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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又名苏东坡，东坡居士，前期作品崇尚儒学，文章多写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洒脱磅礴，浑然天成，大有忧国忧民之势。后因御史案也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入狱，险遭一死，此后开始写田园生活，自然风光等等，开始崇尚佛学，文章也是以轻盈隽永为主。
常言道：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GOOGLE。LZ自己在百度百科里面好好找找。
应该是^拒我所知^^是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还有余秋语写的<苏东坡突围>都蛮好的我都看了^^^^^
欧阳修对苏轼评价最出名也是最经典的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对苏东坡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该评价来源于一个很有趣的传说。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考卷收上来后，负责点检卷子的梅尧臣发现其中一篇十分精彩，特意挑出让欧阳修看。欧阳修读后，果然眼放异彩，想排为第一，但他那时对苏轼的才学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恰好他的弟子曾巩也是这次考试的考生，于是他推测这篇文章可能是曾巩写的，于是他想，如果是曾巩写的，他又作为主考官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岂不是“徇私情”嘛，因怕人闲话，为了避嫌他将此文列为第二名。谁知最后结果一揭晓，欧阳修傻了，原来这篇本该排名第一的文章是苏轼的考卷，他把人家苏轼活生生的给“坑”成了第二名！
1、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其母程氏回来后，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 2、苏轼“欺”师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当时的判官梅圣俞，对苏轼的文章十分赞赏，但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有关系吗？梅圣俞不明白这点，反复读过后，便去问苏轼，苏轼说答案在《三国志·孔融传》中，可是梅圣俞将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发现出处，便又去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答是自己的杜撰，梅圣俞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言道孔融跟曹操说商纣王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今日既有，古代也应该有。苏轼便据此杜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使梅圣俞更加赞赏苏轼。 3、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 5、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6、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7、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少游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少游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衣带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此虽为传说，可信度不可考，但也能从中窥出苏轼之才。 8、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9、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10、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 11、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刘贡父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刘贡父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12、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 13、涵养 朝廷保守派复辟后，以砸缸著名的北宋著名文学家司马光重拜相位，新法全盘被废。此时，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却主张对新法不能全盘否定，应存良箅渣区别对待，因此与司马光发生激烈冲突，再度被贬瓜州。苏轼虽然信仰佛教，但又不喜和尚。闻得瓜州金山寺内有一法号为佛印的和尚名气极大，苏轼听说后不服气，就决定到山上会一会老和尚！在庙里，苏轼从皇帝讲到文武百官，从治理国家讲到为人之道。和尚静静听着，苏轼见佛印一直一言不发就从心里有点瞧不起他。心里想：大家都说他有本事，原来草包一个，来这里是几个香火钱的吧！话题慢慢的就扯到了佛事上，这时候佛印问道：“在先生眼里老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轼正满肚子鄙视，随口答道：“你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有本事，但那是因为他们浅薄，实际上你每天故弄玄虚，没有真才实学，是个而已！”佛印微微一笑，默不应声。苏轼看到他这个样子不仅更瞧不起和尚，而且自己洋洋得意起来，便乘兴问道：“在你眼里我苏大学士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很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老纳自亏不如！”佛印答道。回到家后，苏轼洋洋得意地把早上如何如何制和尚的事给小妹讲了一遍，苏小妹听后笑得饭都喷出来了。苏轼懵了忙问道：“小妹为何发笑？”“你贬低和尚他不仅没生气反而把你赞扬了一番，你说谁有修养？没有学问哪来的修养？你还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羞死你你都不知道！”。苏轼听后恍然大悟，从此与佛印大师成了莫逆之交。 14、“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15、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16、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屡遭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7、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8、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19、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20、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是“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21、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刘贡父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刘贡父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刘贡父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刘贡父戏弄了。