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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主要获奖情况（1999年至2006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金曾豪 《苍 狼》（长篇动物小说） 第四届金曾豪 《蓝调江南》（散文集） 第六届王一梅 《书本里的蚂蚁》（童话） 第五届王一梅 《鼹鼠的月亮河》（长篇童话） 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金曾豪 《鹤 唳》（长篇动物小说）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金曾豪 《绝谷猞猁》（长篇动物小说） 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王一梅 《有爱心的小蓝鸟》（童话）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王稼句 《扬州文化丛书》 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冰心文学奖金曾豪 《绝 招》（长篇儿童小说） 第十届冰心儿童图书奖金曾豪 《绝谷猞猁》（长篇动物小说） 第十二届冰心儿童图书奖孙骏毅、冯 斌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家庭报告》（报告文学） 第十二届冰心儿童图书奖王一梅 《鼹鼠的月亮河》（长篇童话） 第十三届冰心儿童图书奖王一梅 《住在雨街的猫》（长篇童话） 第十四届冰心儿童图书奖王一梅 《蔷薇别墅的老鼠》 第十七届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王一梅 《书本里的蚂蚁》 第十七届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王一梅 《住在楼上的猫》 第十七届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高巧林 《白 弟》（中篇小说） 第十五届冰心儿童图书奖高巧林 《长辫子老师》（儿童小说） 2002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马升嘉 《木瓜浜，童年的乐园》（散文） 2003年冰心儿童文学奖殷建红 《房子的记忆》（散文） 2003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殷建红 《回乡偶书》（散文） 冰心儿童文学奖大奖范小青 《生活的脚步未曾停》（散文） 第十三届冰心摄影文学奖吕锦华 《空谷佛音》（散文集） 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钱欣葆 《活泼可爱的快乐猪》（系列寓言集） 第十七届冰心儿童图书奖钱欣葆 《刺猬认错》（寓言） 第十七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黄霞君 《点亮心灯》（散文集） 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优秀奖盛永明 《铺 床》 第十七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范小青 《百日阳光》（长篇小说） 第四届金曾豪 《苍 狼》（长篇动物小说） 第四届金曾豪 《鹤 唳》（长篇动物小说） 第五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陆文夫 《人 之 窝》（长篇小说） 首届范小青 《百日阳光》（长篇小说） 首届叶 弥 《成长如蜕》（中篇小说） 首届荆 歌 《惊愕奏鸣曲》（中篇小说） 首届荆 歌 《惊愕奏鸣曲》（中篇小说） 首届金曾豪 《青春口哨》（儿童文学） 首届杨守松 《生命如火》（报告文学） 首届吕锦华 《何时入梦》（散文） 首届范小青 《城市表情》（长篇小说） 第二届叶 弥 《天 鹅 绒》（短篇小说） 第二届金曾豪 《蓝调江南》（散文集） 第二届王一梅 《有爱心的小蓝鸟》（童话） 第二届王一梅 《书本里的蚂蚁》（童话） 第二届王一梅 《鼹鼠的月亮河》（童话） 第二届王一梅 《第十二只枯叶蝶》（童话） 第二届朱文颖 《水 姻 缘》（长篇小说） 第二届朱文颖 《浮 生》（短篇小说） 第二届车前子 《云头花朵》（散文） 第二届小 海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诗集） 第二届马升嘉 《想要的感觉》（儿童小说集） 第二届王 尧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评论》（系列论文） 第二届江苏报告文学奖杨守松 《生命九章》 1993～2003年度一等奖吴志峰、高 宗 《黄金大道》 1993～2003年度二等奖吕锦华 《森林女神》 1993～2003年度三等奖平燕曦、宋执群 《生命二十小时》 1993～2003年度三等奖汤 雄 《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 1993～2003年度三等奖秋 石 《两个倔强的灵魂》 1993～2003年度三等奖叶正亭 《茶人吴严》 1993～2003年度三等奖杨海国 《国宝周庄》 1993～2003年度三等奖江苏散文佳作评选陆文夫 《姑苏之恋》 2000～2001年度一等奖俞 明 《叛 逃 者》 2000～2001年度一等奖赵 践 《追忆昔日园林》 2000～2001年度一等奖亦 然 《叩访苏州》 2000～2001年度二等奖吴凤珍 《负暄搔背图》 2000～2001年度二等奖杨守松 《醉忆大别山》 2000～2001年度二等奖朱子南 《编一套“告密丛书”，如何？》 2000～2001年度佳作奖邱 载 《苏州的水》 2000～2001年度佳作奖陈 益 《幸福的计算法》 2000～2001年度佳作奖陈放虹 《九寨沟印象》 2000～2001年度佳作奖燕华君 《我的痛怎么形容》 2000～2001年度佳作奖燕华君 《单身日记》 2000～2001年度佳作奖其他奖项范小青 《干 部》（20集电视剧） 第二十三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范小青 《医 生》（短篇小说） 2001年《当代》短篇小说奖范小青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2003～2006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杨守松 《黑发苏州》（散文） 2002年度全国报纸副刊金奖杨守松 《永生之恋》（报告文学）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奖杨守松 《水做的沙家浜》（散文） “春来沙家浜”全国散文征文特等奖杨守松 《回忆田庄》（散文） “我心中的周庄”全球华人征文二等奖金曾豪 《田 阿 桐》（短篇评弹） 中国评弹艺术节优秀创作奖金曾豪 《铁琴铜剑楼》（中篇评弹） 江苏省曲艺节优秀创作奖金曾豪 《阿庆嫂的阳澄湖》（散文） “春来沙家浜”全国散文征文三等奖王一梅 《抽屉里的小纸人》（童话） 第二届张天翼童话奖王一梅 《蔷薇别墅的老鼠》 第二十一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纪银剑 《踏实的人》（报告文学） 中国作协首届“共和国的脊梁”报告文学二等奖车前子 《Big-character posters》（散文） 《人民文学》“泰山杯”散文一等奖秋 石 《中方总经理》（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优秀报告文学奖戴 来 《茄 子》（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2003年度短篇奖凌鼎年 《了悟禅师》（小小说） 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凌鼎年 《法 眼》（小小说） 全国微型小说2002年度评选一等奖凌鼎年 