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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半个世纪以来，周勋初先生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奉献了全部热情与精力。作为驰誉海内外的杰出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现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所著《高适年谱》(专著)，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年，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册府元龟》（校订本）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主任委员：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委员：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委员会秘书长：章学新；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主任委员：安平秋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秘书长：杨 忠副秘书长：曹亦冰
主任委员：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委员：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委员会秘书长：章学新；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主任委员：安平秋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秘书长：杨 忠副秘书长：曹亦冰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半个世纪以来，周勋初先生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奉献了全部热情与精力。作为驰誉海内外的杰出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现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所著《高适年谱》(专著)，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年，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册府元龟》（校订本）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理解杜甫的59种角度——评向以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程章灿向以鲜是古典文学教授，也是活跃于当今诗坛的名家，一手写诗，一手治学，左右开弓，两手都有硬工夫，这是相当罕见的。我与以鲜缘分不浅。我们既是同庚，又是同年，还是同行。我们同是出生于1963年，同在1970年至1979年间在乡村接受中小学教育，同于1979年考上大学，同在1983年考上唐宋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虽然分配在不同高校，却同在古籍所工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更巧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研究兴趣，比如在南宋诗人刘克庄研究和中国古代石刻文化研究方面，殊途同归，不谋而合。我与以鲜的初次见面迟至2018年，但这些重重叠叠的缘分，使我们一见如故，更感投缘，对他的诗作和学术著作，我也格外关注。说来惭愧，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新诗的爱好者，近年来俗务牵扯，用来读新诗的时间越来越有限，对读过的诗作能够留下印象的也越来越少。但以鲜的诗作是例外，他的《观察西岭雪山的十三种方式》，我一读之后就赞叹不置，至今难忘。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雪山，实际上咏的是杜甫，把诗中的西岭雪山替换成杜甫，没有丝毫违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不是一篇小小的绝句，古人都已经看出来了：“此‘千秋’‘万里’，是甚气概！”所以，这首小诗经得起反复吟诵，西岭雪山经得起各种观察。以鲜的十三种观察方式，既是站在诗歌的立场之上，也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之上。诵读着他的这些诗句，我感觉诗人已经幻化成西岭雪山，他的心在飞雪！既然观察西岭雪山都可以有十三种方式，那么，理解杜甫可以有更多种方式，更多种角度，《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为此提供了确证。向以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杜甫作传者不乏名家，闻一多、洪业、冯至、萧涤非、朱东润、陈贻焮、莫砺锋等，都是熠熠闪光的名字。其中，闻一多和冯至两位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们为杜甫作传，代表了现代诗人理解古代诗圣的特殊方式。以鲜也是一位当代诗人，其硕士导师王达津教授是闻一多的弟子，论起来以鲜兄就是闻一多的再传弟子，而《盛世的侧影》继承了闻一多冯至以来现代诗人为古代诗圣作传的学术传统，是有渊源的。千家注杜，万家评杜，学统文脉，绵延不绝。这部崭新推出的杜甫评传，随着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为21世纪杜诗学史开创新篇。它全身上下充满创意，它的结构是新颖的，它的题目是新鲜的，它的视角是新辟的，它的文字是新奇的。全书不分章，只由59个小节组成，意在暗合杜甫59岁的一生。评传叙述大致按照杜甫的生平先后排列。每一节都有引人注目的好题目，每个题目都是观察和理解杜甫的好角度。从书名《盛世的侧影》到节名《童年的剑气》《除夕赌徒》《长安诗歌道场》《一只金虾蟆》《第四种告别》《撒娇派》《诗人和艳情》……都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冲动，欲罢而不能。至于文字跳脱灵动，文采飞扬，更是随处可见，真不愧是诗人的手笔。评传以“盛世的侧影”为题，这盛世，当然指的是杜甫所生活的大唐盛世。杜甫所看到的盛世，盛世所映现的杜甫，组合成了这副“盛世的侧影”。用以鲜的说法，一方面，“韦坚用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物质文明，为我们展露了大唐盛世的侧影”，另一方面，杜甫用他的才智和卓越的诗歌创作，为我们展露了大唐盛世的侧影。《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先师程千帆先生曾经以“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为题，对《饮中八仙歌》作了精彩的分析。以鲜又进一步细读，提出别致的赏析：“杜甫对玄宗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这八位沉醉的人间仙人传（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是杜甫为大唐盛世所描绘的另一幅盛世侧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杜甫都看见过自己的某一个侧影：放纵的侧影，抒情的侧影，失意的侧影，热烈的侧影。这些侧影既是杜甫的，也是大唐盛世的。”给杜甫作传，为诗人画像，杜诗无疑是最好的材料。以鲜与杜甫之间，相隔一千多年，但诗心相通，诗人总是最能理解诗人的。以鲜善于解析杜诗的篇章字句，发掘诗中的典型意象，把握诗人的精湛艺术，以人情物理融合诗艺文理，剖析层累的歧说。没有诗人特有的文学敏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长篇巨制，还是《春夜喜雨》《绝句》《登高》那样的短篇，他的解读或洋洋洒洒，或点到即止，每有精彩之笔。例如，他指出，杜甫杰出的长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一首带有青年自传性质的诗作，当然也有自荐的意思”，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写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异曲同工。又如，在《第四种告别》一节末尾，在叙述“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之后，以鲜写道：“杜甫写了三种人间悲伤的告别场景，将第四种告别赠给诗人自己：向内心的理想和火焰告别。”寥寥数语，曲终奏雅，巧妙点明了“三别”对于杜甫诗歌创作的历史意义。他对杜诗的解读，既有历史把握，又有美学分析，字里行间，总是充满诗意。例如他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解析，就有优美的想象，散发浓郁的诗意。“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天，堪称长安诗歌的秋天。放大到整个中国诗歌史上，这个秋天也是值得人们记住的：杜甫与高适、薛琚、岑参、储光羲等五个盛唐诗人，一同登临了曲江边上著名的慈恩寺塔（大雁塔）——把本来是佛教道场的慈恩寺塔，瞬间变成了长安的诗歌道场。”于是，他把这一节命名为《长安诗歌道场》。他还引用孙英刚的最新成果，阐发此诗的历史美学意义：“这座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也曾经俯瞰着隋唐长安那座历史上的大都市。它是中国中古时代带有强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辉煌文明的见证者，也是佛教在亚洲兴起与传播这一世界脉络的重要地标……它的宗教、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在整个人类文明起伏演进中的意义，清晰地刻画在历史的记忆里。”很显然，《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从特别的角度展示了“盛世的侧影”。杜甫草堂以鲜和杜甫一样，都是流寓成都的诗人。在《就在这儿呆到老》一节中，以鲜充满感情地写道：“成都遇见杜甫是成都的幸运，杜甫遇见成都也是杜甫的幸运。”“没有杜甫的成都可能是不完美的；没有成都的杜甫，我们亦将见不到如此丰富，如此温暖而磅礴的诗人。”这是诗歌与城市的相互支撑，人与地的彼此成全。有杜甫在此，有杜甫草堂在此，锦城就是一座诗歌之城。接着，以鲜又十分冷静地用统计数字和理性分析，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证：“其一，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中，写于成都及梓阆间的诗作达四百多首，差不多占去杜甫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写于成都的诗作就有两百多首；其二，杜甫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作，有一千首多一点都是在杜甫到达成都之后的十年内写出来的，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现象！”总之，不仅可以说“成都是诗人杜甫的福地”，也可以说杜甫是诗城成都的巨星。在这部从头到尾只有59节的评传中，以鲜辟出多达十节的篇幅，来叙述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与创作，包括《入蜀记》《就在这儿呆到老》《诗歌园艺学家》《为成都代言》《双骏双松图》《乌皮几之恋》《懒即真》《撒娇派》《杜甫的舌尖》《口语大师》等，占全书六分之一强，力度不可谓不大。诗圣的福地，诗城的巨星，作为久住成都的诗人和古典文学学者，以鲜兄怎么可能不热爱成都，怎么可能不挚爱诗圣杜甫，怎么可能不写出这本《杜甫评传》呢？一个59岁的诗人，写成另一个59岁的诗人的评传，岂非天意？如果说，在《观察西岭雪山的十三种方式》中，以鲜用十三节的架构，展示了他“观察西岭雪山的十三种方式”，那么，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评传及其五十九节的架构，展示的就是理解杜甫的五十九个角度。散点透视，立体性和体系性即在其中矣！