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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为什么不怕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他有底气，或者说，这些流氓大亨不敢招惹他。王亚樵到底是何许人也，居然有这么大的威慑力，连这些流氓大亨都不敢招惹他？首先，说一下王亚樵的辉煌战绩。1932年，王亚樵发动了一次震惊的暗杀事件，那就是在上海刺杀了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当时日本借着九一八事变的嚣张气焰，公然进攻上海，这下子把王亚樵气坏了，他马上策划暗杀事件，最后把日军大将炸死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为了躲避风头，来到了上海。王亚樵听说张学良来了，也决定刺杀张学良，弄得张学良整日躲在屋子里不出来，还是花钱托杜月笙办事才把这件事解决，否则少帅可能也要死在上海了。1935年，王亚樵本想刺杀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没来，结果汪精卫成了替罪羊，被打了三枪，差点殒命，后来汪精卫旧伤复发，死在日本，就是这时候受的伤。敢明目张胆刺杀政府高官的，王亚樵算是民国第一人。王亚樵哪里来的实力呢？其实，王亚樵的实力就是来自于他的侠义心肠。当时王亚樵在上海，有一个组织叫安徽同乡会，都是在上海的安徽人，如果有会员被资本家或者黑帮欺负，他都会带人去算账，后来更是订做了一批斧头，威慑力极强，弄得众多人都不敢惹他。王亚樵和上海的流氓大亨，其实还有一次正面交锋。1930年，有个叫李国杰的人接管了轮船招商局，他把江安号轮船送给了王亚樵，说是赠送，其实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给了王亚樵。为什么呢？因为这艘船的经理是张延龄，他是一个妥妥的“太子爷”，张啸林是他叔叔，杜月笙是他师父，这样的关系在上海可以横着走了，所以他不怕王亚樵，而且他的叔叔张啸林也是不在乎。可是王亚樵给他们上了一课。由于张延龄拒不交船，又有张啸林庇护，所以王亚樵暂时得不到船。一天夜里，轰隆一声巨响，张啸林家的墙被炸出一个大洞，第二天，杜月笙害怕了，声称不再插手此事。张啸林不打算放弃，可是他也害怕了，王亚樵的厉害他是看出来了，只得放手。张延龄失去依靠，也只能灰溜溜地交船。自此，上海的流氓大亨几乎不敢招惹王亚樵了。各位有没有看过星爷穿越到上滩的那部电影？好像是叫《上海滩赌圣》，里面的斧头帮就是王亚樵一手建立起来的，其实相比较而言，王亚樵真的比杜月笙等人正直的多，虽然在电影里面是反派。
黄金荣 （1867—1953） 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张啸林 张啸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游手好闲，斗殴滋事，与流氓为伍，为当地地痞。后进武备学堂读书，结识张载阳。民国初，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后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组织“中华共进会”，率“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旋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经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簧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杜月笙（1888 22－1951 16) ，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人物生平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时为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因杜为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时任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因善纠合同伙，勾结军阀，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具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鸦片销售这条通畅的“全球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市场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由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这个网由科西嘉人强大的“科西嘉联合会”所控制。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党”。据西格雷夫的记录，有人甚至认为当时全世界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如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春，他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捧蒋介石当总统。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所作贡献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内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的泄怨，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心领神会，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千真万确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原来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这对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顶，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为退路办了三件事：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得款60万美元；改任意挥霍为量入支出，裁减雇员，紧缩开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备购买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说："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的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 杜月笙似乎料到蒋介石的这番"关心"，爽快地说："我是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他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便以告诫的口吻加了几句："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16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 杜月笙的话仍是半明半暗："总裁放心，我对共产党绝无侥幸之心。"蒋介石听了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不就此罢休，还要设法争取，把杜月笙逼去台湾。 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于去哪里呢？与蒋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王亚樵极富正义感。拥有一大波追随者。对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人来说，光脚都不怕穿鞋的。