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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下简称“岳麓简卷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内收《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三种，分别刊出彩色图版和红外线图版，每一枚简释文随图，一一对应。又有放大本。书中附录《释文连读本》、《检测报告》和《竹简揭取时的原始照片及简序示意图》。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共收录了300多枚秦简，年代下限是秦王政三十五年。文献的彩色原大、红外线正反两面原大和红外线放大图版、释文和简注。“岳麓简卷一”一函两册，其中一册是彩色原大图版释文和红外线原大正反两面图版释文简注本，另一册是红外线放大本，采用折页式装订，是为了保持放大后竹简的完整性以及竹简本身的原始信息。 “岳麓简卷一”由饶宗颐题写书名。彩色图版由湖北省博物馆郝勤建拍摄；红外线图版先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鲁家亮、何有祖拍摄，后用日本三菱财团资助的红外线扫描器重新正反两面扫描后制成。郑明星、孙维国等协助拍摄、扫描。彩色图版的简序排列和红外线照片的拼接、清理由黄沅玲负责。参加整理工作的有：朱汉民、陈松长、于振波、许道胜、王勇、邬文玲、刘杰、郑明星、黄沅玲和孙维国、苏俊林、廖继红、李婧嵘等研究生。“岳麓简卷一”的释文、编联和简注，研究人员在分头负责的基础上采用读简会的形式，集体讨论以整理、研读这批秦代文献。全卷释文由裘锡圭委托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学者修订，并由李学勤审定。2009年6月，在岳麓书院举行了一次《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一卷的小型研读会，与会学者给整理出版提供了许多意见。2009年10月德国汉堡大学的学者傅敏怡和2010年1月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大西克也在来访时，也提供了许多修订意见。附录中的检测报告由荆州文保中心的方北松负责，陈松长统稿。
司马迁在《自序》中写道：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存稿两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但对照检视，缺少十篇，有录无书。据《汉书》注中张晏说散逸的十篇为：《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录》《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但后人亦增补一些。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不乱编故事，荦荦大端者比较可信。那是怎么获得相对真实的素材呢？一是使用确实史料。如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章和石刻等材料。二是他父亲司马谈留下的历史素材。三是实地采风和考证。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开始壮游，先到江淮（江苏和安徽北部），又到江西庐山，再到楚国故地、齐鲁地区，最后到河南，采风和实地考察。在朝廷做郎中后，又随汉武帝踏遍陕西、甘肃、巴蜀、西垂和西南，为写《史记》增添了详实素材。即使《史记》中好像文学故事的事件，也有其真实的基础。比如，司马迁写项羽乌江自刎，描写细腻，生动形象，但不是凭空想象。为何这样说呢？杨敞官至丞相，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恽是是杨敞的中子，曾封平通侯。司马迁把《史记》副本留在杨敞家中，可见交往密切，相互信任。而杨家父子会把先辈参与垓下之战的情况讲给司马迁。项羽战败于垓下，冲出重围，一支汉军骑兵紧追不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拔剑自刎。当时有五位骑兵在场，各得其遗体一部分，刘邦按照事先的承诺，封他们为列侯。这五位骑兵，有一个叫杨喜的，他的第五代孙子就是杨敞。家族的荣耀和不平凡历程，是杨家人不能忘记的，其事迹代代相传。但由于诸多原因，《史记》也有失真之处，其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缺少确实史料、笔误以及主观价值偏好影响，等等。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陈年的古董一样，修补和锈蚀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却也始终古意盎然，流动在每一部分里。随着考古的发现，已证明《史记》中的某些记载与史实不符，特举三例：一、岳麓简记载：秦始皇喜爱湘山一带树木野美而将其列入禁苑，禁止伐木；而不是《史记》记载的“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据介绍，岳麓书院藏秦简，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的秦代简牍，于2007年12月从香港古董市场购藏2098枚。其后，2008年8月，由香港一收藏家捐赠76枚。竹质墨迹，少量为木质墨迹，书体为秦隶。岳麓简内容分为《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数书》《奏谳书》《秦律杂抄》和《秦令杂抄》七大类。对于研究中国数学史、科技史、法律史以及了解秦代历史地理和郡县研究、占梦习俗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岳麓书院藏秦简（五）》第56—58简：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至苍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制曰：可。整理者认为，从《史记》记载和字的形体看，“廿六年四月己卯”应为“廿八年四月己卯”。《秦始皇禁湘山》诏令，内容涉及秦始皇巡游湘山时，因喜爱湘山一带树木野美而将湘山列入禁苑，归属苍梧郡管辖。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始皇二十八年，巡游天下后，返回京城，路经彭城，斋戒祈祷，想要从泗水中打捞出那只落水的周鼎。派了一千人潜入水底寻找，没有找到。于是向西南渡过淮河，前往衡山、南郡。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湘山祠。遇上了大风，几乎不能渡河。始皇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埋葬在这里。”始皇非常生气，就派了三千服刑役的罪犯，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因为当地是红土，所以使山变成了赭红色。皇上从南郡经由武关回到京城。经过深入研究，专家认为岳麓秦简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更为可信：专家指出，根据简文中有官员出使的记载，以及出现在简文中湖北境内的古地名判断，竹简可能在湖北出土。 胡平生认为，"初步推测，当初拥有这批秦简的主人，也就是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当地的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官吏。后来这批秦简被盗墓分子发现，而后很可能经过走私等途径辗转流失到香港。该岳麓简是秦代的，且秦简主人是一名法律工作者，这是他的私人笔记，其历史信息比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更为真实。秦国对法律工作者要求极严，不掌握律令而错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秦代法律将官吏断狱责任分为“不直”“纵囚”和“失刑”三种情况。凡断狱时故意从重或从轻判刑的，称为“不直”；应当判有罪而故意不判，或故意减轻案情，使之够不上判刑标准的，称为“纵囚”；因过失而出入人罪的，称为“失刑”。秦始皇时就曾将一批治狱不直的官吏发配岭南及修筑长城。对于故纵死刑犯的，也要反坐处以死刑。故此，秦国法律工作者努力专研秦国法律，极力避免出现“不直”“纵囚”“失刑”问题。既然是一种纯粹的法律研习和私人笔记，就无需作伪或掩饰秦始皇巡游湘山的事实。司马迁著《史记》则存在着史料不足不真实或受意识形态所囿的问题，其真实性必然打折扣。秦简的真实性也得到证明。