作者简介： 程章灿，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编辑 李洁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贯通历代 弥纶群言－－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莫砺锋一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分工日趋细密。学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成果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使得学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一个较狭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不说别的，单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著全部读一遍，便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态势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骛也难以实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又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否则的话，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也难以达到真正的专精。在原则上，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也都希望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境界，可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却相当罕见，周勋初先生卓然独立，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内容包括以下16种著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其后，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评传》、《馀波集》等书。此外，周先生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也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组织学界同仁集体编撰的，如《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大型工具书，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一千六百万字的《册府元龟》校订。这些书虽然成于众手，但是全书从发凡起例到审定全稿，都渗透了周先生的一番心血。至于其它的几种由周先生独自编撰的书，则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象其中的《唐语林校证》，就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赵守俨先生语）。浏览一下上述书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学的范围十分广博。从时间上看，从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现代；从学科门类来看，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谱谍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赞扬周先生“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确非虚语。那么，周勋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的呢？是不是他获得了特别优越的治学条件呢？非也。与大多数当代学人一样，周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也相当坎坷。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政治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大学校园也与整个社会一样的喧嚣动荡。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基本恢复正常时，周先生已经年过五旬了。周先生在《无为集·序》中回忆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任人摆布，生命消耗在种种‘革命’行动之中。”可谓慨乎言之。即使进入新时代以后，周先生也并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务，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不但忙于教书育人，而且在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周先生并没有得到命运的特别优待，他所以会成为一个又专又通的学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周勋初先生的性格沉稳宁静，处事方式缜密周详。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那个年头大学里的师生都怕沾“白专道路”的边而对学术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却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众说、考镜源流，而且在论证《九歌》所及诸神时提出了很多新见，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当时也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使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二坚实的基本功和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古代文史学界，出身于名师门下、且自身勤奋不懈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能象周勋初先生这样在多种研究领域内都获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个中奥秘只能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自身中去寻找。周先生治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对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异同、短长。宋代黄庭坚赞扬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答王子飞书》），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掌握也有这种特点。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名为“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深入地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我们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就能转益多师，从而博采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周先生把熟读基本典籍视为治学的必要准备条件。我经常听到他说，某某前辈学者对某书读得真熟。事实上他自己也熟读了许多基本典籍，对所研究的领域内的基本文献几乎达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当然，任何人阅读的书总是有限的，象周先生这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学者，更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有关文献。于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他在写第一本专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饶宗颐《楚辞书录》所附的楚辞学书目按图索骥，从而透彻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学术现状。他从事《韩非子》研究时，也先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目，并对《韩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写出了《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一文，然后才开始研读其文本。周先生还亲自动手撰写书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有一个附录《唐诗文献综述》，这是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的。唐诗文献浩如烟海，但周先生在这篇5万字的综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文献的情况，把它们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谍、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这篇综述对于唐诗研究者、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十分实在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周先生把它从《唐诗大辞典》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原因就在于此。然而目录学的学术意义决不止于提供书目，它还有更重大的学术意义，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周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目录学的。周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后记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入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影响。”的确，如果不是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是对目录学的深层学术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就难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学术眼光，并对学术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层次的，他虽然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决不轻视文献考释等基础性的工作，并把文献整理看作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来专门论述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在这方面，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堪称是典范性的成果。《唐语林》虽是宋人王谠所著的一部笔记，但是其材料却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唐语林》的原序目中虽然列出了所引书目五十种，但是正文中并未注明出处，再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残佚，遂使此书的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文字上的讹误更是层出不穷，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周先生评价《唐语林》说：“一、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二、这是一部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整理《唐语林》的约稿任务，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生动地体现了周先生不计名利、只想为学术多作贡献的精神。