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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罗马帝国的分裂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钱穆）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Q 提取码：2xra 书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作者：钱穆豆瓣评分：5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09-12页数：250内容简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1)》内容简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一1979年时自编。上编（一一二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三一四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五一八册）自两宋迄晚清民国。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本册迄春秋，共收论文七篇。首先推论中国上古之时北方农作物及山居情况，详密考索华夏先民的基本生存境遇。再论周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意义，探求《诗经》的源流意蕴，考辨《西周书》之文体，发明《易经》之旨趣，皆援史证经，多发前人所未发。最后引经据史，以春秋时代人的行为事例验证中国文化之特殊性——道德精神，深细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内涵。作者简介：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写小论文专捡一个时期的统述一下就差不多了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 770 -前 476 )战国(前 475-前 221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出自这里。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但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文化两千余年。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其辉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源自其学术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绽放出的精彩光芒。在此我将简单论及这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学问的限制，仅希望可以准确的理清这条主线，并跟随学术的发展进程进行一番浅薄的思考。 中华民族的形成约在4000多年前，学术思想的起源理应十分古老，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字的限制，对于其起始时间并没有确切的记录为证。从可拷资料中推论，我国学术思想应萌芽于原始巫术。 人类形成之初，与自然界的大多数动物一样，“生存”在很程度上受到自然的掌控，这是人类智力与力体发展的必经阶段——零生产力阶段：生存所需完全依靠自然来源，通过采集和渔猎等方式获取食物，不可自给自足，换言之，这个时期，人类形成自然崇拜情节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皆有神灵为之主宰，“大低当时之鬼神，不外天神、地祗、人鬼、物魅四者，这都不出乎自然崇拜与灵魂之外。”（《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又有《诗》：“天生蒸民”；《礼记》：“万物本乎天”等记载。并创制了一套简单的模式，如，在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等，来表达他们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尊敬与服从。此后，生产力虽有所提高，人类逐步进入了农耕、畜牧的阶段，但原始农业生产对于自然仍有极大的依赖性，人类对于自然神灵的信仰继续延续着，祭祀行为日益规范化、复杂化，并随之产生了“巫”，：作为上天旨意的传递者，“巫”成为了人与天神之间沟通的桥梁，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早期记载显示：“巫”与部落首领是统一的。而在生产力导致阶级分化的历史阶段里，“巫”的重要地位常通过其显赫的阶级地位体现。从政教不分到官师不分，在这一较长的时期内，“鬼神术数”可以说就是唯一学术思想。 殷商时期，巫出现了不同的分工，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官员。关于“巫”的分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言：“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兴典之。至于夏、商、周，故重黎氏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周代，由“巫”向各种官僚体制分工更加具体了，教育体制亦由官僚体制承担，成为“官学”；东周，奴隶社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宣王后礼崩乐坏，开始出现“私学”，周时的教育中都是由史官主管，班固《汉书艺文志》：“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至春秋之际，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也随之进行着巨大的变革。井田制瓦解，新兴的地主阶层逐渐代替了旧的奴隶主，整个社会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学术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面对事实，人们对于“鬼神”和“天”的迷信程度都有所降低，甚至怀疑，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到，是亦多言矣，其不可信？”（《左传》昭公十八年）。于是，诸子各家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深入思考这场时代的大变革，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学术思想上的发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动，终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 一、道家。创始人：老子。最初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立即成败存亡祸福，古今指导，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首，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书也。”