又过了几天，刘贡父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刘贡父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刘贡父从早上聊到晚上，把刘贡父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刘贡父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22、苏轼和王安石的矛盾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23、苏轼与高俅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高俅的发迹史，说他原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人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不想留他，于是转荐他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只留高俅在府中住了一夜，便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端王的宋徽宗，由于踢得一脚好球，平步青云，做了太尉。 读者诸君大概不清楚这位“小苏学士”究竟是何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把一个卑微小吏推荐给当朝驸马爷。原来这位“小苏学士”，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我们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 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军，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这里顺便再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初，高俅护送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京城。当时大奸臣童贯、梁师成被朝廷诛杀，蔡京被流放。惟独高俅免于此祸，后来病死于家中。这大概是由于他这一生对得起苏学士，阎王老子没有让他做刀下之鬼。 24、进京赶考 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视为巧对。 25、苏东坡泄题之嫌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当地人李方叔很同情他的遭遇，常去探访，两人结为至交。后苏东坡被召回京，仍与李方叔书信往来，亲密如前。宋元祐中，苏东坡奉命知贡举，李方叔也参加了考试。史书上称：李方叔落榜，后知情者去见苏东坡，求他给个“人情”，但苏东坡没有答应，他在写给李方叔的信中说：“君子之交，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方叔读后，深为感动，两人的友谊更加深笃。 但近读明朝胡俨所著《胡氏杂说》，却有另一种说法。胡在书中说，苏东坡颇为欣赏李方叔。考前某日，苏东坡令其子苏叔党持一书简给李方叔，恰值李方叔外出，李的仆人就代收了信函，放置在茶几上。随后不久，章惇之子章持和章援来访，李方叔仍然未归。章持、章援二人顺手在茶几上取简拆阅，是《刘向优于扬雄论》二篇。章持、章援兄弟知其中必有消息，于是悄悄将此书简带了回去，仔细研读。 不久，苏东坡入帏命题，果然是《刘向优于扬雄论》。榜出，章援高中第一名，章持中第十名，而李方叔竟告落第。李方叔之母叹道：“苏公知贡举，而吾儿竟不第，命也。”苏东坡初以为第一名必为李方叔。及至出帏，方才知道是章援，不禁大为惋惜，还寄诗给李方叔，其中有诗句说：“平生浪说古战场，遇镜空迷日五色。”也是莫可奈何解嘲的意思。《胡氏杂说》附记云：苏东坡此诗“真迹今在南昌李士濂家，与徐铉书稿及张即之手帖，共为一卷，字画皆可爱也。”胡俨在明亦为名儒，颇有盛誉，不像胡说之人，只是他未说明故事自何而来。 苏东坡若真的以考题暗示于所属意者，应该构成“泄题罪”。幸亏章氏兄弟只想获第一，不想害人；若想害人，即以苏东坡手简持出申告，追查起来，苏东坡纵令不死，也得流放若干年。 26、不忍心拆散 相传，苏轼请邻居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4只，客人毫不客气的吃了3只，还剩1只。这时，邻居对苏轼说：“还剩1只，你把它吃了吧！”苏轼却说：“我不忍心拆散它们，还是你吃了吧！” 27、苏轼与面条 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被贬雷州。二人相遇于藤州，惊喜之余到路边小店吃面条，苏轼高旷豁达，处于忧郁的境遇却能随缘自适，转眼之间，已将“粗恶不可食”的面条吃光，苏辙却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开玩笑逗他：“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 28、牛屎与佛 一天， 苏轼与佛印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 。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佛印笑而不答。 苏轼回家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第四章 苏轼 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 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第三节 苏轼的诗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第四节 苏轼的词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了他的出现，中国，也许等待了一千年，又一千年他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 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学——巨子。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它永远不灭的那一份诙谐，真可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 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烹饪、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独到的造诣。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是有一定道理的。更足称道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 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四个三”来概括：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 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由于苏轼多方面的巨大成就，由于他更多的人民性，由于他时时闪现着智慧光芒的睿智思想，由于他超凡脱俗的旷代才华，千年以来，他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而有口皆碑；更由于生活经历的丰富性，他常常成为人们谈话的话题及内容。自然而然，学生们在作文时，也往往喜欢用东坡事迹作话题或材料，毫不夸张地说，有作文处尽可以有东坡。这正是因为，苏轼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还在影响着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一】少年天资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二】万民所颂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三】缠斗安石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四】乌台诗狱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东坡入狱，身陷囹圄。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五】回朝离乱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六】文化贡献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
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
