初，为了使初剃度的沙弥也有受教的机会，另有小学部之设立，称为幼僧班。翌年幼僧班迁到漳州南山寺，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会师驻锡南山寺，把幼僧班改为「南山佛化学校」，命瑞今法师到南山寺担任监院，兼任佛化学校的主任。当时负责教务的是觉三法师，他如达如、广箴、慧云等师，都在佛化学校任教。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会师在石井慧月精舍，讲《大乘起信论》，并撰写了《大乘起信论科注》一卷。十九年受请出任南安碧云岩住持，他并没有移锡碧云岩，只是委派弟子到碧云去照应。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会师应泉州承天寺住持转尘和尚之请，於承天寺讲《楞严经》。是年十月，是在新加坡弘化的转道老和尚六十寿辰，圆瑛法师、转物法师，及开元寺两序大众，请转道老和尚传戒，请会泉法师为教授阿 黎。因道老有病，会公代为说戒。戒弟子一千馀人，开福建历年来未有之盛事。传戒事毕，翌年在虎溪岩设立了一所「楞严学舍」，从学弟子四十多人。有一位杨世时居士闻法欢喜，发心皈依，并供养数千元，助师修葺万石莲寺。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春正月，弘一大师在厦门妙释寺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是年会公年届花甲，每日列席听讲，对弘一大师更为心仪，老辈风范，有如是者。而弘一律师对会公则以长老尊之，他尝有联赠会公曰∶会心当处即是泉水在山乃清联後附注云∶「印月法师归卧虎溪，书此以呈之。後学月臂，时庚午居丰州。」印月是会泉法师的号，月臂是弘一法师的笔名之一；庚午是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丰州是泉州南安县的古称。 是年，会公在万石莲寺开办了一所「佛学研究社」，对外公告招生，台湾、潮、汕各地来学的学僧六十多人。是年冬天，会公又创刊了一份《佛教公论》月刊，自任社长，弘扬佛法。《佛教公论》创刊，编辑慧云法师，於创刊号上刊出〈会公传略〉及六十道影，并於其《烟水庵诗稿》题句曰∶「若论边地开荒者，公是闽南第一人。」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南普陀寺原任住持常惺法师任满辞位，两序大众推举会公继任，他乃於二十六年初，二度出任南普陀寺住持，是为第五届方丈。未几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二十七年六月厦门沦陷，日寇特务以会公在地方众望所归，威胁他出任伪职，会公不从，避居鼓浪屿，继而乘隙登轮到了香港，由香港转赴新加坡，驻锡龙山寺。会公初到新加坡，在龙山寺及光明山普觉寺讲经。过了几个月，赴仰光朝礼佛迹，并乘便游历南洋各地。继而到槟榔屿弘化，当地的护法居士林炳照、林炳坤昆仲，共同捐资在槟城升旗山麓，建了一座妙香林寺，作为会公弘法的道场。会公在此遍洒法雨，皈依弟子逾千。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荷属棉兰的信众请他去讲经，他到苏门答腊住了几个月，为信众讲经，受其感化而皈依者甚众。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及印度、锡兰，回程中途经吉隆坡，四月三日抵槟榔屿，与会公在极乐寺见面。老友重逢，分外欣喜，但在欣喜中也有感慨，因为会公是年已六十八岁，健康衰退，已不知往昔硬朗了。两年之後，他於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壬午岁正月十六日，在槟城舍报归西，世寿七十，僧腊五十有一，戒腊五十。
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5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曾先后担任《财经科学》杂志常务副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现为《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博导，四川省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具有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功底，已在《经济研究》（2篇）、《哲学研究》（7篇）、《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6篇）、《文史哲》、《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光明日报》（9篇）、《真理的追求》、《江汉论坛》、《江海学刊》、《经济参考报》等发表论文200多篇；著有《走近权力》、《中国莫回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论》等书；有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书摘》、《文摘报》、《报刊文摘》转载或摘编；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收入分配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相关专业学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南昌大学哲学系其前身为创办于1958年的江西大学哲学系，是江西大学建校时较早创办的专业之一，办学历史较为悠久，师资队伍结构较为合理。现有专职教师22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11人，教师中有博士学位15人。现有本科专业1个即哲学专业，1个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点，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拥有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具校级独立建制研究所2个即道德与人生研究所、哲学研究所。 近年来，本系教师承担了省级教学改革课题3项，教学成果获校级以上奖励5项，“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获得者1人。在科研方面共出版学术专著6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1篇，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完成或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35项，“江西省社会科学文库出版资助”项目2项。获省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 南昌大学哲学系部分优秀校友（排名不分先后） 孙刚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着全省的教育工作。江西大学78级哲学系学生。1951年12月生，天津蓟县人。1972年7月入党，1968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培训部在职研究生毕业，哲学学士。 胡宪 男，汉族，1954年6月生，江西高安人。197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哲学学士，现任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宗华 吉安市政府副市长 1979年在江西大学哲学系就读本科。 杨宪萍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江西大学哲学系学习，1981年底大学毕业后获哲学学士，分配在萍乡市委宣传部工作。2006年11月 中共江西省鹰潭市委书记。 王国炎 1982 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哲学系， 1987 年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南昌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政法系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教务处长、新区办主任、校长助理，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刘立云 作家 江西宁冈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1972年应征入伍，历任32731部队一营营部书记，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干事，江西省军区东乡县人民武装部副科长，《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主任，主编。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绿色风采》丛书(参与撰写)获199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篇报告文学《生死簰洲湾》(合作)获1998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抗洪题材优秀作品奖，诗集《沿火焰上升》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等。 何玉长 1953年11月生于江西湖口。1982年1月毕业于江西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97年6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99年6月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现任校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委员。担任本科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西方经济学”课程；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原著研读”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权经济学。担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曾庆红 女，1962年4月生，江西兴国人。9-8江西大学哲学系马列基础理论专业学生。12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郑洲 男，中共党员。1983年8月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任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副教授。 王晓东 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江西信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9年9月至1983年8月，在江西大学哲学系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学习。2007年6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东同志是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届贵州省委委员。 余建红 男，1968年1月生，江西省南昌县人。1990年7月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获哲学专业学士学位。同年被分配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作。1996年9月，被安排到社科院、社联图书馆工作。1997年9月，受聘图书馆馆员。1998年，任图书流通部副主任。2003年12月，受聘图书资料专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邓小平理论、图书馆学。 挂一漏万，还请各位领导老师、校友、同学继续添加，不胜感激！（玮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