秦简的真伪鉴定，由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主持，对秦简的真伪进行了对比性检测，分别从长沙走马楼汉简、荆州谢家桥汉简和这批秦简中提取样品，然后附上新竹标本，送武汉大学测试中心进行竹简老化程度和竹质降解度的对比性分析检测，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红外光谱仪、差热分析仪等设备的检测分析，结论是竹简与新竹相比，有明显的降解，可判断为早期竹材。从文字形体看，有的字体端庄，书写规整，有篆书意味；有的书写率意，字势向右下倾斜，点画有粗细变化，为秦隶特征;有的介于两者之间，或形体古拙，或字体秀逸。从语言上看，秦桦林指出——岳麓书院藏秦简“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似亦可断为：“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其中“上”指今上，後省略“曰”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与博士议曰：……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制曰：‘可’” 。将岳麓书院藏秦简简文与之对照，有关制书的体例若合符契。但简文中秦始皇自称“吾”，而不称“朕”，与制度不合，恐为传抄之误。秦桦林对岳麓简之是与《史记》之非做了阐释：1、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巡狩，除了宣示秦王朝的威严，以巩固统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到各地的名山进行祠祷活动。因此，秦始皇此行的末尾，专程渡江远赴湘山，偏偏因为“逢大风，几不得渡”的原因，便下令“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明显与这一年整个巡狩活动的主旨不符，存在矛盾。2、秦简为律文，且节録自秦始皇制书原文，二者体裁同属公文书。此条秦律如此郑重其事地颁行天下，如果存在“伐湘山树”的事件，等於欲盖弥彰，自毁形像。因此，揆之事理，可知《史记》的相关记载不能成立，当是采録自汉代民间流传的带有明显贬损倾向的传说。3、简文中“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有其他秦律可以佐证。龙岗秦简中保存有不少《禁苑律》的条文，比如：“诸取禁苑中柞、棫、楢产叶及皮。”秦律细致到“叶及皮”都要作出详细规定，不难想见，禁苑中的树木自然应在禁止砍伐之列。综上所述，秦简中记载的秦始皇下令湘山等处“皆禁勿伐”一事当属可信。史记秦始皇巡游途中，在泰山“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由南郡到湘山祠，浮江而行，遭遇大风，险些败溺；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大索无果；从咸阳到碣石，城郭阻塞，水患漫漫；临浙江，“水波恶”，只得“西百二十里”渡水，上会稽山，祭祀大禹，等等。可见，秦始皇巡游天下虽车驾浩荡、阵容豪华、威风凛凛，但也是长途跋涉，曲折辗转，一路颠簸，备尝艰辛，还有生命之虞。难道秦始皇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五次巡行天下，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炫耀皇威，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吗？其实不尽然。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原因，秦始皇有诸多为人诟病之处，但不可否认秦始皇是一位意志坚定、勤于政事、勇于变革、追寻梦想的杰出帝王。从秦统一天下至秦始皇离世，除了祭祖告庙、拜神封禅外，秦帝国的治国方略、经济建设、改革措施、开疆拓土、教化黔首等，几乎都是在秦始皇巡行天下，也就是调查研究、集体会商、现场办公的基础上制定和展开的。如建立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建设全国道路交通网络，颁布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驱逐匈奴，修筑长城，移民实边，等等。宣扬秦政权的合法性和教化天下，是秦始皇巡游的目的之一。在巡游途中，秦始皇主要通过石刻的形式，颂秦德、罪六国、明律令、正风俗。《史记》一书所载东巡刻石共7块，实际收文6则：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并附《东观》一则、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颂。颂秦德、罪六国，如峄山石刻文："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梁父山石刻文：“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台石刻文：“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明律令、正风俗，如刻石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六亲相保，终无贼寇等。会稽石刻中，针对当地经济、文化和风俗较为落后，男女关系较乱情况，特别指出：“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可见，秦始皇也十分注意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并力图用严厉的制裁匡正风气、改变习俗。秦始皇巡游天下本是为了颂秦德、罪六国、明法令、正风俗，应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行事给人看，却因为迷信大肆破坏环境，“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这绝对是不可信的。秦始皇伐赭湘山，是来自东方被征服地区民众的集体想象，是对征服者灭其国、制其民的对抗式反应。司马迁采信记入《史记》，谬种流传至今。二、《史记》记载的张仪连横、苏秦合纵，两大高手对决，超级谍战风雷激荡，乃子虚乌有。专家指出，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史记》《资治通鉴》说张仪和苏秦是同学，跟鬼谷子一起学过纵横术。苏秦主张诸国联合以抗强秦，合众弱以攻一强，即合纵；张仪则主张强国拉拢一些弱国进攻另一些弱国，事一强以攻众弱，即连横。由此，两大策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纵横捭阖，各显神通，玩弄列国诸侯于股掌之间，并在博弈中平步青云，致位富贵，使天下人争相羡慕效仿。甚至有人从《史记》《资治通鉴》中读到苏秦资助张仪西行入秦之记载，突发奇想，认为这是张仪苏秦两位同学共同编排好的超级间谍之间的博弈，以智诈实现共同富贵的绝世好戏。然而，这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神奇杜撰。事实上，张仪比苏秦早死25年之久。张仪和苏秦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酷爱学习，发奋读书，故有张仪折竹、苏秦刺股之典故。比如都有不堪的经历，张仪困于楚，不招人待见，蹭顿吃喝还因其寒酸猥琐而被诬陷为私怀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的盗贼，遭到毒打，致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所幸三寸不烂之舌安然健在；苏秦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狼狈而回，家人都私下讥笑他不治生产而逞口舌之利，舍本逐末，使其羞愧难当。比如后来两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并有上乘表演，声名远播，位高权重，达到了“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地步。苏秦游说列国，被燕昭王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即各国外交联络官，类如外相、外交部长级，并不是丞相），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吞宋、疏赵、恶秦，四面树敌，致燕昭王离间齐国的外交方略大功告成，最终因间谍行为败露被齐湣王车裂而惨死。张仪的智诈、行事方式比苏秦更下作，“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秦惠王封张仪为相，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为魏相，拆散魏齐联盟，为楚相破坏楚、齐联盟”，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秦惠王死后，因为即位的秦武王重武好战，不喜智诈，多数大臣也对张仪没好印象，张仪被迫出走至魏国，并出任魏相，一年后去世。