他们最怕这种不要命的狂命之徒。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951年11月，作为学生骨干选送到山东大学政治系学习；195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2月，到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任教；1955年9月，在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1959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1961年7月回国，到《红旗》杂志社任编辑；1963年6月，回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8月解除关押；1978年后，任江苏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文科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等；1981年1月，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助理、专职编委；1988年7月，任《求是》杂志社编委、副总编辑；1991年4月，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11月，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2004年3月退休。
回答 祁念曾 ，出生于1946年12月，笔名祁星，汉族河南洛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共党员。 祁念曾1963年至1968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9年至1980年陕西省宝鸡铲车厂新闻干事，1981年至1991年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 1992年至1993年广东惠州晚报总编辑，1993年至1996年深圳市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1996年至2002年深圳市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教授。 近年来，出版诗集《人生之恋》、《春天的歌》、《站立的河流》，散文集《红烛之歌》、《艺术家的脚步》，长篇报告文学《千秋业》，论文集《新时期文学》、《新闻探索与实践》等。 个人经历编辑 语音 曾任《红旗》杂志社记者，陕西某高校中文系副教授，《惠州晚报》总编辑，现任深圳商报社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学生时代，曾以《大学生进行曲》、《校园的路》等诗歌作品传诵一时。近年来，出版诗集《人生之恋》、《春天的歌》、《站立的河流》，散文集《红烛之歌》、《艺术家的脚步》，长篇报告文学《千秋业》，论文集《新时期文学》、《新闻探索与实践》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入选《中国新诗选》、《朗诵诗选》、《新时期诗歌选萃》《名家欣赏》和全国统编的语文课本。其中，《 延安，我把你追寻》入选2009年长春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二课、鄂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24课 [1] 、人教版课标本第七册选读课文 [2] 1963年至196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9年至1980年陕西省宝鸡铲车厂新闻干事，1981年至1991年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广东惠州晚报总编辑，1993年至1996年深圳市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1996年至2002年深圳市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教授。 获奖作品编辑 语音 《苏轼凤翔诗文赏析》是研究苏轼早期作品的唯一著作，获中国写作学会教研成果一等奖。《千秋业》是反映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发式，受到国家教委，团中央和中国文联的较高评价。《写改革窗口绘时代雄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论文一等奖，《大海的回忆》获中国新闻出版征文一等奖。 更多7条
祁念曾1963年至1968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9年至1980年陕西省宝鸡铲车厂新闻干事，1981年至1991年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广东惠州晚报总编辑，1993年至1996年深圳市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1996年至2002年深圳市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教授。近年来，出版诗集《人生之恋》、《春天的歌》、《站立的河流》，散文集《红烛之歌》、《艺术家的脚步》，长篇报告文学《千秋业》，论文集《新时期文学》、《新闻探索与实践》等。
好。求是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求是》杂志主办的理论宣传研究平台。求是网的目标定位是突出理论特色,既体现权威性、理论性、指导性,又体现时效性、开放性、互动性,发挥权威理论网站。《红旗文摘》是由求是杂志社主管主办的大型理论文摘杂志，2011年3月创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旗文摘》创刊号在“发刊词”中说，当今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信息浩如烟海，时时更新，如何以有限的阅读时间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权威、准确、最具思想含量和理论深度的信息，成为广大读者最现实、最迫切、最高端的阅读需求，顺应这一需求，《红旗文摘》应运而生。《红旗文摘》精选摘编国内重要报刊和学术理论期刊文章，反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服务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
是的。1981年成立红旗出版社 。2010年，求是杂志社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央转制出版社中与地方集团重组的首家出版社。红旗出版社是中国以时政和财经图书为重点出版方向的中央级出版社 ，2010年由浙报集团和求是杂志合作重组，完成转企改制，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介绍新公司成立后，在保持原有时政类图书的特色基础上，以财经、人文图书为发展方向，成为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各项国家级出版项目、认真履行出版人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的品牌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原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求是》杂志，拥有红旗音像出版社、五四书店下属两个法人实体。2009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09]16号）的要求，经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同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求是杂志社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率先完成改制任务。