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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1年为例，苏州大学在山西省的招生计划中，文科最低分594分，最高分607分，平均分598分，理科最低分578分，最高分604分，平均分583分。1982年，学校更复名苏州大学。其后，苏州蚕桑专科学校（1995年）、苏州丝绸工学院（1997年）和苏州医学院（2000年）等相继并入苏州大学。学校校区苏州大学现有天赐庄校区、独墅湖校区、阳澄湖校区、未来校区四大校区，占地面积4586亩，建筑面积166万余平方米；学校图书资料丰富，藏书超500万册；拥有丰富的中外文数据库资源，电子图书215万余册，电子期刊192万余册，电子学位论文1225万余册。学校主办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教育科学版和法学版三本学报及《代数集刊》、《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中国血液流变学》和《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等专业学术期刊。其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近年来，刊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二次文献转载摘编，其转载量一直位居综合性大学学报排名前十。以上内容参考：苏州大学——第一部分：传统文理省份录取情况
2006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表明，苏州大学SCI索引名列全国高校第27位，2011年SCI索引排名位列全国学术机构第26位。 2013年，该校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国家级项目32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1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2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位列全国高校第18位；人文社科领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项，其中重大重点项目2项，1项成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5个，SCIENCE上发表论文1篇。2012年SCI索引排名位列全国学术机构第26位，2013年该校共申报专利1027件，授权专利450件。2014年，苏州大学获得国家自然基金立项306项，位列全国高校第16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22项，位列全国高校30位 。注：“校园风光”图册参考资料来源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CN32-1033/C是苏州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其前身为1906年创刊的《学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一。从2011年，学报进行全新改版，依托校内优势学科，开设特色专栏和专题，实行栏目或专题特约主持人制度，并积极进行组稿和约稿。在原有“明清近代诗文研究”“吴文化研究”和“城镇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哲学与时代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法治与社会发展”和“汉语言文字研究”等专栏及“社会保障专题研究”和“学术关注”等系列专题。截至2015年，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中心最新检索统计，《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刊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二次文献转载、摘编91篇次，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列第3 位，在全国2379种学术期刊中列第27位。同时，学报先后入选最新版北图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武汉大学的“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社科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南京大学的“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四大权威数据库。2014年1月，《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明清近代诗文研究”专栏入选教育部第三批“名栏”建设工程。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CN32-1843/G4是苏州大学主办的综合性教育科学学术期刊。创刊于2013年12月，秉承的是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1906年东吴大学创办之《学桴》的遗训。 《代数集刊》Algebra Colloquium《代数集刊》CN11-3382/O1是创刊于1994年的一份国际数学刊物，最初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主管主办，2004年起改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与苏州大学合办，每年1卷4期（3月、6月、9月、12月）用英文出版。代数集刊的办刊宗旨是刊登代数学及相关领域高水平的创造性论文，确保学术质量，把办成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学术刊物作为奋斗目标。对《代数集刊》进行索引或摘要的有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即SCI的扩展版或SCIE），Research Alert，CompuMath Citation Index (CMCI)，MathSciNet, Mathematical Reviews (MR)，Zentralblatt Math (Zbl)，AJ VINITI（俄罗斯数学文摘），Scopus，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数学文摘等。 《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是中国丝绸（纺织）行业介绍丝绸科技、生产、管理、贸易信息及反映当今世界丝绸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全国性专业综合刊物 。由苏州大学和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苏州）共同主办。 《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主要刊发丝绸行业技术与管理、设计与工艺、产品与市场等方面研究成果和信息资讯，反映丝绸科技、生产、贸易发展趋势，服务丝绸行业的创新与发展。主要栏目包括：研究探讨、技术与管理、服装、设计与流行、品种花色、综述与评介、国内外信息。 《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系省一级期刊，由《中国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1991年10月创刊，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苏州大学主办，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承办。国内著名血液学专家阮长耿院士任首席顾问，葛建一院长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王天佑教授任主编。国内生物流变学领域著名专家吴云鹏 、廖福龙、施永德、文宗曜、翁维良等专家均鼎力支持，担任杂志编辑委员会资深编委。《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为血液学科国内唯一期刊，除完成期刊出版任务外，还开展了学科理论普及，新技术临床推广应用的工作。召开全国学术交流大会；参与组织全国临床科研协作；组织全国专家制定血液流变学检测规范化建议；指导企业研发适合临床应用的检测仪器等。 以上工作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血液流变学分会的工作，为新学科在我国推广应用做出开拓性贡献。