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所谓苏秦张仪一纵一横，其说皆子虚，由后之好事者附会为之也。”根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尤其是《战国纵横家书》，战国史专家研究后得出三个结论：一是苏秦比张仪的政治生涯晚25年左右，苏秦是张仪死后才步入政坛，他们两人的政治活动没有交集。苏秦的真实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2年至前284年。二是《史记》《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苏秦、苏代、苏厉兄弟的事迹混淆，甚至连他们兄弟的辈分都搞混了。苏秦兄弟五人，他应该排行最小。《史记》记载：“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这里苏秦乃公孙衍之误，因为此时苏秦尚未登上政治舞台。《战国策》记载，燕昭王派苏代于公元前300年入齐进行反间活动之事，乃是苏秦所为，不能记入苏代名下。三是苏秦确是燕国间谍，但从来没有身佩六国相印。司马迁也知道自己笔下的苏秦并不真实，但为什么还要如此行事？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勿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因为苏秦成长不容易，有过人之处，不想让他再蒙受嘲讽谩骂的坏名声，故成《苏秦列传》。韩兆琦教授主编的《史记笺证》认为，司马迁所写的《苏秦列传》尽管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这篇传记是司马迁的社会理想与其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三、秦昭襄王尊宠范雎，称之是寡人叔父，但最终还是处死了范雎，而不是《史记》所称的范雎病退，寿终正寝。有人认为，史书和电视剧都表明范雎是病死的，而不是被处死的。认为范雎是病死的，主要是根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最后主动将相位让给蔡泽，其让位的原因是由于蔡泽对他陈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并且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功成不知身退而遭祸的事例，劝说他“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迎候，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范雎听了这番话，就称：“善。吾闻欲而知不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故范雎主动向秦昭襄王提出：“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昭襄王经过与蔡泽谈话，很赏识蔡泽，拜为客卿，迎候因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范雎即张禄。战国时魏人，他是秦国历史上智谋深远、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范雎当初想为魏国建立功业，早年家境贫寒，后随魏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为其所诬，受尽相国魏齐摧残，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范雎设法跻身于秦廷后，开始施展他的全部谋略和才干，辅佐秦昭襄王，因深得赏识和器重，出任秦相。他对秦国有巨大贡献，为秦统一天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张禄和范雎为何是同一人？范雎因家贫无法得见魏王，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魏昭王使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往，凭雄辩之才深得齐襄王敬重。齐王欲留他任客卿，并赠黄金十斤，牛、酒等物，均谢绝。须贾回国，不仅不赞扬他的高风亮节，反向相国魏齐诬告他私受贿赂，出卖情报。魏齐将他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让宾客往上撒尿。范雎装死，被抛于郊外。返家后即托好友郑安平将自己藏匿，化名张禄，并让家人举丧，使魏齐深信自己已死不疑。半年后，秦昭王派使臣王稽访魏。郑安平设法让范雎暗同王稽会面。经交谈，王稽发现范雎是难得之才，将他和郑平安带回秦国，范雎得以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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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年。《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3．《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 （所列自2000年起，皆为独立撰写）《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转》，《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2013年。《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4．《“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31-39页。《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第100-112页；《<读书分年日程>与救“科举时文之弊” 》，《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第123-130页；《清代文学世家的家族信念与发展内动力》，《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15-123页；《清代家集总序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第123-131页；《清代私家宅园与世家文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44-50页。《清代科举中的策问与乾嘉学术的展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7卷（2011年），第305-348页。《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新途径上摸索前进：周勋初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第59-69页；《桐城文章中“尚有时世”：以同光年间莲池书院之讲习为中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第128-173页；《清代文学世家联姻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25-31页；《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台北《汉学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261－293页；15．《扎实空灵，博通专精：周勋初先生访谈录》，《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冬之卷，第1－18页；16．《玉沟春水鸭江波：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朝文士交往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3卷（2009年6月），第433－468页；17．《清代文社与举业》，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15卷（2009年），第191－246页；18．《书院、书塾与文社：以家族与乡村为讨论范围》，《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2009），第237－273页；19．