周先生为整理《唐语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他首先对《唐语林》的文字进行校勘，不但遍徵此书的各种版本，而且运用大量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旁证材料来作比勘，从而整理出较为可信的文本。他然后又进行文本溯源工作，尽可能找出每条条文的出处，用原书或后代引用过此条的类书来比较异同，并辑补了佚文20多条。他还对书中难以索解的唐人习语、双关语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释，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他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一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唐语林校证》才出现在学者的案头。此书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连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也专门发了短评予以好评（第11期），真是名至实归。周先生本人也专门为此书而写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一文，不仅自道其甘苦，也为后学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确的门径和态度。经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水准，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机会复制了京都大学辑本，并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才得以最终编成的，周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以介绍此书的原委和特点。许逸民先生称赞此书“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可证其学术价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其创意虽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轶事汇编》，但是无论是体例之完善、编选之精审，还是资料之浩博、出处之准确，都堪称后来居上，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工具书。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是周勋初先生领导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同仁集体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册府元龟》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标出处，整理校订的难度很大。周先生为校订此书制定了严密周详又切实可行的条例，并在实际的校订工作中对参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全书终于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优秀成果。可以说，周先生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工具书编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为其整个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自身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周先生对学术作出的无私奉献。三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值得称道的优点是既能博通又能专精，前者主要体现在他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断限之间做到融会贯通，触手生春；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式研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实处。这两者也许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八个字。周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研究打破了当今学术界习以为常的一些疆界，把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从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当今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种文体，甚至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可是我们很难说周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更不能说他是专门研究哪一位作家乃至哪一本书的。从时段上说，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汉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几个时段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都堪称专家。从文体上说，周先生至少在楚辞、诸子、古代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堪称专家。更不用说他的研究其实还跨越了文学、史学两大学科，他在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还涉及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常常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汉人王充说：“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又论“通”之重要性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通”之一字，在学术上的意义本有两重，一是指知识面广，《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孔颖达疏曰：“言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晓事物的变化之道，《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正由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这种“通”的精神，才能达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对古今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深刻的把握。周先生学术研究的“通”有两点明显的表现，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上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二是其学术研究经常体现出宏通的眼光，不仅视野广阔，而且脉络清晰，真正做到了一以贯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它们都有着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展示长达3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能是最为简洁的。此书出版后广受学界欢迎，不但在国内多次印刷，而且被译成日文、韩文，在国内外许多所大学被采为教材，除了其简洁明了的优点之外，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蒋凡、汪涌豪先生评此书：“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确非虚誉。即使是单篇的专题论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题大做，在具体问题的论析中表现出他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下面两类论文：第一类是论述对象自身即具有贯通不同时代的性质的论文，如《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文，对中国古代关于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的观念之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指出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虽然在近代逐渐有所变化，但仍未得到彻底扭转，并提议进一步开拓正确地处理小说材料的治学途径。又如《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从《文心雕龙·诠赋》中论及“登高能赋”说对赋体之形成的作用说起，对此说在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表述循本溯源，分析异同，从而指出此说在各种典籍、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最终得出刘勰虽引古语而实已注入新义的结论。此类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中贯穿着文学史或学术史的通变意识，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第二类论文的论述对象本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但在周先生笔下也做到了见微知著，贯通古今。例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处理的是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即前人关于哪首诗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诗的争论。但是周先生并没有象前人那样孤立地对那些作品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把各家的说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并进而指出各家的说法都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典型地体现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此文不但为“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这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的文学观念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类似的还有《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等文。