你去找他问问去不就完了~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一 问题的提出在课本中，苏轼的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并且苏轼获得千古以来无数文人志士的好评其文才同样令我们折服，于是我们想深入了解苏轼，并探究出苏轼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二 课题研究目的本次课题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关于对苏轼的更深一层的了解。苏轼大家都知道，是北宋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的词人代表，也许，这些是大家所共同知道的常识，不过，对于苏轼这位伟大的词人来说，我想，这点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苏轼的书法，绘画等，也相当有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方面的了解少之又少，只知道苏轼的书法，绘画中融入了诗人的情感，真正看到的东西却模模糊糊，对于苏轼的绘画或者说书法的特点更是不通了。本课题研究可以提高同学们人文素养、语文素质、个性成长；本课题研究可以提高我们的团队精神、协作意识的培养；本课题研究可以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名人、了解自身，有利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成长因此，本次课题研究的目标主要是苏轼，大家要掌握对这位“东坡居士”的了解，对日后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此外，通过这次的研究学习，同样能提高同学们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分工明确，大家工作的非常积极，能培养同学们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课题研究方法1、质疑：要学会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对老师或同学提出问题，并对其进行讨论，只有这样，才会进步。2、收集：要积极收集有关资料，例如苏轼的个人生平资料，作品等等。3、分析：通过对苏轼及作品的学习，要学会对人物和作品进行分析，了解有关内容，把握重点，甚至可以更深层次地进行研究，从而提升自己的鉴赏和分析能力。4、讨论：可以分为大组讨论和小组讨论，同学之间可以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也可以交流问题，并一起解决问题。1/45、考察；为了能够便于研究课题，我们将到一些和苏轼有关的景点进行考察。例如东坡公园、藤花院等地方。在考察期间，可以适当截取一些对研究课题有帮助的资料。6、归纳整理：要学会在学习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所学到的知识，课堂的笔记，考察过程中所截取的资料等多方面进行归纳整理。从而提高自身归纳整理能力以及加强知识在大脑的巩固。7、总结撰写：要学会总结和撰写是在语文学习中不可缺少的。总的来说有三大类，一是开提报告，二是心得体会，三是结题报告。并且借此来提升写作能力。四、课题研究内容1、苏轼的生平2、苏轼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思想3、苏轼的书法、绘画创作成就。五课题的实施成立研究性学习小组根据兴趣我们成立了以余天伦为组长，包括有程照，商震宇，王忍，周灼这四位组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 利用放假时间进行研究【1】、我们课外自行搜集有关资料，可以包括苏轼的生平和思想，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有关苏轼的轶事、传说，每人准备一篇，用8课时来小组交流，尽可能使同学们对苏轼有多一些感性的认识，尽可能多一些个性化的阅读。【2】、精读主打材料。主要由我们对作品进行自主体验。细读、鉴赏尽量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深入作品中，认真感悟理解作品，再结合苏轼的人生经历、思想谈作品，并且多进行交流评价。【3】、阅读辅助材料。选择的这些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文章，呈现了后人对苏东坡的不同理解。这就给组员提供了多角度解读苏轼的启迪。深悟苏轼作品中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和充满睿智的处世哲理，以期在今后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少2/4 走弯路，登高望远。六研究成果1、我们对苏轼有了深层次的了解。通过对苏轼的研究，我们学会分析苏轼与创作的关系，例如苏轼的某些作品与他的某些经历有关，某些作品又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他的性格又是否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等等。从作品中挖掘出诗人的感情，剖析诗人的思想，并评析作品，通过收集别人的评析对苏轼有了深层次的了解。2、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一定的提高。研究苏轼”——一次与大师的心灵对话，我们看到的是黄州、惠州、海南儋州那诗人浪迹天涯踽踽独行的背影，我们看到的是倍受迫害、排拒、糟践、毁坏仍珍爱生命关心世事的诗人的不屈的灵魂，我们看到的是大道多歧，人生多艰，历经劫难仍保持着天真淳朴的赤子之心的亲切微笑，我们还看到在封建专制体制和恶俗世态之下一群“文化小人”的百般丑态„„正是这样一次对苏轼人生的“解读”，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蒸馏，我们的人格获得了一次升华。3、同学们的写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通过对苏轼作品及古今对其评价和分析，参加研究的我们的写作能力得到一定提升，通过对苏轼作品的阅读和赏析，提升了同学们的文学品位，增加了同学们的文学底蕴，还同步激发了课题研究的每一个学生主动写作的兴趣，追求作文教学效益的大面积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4、参加研究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得以提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参加研究的同学们坚持团队合作的精神，将互补的技能有效地组合在一起，其效能将超过团队中个人能力的简单叠加，使得整个团队在更大范围内去应对多方面的挑战。通过团队的合作，团队成员之问展开协作和交流，相互传授技能和经验，使团队的每个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获得更多的锻炼，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在收获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收获了教训（或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成果），当师生一起探究苏轼人生观遭遇困难迷惑，即人生态度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多样性让学生认识模糊不清的时候，作为指导者，组织者的教师却没有能从作品中再次深研细究，或是学力不足，或是管理不到位！由此可见，在“专题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的重新学习、深入思考和组织是何等重要。七结论对苏轼的研究、解读使我们豁然之间步入了一个无比丰富、美丽的世界。在那里，不仅闪耀着文学的光芒，而且，人性的光辉也烛照出一片迷人的天空。“人生如梦”的伤感虚无伴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放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孤寂落寞并没有泯灭“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天豪气。这是一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是一个欲将“乘风归去”的谪仙人，这又是一位针砭时弊、经韬纬略的改革家，是大济苍生、体恤民苦的“苏贤良”！对苏轼而言，还有什么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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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