《天下第一桩》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三届全国微型小说评选一等奖凌鼎年 《菖蒲之死》 天津作协与《天津文学》举办的“全国小小说精品征文”一等奖凌鼎年 《天 使 儿》（小说） 《人民文学》“爱与和平”征文优秀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四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凌鼎年 《笔 会》（短篇小说） 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散文三等奖（《中国作家》、《中华散文》、《诗刊》等联合举办）刘苗虎 《疯 猫 岛》（长篇科幻小说） 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钱欣葆 《神枪手打猎》（寓言） 第三届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金骆驼”奖钱欣葆 《美丽的家园》（寓言） “安徒生杯”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二等奖荆 歌 《前 妻》（短篇小说） 《青春》、《芳草》、《作品》、《萌芽》“四小名旦”特别奖荆 歌 《绑 匪》（短篇小说） 2004年度《青海湖》文学奖（2005年6月颁奖）荆 歌 《重现的时光》（散文） “春来沙家浜”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汤 雄 《黑枭红颜》（长篇小说） 《今古传奇》长篇大奖汤 雄 《关键时刻》 华东六省市“梅陇杯”法制故事优秀奖丁晓原 《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王 尧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度文学评论家奖范培松、金学智 《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 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朱文颖 《水 姻 缘》（长篇小说） 《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朱文颖 《人民文学》、《南方文坛》主办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中被评选为首届“年度青年作家”阿 坤 《岁月的印痕》（散文集） 中国文化出版社等六家单位举办的国际文学笔会“中山图书奖”张更前 《这也是一笔遗产》（散文） 第十六届华东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张更前 《不让受助者难堪》（随笔） 第十五届江苏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林家治 《善思的时刻》（散文） 《中国作家》杂志征文二等奖林家治 《晶莹如玉，明净可鉴》（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征文优秀奖黄霞君 《感悟苍凉》（散文） 文学报“完美杯”征文二等奖缪 克 《野 地》（小说散文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文学教育杂志社主办的2005年首届“屈原杯”文学创作大赛一等奖缪 克 《花瓣的盛开》（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文学教育杂志社主办的2005年首届“屈原杯”文学创作大赛一等奖老 铁 《爱情的瞬间移动和消逝》（组诗） “星星杯”爱情诗歌大奖赛优秀奖、“屈原杯”文学创作大赛二等奖黄劲松 《民 工》（组诗）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新浪网、人民文学等举办的首届鲲鹏文学奖优秀作品奖丁古萍 《心颗飞翔》（组诗） “白沙杯”——我心飞翔全国诗歌邀请展获奖丁古萍 《云山天水》（组诗） 《中国作家》北京“金秋之旅”笔会三等奖丁古萍 《追寻孔繁森》（诗歌） 山东聊城文联“纪念孔繁森殉职十周年”征文三等奖丁古萍 《苏州印象》（诗歌） 《中国作家》第二届“金秋之旅”征文二等奖徐 宁 《“小桥流水”惹谁了》（杂文） 第十五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金奖徐 宁 《刘统勋的失心疯》（杂文） 扬子晚报“共建和谐社会”杂文征文一等奖茅震宇 《“抠门”与“寒酸”》（杂文） 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三等奖茅震宇 《“寒酸”显精神》（杂文） 2004年度群众杂志好标题奖苏 梅 《喷火小雷龙》（长篇童话） 浙江省第二十一届优秀图书编辑奖袁成亮 《凌虚传》（人物传记） 中山图书奖（中国文化出版社、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小小说读者杂志社、金山杂志社、中山文学院等6家单位举办）龚 平 《万三蹄宴》 江苏省第三届小戏小品大赛一等奖、编剧奖叶 弥 《明 月 寺》（短篇小说）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2003～2006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唐晓玲 《千古美谈卓克基》（散文） 人民日报“长征”征文二等奖万 芊 《李斯说了一句大实话》（小小说）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第四届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徐卓人 《如果你的文字让人敬畏》（散文） 《江南时报》创刊10周年征文一等奖叶正亭 《回眸周庄》（散文） “我心中的周庄”全球华人征文二等奖邵 忠 《桃李芬芳说师傅》 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二等奖孙荣昌 《南 酱 店》（散文） 江苏省企业报第七届散文大赛一等奖高巧林 《同 学 会》 《故事大王》千字故事征文暨2006年度优秀作品三等奖雨 林 《走进周庄》（诗歌） 《诗刊》全国同题诗大赛三等奖石海泉 《清流滋润的城市》（散文） 《中国作家》第二届“金秋之旅”征文三等奖葛 芳 《黄昏的迷醉》（散文） “春来沙家浜”全国散文征文三等奖张寄寒 《陈逸飞与周庄》（散文） 《中国作家》第二届“金秋之旅”征文三等奖吴文华 《今生有缘》（散文） 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三等奖周泳逊 《呀，我失明的母亲》（散文） 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三等奖文学成就奖范小青 1999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范小青 2004年苏州市政府第三届文学艺术奖金曾豪 2003年度江苏省作家协会嘉奖（获全国性优秀文学奖）金曾豪 2004年度江苏省作家协会嘉奖（获全国性优秀文学奖）金曾豪 2004年苏州市政府第三届文学艺术奖金曾豪 第四届苏州市文学艺术奖王一梅 2003年度江苏省作家协会嘉奖（获全国性优秀文学奖）王一梅 2004年度江苏省作家协会嘉奖（获全国性优秀文学奖）王一梅 第四届苏州市文学艺术奖朱文颖 2003年度江苏省作家协会嘉奖（获全国性优秀文学奖）杨守松 2004年苏州市政府第三届文学艺术奖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金曾豪 《苍 狼》（长篇动物小说） 第四届金曾豪 《绝 招》（长篇儿童文学） 第四届吴恩培 《百年觅渡》（长篇小说） 第四届唐晓玲 《家 园》（长篇小说） 第四届吕锦华 《森林女神》（长篇报告文学） 第四届孙骏毅、冯 斌 、陈雪春、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家庭报告》 第四届卢 群、吕大安 《大地的脊梁》（长篇报告文学） 第四届朱伟杰、高巧林、张寄寒、费幸林、张惠英、万 