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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研究论文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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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研究论文范文大全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凉州词 王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诗句中改变词性也是常见的。例如:杜甫《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第一句中的"糁"字原是名词,即米饭粒,可是在这里却作动词"抛撒"解。这两句的意思是:米饭粒似的杨花,抛撒在路上,像铺上了一层白毡;小小的荷叶,点在溪面上,象叠起的青钱。还有名词当作形容词的,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和"春"字都是名词,可是在这里"曙"用来成了形容"云霞","春"用来形容"梅柳"。这两句的意思是:云霞和太阳一同从海上升起,像曙光一样;梅柳在江南(渡江),早已着上春色。还有动词作形容词用,形容词作动词用,动词作副词用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所以读诗词更讲究"咬文嚼字",咬出文外之义,嚼出字外之意。各种版本的注释也不尽一致,还要靠读者自己多琢磨。三 第三个难点是弄通古语、典故。用古语、典故状物、写景、伤时、感事、酬谊、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读一首诗或词,若不把其中的古语、典故等原委弄明白,就不能理解全诗(词)的含义,更谈不上领略其意境和艺术构思。例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知章还乡时写的一首送别诗。贺知章在朝庭官居太子宾客,故称贺宾客;贺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属越地,故云归越。镜湖就是绍兴的鉴湖;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故曰:"狂客归舟逸兴多"。诗的后两句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爱白鹅,山阴有一道士,请他写《黄庭经》(道教经典之一),以所养的一群白鹅为报酬。贺知章也是书法家,工草隶,亦是山阴人。诗中以王羲之比贺知章,说《黄庭经》换白鹅的故事,又将在山阴发生了。现在有的学书法的同志,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人。若是送给离退休好友,没问题;若是送给在职的就不适合了,因为贺知章是向朝庭请渡为道士而还乡的。若是对方也爱好书法,很相称;否则就显得勉强了。 白居易遭权贵所忌,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赴任途中唱和他的好朋友元稹《放言五首》,写了一组政治抒情诗,亦名《放言五首》。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每一首中都引用典故或古代警语名句,宣泄不满和劝导朋友。文化大革命中的"九一三"之后,社会上曾传抄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诗除了以"试玉"、"辨材"作比喻,表示受诬陷的人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会澄清事实,辨明真伪外,还举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周公佐成王,当时曾有人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一个是西汉末年王莽"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假,代汉篡权才是他的真面目。读者若不弄清这两个典故,就很难理解这诗所包涵的深刻哲理。《放言》其二: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福祸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第一句的"倚伏"二字,系引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这一警语名句的简化,意思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差不多。第二句的"尘网"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束缚人的罗网的意思。陶潜《归田园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第四句中的"手藏钩",是古代一种将钩藏在手中叫别人猜的游戏。第五句中的"龟灵"是占龟卜卦虽然灵验的意思;"刳肠"即开膛剖肚之患。第六句中的"马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的简称。读者如果不把这些词的原委和含义弄明白,就很难理解这首诗所反映的祸福观,以及诗人遭受打击之后的政治上不服输的精神。 有一点古籍基础的人,对诗中的古语、典故比较好理解些,但也不能对所有这些一看就明白,因此读诗词时就要好好读注释。

急求古典诗词鉴赏论文(范文仅作为参考):范文(一):古代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文字最精练,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一,好的古诗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修养,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来谈谈如何鉴赏诗歌。 一.抓住意象,把握意境,弄清基调,分清类型。 鉴赏古诗词,首先应当明确,作者是通过什么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意象,即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事物,如杜鹃,往往代表着思乡;柳与留谐音,与留恋有关;月亮与思乡念家、思念亲人、盼望团圆有关;雁与乡愁有关,了解通过这些意象所创设的生活图景;知道作者是如何将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相融合的,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明快高亢还是阴暗低沉,是喜悦欢愉还是凄苦悲凉,是豪迈壮观还是闲适淡雅„„最后根据诗词内容将其大致分为五类: 咏物言志诗 这类诗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景物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一种是表达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唐·李忱的《瀑布》“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就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诗中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瀑布,作者就是借瀑布的形象,表达出自己一往无前的豪情壮怀。