主张：以“无”为宇宙本体，以“无”顺应自然。著作：《老子》又称《老子道德经》。道家发展人：庄子，著作：《庄子》，又名篇《齐物论》、《逍遥游》反映其思想。 二、儒家。创始人：孔子。《汉书艺文志》：“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度的礼仪和仁。继承者：由若，继承了空子的“孝”、“礼”；子思学派：代表：孟子，继承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提出“性恶说”。 三、墨家。创始人：墨翟。代表手工业者。在伦理观上主张“兼爱”，反对宗法、登记制度，提倡使天下兼相爱，以为：“天下兼相爱则止，相交恶则乱”（《墨子兼爱》）。“兼爱”的基础是“慈、孝”，同时反对贵族欺压下层百姓，强执弱，富辱贫，贵傲贱。诈欺愚，强调“义理合一”，强调“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在政治上，目的：“大同”、“尚同、尚贤”。 四、法家。思想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真正形成学派、产生系统的学说，当首推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有著作：《韩非子》。 其他众多学派及其思想不一一列举。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积极变法改革，其中商鞅于秦孝公室的变法影响最大，秦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灭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专制统治的巩固必然不容学术思想的自由分化，于是百家争鸣结束了，学术思想必然由分化走向混合，早在诸侯国实力产生显著差别的战国末年，“所谓杂家的《吕氏春秋》出世（书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就明显的表现着这种趋势（《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到秦国成功统一，更是极端的以“焚书坑儒”的形式制止着学术思想的发展，独以严“法”治国，最终迎来二世而亡的厄运。秦的灭亡，并不是质疑了学术思想混合的必然性，相反，它以自身灭亡的沉痛代价为后来的大一统国家提供了这样的经验：即，在“统一国家”的不同阶段必须选择不同的学术思想加以辅助，才能有力地推进国力的发展及强盛。如，秦国打天下时靠“法家”；统一初期，便应像汉高祖一样以“道家”为宗——休养生息；到国力强盛时，汉武帝则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进一步巩固统治，可见，学术思想以政治为转移已成为统一国家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局限所在。儒学的政治地位从汉武帝得到确立，作为结果之一，两汉经学亦蓬勃地发展起来，至此，学术史上又呈现出一道引人注目的光芒。 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兴太学，置五经博士，此用各家的学说，教授经学，五经博士主要有：尚书（欧阳尚书）、易（田何易）、礼（后巷礼）、诗[鲁诗（申培公）、齐诗（袁固生）、韩诗（韩婴）]、春秋（董仲舒、胡毋生）。汉武帝后，五经又细分为十四博士之学，也就是所谓的经文十四博士之学：尚书[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易[施氏（施雠）、孟子（孟喜）、梁氏（梁丘贺）]、礼[大戴（德）、小戴（圣）、庆氏（庆普）]、诗[鲁诗（申培公)、齐诗（袁固生）、韩诗（韩婴）]、春秋[颜安乐、严彭祖]。两汉经学学派，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古文之争。“今文传自西汉之初，所谓‘十四博士列于学官’者是也；古文兴于西汉之末，新莽篡国、刘歆校书时所晚出者也。今文虽不足以尽孔学，然犹不失为空穴一支流；古文则经乱贼伪师之改窜附托，其与孔子之意背而驰者，往往然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后汉儒学的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郑学”。 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科技的不发达等，儒家颇为信奉阴阳五行之说，因此，在两汉，几乎所有的入学家都受其支配，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主要以天道及阴阳五行学说来阐述《春秋公羊传》的大义等，到哀、平年间，更是谶纬盛行，“以通七纬（《易纬》、《书纬》、《礼纬》、《乐纬》、《诗纬》、《孝经纬》、《春节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迷信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洋溢各处，廓清这种迷信之风的最突出的学者莫过于王充，他以自己的论著《论衡》等努力破除着当时的迷信之说，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 时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我国由统一走向分裂，政治的分裂，朝代频繁更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思想发展的不稳定，使之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旧学（儒学）的衰落：当时，儒学除文学外，几乎一无所事。究其原因，不外乎天下大乱，民生疾苦，杀戮遍野，儒学后期步入谶纬弊端所致。另一方面，老子“顺应自然”的主张，再次适应了这个时代民众心理的消极因素，成为一方"安慰剂"传遍天下，拥有不同派别：如玄理派、丹鼎派、符箓派、占验派等。其中由张道陵创于东汉的“道教”，在此时也经历着魏伯阳、葛洪的发挥。同时，佛教已传入我国，部分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其影响逐渐深入，到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已并行于世。由此显见三国两晋南北朝一个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明显表征，即自然主义的盛行，代表人物：何宴、王弼、阮籍、陶渊明、葛洪等。这是既是老庄思想的泛化作用，又是动乱时代人们遍生厌世之心，向往自然心理的外在呈现。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经历最衰弱时期，伴着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全盛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学术思想史上的崭新一页被翻开了——佛学时代。佛教自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已非常兴盛，至隋唐，凭藉着其强大的国力，益加发达。“佛教十三宗，均起于东晋至隋、唐之时，其发达情形，由此可以窥见。”