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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友海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基于福利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05,03:133- [2]宁满秀,邢郦,钟甫宁 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05,06:38-44+ [3]庹国柱,李军 我国农业保险试验的成就、矛盾及出路[J] 金融研究,2003,09:88- [4]赵莹 准公共物品定义下的农业保险供给[J] 财经科学,2004,04:94- [5]孙蓉,朱梁 世界各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启示[J] 财经科学,2004,05:108- [6]陈璐 农业保险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分析及我国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4,04:100- [7]庹国柱,朱俊生 关于农业保险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02:55- [8]张跃华,史清华,顾海英 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一个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4:65-75+ [9]张跃华,施红 补贴、福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于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深入探讨[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6:138- [10]李勇杰 论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的构筑[J] 保险研究,2008,07:67-
是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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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友海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基于福利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05,03:133- [2]宁满秀,邢郦,钟甫宁 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05,06:38-44+ [3]庹国柱,李军 我国农业保险试验的成就、矛盾及出路[J] 金融研究,2003,09:88- [4]赵莹 准公共物品定义下的农业保险供给[J] 财经科学,2004,04:94- [5]孙蓉,朱梁 世界各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启示[J] 财经科学,2004,05:108- [6]陈璐 农业保险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分析及我国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4,04:100- [7]庹国柱,朱俊生 关于农业保险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02:55- [8]张跃华,史清华,顾海英 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一个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4:65-75+ [9]张跃华,施红 补贴、福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于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深入探讨[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6:138- [10]李勇杰 论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的构筑[J] 保险研究,2008,07:67-
……世界现有农耕地共约1424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面积的10%。从气候、土壤、地形、交通等方面看，农耕地占据的是最好的地方。地球陆地可以生产粮食的地方,从温度看有83%，从雨量看有43%,从地形看有64%，从土质看有46%。但农业生产需要的是多种条件因素的有效配合，将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则地球陆地适于农耕的面积就小了。以面积百分率而言，欧洲和亚洲进一步扩大农耕地的潜力最小，中国的潜力也小，南美洲最大。世界总计可耕地最多可占陆地面积的8%（见表）。但这些耕地开垦时每亩所需投资比原有耕地开垦时要大。 农业生态系统负载量在洲际之间差异很大,以每100亩地计算：亚洲负载75人,中国负载1人；欧洲负载36人;北美洲91人；大洋洲96人。农业生态系统的负载量由气候资源、水资源、可耕地面积、耕地已垦率、耕地减少速度、新开垦能力、人口数等因素决定。这些都由长期历史所形成，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改变的。因此，负载量大的地区应注意克服环境阻力和提高生物潜力，使资源转化为产品（财富）的效率提高，即发挥农业生态潜力。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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