应该说，要在第二类论文中体现出通识要比第一类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当研究者关注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受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微观性质的束缚，从而入而不出，并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如果长期如此，还会使研究者陷入琐屑、狭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周先生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讲解陈寅恪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就题作“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并在此文的开头说：“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段话说得十分精采。所谓“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质，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状态出现，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共时性的联系和历时性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这种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朴学色彩，但是并不严守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的藩篱，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的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可谓探骊得珠。朴学，究其本义，是指一种朴质的学问，故清人用来专指经学中特重考据训诂的流派。周先生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很钦佩的，但是他更加心仪的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他说：“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好几位杰出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学术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成就，必须继承。”周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同样的特点，程毅中先生评之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这种“新朴学”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则是不尚空言、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精神。学术研究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著书作文的目的是什么？在周先生看来，治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周先生对那种游谈无根、老生常谈式的论著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本人的论文无论长短，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都能得出一个切实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必须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颇有一些题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刘勰的两个梦》、《〈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贱”，即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这个现象早在《三国志》的裴注中就提到了。但是人们一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为“赘阉遗丑”的家族的非礼妄为，却并未深究其本质。周先生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到他早年作过的两个梦，一是梦攀彩云，二是梦中随孔子南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刘勰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它们？周先生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当时文人常常梦及多采之物的现象，以及盛行一时的占梦之风，从而指出刘勰托梦示意的意图，于是刘勰的两个梦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文章从选题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别出心裁的创新意义，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如果说上述论文的共同性质是题目都很新奇且较窄小，从而易于出新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先生的论题较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写于文革之前的重要论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论分成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详尽地论述了各派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分歧，从而对梁代文论有了整体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内在脉络。此文较早传到海外，被台湾学人誉为“探骊得珠，允称佳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一文所讨论的是前人聚讼纷纭的旧题目，但此文既把韩、刘关系置于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宏观考察，又结合两人个性等诸多具体因素作微观分析，从而得出了比较新颖且公允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对《全唐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述了扬州诗局迅速编成《全唐诗》实因沿袭季振宜《全唐诗》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的奥秘，这对学界正确评价《全唐诗》并理清唐诗学史的自身脉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璇琮先生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如《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等文也都具有后出转精、推陈出新的特色。至于他的《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文，体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对拓宽学术领域具有更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心得说：“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创新，那又有什么意味？”（《顺其自然地登攀》）又说：“文中必须有创见，力争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是从心灵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发你魂牵梦萦的感受。”（《书林跋涉的自白》）如果你读过了周先生的全部论著，定会觉得这真是一位成功学者的肺腑之言。这些话虽然说得相当平实，但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相当高远的学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的这番话也可看作是一个学界前辈对后来者所传授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周勋初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他老当益壮，好学不厌，仍然象以往一样勤奋地读书、治学。在《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他精心选编的《李白研究》一书已经出版，此书前言对百年来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选文则用宏取精，得到国内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之一种的《李白评传》则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开拓，堪称李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薛天纬先生认为：“由于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实证性研究已少见有效进展。本书却能独辟蹊径，揭示了李白独特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为解读李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由周先生指导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博士将老师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勋初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上仍不断出现他的学术论文，由他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勤奋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长葆学术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正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原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页]
