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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呵呵，楼主的观察力还是蛮强的，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关于某个人的纪录有时候就是如迷雾般，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秦王孺子婴的身世他都没有搞清楚（一本书中一说是秦始皇弟弟，一说是其子。司马迁的生活年代距秦始皇不过几十年。）现在如果要是想寻找一位古代高僧的生平纪录，在那个战乱的南北朝时代那是非常难以搞清楚的。民间传说有之，以讹传讹有之，同名称呼有之。 古代的僧人有很多的同名法号，在游僧众多的南北朝时代，其生平记录非常难以保存到现在。所以称为“萨诃”的大有人在，并且在前面只冠以姓氏，所以就更不好确定其何许人也，是否有同名之别。 这就是历史使人玩味的地方，楼主要是有兴趣可以亲自考证一下这个人的生平历史，呵呵，查阅资料的过程也是非常快乐的，也许你还能发现什么惊天的秘密呢。。。
唐代道宣编著《续高僧传》上记述：释门僧人慧达，俗姓刘，名叫窣和(其他经典均译为萨诃)。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留的胡人。起先并不崇信事奉佛法，目不认字，为人凶顽，勇健力大，喜欢射猎，是梁城突击骑将，守于襄阳。父母和兄弟三人，并存世上，居家大富，豪侈乡间，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后来因为在酒宴上酗酒过量，得病命终，亲自目睹了地狱的各种苦刑之后，又死而复生。关于他的异祥圣迹，在很多传记中都有记载。慧达复生后便出家学佛，住在文成郡〓(现在的慈州东南高平原)。他看到当地有一寺庙，庙中有佛像，每日礼敬，对寺院进行治理，并安民于寺中。他曾前往南方吴越之地进行游化弘法。就如以前的传记所载。直到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年)，江南吴越之地云游弘化完毕后，他便开始做向西弘法的事。当他走到凉州番禾郡东北御望山时，便向山谷岩崖远远致礼，同行的人都不明白，就问慧达是何缘故。慧达便向同行人说：“此岩崖今后必定有佛像出现。如果佛像完好无缺，就会世乐时康，如果佛像有所短缺，就会世乱民苦。” 慧达西行，到达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去了。其骨并碎，如葵花子大，可以穿在一起。现今在酒泉城西古寺中，塑像尚存。寺中有碑文说：“吾非大圣，游化为业，文不具矣。” 自此后八十七年，到了正光初年(约在520年)，忽然天降大风暴雨，雷震山裂，御望山岩崖上挺出一尊石像，身高一丈八尺，形象端庄威严，只是没有佛头。当地官员和信佛居士选择好石块，命令工匠雕塑一个佛头。佛头安装在佛身上，不久就掉了下来，因此人们只好听任佛像无头。此时，北魏朝廷政道衰颓，世乱民苦。慧达的预言实在灵验。 到了北周元年(557年)，凉州城东七里涧，忽然有神光出现，昼夜通明。看到的人觉得很奇异，就前往看看究竟，却是一个佛像头，人们擎执于山谷，安装到岩崖佛像身上，佛头和佛身宛然符合，原如一身。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地二百余里，相好完备。太平之年，从此开始。保定元年(557年)此地建成寺院，名叫瑞像寺。寺里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相续不断，但无法测定，钟声从何而来。 建德初年(572年)，佛像的头多次掉落，大冢〓和齐王亲自前往观看，命令人们重新安装。但白天安装好，夜间掉落如故。安装数十次都是这样。又更换为其他东西做成佛头，安在佛身，仍旧掉落。后来，周武帝毁灭佛法、焚毁寺院仅有四年，被邻国灭亡。有识之人，明察此事，方知事有先鉴。虽然寺院遭到焚毁废除，但岩崖佛像仍然挺立。 隋文帝开皇初年(581年)，大弘佛法，抄经造像。又重新维修装饰此身尊像，修建更大的寺院。大业五年(605年)，隋炀帝杨广亲自前来河西，礼敬此身佛像，并给此寺院施舍重金，重新扩大增建，使寺院更加繁荣壮丽，特此改变原寺旧额，重新题名为“感通寺”。因为这个缘故，又命画师工匠对这尊佛像模写传形。其身形不可测量，约高一丈八尺，刚测下尺度，最终总是变异，致使人们对佛崇信，寺院日渐增新。 我〓因贞观初年(627年)历游关外，所以拜访了慧达的本庙，他的图像端庄严肃，每日都有很多人敬拜。自石、隰、慈、丹、延、缓、威、岚等州，都图写他的画像，在当地供养。号名刘师佛。[注释] ①文成郡：古县名。汉代设置，属辽西郡，东汉时废。在现今河北卢龙县。 ②大冢〓：周代官名，六卿之首。后世把吏部尚书亦称作大冢〓。 ③此处“我”，指《续高僧传》的编著者唐代高僧道宣。他曾亲自拜访慧达本庙和图像。[附记] 一、此故事依据大唐西明寺高僧道宣编撰《续高僧传》卷25《慧达传》节录译写。原文见《大正藏》第50册，第644页。 二、有关刘萨诃的事迹还见如下资料： (1)梁·释慧皎编撰《高僧传》卷13神僧部中《慧达传》。但无刘萨诃预言番和郡御望山谷出佛像的事迹。见《大正藏》第50册，第409页。 (2)明成祖朱棣编撰《神僧传》卷3《慧达传》。内容比《续高僧传》简略。见《大正藏》第50册，第965页。 (3)《法苑珠林》卷103《感应缘》中引录《冥祥记·晋沙门慧达》，对刘萨诃因酗酒暴死，魂游地狱众苦的景情描述十分详细。但无刘萨诃西行河西，在凉州番和郡预言御望山谷出佛像之事。 (4)《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见《大正藏》第52册，第404页。 (5)《广弘明记》卷15《佛德篇·瑞像佛集》中录《凉州番禾县瑞石像》。见《大正藏》第52册，第202页。 (6)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文献《刘萨诃因缘记》。见伯希和劫经目录P3570、P3727，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7)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文献《高僧传赞·刘萨诃》。见伯希和劫经目录P2680，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8)《道宣律师感通录》。见《大正藏》第52册，第437页。 (9)《佛祖统纪》卷36《法运通塞志》，见《大正藏》第49册，第338页。 (10)《释氏稽古略》卷2，见《大正藏》第49册，第780页。 (11)《梁书·诸夷传·扶南国》。 三、有关刘萨诃故事的图像资料： (1)莫高窟宋代第72窟西壁帐门北侧上角绘有刘萨诃独身画像。有明确榜题：“圣者刘萨诃和尚”。 (2)莫高窟宋代第72窟南壁通壁绘有《刘萨诃因缘经变》。此壁经变画以刘萨诃预言凉州番和郡御望山谷出佛像为主，同时参考糅合了其他经典中有关刘萨诃事迹的情节。 (3)据敦煌研究院史苇湘先生考证：莫高窟唐代第203窟、第300窟、第323窟西壁佛龛山峦影塑中的依山佛像是“凉州瑞像”，即凉州番和郡御望山谷所出佛像的模塑。 (4)据敦煌研究院史苇湘先生考证：莫高窟五代第98窟、第61窟西壁背屏后面所画的佛像是“凉州瑞像”，是凉州番和郡御望山谷所出佛像的模写。佛像侧面所画的猎人射鹿和僧人训诲画面，是表现《刘萨诃因缘记》中的故事情节——刘萨诃杀生作恶，受其前世之师说法训诲而出家学道。以上两条，见史苇湘先生《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 (5)敦煌藏经洞发现绢画中，有残存半幅《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见斯坦因以劫得敦煌藏经洞遗画所编著的《千佛图录》第13图。 (6)敦煌藏经洞发现绣画中，有一幅精美完整的《凉州瑞像图》。见斯坦因以劫得敦煌藏经洞遗画所编著的《千佛图录》第34图。 (7)刘萨诃在甘肃河西、敦煌地区的圣迹传说很多。凉州番和郡即现今武威地区永昌县。永昌御望山圣容寺遗址尚存，依崖瑞像残身保存完好，佛头藏于永昌县博物馆。并在武威市医院原感通寺遗址发现了《凉州御山石像瑞像因缘记》残碑。碑文多半保存。见孙修身、党寿山著《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碑考释》，出处见下文。 四、研究刘萨诃的论著资料： (1)史苇湘著《关于敦煌莫高窟内总录》第7节《佛教史迹画》。见《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第19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2)史苇湘著《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见《文物》杂志1983年第6期。 (3)孙修身著《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三)》，见《敦煌研究》1982年试刊第2期，第88页。 (4)孙修身、党寿山著《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 见《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02页。 (5)孙修身著《莫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画》。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卷第20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版。 (6)孙修身著《刘萨诃和尚事迹考》。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编，第2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7)孙修身著《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见《文史知识》杂志1988年第8期。 (8)饶宗颐著《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见《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36页，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版。 (9)霍熙亮著《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见《文物》杂志1993年第2期。 (10)卢秀文著《刘萨诃研究综述》。见《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 (11)陈祚龙著《刘萨诃研究》。见《敦煌资料考屑》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2)[英]·海伦韦尔著《刘萨诃在莫高窟》。 (13)[英]·罗·怀德·菲尔德著《高僧刘萨诃与敦煌壁画》。见《东方月刊》1987年第3期。 (14)[法]·魏普贤著《敦煌写本和石窟中的刘萨诃传说》。 (15)[法]·魏普贤著《刘萨诃和敦煌莫高窟》。以上两条见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第1版。 (16)杜斗城著《刘萨诃与凉州番禾御望山瑞像》。见《段文杰敦煌研究50年
老子就是
央视有个纪录片是关于敦煌的，挺不错的
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1931。 陈寅格：《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北京，1958。 这些应该是国内的吧，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希望能帮到你。 还有这个《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 是在不行，你去大英博物馆，那儿绝对有，，，
看过一本《敦煌》不错日本文坛巨匠、芥川龙之介奖得主——井上靖代表作之一，荣获每日艺术大奖，无数读者从《敦煌》的故事中惊奇地注目中国西部，更有大批游人拿着井上靖的西域小说，走上去往敦煌的漫长征程。作家对人生对历史寄予了独特思考，对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亦有秉承和借鉴。在涉及这种题材时严谨的治学态度亦深得史学家称道。
《新民说 敦煌:众人受到召唤》，敦煌艺术入门10讲，敦煌艺术论略，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反弹琵琶，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书籍。
敦煌的藏经洞里一定是藏了历史的文献这都很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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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S3326《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 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酉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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