《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2008年），第247－269页；20．《“荛圃藏书题识”与嘉道时期吴中文士活动图景》，《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513－549页；21．《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台北《汉学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第81-107页；22．《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台北《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12月），第421-453页；23．《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气：李兆洛与暨阳书院》，台北《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第289－323页；24．《从春在堂到秋荔亭：俞樾和俞平伯诗中的家族史》，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13卷（2004年），第369-400页；25．《图景的重现：道光以来金陵书院文人活动考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17卷（2006年），第365-409页；26．《〈清代学术概论〉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311页；《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兼论清初朱子之学与阳明心学的起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71页；28．《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29．《清代东南书院与地方诗坛》，《中国诗学》第12期，2007年；30．《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原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31．《诂经精舍：从阮元到俞樾》，《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32．《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9-136页；33．《〈惜抱轩书录〉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文献》2006年第1期，第131-138页；34．《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世文学观念的转变》，《现代中国》第3辑（2003），第67-80页；35．《私家藏书之兴衰》，《读书》2005年11期，第103-107页；36．《王国维〈经学概论讲义〉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第42-44页；37．《现代印刷媒介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第36-50页；38．《近世文化世家的流衍与衰落》，《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第14-25页；39．《国学书目解题（1919-1937）》，台北《书目季刊》第37卷第4期（2004年3月），第107-115页；40．《王重民和胡适学术交往考述》，台北《书目季刊》第37卷第2期（2003年9月，第1-12页；41．《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第100-106；42．《建德周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以周馥、周学熙的诗集为中心》，《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93-319页；43．《〈邶风·静女〉的阅读史》，《古典文献研究》第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78页；44．《〈嘉定钱大昕全集〉未收诗、词、序和题识》，《古典文献研究》第8辑，第119-121页；45．《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古典文献研究》第9辑，第225-237页；46．《从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到章太炎〈读经分年日程〉》，《古典文献研究》第7辑， 第74-99页。
<<文学遗产>>,邮发代号18-266
2，《梁启超研究丛稿》，台湾学生书局，407页。12，《梁启超的古书辩伪学》（收在《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21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92页。4，《数风流人物》，台北秀威资讯公司，160页。－梁启超、徐志摩、陈独秀、雷震2，《书评写作方法与实践》，台湾秀威图书公司。2010年6月第1版，《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即出），《艺道情：王庆余大师口述传奇的一生》 2，〈档案、校勘与历史真相：以黄彰健着《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为例〉，《海峡评论》，第206期，页57-64。12，〈晚清满汉冲突与省籍情结：以试释王湘绮〈督抚歌〉为中心的观察〉，《儒藏论坛》第二辑，页420-438。7，〈读国防部档案选辑“雷震案史料汇编”〉，《古今论衡》第9期，页125-142。07，〈台静农先生珍藏陈独秀手札的文献价值〉，《古今论衡》第8期，页18-41。3，〈关于蔡松坡史料二三事─首次公布梁启超亲笔文稿〉，《书目季刊》第35卷第4期，页59-65。6，〈北京大学收藏‘梁启超给蹇季常等书信’书后─兼谈书信的文献价值〉，《书目季刊》第34卷第1期，页83-97。3，〈君子合而不同─记熊十力与马一浮的一次冲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8卷第1期，页119-126。6，〈梁任公先生与饮冰室收藏书籍题跋〉，《国家图书馆馆刊》第86卷第1期，页227-244。5，〈困勉志大人之学─曾文正对梁任公的影响〉，《鹅湖》第22卷第11期，页32-36。3，〈一篇湮没七十余载的重要佚文─首次发表‘梁启超对于顺天时报启事’原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2期，页87-90。 吴铭能。12，〈梁启超对国学的新解─兼谈梁氏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心路历程〉，《鹅湖》第21卷第6期，页49-56。 2005年11月4-5日，〈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文字之更动见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高雄地区二二八事件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记忆载体与近代中国的认同建构”(Vehicles of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ies)学术研讨会，16页。2004年12月16-17日，〈由“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之争论见台湾的认同危机〉，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国家认同与两岸未来国际研讨会”，10页。2004年6月29日，〈专明学术以济天下─陈澧经学发微〉，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办，“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18页。2003年11月28日，〈论王湘绮论章实斋〉，淡江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合办，“第四届文献学术研讨会─文献的学理与应用”。