姚淦铭：1948年生，苏州吴江人，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硕士。现为教育部所属“211”之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专著有：《王国维文献学研究》、编校《王国维文集》(四卷本)、《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心理学》、《哲思众妙门——老子今读》、《礼记译注》、《趣谈中国摩崖石刻》等，已发表160多篇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术论文。曾获国家图书奖。 内容简介： 清代的思想家魏源曾经说：“《老子》是一本救世的书。”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老子》其实是一本教人成功的书，教你怎么样走向成功。 一、恍恍惚惚的成功之路 一个人要想成功，首先必定要去找那一条走向成功的路。老子说了，道这个东西是恍恍惚惚，但是确实存在，只不过我们看上去是模糊的，它里面有形象，有物体，有它的精神，还有它的规律。这个规律，而且是可以验证的。 二、有为与无为 陈省身是国际大数学家，他成功在“有为”和“无为”。他是怎么“有为”的呢？他一生当中只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数学。他怎么“无为”的呢？什么名，什么利，他统统不管。他还有一种“无为”。他做数学所所长时，把有能力的数学家找在一起，找来之后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搞去。这种理念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合拍的。 三、大器晚成 老子让人们知道，人最容易忽略的，是因为想早早出名，想脱颖而出，想及早地成功。人的毛病出在这儿。所以他叮嘱你，提醒你千万不要盲动，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早早地拔苗助长，而应该自然而然让他“大器晚成”。但不否认，“大器早成”确实应该，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大器早成”的理念，但是还要用一个“大器晚成”来矫正自己，那才是聪明的。 四、以“柔”达到成功 老子叫你柔，老子叫你弱，老子叫你柔弱，就是在柔弱的当中，找到一种成功的力量。海啸来了，狂风来了，大树刮断了，小草依然在那里；大地震来了，大楼倒塌了，小平房还在，柔弱胜刚强；水滴滴答答地不停地滴，水滴石穿，等等。 五、功成身退 “功成身退”是老子成功论当中又一个智慧的亮点！范蠡他帮助勾践政治成功以后，他就引身而退，“功成身退”。历史上最不成功的人，可能韩信就是一个，他舍不得“功成身退”，结果被杀。“功成身退”还有一种智慧，就是说，你有功不要居功自傲、摆老资格，这也叫“功成身退”，人家也就尊重你了。并不是一定要隐居起来。 （全文） 在人生的问题上，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爱情。大家可以想，成功是不是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呢？ 人人都想人生成功，哪一个人不想自己人生成功！自己发觉，我的人生不成功，大家很自然地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当孩子第二代还是不成功，又很自然把它寄托在第三代身上。同志们想，人生成功的问题是一个世代延绵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清代的思想家魏源曾经说：“《老子》是一本救世的书。”他写的这本书叫《老子本义》。我想，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老子》其实是一本教人成功的书，教你怎么样子走向成功。我们经常说，一字值千金，《老子》这本书只有多少个字啊？五千多个字。正因为它难读，所以它不普及。但是这五千多个字，字字胜过千金！ 一、恍恍惚惚的成功之路 一个人要想成功，首先必定要去找那一条走向成功的路。你一辈子找不到这条走向成功的路，那你就一辈子不能成功。所以要找这一条路，要找这条达到成功的路。 今天我们这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悉，叫“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话，男的就怕行业选择错了，一辈子这个路没有走准，女的婚姻问题很重要，就怕嫁错了郎，郎一嫁错，婚姻失败。所以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成功问题，这两句话当中就看出来一个通向成功的道路问题，千万不能“干错行”，千万不能“嫁错郎”，因为路不对，走坏了。所以中国人对道，对路的问题体会是深刻极了。同志们想想看，我们经常说，人生有“白道”，有“黑道”，道啊。同志们你们看，我们叫“饮食之道”，叫“成功之道”，叫“茶道”，叫“棋道”，叫“剑道”，叫“长寿之道”等等，道啊，道就是路啊，路就是道啊。所以，要成功就要去找那条路，找那一条道，找到了那一条道，找到了那条路，你就开始往成功那个方向走去了。所以同志们想想看，为什么这本书叫《道德经》啊？《老子》叫《道德经》，就跟你讲里面的道，跟你讲里面的路，让你知道道，悟道，得道，行道，让你人生成功。所以这五千个字不得了，字字赛过千金。其实老子这个人是个天才，特别聪明，他把一个我们走路的一个实在性的道，升华成为一个抽象的、智慧的道，一个哲学的道，多高级！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这个东西啊，不是可以用平常的话说出来的；道这个东西，如果用平常的话说出来，这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同志们想想看，我们说出来的道，都是某一个具体的道，长寿之道——教你几个长寿的方法。你看看，正是宇宙这个大道，我们说不出来啊，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人还在研究，是说不出来的。凡是说出来的道，都是某一个具体的道。很深刻！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看，宇宙当中好多，我们还没给它命名啊，命名不了啊！多深刻！一字千金！所以讲得出来的不是那个常道，是一般的道。 下面我们再看，老子说了，道这个东西啊，它是恍恍惚惚的，惚惚恍恍的，模模糊糊的，糊糊模模的，看不清楚的，辨不明白的，晃来晃去的。但是那个东西有“象”在啊，那个东西有“物”在啊，那个东西有个“精”在啊，那个东西有个“信”在啊。什么东西啊？就是道这个东西是恍恍惚惚，但是确实存在，只不过我们看上去是模糊的，它里面有形象，有物体，有它的精神，还有它的规律。这个规律，而且是可以验证的。譬如说，我们要到月亮上去，今天当然我们已经登上去了。但是老子要登上去，那个时代登上去，但是他想像的就有这个道，恍恍惚惚的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给它命名了，然后我们造了某个东西登上去。你看，实在啊！ 我们要到宇宙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恍恍惚惚啊。但是老子说，你不要看，恍恍惚惚，中间有啊，有东西在里面。是的，经过多少年以后，可能我们就发现了。所以老子讲得多哲学，多深刻！ 那么老子就跟我们讲了讲一个什么东西呢？成功的路。你要成功，你要人生成功，也有这么一条路，但是这条路是恍恍惚惚的。但是这条恍恍惚惚的路是存在的，它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可以找到的。所以大家要去找，要去找到这条恍恍惚惚的路，找到这条成功的路。那么我们现在联系一些家长了，我们一些家长都希望成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希望孙子这一辈成功，希望孙子的儿子成功，一代一代希望他们成功。哪个不想成功？这是正常的心理，但是我们学了《老子》就知道，哦，要儿子成功，要孙子成功，中间有一条恍恍惚惚的道，你得找准了。现在我们的家长，心是非常好，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七天时间都给孩子“充电”——都安排了弹钢琴、唱歌、舞蹈、外语，统统排满了，以为这是一条成功之道。 NO、NO、NO，不一定对啊。你看看，丁肇中就这么说过：“考试能拿第一名并不代表一切，因为考试是解决别人解决了的问题。”听到这句话，同志们回去，思想境界就高了，儿子没有考第一名，孙子没有考第一名，不要怪他，不要紧的，丁肇中都说：“我所认识的20世纪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拿诺贝尔奖的，几乎没有在学校考第一名的，考最后一名的倒有几位。但这些人都能挑一个题目，根据客观情况，认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为了这个，其余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 由此，我们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第一，不要把小孩子星期一到星期天全部排满了，认为是成功之路；第二，小孩子不考第一名，要宽容，说不定大材，不一定考第一名。丁肇中就这么说的，成功之道确实是恍恍惚惚，模糊不清的。 杨振宁就这样说过，大学里有好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有很大悬殊。事后一回想，成功的同学在当时不见得就比不成功者优秀许多。这其中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有人走对了路！ 路，道路，这条路是多么重要！走对了路，他左右逢源；而有人走错了路，再努力也难以有大成就。深刻！同志们想想，就都是优秀的研究生和导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老子说的成功之路恍恍惚惚，惚惚恍恍，不清楚。 那么我们要讲的，这样一来，不就没有希望了吗？不是。老子不是教导你嘛，那一个成功之路是在的，有的，问题是要不断地把握，调整，去寻觅这个成功之路。 下面我们就看一个例子。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祖籍是江苏太仓的，他也要走一条恍恍惚惚的成功之道，经过不断地努力，他悟出来了，这个悟悟得非常地巧妙，悟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就像老子从日常生活当中悟出来一样，他搞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搞的一个激光的冷却和原子的捕捉技术。激光把它冷却下来，还有把原子要抓住，这样一种工作。他正因为这个工作的成功，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这个灵感哪里来的？说来很奇怪，他在美国的纽约北部的一个大学里，那个地方很冷很冷，所以，大学生都要喝酒，为什么？喝酒抵抗寒冷。他突然就灵感来了。 你看，这些喝醉酒的酒鬼是怎么走路的？他是晃来晃去，恍恍惚惚，惚惚恍恍，模模糊糊，糊糊模模。但是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兴”啊，怎么回事啊？他总是往低的地方走，酒鬼总是往低的地方走，他不往高的地方走，他更不能往汽车顶上跳。哇，灵感来了。找到道了，悟到道了。他就想了，在那种激光束的，不同的激光一束一束打上去，不同的作用下，原子也是这样，就像喝醉酒的酒鬼一样往下走，往什么下走，往能阶、能量低的地方走，哇，有了，通了，明白了。怎么明白？你看，酒鬼他往底下走，不往上走，更不往汽车上走，那么我就在酒鬼往下走的地方，我挖一个洞，酒鬼不掉进去了吗？我不要挖在上面，我挖在下面，挖一个陷阱，酒鬼“扑通”掉下去了。那这个原子不是也可以这样吗？我就在各束的激光的作用下，原子不是往能量低的地方走吗，我就在下面设一个陷阱，好，给我逮住了。他这个灵感就从生活中间来，从酒鬼身上模模糊糊来，他成功了，他悟了道。多深刻！ 二、有为与无为 老子讲“有为”之道，这一点好懂，“有为” 有所作为。但是老子又强调“无为”。老子在三十七章中，他就说了“道无为而无不为”。“道无为”但是“无不为”。什么意思？道它永远是不乱动的，不妄为的。它好像在那里不动，其实它发挥了天大的作用。譬如，我们举个例子，有两个车轮子，它们当中是空的，这就是“道”。它不跟你说，它发挥了作用，于是我们可以插车轴，于是我们可以装车厢，于是我们可以滚动，于是我们可以坐人，于是我们可以装货。你看看， 它不跟你说，它“无为”啊，它就两个空的。你看看，要你去利用它。所以“道无为而无不为”，多深刻！但是我们往往误解老子的话，而英国有一个哲人，这人很厉害，叫李约瑟。李约瑟就说了，中国人往往把老子这句话理解错了。无为是什么？并不是叫你一点都不为，“无为”是叫你不要违反自然的规律，不要乱来，要符合规律再去为，你就能够取得成功。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2004年12月3号，陈省身——国际大数学家逝世。这个数学家活了93岁，他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人生，告别人世，特别完美。他是国际大数学家，杨振宁说，他这个成就，国际上他这个领域可以排到第五个大人物。就在死之前的一个月，国际小行星联合会特地把发现的小行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多光荣啊！那么我们要问问，他这个成功也是成功在“有为”和“无为”。他是怎么有为的呢？他说，我一生当中只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数学。我那个时候学体育跑不过男同学，别说跑不过男同学，连女同学也跑不过，所以搞体育不行。但是我听音乐呢，听不懂哪个曲子美，哪个曲子不美，所以搞音乐也不行。最后我选来选去只能搞数学。 第一，恍恍惚惚的路他找到了，你看，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体育我不能为，音乐我没这个才能，我干数学这一行。选择对了，干数学。他从20多岁干数学，一直到93岁去世，他搞了70年的数学，专心致志。他说，我一生就干一件事情。他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回中国。他说，我一生就干一件事情，就是数学，其他什么名，什么利，我统统不管。 我们再看，他晚年从美国到中国来，在哪里？在天津南开大学，他就给自己住的房子叫“宁园”，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他这样说，这老先生说得很深刻，这晚年说的：“我一般不参加别的活动，只做我的数学。我现在这个住所叫宁园，就有这么个意思。