又如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其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要香如故”,也是借梅花来表达自己的高洁的品格。还有,如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也是借苔不为环境所限依然青春焕发、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苔不为自己弱小而自暴自弃、敢于争先的品格,寄托了自己自适其乐、不甘示弱,高雅俊洁的人格精神的。 送别诗 送别诗或是叮咛对方、劝慰对方,或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或是表达别后的思念等等。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们知道,“折柳”原是指“折取柳枝”。相传长安东有一桥名为灞桥,汉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因此后世就习惯用“折柳”来作为赠别或送别之词。本诗中的“折柳”是一首曲子,即“折柳曲”的省称)诗所描写的是:春宵人静之时,作者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仔细一听,这笛声乃“折柳曲”。作者由“折柳”想到,此时正是折柳的季节了,春天已到而自己却还漂泊在外,不禁更引起了思乡之情。诗人正是通过“折柳”(即“折柳曲”的省称,柳又与留谐音)来表达惜别怀远之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的。 怀古诗 这类诗主要是凭吊古代的人和事。对人,表达缅怀之情;对事,抒发昔盛今衰的感。 慨。如著名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以清新秀丽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春景图:树茂花美,娇莺长啼,水村山城,酒旗斜矗、庙宇楼台、烟雨凄蒙,这都是典型的江南春色。而在莺啼之前冠以“千里”更写出春色无边的气势。明人杨慎认为“千里”不合情理,妄改为“十里”,实在是不懂艺术真实的荒唐之论,而在寺前冠以“四百八十”,字样,更突出了江南寺庙之多。这种描写还有一种暗示作用,南朝的寺庙虽然留下来了,但是南朝政权不是早已化为乌有了么,它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正是它太崇奉佛,建的寺庙太多了的缘故吧。细玩结尾一句,从“多少”二字还是能体会到诗人的感慨的,意思是当年建造寺院者是何等显赫,而今又在何处?诗人面对江南的春光,自然会有今昔盛衰之感。 战争诗和思乡诗 一般来说,战争诗中除了有一些表现英勇作战,保家卫国这样壮阔主题的少数诗词外,大多表现对战争的厌恶,或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前者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后者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闺怨诗和羁旅诗 这类诗大多与妇女有关,有的是通过写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表达女子的离愁别绪,忧郁伤感,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有的是写妇女对在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如辛弃疾的《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二. 赏析语言,辨明风格,分清抒情,理出手法。 我们知道,不同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壮丽,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含蓄等等。正是这些体现了作家卓尔不群的风格,如李白的飘逸豪放,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通俗平易,杜牧的清新俊拔,李贺的奇谲险怪,李商隐的精工绮丽„„读唐诗就要分清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社会政治不同导致的诗风的巨变,同时还要注意田园诗和边塞诗的差别;读宋词就要弄清柳永和苏轼在词的发展中的地位,知道辛弃疾是一位文武全才、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能驰骋疆场、因而词作中充满着悲愤之气的爱国志士;要知道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还要知道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 不同诗作风格迥异,那么作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抒发情感的呢?其实很简单,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就是直接抒情;类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就是间接抒情。间接抒情还包括借景抒情和寓情于景等。 这些只是我个人对古代诗歌鉴赏的一些浅见,毕竟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和深刻挖掘。范文(二):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第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惋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以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分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枝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心醉?--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美好欢乐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船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采摘着荷花,声言要将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能遗送给谁呢?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应似的,正当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面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么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丈夫的身影,那一闪而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无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之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想了!