芊、盛永明、竹 槿 《“半山”文学丛书》 第四届金曾豪 《鹤 唳》（长篇动物小说） 第五届吴恩培 《文化的争夺》 第五届秋 石 《两个倔强的灵魂》 第五届纪银剑 《没有车票的旅程》（散文集） 第五届陈 益 《我的先祖是蚩尤》（散文集） 第五届张苏宁 《绿 风 景》（长篇小说） 第五届陆 平 《渡 口》（长篇小说） 第五届范小青 《范小青中短篇小说集》 第五届杨守松 《淘 江 湖》（长篇小说） 第五届平燕曦、宋执群 《生命二十小时》（长篇报告文学） 第五届刘苗虎 《追踪变脸人》（长篇科幻小说） 第五届肖 静 《爱情无颜色》（长篇小说） 第五届姜广平 《重塑生命》（长篇报告文学） 第五届陆 泰 《弇山夜话》（散文集） 第五届金曾豪 《蓝调江南》（儿童散文集） 第七届范小青 《城市表情》（长篇小说） 第七届范培松、金学智 《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 第七届王一梅 《米粒校园童话系列》（童话） 第七届朱文颖 《戴女士与蓝》（长篇小说） 第七届马升嘉 《想要的感觉》（儿童小说集） 第七届徐卓人 《真山真水园中城》（风物集） 第七届吕锦华 《无价的君子兰》（报告文学集） 第七届奚旭初 《落叶无声》（长篇小说） 第七届荆 歌 《我们的爱情》（长篇小说） 第七届钦志新 《太 湖 魂》（长篇小说） 第七届老 铁 《等待或者穿越》（诗歌集） 第七届
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精神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原则，有历史的渊源，也不乏新的时代内涵。它与《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内在统一的。该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讲，就是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邹韬奋等出版家是不一样的，但出版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出版行为的荣与耻的道德评价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知往鉴今，追慕前贤，今日的出版界才会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 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 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 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王韬 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早年游历欧洲，是我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政论报刊《循环日报》。王韬在《循环日报》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鼓吹变法自强，创立了报刊政论文体，确立了不拘一格的文章报风。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系统的提出了办报主张： 1办报目的是为了“立言”。即通过报纸来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该思想成为中国报刊的传统特色之一。 2报纸的功用是一个“通”字。即使国政民情上通下达。 3呼吁言论自由。 4主张报纸的文风要直抒胸臆。 5报纸的编辑人员要慎重选择。 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2．郑观应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与王韬类似的观点： 1报纸的功用要“通民隐，达民情”。 2创办报纸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枢纽。 3办报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 4呼吁政府允许国人办报。 3．康有为 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之一，是戊戍变法运动中著名领袖，也是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 ·1895年康有为联合进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举行“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维新。 ·8参与维新派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 ·11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团体，京师强学会成立，康为实际组织者。作为京师强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 ·11康有为在上海，与友人共同成立上海强学会。其机关报《强学报》应运而生。 在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并认为报刊是维新变法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所创办的报纸，都是重政论、重宣传、轻新闻，使报纸成为了他们推行变法新政、开展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他认为报纸的作用有“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四个方面。 4．梁启超 5．唐才常（1867~1900） 字佛尘，湖南浏阳人，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唐才常先后于1897、1898年任《湘学新报》和《湘报》主笔。他在两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向读者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湖南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6．谭嗣同（1865~1898） 维新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与唐才常合称“浏阳二杰”。谭嗣同是南学会的主要组织者，是《湘报》的核心领导人物。在《湘报》工作的半年间，发表了25篇政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英勇就义。 谭嗣同的办报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报纸要“求新”，成为“助新之具”。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局面，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报纸的时效性最强，是最早的助新之具。二是，他认为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意识。 7．严复（1854~1921） 我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报刊政论家，维新运动知名人士。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阐述了变法图强、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897年，严复与友人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鼓吹变法维新。