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一个常数，应该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中国人浪费时间的事太多。” 陈省身先生对于名利看得极淡、极淡。2004年，他一次得奖，大家说说看，他得了多少钱啊？100万美元，陈省身非常地洒脱，这些钱对我没有用了，我要这些钱干什么？他都捐献了，捐献出去。他还有一种“不为”，这种“不为”非常深刻。 1982年，陈省身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他建立了一个数学研究所，他出任第一任所长。他管理理念是什么呢？他管理理念非常有意思，我做所长，我要管好这个所，我怎么管？他就这样说了，他说：“办这个所最要紧的是，把有能力的数学家找在一起，找来之后就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搞去……”这个理念就是“不为”啊。你看看，这种理念多超前！这种理念和老子是合拍的，老子是“无为而治”。自由——科学家研究一定要自由，自由才能研究出东西来。这是高级智慧，高级管理方法， 那么我们要说了，他又是怎么“有为”的呢？他说，数学嘛，好玩，玩啊，数学很美啊，很好玩。这位陈先生他也精通饮食之道，他说，这个东西就像炒木须肉，炒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深刻！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你看看，他讲出来的是大道，但是他嘴巴里讲出来的，是淡然无味的。但是什么？“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你用，用不完。如果今天各位在座的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回去以后要让你的孩子成功，你千万注意一点，注意一点什么？要他爱好学习，愉快地学习，把学习当做一种玩，让他觉得学习我不是苦，学习我是玩，是一种审美，是一种审美的学习，你教育成功了。你看，这位大数学家，他的一个理念，“玩”，“好玩”，“审美”。你看，多深刻！因为什么？你如果去玩了，你就不觉得痛苦，你就不觉得逼着我学，我越玩越有劲。为什么小孩子上网他不肯下来了，玩啊。他玩得饭都不想吃了，玩啊；玩到晚上睡觉都不爱睡，如果你引导他正当地学习也是玩，也是审美，必定成功，必定大成功，必定成大器。 三、大器晚成 同志们马上要回去吃饭了，碗，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琢磨过。今天回去可以琢磨琢磨。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你家里一个普通的饭碗，别的人家里一个玉的碗，哪一个碗做起来麻烦啊？一个玉的碗。那比如我们来说好了，一个纸杯，跟我现在不是一个纸杯，是一个玉雕的，你们说，哪个难做啊？当然这个纸杯容易啊，一下就做成了；那个玉做的杯子，要找这块玉，还要雕刻，这个玉怎么用，要一步一步雕刻，把它雕刻成。那么现在我不是做一个玉杯，我要做一个青铜大鼎。同志们想想看，要做个青铜大鼎，和那一个纸杯能比吗？和那一个小小的玉杯能比吗？不能比。所以越是大的东西，越是贵重的东西，它必然是“大器晚成”。这是第一层道。 我们再看第二层。我们来看这一个纸杯，你说，它里面有没有道啊？有啊，有道啊。但是我现在拿一个玉做的杯子，你说说，哪个道厉害啊？当然玉做的杯子那个道高级，厉害。为什么？它不仅有纸杯的道，它还有工艺，还有工艺的道，还有玉的道，还有其他的道。你看，这道存在的，比那个纸杯存在的道要高级得多，一比比下去了。如果现在是一个大鼎，青铜大鼎，请问三件东西，一个纸杯，一个玉杯，一个大青铜鼎，你说，哪个东西承载的道厉害啊？当然是青铜大鼎。为什么？古代的青铜大鼎，它占的什么道？不得了。中国古代的青铜大鼎，它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的象征。你看，这个道多厉害！是一个王权的象征，是一个王朝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问鼎中原”。为什么叫“问鼎中原”？因为这个鼎承载的道，是一个国家的道，一个政权的道，从来没有说“问杯中原”，也没有说“问碗中原”，为什么？那个杯子，那个碗，不值得问啊，要“问鼎中原”！这个鼎有大道。这个是第二层意思。所以你看看，“大器晚成”有多么深刻的含义。 那么现在我们又反过来讲，青年人听了不服气啊，不对，今天的时代竞争多激烈啊，我们一个一个等了老了，再“大器晚成”，不行，不对，老子讲得不对。你看，跑一百米的，跑跨栏的运动员，“大器晚成”怎么办？年龄过了跑不动了，不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到四十到时就要出成果了。如果成果不出来的话，可能一辈子就不行，怎么说是大器晚成？我们的企业家有很年轻的企业家，不对，老子这句话应该改叫“大器早成”，才符合我们今天的时代节拍。NO，错了。错在哪里？老子这么一个灵动的心灵，这么一个天才，他不知道你的心灵？他难道不懂得他那个时代也有好多的神童，也有很多脱颖而出的那种人才，他不是，他比你更高一个档次，他让你知道人最容易忽略的，是因为想早早出名，想脱颖而出，想及早地成功，极易 成功。人的毛病在这儿。所以他叮嘱你，提醒你千万不要盲动，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早早地拔苗助长，自然而然让他“大器晚成”。这是很深刻的一点。难道不是吗？今天你看，有的人为了早早出名，早早成才，拔苗助长，结果弄得啼笑皆非。为什么历史上这么多神童，好多好多就没了呢？就是因为错在这个毛病上，想“大器早成”。但是我们不否定，“大器早成”确实应该，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大器早成”的理念，但是还要用一个“大器晚成”来矫正自己，那才是聪明的。就是有一个“大器早成”这样一种志向，又有“大器晚成”这种准备，不断地矫正自己的心理，那就是厉害的人。 我们再说，都能“大器晚成”吗？都能“大器早成”吗？不是的。体育运动员，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大器早成”。但是有一些不能 “大器早成”，比如说，老练的政治家，他非要经过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的历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怎么能够“大器早成”啊？还有，老练的企业管理人才，他非要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炼，他才能够胸有成竹，管好这个企业，怎么能够“大器早成”啊？还有那些艺术家，不经过一炉一炉的火的炼和烤，怎么能够“大器晚成”啊？ 大家如果爱好书法，知道两种体，一种叫“颜体”，一种叫“柳体”，大家都知道。你学的哪一种体啊？我学的“柳体”。你学的哪一种？我学的“颜体”。什么叫“颜体”？颜真卿的体。我就分析过，颜真卿50岁的时候，这个面目，颜体的面目才刚刚露出一点苗头，要到50岁到65岁当中，他这个风格慢慢就成熟了。你看，50岁还刚露个头，50岁到65岁，他才将自己的“颜体”历练得形神兼备，趋于成熟。到65岁以后，不得了，怎么不得了，进入化境。他的“颜体”就把生命的哲学和书艺的哲学结合起来，一个是书艺的哲学，一个是生命的哲学，融化在一起。然后这棵生命之树上，书法之树上开出奇花异草出来。 四、以“柔”达到成功 老子很厉害，我们一般受的教育是什么？坚强，勇敢，前进，教你永远地前进，刚强。老子不是，老子叫你柔，老子叫你弱，老子叫你柔弱。老子说，《老子》五十二章说了“守柔曰强”，你守住柔弱，你就是刚强，多深刻！ 老子还说“弱之胜强”，柔弱能胜过刚强。同志们注意了，就是在柔弱的当中，找到一种成功的力量。大家不是向往成功吗？成功要“贵柔”，要“守柔”，守住这个“柔”，要把这个“柔”看得很贵重，叫“贵柔”。“守柔”很重要。老子就跟我们讲了，不要怕自己柔弱，而使你自己守不住这个柔弱，你守着柔弱，永远有一种生命驱动你，你就会最后达到成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运用“柔”的智慧的话，这是我们成功的一大秘诀。 同志们想想看，你看看，一个婴儿他为什么生机勃勃？“柔”，一个婴儿为什么生命力这么旺盛，“弱”，婴儿柔软极了。但是他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我们一个老年人，一个100岁的老年人，走路也走不动，为什么？骨头硬了，强硬了就开始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柔”，无限的生机，无限的生命。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想一想，大家有个体验，年纪越来越大，身上最坚硬的是牙齿啊，最柔软的是舌头。那么一比，就比出来了，年纪越来越大，牙齿动了，然后一个一个掉了，坚强的东西完了，牙齿都掉光了，舌头还是好好的，柔弱胜刚强啊，牙齿最刚强，都掉了，柔弱胜刚强。 我们再来看，海啸来了，狂风来了，大树刮走了，小草依然在那里。大树很刚强，刚强，吹掉了，小草依然在那里；强烈的大地震来了，摩天大楼倒塌了，小平房还在，柔弱胜刚强；水滴滴答答地不停地滴，水滴石穿；你看看，蝼蚁这么柔弱，可以把一个挡水的大堤坝蛀空；空气不动，空气最柔弱，空气的不动它的力量多大，可以把千年的铁柱锈掉；空气一流动，不得了，把大树都拔掉，最柔弱的东西，多厉害。所以老子这种慧心，这种聪明的智慧，感悟，慧眼，慧心，所以他强调，“柔”，“守柔”，“贵柔”——以柔克刚，柔中有刚，百炼成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凡是研究梁实秋的人，都要说到他这个美妙的故事，一段佳话，他就是以“柔”取胜。 从27岁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用了整整37年，翻译完了，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当时他已经64岁了，他一个人把莎士比亚的全集从头至尾统统完成。梁实秋他一个人坚持下来，37年非常地艰苦。他有怨啊，他有恨啊。他怨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星期校对10本莎氏稿子，可把我整垮了，几乎把我累死！”这是他怨。他恨啊，他恨的时候就这样说：“有时候我真恨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他恨，为什么写这么多！他有时候苦，他苦的时候就说：“译书之苦，不下于生孩子！”他发牢骚的时候曾经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期间很少得到鼓励。”你看，他恨，他怨，他苦，他发牢骚，但是他坚持下来了。这就是“柔”的力量。 五、功成身退 “功成身退”是老子成功论当中又一个智慧的亮点，是老子成功的智慧链上的一颗大宝珠！ 老子说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也就是“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身退”，这是天的道，人要符合天的道，功业已经成了，就引身后退，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又是从哪里来的？从现实，从历史来。 现实当中，同志们看，花开了，花结果了，也就退了。自然不就是这样吗！人也是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人，功成身退。如果同志们到无锡去看到茫茫太湖，心胸开阔。无锡有一处名胜叫蠡湖，蠡湖有一个花园叫蠡园，蠡园有个典故，“功成身退”的典故，那就是范蠡。 范蠡他帮助勾践政治成功以后，他就引身而退，“功成身退”，他就带着西施，两个人乘着一条船，太湖里摇啊，摇啊，摇啊，飘然而去，引身而退，“功成身退”。 历史上最不成功的人，可能韩信就是一个，韩信这么大的功劳，他舍不得“功成身退”，最后没有好结果，杀了，被杀了。 那么“功成身退”，我“功成身退”，我一定要到深山老林里去啊？我一定要到太湖上雇条船，漂呀，漂呀，漂呀，不是的。“功成身退”还有一种智慧，就是说，你有功你不要居功自傲啊，你不要摆老资格啊，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我当初怎么样，我怎么有功劳，这也叫“功成身退”啊，人家也就尊重你了，你不要老是“老子天下第一”，我当年创业怎么样，这就不行。所以这种是高级的“功成身退”，并不是一定要隐居起来。