“以上十三宗，处涅磐归入天台、地论归入华严、摄论归入法相外，其于十宗[小乘教（俱舍宗、成实宗）、权大乘教（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大乘教（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均经过及光大的时代”（《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我们自创诸宗派，又将哲学与宗教并重，使佛教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影响深远。 至宋代，儒学经历了一次大转变，即向理学的转变。这是长期以来，儒学在与道、佛争位的过程中，受道、佛影响，甚至融合的结果。早在隋、唐时代，王通、柳宗元等人就有三教合一说，他们可被看作是宋代理学的前驱。而理学的开山祖师则首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经过长期努力，宋代理学蓬勃发展，形成众家之说，濂溪之学、康节之学、横渠之学、明道伊之学、晦俺之学、南轩之学等等，皆表明儒学哲学化在宋代的成熟。至元、明两代，仍有白沙之学、阳明之学、东林学派等，可见理学仍处于学术的中心地位。需要提及的事，其他学术，如：经学、史学等的发展虽以“边缘化”，但并未停止发展。 至清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一度引起诸儒复明思想的兴起，加之对于明代兴盛一时的王学的反对及政治经济的全面影响，经学——朴学，再次兴盛起来，“是专指清代经学的正统学派而言，即专指清代经学的古文家而言。”（《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朴学启蒙于顾炎武等人，主张“学以致用”。成熟时期代表人物：惠栋（吴派）、戴震（皖派）等。其主要任务在于“考证”，研究对象为“经书”。“嘉、道后，庄存与崛起，遍提倡今文今学（即常州派），以与朴学分立，到这时，朴学才渐次走到他的衰落时期。”（《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 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至此暂告一段落，需要补充的是，在元、明两代，由于政治经济及世界发展背景等原因，我国对外交流频繁，各国传教士到我国传教，造成了包括对学术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此不再详述。 中国学术思想在演变中逐渐丰富着、成熟着，这不仅是时代赋予的结果，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用劳动创造、用智慧思考的结晶。我们的学术之路在继续，相信在笃厚的历史沉淀的基础上，在新世纪，我们的思想亦会愈加深刻，在人类历史上闪烁价值之光！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中国古代的话，它的这个文学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诗词歌画都是孩子在这个文学里面的。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 智慧的启迪: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现代价值 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 中国三大神话母题研究 《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 《儒林外史》与科举制度研究 唐传奇爱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媒介环境视域下文学创作的职业化之路--以晚清报人小说家为研究中心 《淮南子》神话艺术解读 唐代青楼题材小说研究 近世京津词坛研究 《盛京时报》小说研究 明清小说与韩国汉文小说女将形象比较研究 宋代出使文学研究 唐前曹植接受史 黄庭坚隐逸诗及其隐逸思想研究 论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 魏晋南北朝涉医文学研究 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研究--以名者为中心 牟氏家谱研究牟菲菲中国海洋大学 陆游诗歌的地域文化研究--以绍兴、汉中为中心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就好？
国古代治乱、衰亡，都有上下两方面因素：兴盛时期：上层，君主及其臣子经历战乱，创业艰难，因此对自我约束较严，实行各种恢复经济、鼓励农业生产政策，任用一批高素质官僚、打击贪官污吏，避免其侵害君权，减轻他们对百姓的压迫。同时打击豪强，使其不敢过分兼并土地。下层，长期战乱使得人口大减，出现大量空闲土地，豪强地主不敢兼并土地对抗官府，农民生存较易，不会卖掉土地逃亡或卖给豪强地主，小农经济得以发展。衰亡时期：上层，由于君主世袭制度，后代君主生于深宫之内、长于绮罗丛中，生来便荣华富贵、高高在上，既无社会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君主独裁，大权独揽，不会在其还能处理政务时交给继承人太多权力。）加上从小接触人少，多为身边近臣、宦官，一旦即位，难免任用这些亲信，也难免喜谀恶直、奢侈无度、沉湎某种个人爱好中等行为，这样君权就会被君主所信用的奸佞代行，从而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做出种种蠹国害民行为。同时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腐化。）导致横征暴敛、贪腐横行，把种种苛捐杂税、徭役等经济、人身负担加于百姓身上。下层，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土地兼并加快，人地矛盾逐渐尖锐，而统治阶级增加的各种经济、人身负担使得广大农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把土地卖给豪强地主，同时为了逃避徭役、人丁税，往往自身也卖为奴隶，如此一来，朝廷收入减少，统治阶级的胃口又越来越大，就只能继续增加苛捐杂税。百姓于是继续投靠豪强地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豪强地主在吸纳百姓的同时，也压迫百姓，和朝廷一起，制造出大量“流民”这些无业流民数量少时还不足为患，一旦豪强地主承载农民达到上限，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此时一旦出现灾荒，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大量无以为生的流民就只能选择造反，于是，一个王朝结束了，经过造反的战乱，出现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再建立一个新的朝廷。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周期律”除此之外，还有些偶发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军阀割据、外敌入侵，但是，这两个因素要想消灭一个王朝，首先也要有客观条件，即上下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消灭一个王朝。
思想概论 一、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 法家思想 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性论评价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