2010年9月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央转制出版社中与地方集团重组的第一家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是中国以时政和财经图书为重点出版方向的中央级出版社，2010年由浙报集团和求是杂志合作重组，率先完成转企改制，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独著：1、《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研究》； 2、《经济道德层次论》； 3、《为思想而行动 为行动而思想》。 主持合著：1、《智库学概论》，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 主要论著：1、《农业产业空间转移论》（第一作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2、《深化湖南农业产业化研究》（第一作者），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洞庭湖区湿地资源可持续开发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4、《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红旗出版社2005年； 5、《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哲学》，红旗出版社2007年； 6、《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红旗出版社2009年； 7、《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意志力》，红旗出版社2014年； 8、《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9、《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10、《弯道超车——湖南跨越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低碳崛起：湖南科学跨越的新路径》，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湖南在当代中国的战略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13、《让世界走进湖南 让湖南走向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4、《农民关注的十大问题：湖南农村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5、《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6、《长株潭城市群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主编：1、《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年； 2、《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节约型社会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 3、《和谐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 4、《湖南非公有制经济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5、《2007湖南农业现代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6、《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7》，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7、《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8》，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 主编丛书：1、《小康湖南丛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2、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主要课题：1、《经济道德层次论》（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办2001年；2、《洞庭湖区湿地可持续开发研究》（排名第2），国家社科规划办2000年；3、《洞庭湖区村镇体系研究》（排名第2），国家社科规划办2001年；4、《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07AJY018，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5、《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发展重大招标课题。 主要论文：1、《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启示》（第1作者），载《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3期；2、《贫困与资源开发的错位》（第3作者），载《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4期；3、《脱贫致富与制度创新》（第3作者），载《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5期；4、《试论构建新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8期；5、《农村包围城市：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6、《关于推进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思考》，载《常德师范学院》2001年第1期。
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雨果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见证了这个东方古国几百年的兴衰荣辱。光阴似箭，人事易逝，但建筑却能长存。北京城里承载历史沉浮、社会变迁的建筑，除了象征皇权的巍峨森严的宫阙城台，还有寻常百姓家——那些散落广泛、富有生活气息的街头胡同。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形成了繁荣的胡同文化，最为人熟知的是以游览观光为主的南锣鼓巷，但事实上另一条胡同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笔墨，那就是史家胡同，世称“一条胡同，半个中国”。史家胡同坐落于北京东城区，街道富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建筑古朴敞阔，保存完好。在这片寸土寸金、高楼四下蚕食的地界，史家胡同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将数百年风云变幻悄然拥入怀中，含笑而卧，迎来送往，内敛清明。历史回溯史家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当时政府命刘承忠任总设计师规划都城，都城设计图纸显示，史家胡同在那时已经建立。到了明朝，这条胡同被归入黄华坊。明朝覆灭后，清朝八旗入京，各自分得宅邸，史家胡同划归镶白旗。后来史家胡同建起了皇家学园，只收镶黄、镶白、正白、正蓝的贵族子弟。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史家胡同居住过许多政要、文人、名士，始终走在政治和文化的最前沿。关于史家胡同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出现于明朝崇祯或万历年间，胡同里居住过一个史姓大户，因为嘉靖时期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提到了“史家胡同”这一叫法；一说是明末时期出现，为纪念中正报国、誓死抗清的史可法才更名为“史家”胡同。