主任委员：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委员：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委员会秘书长：章学新；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主任委员：安平秋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秘书长：杨 忠副秘书长：曹亦冰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半个世纪以来，周勋初先生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奉献了全部热情与精力。作为驰誉海内外的杰出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现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所著《高适年谱》(专著)，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年，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册府元龟》（校订本）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主任委员：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委员：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委员会秘书长：章学新；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委员：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委员会秘书长：安平秋委员会副秘书长：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主任委员：安平秋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秘书长：杨 忠副秘书长：曹亦冰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安平秋、副主任杨忠，学科带头人安平秋，专职人员，研究方向有楚辞、史记、宋诗、古文献学、古文字、传统文化、国外汉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张希清、副主任李孝聪，学科带头人张希清，专职人员，研究方向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暨敦煌吐鲁番文献、宋辽金史、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培恒、副所长陈广宏，学科带头人章培恒、吴金华、谈倍芳、陈广宏、郑利华、陈正宏，现有专职人员17人，研究方向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言文字学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涌泉、副所长王云路，学科带头人张涌泉、王云路、崔富章、龚延明，现有专职人员16人，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中古语言文献、中国文化史、宋学、先秦文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副所长尹波，学科带头人舒大刚、郭齐、杨世文，现有专职人员20人，研究方向为宋代文献与文化、儒学历史与文献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鹤泉，学科带头人张鹤泉、吕文郁、吴振武、丛文俊、张固也，现有专职人员24人，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献与历史、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古代书法文献、先秦与唐宋历史文献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戴建国、副所长张剑光、徐时仪，学科带头人戴建国、徐时仪、虞云国、俞钢，现有专职人员22人，研究方向为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学科带头人程章灿、徐有富、曹虹，现有专职人员9人，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目录学与中国学术史、宗教石刻文献与文学、海外汉学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韩格平，学科带头人韩格平、周少川、李修生、罗超，现有专职人员11人，研究方向有元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严佐之，学科带头人严佐之、刘永翔，现有专职人员17人，研究方向为朱子学暨儒学文献研究、中近世社会文化历史文献研究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赵伯雄、副所长邓安生，学科带头人赵伯雄、邓安生，现有专职人员13人，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清代文集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来新夏，研究方向为方志学、目录学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德山，学科带头人李德山、曹书杰，现有专职人员11人，研究方向为先秦传世文献、魏晋文献、东北文献和佛道文献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骆瑞鹤、副所长万献初，学科带头人宗福邦、骆瑞鹤、罗积勇、万献初，现有专职人员11人，研究方向为音韵、训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刘韶军，副所长李晓明，学科带头人刘韶军、周国林、王玉德、刘固盛，现有专职人员12人，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张玉春、副所长程国赋，学科带头人张玉春、汤开建、张其凡、程国赋，现有专职人员14人，研究方向为古文献综合研究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喻遂生、副所长毛远明，学科带头人喻遂生、张显成、毛远明、蒋宗福，现有专职人员15人，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贾二强，学科带头人贾二强、王晖、周晓薇、袁林，现有专职人员10人，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研究、石刻文献、先秦文献、唐宋文献、古小说、古文献数字化等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学科带头人黄仕忠、陈永正、杨权、许云和，现有专职人员11人，研究方向为戏曲史研究、岭南文献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赵逵夫、副所长郝润华，学科带头人赵逵夫、伏俊琏、郝润华、王晶波，现有专职人员10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敦煌文学文献、西北地方文献兰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吴景山，研究方向为西北文史资料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专业主任董洪利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专业主任方一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专业主任赵生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专业主任戴建国
设立宗旨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国家和民族以很大影响。今天，人们将历史上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汉文化区”。她不仅包括中国，同时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后者又被称作“域外汉文化”。域外汉籍是域外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有关政治、道德、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也包含少量流传海外但在国内已失传的文献。其重要性，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近年来的发展尤为迅猛。但国内一直未有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门机构，难以系统、持续地展开。有鉴於此，南京大学於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以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域外汉籍研究所以域外特别是日本、韩国、越南所藏汉籍为中心，致力於东亚汉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对东亚的文化建设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更具有以学术为纽带，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消除隔阂、增进理解的意义。域外汉籍研究所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礼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即倡导并实践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研究计画1、 期刊系列：每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一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字数在40万以上。目前已出版第一辑（2005年）、第二辑（2006年）。2、 资料系列：有计划地出版“域外汉籍资料丛书”，目前已出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在今后三年中出版以下资料集：（1）域外中国文学评论资料集（韩国卷），约150万字；（2）日本十五至十九世纪宋诗研究资料集，包括苏轼、黄庭坚、惠洪、陆游等，约600万字；（3）朝鲜时代杜甫研究资料集，约60万字；（4）日本江户时代《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约50万字；（5）日本诗文评汇编（汉文卷），约120万字。以上资料总字数近100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3、 研究系列：出版“域外汉籍研究丛书”，近年拟出版以下十二种：（1）《清代诗话东传之研究》；（2）《朝鲜时代汉文学典范研究》；（3）《古逸书回传之研究》；（4）《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5）《朝鲜时代汉文化启蒙教育研究》；（6）《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7）《域外所藏稀见唐宋文献之实证性研究》；（8）《越南汉喃避讳字研究》；（9）《杜诗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10）《东亚汉籍交流研究法举例》；（11）《日本汉诗论稿》；（12）《宋人撰述流传丽鲜考》等。 设立宗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阐释，努力推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的结合，从美学维度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科研项目“985创新地区项目”“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之子课题：民族认同概念研究（周宪）中国少数民族审美认同机制研究（王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周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王杰）当代文学变体和形式创新问题研究（赵宪章）意境的哲学基础——从王弼到慧能的美学考查（李昌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趋势研究（王杰）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王杰）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研究型大学文学专业系列教材（周宪主编）审美人类学概论（王杰主编）学术活动不定期组织多学科学者就美学和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现象进行研讨和对话。