他在《国闻汇编》上署名发表了《天演论》等译作，系统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呼吁国人思想救亡，在思想界引起震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但严复并不赞成维新派倡民权、开议院的主张，属于维新派中的右翼。晚年思想渐趋保守。 8．章士钊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1925年兼署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造成三一八惨案。他是甲寅派代表人物，所办《甲寅周刊》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1949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著有《柳文指要》等。 9．章太炎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家和报刊政论家。戊戌变法时期，参加强学会，曾为《时务报》撰述。1900年在《中国日报》等报纸发表文章排满，反对保皇立宪。1902年后，为《苏报》撰稿，宣传革命，在《苏报》案中被捕入狱，成为举国闻名的革命志士。1906年刑满出狱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继续宣传排满和保存国粹，成为《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和革命宣传家。他的政论逻辑严密，气势充足，陈古论今，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好用古奥字句和文言语法，传播效果不如梁启超的文章。五四运动后潜心治学，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倒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支持抗日救亡。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传世。 10．于右任（1879~1964）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1907年在上海创办同盟会第一家大型日报《神州日报》，1909年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1910年在上海创办《民立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相衔接，风格和基调协同，被人称为“竖三民”。 他所创办的报纸揭发贪官污吏，披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很受读者欢迎。他还为报刊写了不少评论和诗词，感情炽烈，文辞丰腴，名噪一时。著述有《右任文存》等。 11．远生（1885~1915） 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盛名的记者，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其为“报界之奇才”。他先后编辑过《少年中国》、《庸言》等刊物，曾任《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并为《东方杂志》等刊撰稿。 ·通讯特点： 1题材务求重大。 2针砭时弊，不畏权贵。 3生动具体，善于捕捉细节。 4通俗自然，文风不拘一格。 ·发明了“新闻日记”体裁，用日记形式报道评论当日新闻事件。 ·其新闻思想方面，提出“四能”说：“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政治上，黄远生的基本态度是拥袁反孙的，1915年被人认作帝党刺杀于旧金山。黄远生的文集《远生遗著》，以新闻通讯作品为主，是我国第一部报刊通讯集。 12邵飘萍（1886~1926）（07） ·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著名报人，被誉为新闻全才。 ·早年被《申报》聘为通讯员，参加南社。 ·1911辛亥革命爆发，任《汉民日报》主编，开始职业报人生涯。后接办该报，抨击军阀、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后被逮捕入狱，汉民日报被封。 ·1914出狱后东渡日本留学，1915创办东京通讯社。专门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曾首先报道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对国内反袁斗争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18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以消息迅捷闻名，有本社采写+翻译的外电。开展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国会动态等做出翔实的报道。 ·1918在北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1919因揭露政府卖国政策被封，邵再次流亡。1920回国复刊，使该报成为北方一份有影响的大报。 ·业务上，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纸，既精通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育，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新闻全才。尤其善于新闻采访，其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学专著之一。 ·政治上，紧随时代步伐，不断进步，1925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共。1926年18惨案全力揭露真相，抨击军阀当局罪恶，被列入通缉黑名单，后被枪杀，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13林白水 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曾两度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兼学新闻。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北京《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纸的编辑、记者、主任和社长。1926年8月因所写《官僚之运气》一文触犯当局，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 林白水撰写的新闻和评论，挥洒自如，辛辣尖刻，好议个人短长，或揭人隐事，故积怨于军阀，他的文章通俗浅显，颇能吸引读者。 14刘少少（1870~1929） 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与黄远生、徐彬彬一起，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青年时代就学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曾协助杨度创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开始用“少少”笔名，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撰写政论鼓吹立宪，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的编辑、记者、主笔。