论文格式  题目  作者  【摘要】: 用简短的语言(小于等于300字)来总结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结论。  【前言】: 就是阐述一下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你要研究的问题(最好是以案例的形式将问题呈现出来,以及你的研究的意义。  【研究经过】:  一、 详述研究的方向和想要达到的目的。  二、 活动安排(包括每一阶段时间安排以及每一阶段的研究方法(包括每一种研究方法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  三、 人员分工  四、 获取资料的方式  【研究内容】:  一、 【收集案例】:如果研究对象不属于同一类的话,就要用图表的形式将研究对象比例情况展示出来  二、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尤其是研究现状的背景下,问题依然存在的具体原因、深层次原因)  三、 【问卷调查】如果有问卷调查的在此可加入调查的问题以及调查结果。  四、 【研究结果】总结研究的结果,可以用图表形式  【结论】:  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结论。  参考文献:  注明资料的出处  1 网络资料,注明:文章名,作者,网站名称  2 书籍资料:注明: 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页数。  3 报刊资料,注明,文章名,作者,报刊名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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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才30分。。。你拷贝谁的不是拷贝,别人的和我们自己写的都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么?。。。再说是选修你根本不用这么重视,别说我自己写200字,老师20字基本都不会仔细看你的。安啦

古典诗词的艺术 ——仅谈苏轼苏轼,一代才子,却生不逢时,仕途不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顺、历经坎坷,造就了他旷达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以乌台诗案作为分界点,来赏析一下苏轼的诗词,从中体味一下古典诗词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唯美,如《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中秋赏月,不禁对月沉思片刻。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不知是苏轼的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文学,还是文学成就了不凡的气魄,抑或是两者相互结合,构成苏轼词文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总能找到一种豪放,不论是喜悦还是痛苦的时候,这是一种风格,激励人志存高远的风格。古典诗词于人的价值正在于它内在所能反映出来的东西,可以是思想,可以是见解,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对遭遇的一种感慨。仅仅追求文辞华丽的诗词终究会被我们淡忘的。虽然说辞藻是艺术的一部分,但在我的思想中,真正的诗词的艺术是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用心去品味一下《水调歌头》,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个唯美的画面,然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旷达的态度。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随风轻轻起舞,渐渐升上空中,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一副嫦娥奔月的场景,神话一样的画面,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苏轼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要生活在现实中,亲人的离别也会让他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想着往事,看着皎洁的月光,一个个人影回荡在头脑中,分别所带来的痛让他无法入睡。然而他是旷达的,从古至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就换一种态度吧。只要亲人能长久的存在,就来一起看着这美丽的月亮,共同来思念着心中的亲人吧。一句“千里共婵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整首词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意境之中,让读者也能感受到尘世之外的那种意境。艺术,给人美的感受。这首词,作为苏轼诗案之前的一篇名作,让我感受到美的语言、美的画面、美的情感。这是一种唯美而旷达的风格,却依然能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每一次都是这样。然而,伟大的诗人都会有一些坎坷来增加他们的阅历,让他们的诗词有所改变。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而在诗案之后,他的作品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来表现心中的豁达。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苏轼的另一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问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抑郁之时,来到赤壁矶看看风景,将心中的郁闷之情还给广阔的自然。一个豪放的词人站在壮阔的山水中,必然会有一番抒情。开篇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就将整首词的基调建立在壮阔的情景之上,让人为之一颤,让人想到他必将所见之景排遣内心积郁,求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遥望古代诗人,我们发现,大凡他们处在逆境之中,必将会写出经典的诗词歌赋。苏轼也是这样,仕途不顺的他在赤壁合情合理的想到了三国的英雄,想到那个少年老成,年纪轻轻便有丰功伟业的周瑜,借赤壁附近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缅怀和赞美了古代的英雄豪杰,表达了词人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壮志未酬的抑郁之情。然而最后几句却让人感到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符。回忆自己年轻时,想想自己的一声,突然有一种释然,一切的功名利禄都并不重要,人生如梦一样,不必刻意追求什么,不如放弃一切杂念,归隐自然,与江流月亮把酒言欢。豪迈之情寓于其中,那种在经历大落之后的感慨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而苏轼能用这样一种豪迈表现自己的释然,让人佩服。或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人生态度。这首词是苏轼词中最具有英雄气魄的代表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千古绝唱。当读完这首词的时候,让我们去仔细想想这首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知所措,我们甚至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首词带给我们的感受,只知道是一种豪迈、一种震撼。或许古典诗词的艺术就在于此,不必非要说出什么地方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古典诗词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和震撼。