收在陈仕华主编、林惠珍编辑《章学诚研究论丛：第四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2月，页243-280。2001年5月3-4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表性刊物《新潮》之研究〉，收在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1999年11月19-21日，〈梁启超清代学术史述评〉，收在国立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编《清代学术论丛》第三辑，页421-452。专题研究之一部分8，〈台静农先生珍藏陈独秀手札的文献价值〉，《陈独秀研究》第二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编，页158-192。 7，〈读沈津《顾廷龙年谱》〉，《古今论衡》，第16期，页161-178。2004秋季，〈归骨于田横之岛─评王泛森着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九州岛学林》第2卷第3期(总5辑)，页370-379。6，〈评沈津着“翁方纲年谱”〉，《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页461-467。6，〈评刘达临着《中国性史图鉴》〉，《汉学研究》第19卷第1期，页427-434。张锦郎、吴铭能。3，〈评介辛广伟着《台湾出版史》〉，《书目季刊》第34卷第4期，页63-87。12，〈沈津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校读书后〉，《国家图书馆馆刊》第88卷第2期，页65-76。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读后记〉，《古今论衡》第2期，页97-103。5，〈学术的良知与严谨─梁启超“年谱”和“手迹”校读感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3期，页26-28。 12，〈把四川大学古籍所建设成宋代文献资料中心：曾枣庄教授谈《全宋文》编纂经过〉，《国文天地》第259期，页102-106。7，〈岂仅仅是一张文凭而已－台湾不承认大陆学历的分析〉，《海峡评论》第187期，页37-39。3，〈沈津着《翁方纲年谱》暨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补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6卷第1期，页129-151。6，〈广东学术文化遗址考察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5卷第2期，73-93页。1，〈评民进党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34期。1，〈少了逗点 大有不同─陈独秀自传写作日期辨正〉，《明报月刊》第四十卷第一期，页18-19。3，〈晚清“湖湘经学研究”座谈会纪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4卷第1期，页3-42。9，〈“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试读(下)”〉(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试读后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3卷第3期，页171-201。6，〈“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试读(中)”〉，《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3卷第2期，页245-272。3，〈“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试读(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3卷第1期，页141-191。8，〈关于陈独秀自传写作时日辨正〉，《历史月刊》第175期，页113。10，〈今本《饮冰室合集》未收梁任公文字知见举要〉，《梁启超研究》第13期，广东：新会市梁启超研究会编印。
《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年。《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3．《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 （所列自2000年起，皆为独立撰写）《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转》，《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2013年。《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4．《“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31-39页。《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第100-112页；《<读书分年日程>与救“科举时文之弊” 》，《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第123-130页；《清代文学世家的家族信念与发展内动力》，《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15-123页；《清代家集总序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第123-131页；《清代私家宅园与世家文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44-50页。《清代科举中的策问与乾嘉学术的展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7卷（2011年），第305-348页。《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新途径上摸索前进：周勋初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第59-69页；《桐城文章中“尚有时世”：以同光年间莲池书院之讲习为中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第128-173页；《清代文学世家联姻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25-31页；《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台北《汉学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261－293页；15．《扎实空灵，博通专精：周勋初先生访谈录》，《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冬之卷，第1－18页；16．《玉沟春水鸭江波：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朝文士交往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3卷（2009年6月），第433－468页；17．《清代文社与举业》，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15卷（2009年），第191－246页；18．《书院、书塾与文社：以家族与乡村为讨论范围》，《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2009），第237－273页；19．《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2008年），第247－269页；20．《“荛圃藏书题识”与嘉道时期吴中文士活动图景》，《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513－549页；21．《近代中日学术交流考论》，台北《汉学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第81-107页；22．《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台北《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12月），第421-453页；23．