袁世凯办的《亚细亚日报》创刊时，曾应聘担任主笔。 1918年后，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研究老庄哲学。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无大作为，但他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有报界“怪杰”之称。 5．徐凌霄（1888~1961） 笔名彬彬，他与黄远生、刘少少一起，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1916年起，徐彬彬继黄远生之后任上海《时报》和《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他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初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 16胡政之（1889~1949） 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曾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 1916年，担任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天津《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赴欧采访，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 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1926年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17张季鸾（1888~1941） 民国时期的著名新闻记者。1905年他官费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张季鸾受命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报纸上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因此而被逮捕。 出狱后，他回上海《大共和日报》主持国际版，后又任《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 袁世凯死后，张季鸾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和《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1926年，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在新闻界开始享有盛名。 18．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3年陈独秀参加编辑由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明报》，1904年与人合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出了6点希望：（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像的。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五四”时期，他曾广泛从事报刊活动，撰写大量政论。 他曾任《言志》月刊的编辑，为《甲寅》月刊写稿。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撰工作，还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中国民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指导创办《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国民新报》等报刊。此外还指导过多家报纸杂志的编撰工作。1927年，在北京牺牲。 20徐宝璜 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学家和教育家，1912年赴美学习经济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北京《晨报》编辑，先后在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新闻、经济方面的课程。 1918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推为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定期为会员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是最先在国内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教授。 所著的《新闻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黄天鹏《新闻学纲要序》中则称徐宝璜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21蔡和森 湖南人，1915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同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党中央的宣传工作。曾负责《先驱》半月刊、《向导》周报。蔡和森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泛，既有理论深刻的长篇大论，又有一针见血的短文，分析精辟，逻辑性强，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在当时有很大影响。1931年，在香港被捕遇害。 22．恽代英 我国著名青年运动活动家、杰出的宣传家和报刊政论家，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参加共产党，1923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任《中国青年》主编，一生从事报刊宣传活动16年，主编或参与报刊10余种，先后编辑过《新建设》、《红旗》等刊物。他的文章既洋溢着革命热情，又有理论分析，深入浅出，亲切感人，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多年的办报实践使得恽代英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他注意理论探索和总结，对早期中共党报思想建设作出了贡献。1930年5月被捕，次年在南京被杀害。 23．萧楚女 中国青年运动杰出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宣传家。五四前夕，任汉口《大汉报》副主编。1922年后任重庆《新蜀报》主笔。1923年到上海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赴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他自学成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文章情理并融，分析深刻，常能出其不意击中论敌要害。1927年在广州“四一二”反革命中被害。 24．成舍我 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与新闻教育家。原名成勋，后名成平，笔名舍我。早年在《益世报》担任记者、主笔、总编辑。