长沙码子遵命文学:  浅 谈 杜 诗  说起古典诗词,人们自然会想到唐诗;而说起唐诗,大家又会自然想到杜甫。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唐代诗人,汉族,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原籍襄阳),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艺精湛,忧国忧民;诗称“诗史”,人称“诗圣”。  通过学习,我发现杜诗有如下特点:  一、诗品卓越  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不同,杜诗跳出了吟花弄月和个人得失的小圈子。他大胆地针砭黑暗的时弊,积极地关怀无辜的百姓,敢为广大穷苦百姓“鼓与呼”。  例如:“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中的诗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区区十个字,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当权恶吏仗势欺人的憎恶和谴责;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深受压迫的同情和呼号。  又如:公元759年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简直和1046年北宋名相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杜诗却比范文几乎要早上300年!  二、格律圣手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例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整篇四联,三联工对。不仅句间对仗,而且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如临仙乐。经过精心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难怪胡应麟《诗薮》将该诗推崇为“古今七律之冠”!  三、体裁丰富  杜甫不仅格律诗堪称圣手,而且乐府诗也写得出神入化。  例如:《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是讽世伤时之作,也是杜诗中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诗旨在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充满非战色彩。 全诗把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揭露得尽致淋漓。  诗的开头,用不太多见的三字句,连用两个象声词,“辚辚”和“萧萧”,以蒙太奇的手法,迅速把读者带进一个悲惨的故事情节。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真可谓 “新乐府”诗的典范,前呼后应也是这首诗的写作特色之一。  该诗的成功固然决定于立意谋篇,但是和格律诗相比,更为活泼的形式,更为丰富的节奏,也是该诗的重要亮点。有理由相信,杜甫的新乐府中的长短句式,肯定对后世包括宋词在内的新兴文体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以上浅谈,纯属管见,失雅之处,深望斧正。  学生XXX敬上  另附五绝拙作两篇,拙联两幅:  ※◇※◇※◇※  《五绝·叹孔明》  祭风烧赤壁,  妙计赚荆州。  可叹隆中对,  祁山恨未休。  《五绝·咏范蠡》  略施韬晦计,  助越胜强吴。  名利皆抛却,  翩跹泛太湖。  ※◇※◇※◇※  杜句:无边落木萧萧下  拙对:不尽扬沙漫漫飞  杜句:丛菊两开他日泪  拙对:岭梅独放故人心

罗兰的《秋颂》不错,可惜现在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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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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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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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就是主要的影响对象,而其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的领军人物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众所周知,1917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带来了动力与契机。而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标志。“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①  “‘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最早的一个流派,它的出现,是欧美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分界线。”②它首先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后来波及欧美诸国,兴为一代诗风。象征主义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主要代表诗人有魏尔伦、马拉美和韩波。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阿斯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并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前期象征主义主要兴盛于法国,体裁则主要是诗歌。后期象征主义始于20世纪初,到20年代繁盛一时,并由法国传播到欧美各主要国家,这一时期的象征主义同意象派合流,且吸收了同期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流派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新的特点。此时的象征主义也由诗歌扩展到了戏剧等其他领域。主要代表诗人有:瓦雷里;艾略特、庞德;叶芝;里尔克等。爱伦·坡·波德莱尔被认为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梅特林克是最有名的象征主义戏剧家,他的代表作有《青鸟》等。  象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诗歌应当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反对再现现实,并强调要努力捕捉一瞬间的感受和幻觉。在表现方法上,他们反对直陈其事和直抒胸臆。他们善于运用象征、暗示和自由联想,以构成一种朦胧、银灰、谜语般的艺术风格。  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因其手法与中国传统诗歌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所以更易被中国作家接受。如周作人就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③兴、隐喻与象征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除了大城市节奏、工业性比喻和心理学上的新奇理论之外,西方现代诗里几乎没有任何真正能叫有修养的中国诗人感到吃惊的东西。他们一回顾中国传统诗歌,总觉得许多西方新东西是似曾相识。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诗人能够那样快那样容易地接受现代主义的风格技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有所取舍,能够驾驭和改造外来成分,而最终则是他们的中国品质占了上风。”④  按象征主义对中国诗歌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早期象征诗派  早期象征诗派以李金发出版于1925年的诗集《微雨》为起点,活跃于20年代中后期,主要代表诗人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以及姚蓬子、胡也频等。  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三部诗集都可视为象征主义力作。