《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气：李兆洛与暨阳书院》，台北《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第289－323页；24．《从春在堂到秋荔亭：俞樾和俞平伯诗中的家族史》，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13卷（2004年），第369-400页；25．《图景的重现：道光以来金陵书院文人活动考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17卷（2006年），第365-409页；26．《〈清代学术概论〉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311页；《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兼论清初朱子之学与阳明心学的起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71页；28．《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29．《清代东南书院与地方诗坛》，《中国诗学》第12期，2007年；30．《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原刊《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31．《诂经精舍：从阮元到俞樾》，《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32．《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9-136页；33．《〈惜抱轩书录〉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文献》2006年第1期，第131-138页；34．《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世文学观念的转变》，《现代中国》第3辑（2003），第67-80页；35．《私家藏书之兴衰》，《读书》2005年11期，第103-107页；36．《王国维〈经学概论讲义〉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第42-44页；37．《现代印刷媒介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第36-50页；38．《近世文化世家的流衍与衰落》，《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第14-25页；39．《国学书目解题（1919-1937）》，台北《书目季刊》第37卷第4期（2004年3月），第107-115页；40．《王重民和胡适学术交往考述》，台北《书目季刊》第37卷第2期（2003年9月，第1-12页；41．《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第100-106；42．《建德周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以周馥、周学熙的诗集为中心》，《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93-319页；43．《〈邶风·静女〉的阅读史》，《古典文献研究》第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78页；44．《〈嘉定钱大昕全集〉未收诗、词、序和题识》，《古典文献研究》第8辑，第119-121页；45．《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古典文献研究》第9辑，第225-237页；46．《从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到章太炎〈读经分年日程〉》，《古典文献研究》第7辑， 第74-99页。
设立宗旨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国家和民族以很大影响。今天，人们将历史上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汉文化区”。她不仅包括中国，同时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后者又被称作“域外汉文化”。域外汉籍是域外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有关政治、道德、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也包含少量流传海外但在国内已失传的文献。其重要性，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近年来的发展尤为迅猛。但国内一直未有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门机构，难以系统、持续地展开。有鉴於此，南京大学於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以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域外汉籍研究所以域外特别是日本、韩国、越南所藏汉籍为中心，致力於东亚汉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对东亚的文化建设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更具有以学术为纽带，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消除隔阂、增进理解的意义。域外汉籍研究所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礼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即倡导并实践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研究计画1、 期刊系列：每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一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字数在40万以上。目前已出版第一辑（2005年）、第二辑（2006年）。2、 资料系列：有计划地出版“域外汉籍资料丛书”，目前已出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在今后三年中出版以下资料集：（1）域外中国文学评论资料集（韩国卷），约150万字；（2）日本十五至十九世纪宋诗研究资料集，包括苏轼、黄庭坚、惠洪、陆游等，约600万字；（3）朝鲜时代杜甫研究资料集，约60万字；（4）日本江户时代《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约50万字；（5）日本诗文评汇编（汉文卷），约120万字。以上资料总字数近100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3、 研究系列：出版“域外汉籍研究丛书”，近年拟出版以下十二种：（1）《清代诗话东传之研究》；（2）《朝鲜时代汉文学典范研究》；（3）《古逸书回传之研究》；（4）《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5）《朝鲜时代汉文化启蒙教育研究》；（6）《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7）《域外所藏稀见唐宋文献之实证性研究》；（8）《越南汉喃避讳字研究》；（9）《杜诗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10）《东亚汉籍交流研究法举例》；（11）《日本汉诗论稿》；（12）《宋人撰述流传丽鲜考》等。 