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形成“世界”报系。他还在北京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培养新闻人才。1927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35年赴上海创办《立报》。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相继主持《香港立报》和《世界日报》。抗战胜利后恢复出版上海《立报》和北平（今北京）《世界日报》。 1952年由香港去台湾，在台湾各大学任教。后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任世界书局董事长。1988年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1991年在台湾去世。 25张竹平 ·原任职申报，后自立门户。 ·1926与人合股购进上海《时事新报》。 ·1928，将早年经营的 申时电讯社扩建为 申时通讯社，后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通讯社之一。 ·1931任英文《大陆报》经理。 ·1932与人创办《大晚报》。 ·后张 将以上三报一社合并，成立四社联合办事处。在国民党压力下，财阀孔祥熙强行收买。 26史量才 进步的爱国民族资本家、报业家。1912年接办《申报》，自任经理，在他的经营下，《申报》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效。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深深认识到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和蒋介石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组织上海各家日报同时刊载《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还发表时评，矛头直指蒋介石。“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史量才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被选为会长，积极募集救国捐款，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同时，史量才还对《申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量才和《申报》的一系列改变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遭特务枪击，当场死亡。 27．邹韬奋 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前后创办和主编过6报1刊，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 1926年10月邹韬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开始了他的报刊生涯。“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从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决反帝的爱国者，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生活》周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后，邹韬奋继续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 他写的通讯和评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编辑、出版及经营管理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主编《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报刊思想，即“韬奋精神”：①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高尚气节；②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呼声；③热心服务读者的办报作风；④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邹韬奋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前后创办和主编过7个报刊。 （1）《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由上海职教社创办的机关刊物。创刊之初以“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为宗旨。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主编，不断充实内容、革新版面，逐步发展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该刊以力求政治清明与事业振兴为目标；“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迅速走出改良主义幻想，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生活》周刊也转而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发起为抗日军队捐款的活动。此外该刊还发表文章系统介绍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该刊十分重视读者意见，开辟“读者信箱”专栏，征求读者意见，积极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该刊的“小言论”专栏也很受读者欢迎。在新闻业务上，《生活》重视选材的趣味性和价值性，主张文风要明显畅快，深得读者好评。 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销数增至1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1933年1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2）《大众生活》 1935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发刊词里，韬奋提出要把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为三大目标。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竭其全力报道了这一伟大运动的过程，并发表了许多态度鲜明的评论，给学生的爱国运动以热烈的声援。这个时期，发行量达20万份，又创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大众生活》周刊。 （3）《生活日报》 1936年在香港创刊，这是他一生中主编的惟一一张日报。该报出至7月31日自动停刊。 （4）《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年在香港创刊，后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8月，移到上海出版，改名为《生活星期刊》。 （5）《抗战》3日刊和《全民抗战》 1937年8月在上海创办。第二年7月，与李公朴办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在汉口出版，韬奋主编。1941年2月被查封。 （6）香港《大众生活》 1941年 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 邹韬奋的报刊理论 韬奋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刊的经验，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见解： （1）关于新闻言论自由问题 接办《生活》周刊之初，他认为办报刊应该“心目中全无党派”，报刊应“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在《生活》周刊一再遭受迫害，尤其是在他考察欧美许多国家之后，他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言论自由的权利”。 （2）密切联系读者，热忱为读者服务 ①他接办《生活》以后，就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他十分重视这个栏目，称读者来信为“本刊真正的维他命”，热心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②在报刊文风上，强调内容精炼，篇幅短小，提倡“明显畅达”的平民文风。 ③在经营上，他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尽量减低报刊售价，并坚决拒绝不义之财。 （3）报刊要有特点和个性 他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有“创造的精神”。他办的报刊，每一个都有独特的风格，这也是他的报刊为读者欢迎，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4）新闻记者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邹韬奋热爱新闻出版工作，为新闻事业奋斗终生。他曾经提出，理想的编辑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大公无私；二是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识见；三是文字畅达；四是至少精通一种外文。他还提出过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体格，懂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邹韬奋新闻奖”（94） 为了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邹韬奋同志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思想作风而设立的。1993年设立，每两年评奖一次，宁缺毋滥，奖励新闻编辑（如负责通联工作、写新闻评论的、从事新闻研究的人员）的最高奖。】 范长江 中国著名记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记者身份从成都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考察川、陕、青、甘、内蒙等地，撰写了大量旅行通讯，汇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西安事变后，他深入西安采访周恩来，随后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在国内第一次披露了西安事变真相。他发表的通讯《西北近影》和《陕北之行》辑入通讯集《塞上行》。范长江是第一位从白区进入延安，向全国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中国记者。 抗战爆发后，范长江深入前线采写大量通讯。1938年发动创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后又于1938年10月20日在长沙与胡愈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 1939年5月，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范长江新闻奖”（92） （1）是中国记协和范长江新闻基金会联合设立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包括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播音员）的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该奖1991年开始评选，每两年评选一次。这项奖要求参评者德才兼备，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在新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人品、文品俱佳，并对参评者的综合业务成果和思想作风、职业道德、社会反应各项进行综合考察和评选。 （2）该奖项以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和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和继承范长江同志献身人民新闻事业的崇高精神，推动新闻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检阅和提高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江苏省委副书记任振鹤已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 代理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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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专项整治行动是指：2是指“两减”：即以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和减少落后化工产能为重点，从源头上为生态环境减负。6是指“六治”：即针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最突出、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六方面问题，重点治理太湖水环境、生活垃圾、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和环境隐患。3是指“三提升”：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提升环境监管执法水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供参考。
市里的报纸发行站有
一般的编辑都不会有行政级别的，除非是特殊期刊杂志，比如党报，官媒之类的
正厅级省管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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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价格也不一样，不同单位价钱也不一样。许多杂志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出版物”。
待遇一般了，很辛苦，为人作嫁装
杂志社编辑的工薪报酬总的应该不错。具体到数目，不可一概而论。 杂志社不同，薪酬理念不同，管理方式不同。但是，编辑是杂志社的中坚力量。报酬自然不会低。有的实行栏目包干制，干得好，薪酬自然更加客观。有的实行底薪制。年薪制等。制度不同，个人能力不同，投入精力时间不同，回报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