政治贡献清朝末期，闭关锁国的政府日渐没落，工业发展缓慢，国人备受列强欺凌。许多有思想的进步青年励志振兴国家，国内兴起留学潮。当时留学首选地是日本，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留学生大量转往美国。官费留学的考场和办事处起初设在侯立胡同，后来转到了史家胡同。留学考试先后在史家胡同举行了三次，共通过180人，之后由清华大学选派。这些从史家胡同开始走出去的学子在国外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回国发展，成了当时实业救国的主力军。曾居者与现状史家胡同总长不过756米，大小宅院80余间，宅院整齐、端正气派，有不少官邸。现在有的已规划成博物馆或文化单位、有的改成宾馆餐厅、有的成了机关单位、有的未对外开放，每一户门外的墙上都挂牌介绍了宅院历史。从这条胡同走过，如同走过光阴的地毯，每一间四合院都上演过一场场官员名士、文人墨客的生活剧幕。走完这不足千米，了解了这里都住过什么人，就会明白“一条胡同”怎样装下了“半个中国”。从胡同口开始：1号曾住过著名作家、新诗代表之一臧克家。2号曾住过社科院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8号曾居住过曾国藩后裔、著名革命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及其妻子——北京市副市长范瑾。11号是一栋二层小楼，杂物堆叠，一侧立着四方的烟囱，像个杂院，曾住过开国少将袁也烈将军。20号被称为“老人艺”，是一间三进四合院，非常宽敞。解放后，华北文公团将此作为驻地，取名“人民艺术剧院”。这里曾汇集了曹禺、焦菊隐、于是之等老一辈戏剧家，建国后的许多戏剧都是在这里排演，最终走向全国的。23号曾住过国民革命军上将卫立煌将军。24号是著名作家、画家凌叔华的家。在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文化沙龙兴起前，凌叔华在家中举办“小姐家的大书房”聚会，徐志摩、陈演恪、齐白石、林徽因、胡适等人都是常客，泰戈尔来华时也到访过这间院子。凌叔华夫妇定居英国后，这座院子被精心修缮，改成了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北京首家胡同博物馆。31号曾住过第二至第四套人民币主设计师、中央美院副院长罗工柳。32号曾是傅作义将军的居所，现在划归给水利部，作为宿舍使用。33号曾住过外交部副部长王炳楠，现为全国妇联老年之家。34号曾住过铁道部副部长、机车行业先驱、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石志仁。35号曾住过国民革命军司令、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44号曾住过开国上将、副总参谋长李天佑。47号曾住过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退休后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51号清末住过外交大臣洪钧。洪钧出国时，正妻传统，不能陪伴他，他便带小妾傅彩云同行。傅彩云本是江南名妓，15岁嫁给48岁的洪钧做小妾。洪钧回国不久就去世了，傅彩云更名赛金花住在这里，重操旧业，借语言之便和筹措粮草之情与八国联军统帅周旋，减少联军杀戮，保护了许多人，为北京人感念。解放后，主席将史家胡同51号分给了曾在留学时资助过他和进步青年的老师——著名史学家章士钊，以感谢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史家胡同51号是一间四进的大四合院，是官邸模式，十分气派。章士钊一家住着有余，便只占一进、二进，三进、四进分出去独立成院，令走一门。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追忆童年，在文章《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记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温馨故事。章含之之女洪晃主演的电影《无穷动》也是在这间院子里拍摄的。现在这间四合院产权归于外交部，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3号是明朝著名将领史可法的居所。清末，宦官李莲英将其作为宫外住宅。民国时张治中、范汉杰在此居住。解放后，邓颖超等国家妇联人员在此办公。现修成“好园宾馆”对外开往，“好园”二字由邓颖超女士亲自提名。55号曾住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现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外交部宿舍。56号曾是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当年因三进的院子里海棠树茂盛，被称为海棠院儿。许多著名的老话剧、戏剧艺术家都在56号宿舍与20号剧院之间辗转多年，对这里感情深厚。现在花园和排练厅已被拆除，建起了新楼。59号是史可法祠堂原址，清朝时改为八旗贵族学园“左翼宗学”，现在改为“史家小学”，是北京的顶级小学之一。胡同如同北京城里的点点萤火，史家胡同无疑是历史中最闪耀的一颗，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贡献。随着世事变迁，无论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还是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都已被时代湮灭，但建筑却是红砖青瓦堆砌的容器，承载了这个国家或熠熠生辉，或斑驳破碎的历史。
崔跃松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文明风》杂志社副总编、编辑部主任。 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讲师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素质教育》、《家庭教育导读》杂志社编委。 曾担任《精神文明导刊》、《素质教育》杂志社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多年来，潜心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曾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钓鱼台国宾馆、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和全国70多个城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高校和单位做过数百场关于家庭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文明礼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励志（《人生没有如果》、《做人是给自己买保险》、《生活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等方面专题讲座。
王忍之，前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52年9月至1955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国家计委从事历史、逻辑、国际共运、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1978年后，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2年4月，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兼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主席团委员。1987年2月至1992年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92年底，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职时间到2000年7月），兼任中国地方志学会会长，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