美学研究所成立一年来，已于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美国匹斯堡大学许倬云院士、德国弗赖堡大学迈兹教授合作进行过三次研讨，研讨会记录稿陆续发表。 简介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于2003年6月27日，为国内首家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是应用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语言研究的机构。国外比较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特点是将语言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相结合，为有志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本科生提供尽早投入科研实践的机会。南大社会语实验室的研究重点为语言变异、语言变化，以及社会现实中的语言和交际问题。研究项目南京城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实验室项目）南京防疫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实验室项目）《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徐大明《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郭熙《字母词规范研究》，国家语委十五规划项目，郭熙《南京方言语音数据库》，社会科学院项目，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调查研究》，中美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黔《进行中的变化：包头言语社区15年后的再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大明《包头语言社区历时口语语料库建设》，实验室项目《一个中国乡村亲属称谓的变异机制》，付义荣《广西壮族聚居区多语、多方言现象研究》，杨玉国《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郭骏《音译词的文化考察》，张娟《白领阶层的语言变异》，刘英《包头言语社区语言变异研究》，祝晓宏《盐城方言入声字变异现象研究》，任竞春《关于南京大学学生对PTH及PTH水平测试态度的调研》，丁令德《重庆方言重叠式研究》，周艳《南通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管娟娟《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陈婷婷 《全清词》是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国家级大型重点古籍整理项目。项目要求参照前人编纂《全唐诗》、《全宋词》的做法，将清代300年的词作搜罗齐备，按一定体例汇集编纂，整理校点，然后出版成书，成为有清一代词的大型总集，为学术界研究这一薄弱环节提供方便。由于清代距现在时间很近，资料分散且基本上未经有效整理，所以难度非常大。1982年，该项目下达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从1982年至1989年，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并主要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顺康卷”几经曲折，最后于200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凡20册，850万字。《全清词》拟分5卷，即“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光宣卷”。“顺康卷”以下各卷的编纂现正在进行中。 南京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1月。主要工作内容，一是常规性地招收和培养博士、硕士生；二是培养或引进有关人才，使得中文系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某些薄弱环节尽快得到弥补；三是在开展传统研究的同时，积极发展新的方向，从不同方面，全方位地同国际学术界对话；四是从事《全清词》的编纂。2000年5月，明清文学研究所成功地主办了 “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60馀人参加会议，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会议论文集《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已于2002年10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文学研究所由张宏生教授担任所长。 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研究所之一，以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本所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第二任所长周勋初先生领导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形成了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品质的严谨踏实的学科特色。本所在继承朴实雄厚的学风的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所具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较丰富的资料积累，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古典文学等，在中古文献整理、三至十三世纪即魏晋南北朝至宋代文学研究、石刻与艺术文献研究、佛道藏文献研究、文献学理论及实践研究、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尤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专长。本所1985年被批准为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授予点，199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共同构成南京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本所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点紧密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其中的《宋代文学分典》以及由本所卞孝萱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已出版；程千帆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20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好评。周勋初教授治学出入文史，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卞孝萱教授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十余种专著，新近出版《唐人小说与政治》；徐有富教授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高校古委会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又有《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郑樵评传》等专著出版；程章灿教授在《刘克庄年谱》、《魏晋南北朝赋史》、《世族与六朝文学》等数种文学史研究专著外，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曹虹教授有《阳湖文派研究》、《慧远评传》等著作，在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用力尤勤；严杰副教授著有《欧阳修年谱》，武秀成副教授著有《〈旧唐书〉辨证》，赵益副教授著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等，徐雁平讲师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本所现有研究人员9人，其中教授4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4人（均为硕士生导师），讲师1人。本所已培养硕士27人，在读硕士生22人；培养博士6人，在读博士生14人。除基础课程以外，每学期平均为本科生开设专题选修课2-3门，为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专题选修课3-4门。本所编辑有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已出版6辑，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20余种。本所现任所长为程章灿教授，名誉所长为周勋初教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的正式建立历史并不长，其前身为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欧美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向为该学科教学与研究之重点，张月超、赵瑞蕻二先生在上述领域内的研究颇多建树。八十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大陆出现，本教研室又是国内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单位之一。作为该学科带头人，钱林森的中法文学比较研究、杨正润的传记文学研究均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并有广泛的影响。科研之外，该学科点亦素重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迄今已培养出数十名硕士。1998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博士点，2000年被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研室现有在编教师5人，其中教授2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3人，教研室主任为余斌副教授。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欧美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传记文学研究等。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该学科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一，视野开阔，注重融汇新知，汲取其他学科之长，在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寻求、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其二，注重学问基本功夫，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力避该学科容易出现的空疏肤浅、大而无当的毛病。其三，重视学术的国际性，关注国外学术动态，重视国际交流。近年来已成功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且主持着具有国际色彩的学术杂志《跨文化研究》。该学科点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如教育部项目“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现代传记文学史”等。
古典文献？？？没什么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