设立宗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阐释，努力推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的结合，从美学维度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科研项目“985创新地区项目”“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之子课题：民族认同概念研究（周宪）中国少数民族审美认同机制研究（王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周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王杰）当代文学变体和形式创新问题研究（赵宪章）意境的哲学基础——从王弼到慧能的美学考查（李昌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趋势研究（王杰）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王杰）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研究型大学文学专业系列教材（周宪主编）审美人类学概论（王杰主编）学术活动不定期组织多学科学者就美学和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现象进行研讨和对话。美学研究所成立一年来，已于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美国匹斯堡大学许倬云院士、德国弗赖堡大学迈兹教授合作进行过三次研讨，研讨会记录稿陆续发表。 简介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于2003年6月27日，为国内首家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是应用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语言研究的机构。国外比较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特点是将语言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相结合，为有志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本科生提供尽早投入科研实践的机会。南大社会语实验室的研究重点为语言变异、语言变化，以及社会现实中的语言和交际问题。研究项目南京城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实验室项目）南京防疫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实验室项目）《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徐大明《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郭熙《字母词规范研究》，国家语委十五规划项目，郭熙《南京方言语音数据库》，社会科学院项目，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调查研究》，中美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黔《进行中的变化：包头言语社区15年后的再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大明《包头语言社区历时口语语料库建设》，实验室项目《一个中国乡村亲属称谓的变异机制》，付义荣《广西壮族聚居区多语、多方言现象研究》，杨玉国《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郭骏《音译词的文化考察》，张娟《白领阶层的语言变异》，刘英《包头言语社区语言变异研究》，祝晓宏《盐城方言入声字变异现象研究》，任竞春《关于南京大学学生对PTH及PTH水平测试态度的调研》，丁令德《重庆方言重叠式研究》，周艳《南通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管娟娟《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陈婷婷 《全清词》是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国家级大型重点古籍整理项目。项目要求参照前人编纂《全唐诗》、《全宋词》的做法，将清代300年的词作搜罗齐备，按一定体例汇集编纂，整理校点，然后出版成书，成为有清一代词的大型总集，为学术界研究这一薄弱环节提供方便。由于清代距现在时间很近，资料分散且基本上未经有效整理，所以难度非常大。1982年，该项目下达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从1982年至1989年，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并主要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顺康卷”几经曲折，最后于200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凡20册，850万字。《全清词》拟分5卷，即“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光宣卷”。“顺康卷”以下各卷的编纂现正在进行中。 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1月。主要工作内容，一是常规性地招收和培养博士、硕士生；二是培养或引进有关人才，使得中文系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某些薄弱环节尽快得到弥补；三是在开展传统研究的同时，积极发展新的方向，从不同方面，全方位地同国际学术界对话；四是从事《全清词》的编纂。2000年5月，明清文学研究所成功地主办了 “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60馀人参加会议，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会议论文集《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已于200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文学研究所由张宏生教授担任所长。 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研究所之一，以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本所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第二任所长周勋初先生领导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形成了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品质的严谨踏实的学科特色。本所在继承朴实雄厚的学风的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所具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较丰富的资料积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古典文学等，在中古文献整理、三至十三世纪即魏晋南北朝至宋代文学研究、石刻与艺术文献研究、佛道藏文献研究、文献学理论及实践研究、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尤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专长。本所1985年被批准为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授予点，199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共同构成南京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本所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点紧密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其中的《宋代文学分典》以及由本所卞孝萱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已出版；程千帆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20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好评。