李金发将诗视为“个人灵感的记录”,主张写诗“不怕人家难懂”,“不希望人人能了解。”“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正因其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读他的诗如同“猜谜”。  他的诗歌比喻奇特,“记忆”有着粉红色的颜色,甚至会发出奇臭。“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我的灵魂是旷野的钟声”……他还创造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并致力于这些意象的奇特组合和其暗示的力量。如;能溅出血来的死叶,夕阳之火等等。  总之,李金发的诗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形式新奇、怪异、突兀。  王独清的《圣母像前》以“漂泊、颓伤、死亡、坟墓”这些象征主义的母题作为其诗歌的基本主题,更多地渲染了病态感情,抒写了异国情调。  穆木天、冯乃超则注重追求声音与颜色的朦胧美,讲究音乐与形式的美感,视其为情绪和心灵的形式。蓬子的《银铃》、胡也频的《也频诗选》等诗集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  (二)“现代派”诗歌  1932年5月,施哲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诗歌在这一杂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刊发了戴望舒、施哲存、李金发、何其芳、徐迟等人的大量诗作。这些诗在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风格及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支以戴望舒为领袖的较稳定的诗人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诗派”。现代派诗人主要受到了前、后期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追求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相结合的朦胧美。在表现方法上注重隐喻、象征、通感等手法的运用。诗歌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有“意象抒情诗”之称。  戴望舒的诗作吸取了象征派的某些表现手法,与李金发的过分晦涩与难解不同,他的诗虽也同样注重暗示,但并不难理解,反而具有一种朦胧的美,委婉地展现了诗人的主观心境。《印象》与《古神祠前》都将不确定的复杂的主题隐含在各式意象里,读起来回味无穷。《我的记忆》中的意象都取自日常生活,如烟卷、笔杆、酒瓶等,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从《我的记忆》后,戴望舒着重于描写感觉的复杂性,并赋予感觉以丰富的心理内涵,写出了自己的微妙感受。即如他曾评价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果尔蒙的诗“有着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给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⑤  此外,何其芳的《汉园集》、《预言》往往通过一个客观的象征体来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感,且还有法国象征派追求音乐美的特质。后期的《古城》、《夜景(二)》以后,则具有了艾略特诗歌的某些相似特点。从卞之琳的《鱼目集》、《汉园集》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同样也受艾略特的影响较深。  (三)“九叶”诗派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诗潮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衰落,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则为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⑥“九叶”派的主要诗人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  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为重地。他们的诗歌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味地主观抒情,倾向诗歌转向内心。如穆旦的《活下来》,唐祈的《三弦琴》等,都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  在艺术上,他们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努力使诗成为现实、象征、玄学的融汇体。在语言上,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丰富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九叶诗歌的出现,使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了一个总体成熟的阶段,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同时大胆消化和创新,则是他们成功的内在机制。”⑦  “九叶”诗人有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也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穆旦是其中风格最浓烈,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诗人。他先后有《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诗集问世。“穆旦对生命意识的自觉感悟与理性沉思中,又交织着他对人类命运、历史沉浮和民族忧患的沉思,使他的诗以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著称。”⑧郑敏偏爱描写静态,从中体会生命情趣,如《金黄的稻束》。陈敬容则长于动态描写。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赞美了坚忍的民族精神。  总之,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一再研究,从中汲取营养。不管是对过往创作成果的研究、经验的总结,还是对今后的创作、理论方面的指导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   ③周作人《扬鞭集》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④王佐良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   ⑤戴望舒西莱纳集·译后记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   ⑥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⑦⑧陈维松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第5期  参考文献:  ⑴吕周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文学评论第4期  ⑵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  ⑶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⑷吴中杰吴立昌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  ⑸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⑹唐正序陈厚诚尹鸿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  ⑺赵乐甡车安成王林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1986  张红,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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