周勋初教授治学出入文史，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卞孝萱教授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十余种专著，新近出版《唐人小说与政治》；徐有富教授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高校古委会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又有《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郑樵评传》等专著出版；程章灿教授在《刘克庄年谱》、《魏晋南北朝赋史》、《世族与六朝文学》等数种文学史研究专著外，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曹虹教授有《阳湖文派研究》、《慧远评传》等著作，在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用力尤勤；严杰副教授著有《欧阳修年谱》，武秀成副教授著有《〈旧唐书〉辨证》，赵益副教授著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等，徐雁平讲师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本所现有研究人员9人，其中教授4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4人（均为硕士生导师），讲师1人。本所已培养硕士27人，在读硕士生22人；培养博士6人，在读博士生14人。除基础课程以外，每学期平均为本科生开设专题选修课2-3门，为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专题选修课3-4门。本所编辑有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已出版6辑，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20余种。本所现任所长为程章灿教授，名誉所长为周勋初教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的正式建立历史并不长，其前身为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欧美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向为该学科教学与研究之重点，张月超、赵瑞蕻二先生在上述领域内的研究颇多建树。八十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大陆出现，本教研室又是国内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单位之一。作为该学科带头人，钱林森的中法文学比较研究、杨正润的传记文学研究均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并有广泛的影响。科研之外，该学科点亦素重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迄今已培养出数十名硕士。1998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博士点，2000年被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研室现有在编教师5人，其中教授2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3人，教研室主任为余斌副教授。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欧美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传记文学研究等。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该学科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一，视野开阔，注重融汇新知，汲取其他学科之长，在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寻求、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其二，注重学问基本功夫，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力避该学科容易出现的空疏肤浅、大而无当的毛病。其三，重视学术的国际性，关注国外学术动态，重视国际交流。近年来已成功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且主持着具有国际色彩的学术杂志《跨文化研究》。该学科点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如教育部项目“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现代传记文学史”等。
古典文献学的就业前景总体的就业很不好，只有学的精的那些人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但近几年人们对古典文献的关注程度有所上升古典文献专业考研的大学排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从2002年有关单位开始公布全国高校本科专业排名至今,古典文献专业已经连续5年名列第一。 文学总排名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文艺学 北京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复旦大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浙江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复旦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央民族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课程中国古典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出土文献研究……主要就业方向：本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门，从事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高级专门人才。
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什么 附学习科目和课程发布时间：2020-02-24 11:26:06 文/马一波古典文献学专业简介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古雅的学问，跟现实生活距离甚远，学起来比较枯燥，同时它又较难学，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又需要广泛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甚至需要学贯中西、汇通文理。古典文献学专业课程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古典文献学专业就业前景历年毕业生除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外，进入编辑出版、图书档案、旅游、政府机关、学校等单位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目标与要求本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门，从事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古籍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古典文献学专业所需能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收起
研究古典文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曾经被称为校雠学。主要研究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同时研究文献的载体、辑佚、辨伪、注释、检索、出土等相关问题。就业方向：图书馆古籍整理部、出版社、高校教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工作现在，一般学校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这一专业。只有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此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