“苏州大学院校代码:10285 苏州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2011计划”首批入选高校,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直接邮寄：辽宁锦州渤海大学**学院就可以了，邮编121000锦州不大，没必要写什么松山新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关键是学院、年级别写错了，各个班级都有专人取信的。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翻译学概论》（全国翻译硕士研究生教材），译林出版社，2009。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在美国》，苏珊·桑塔格著，译林出版社，2003。 《当代英国翻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 翻译规范与研究途径, 《外语教学》，2009年第1期。 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东方翻译》，2009年第1期（创刊号）。 胡适译诗与现代翻译规范的构建，《译苑新谭》，2009年。 《域外小说集》与翻译规范，《外语研究》，2009年第6期。 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 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翻译学学科报告, 《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报告2007》, 重庆出版社, 2008年5月。 翻译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报告》，2007年7月。 导读，《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 从政治模式到文学模式的演变——论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现代诗歌翻译的“独行之士”——论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 第5期全文转载）。 论马君武译《哀希腊》中的“讹”， 《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 梁启超与《哀希腊》的本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 翻译研究的趋势与中国译学现代化，《中国外语》，2006年第2期。 胡适译诗的平民化倾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 胡适译诗与新诗体建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交叉与融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文本功能与地名译写，《上海翻译》，2005年第2期。 多元系统，《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胡适诗歌翻译与传播媒介，《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 胡适译诗与经典重构，《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秘密的分享者——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译者意图与文本功能的转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庞德与胡适——翻译策略的文化思考，《外国语》，2003年第6期。 历史的重构与艺术的乌托邦，《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 论胡适诗歌翻译的转型，《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硬币的另一面——胡适诗歌翻译转型中的主体性，《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D Eugene N《外国语》，2000年第3期。
论著目录(*号者为著作，其余为论文)《关于华文教学当地化的若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华文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以“国、中、汉、华、唐”为上字的词与社会认同建构》，《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上编副主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海外华语传播概况》（2006），上编副主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现代华人社会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再考察》，《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1期。《汉语的国际地位与国际传播》，《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海外华语传播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海外华人的母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长江学术》，2007年第1期。*《当代语言生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普通话语言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字母词规范设想》，《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商务印书馆，2006年。《语境研究与社会语言学——读王建华等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汉语学习》2006年第5期。《以辅助专业课教学为目的的汉语教学：实践和思考》，《对外汉语研究》第2期，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上编副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总述》，《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2006年5月由国家语委正式发布，商务印书馆2006年9月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海外华语传播概况》，发布和出版同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海外华人华侨分布》，发布和出版同上。《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2期。《对汉语中父亲称谓系列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1期。《说N三题》，《修辞学习》2006年第1期。*《语言与语言应用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马来西亚：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暨南学报》，2005年3期。2004年12月澳门语言学会年会主题报告。2005年1月、6月曾分别在第四届双语国际会议、语言与认同研讨会演讲。《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理想与现实》，《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河南境内中原官话的“哩”》，《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近20年来的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修辞学习》2005年第5期。《对字母词规范的设想》，《辞书研究》2005年第4期。《广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年第2期。（署名：郭熙、曾炜、刘正文）*《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操”+过+处所词语讨论的思考》，《语文建设通讯》79期，香港，2004年。《“操”的讨论的意义》，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9月7日。《“对外汉语学”说略》，《汉语学习》，2004年第3期。《回忆我的导师张礼训先生》，收入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又《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4秋季号（总26期）。《要重视语言学教学参考书的编写》，《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语言文字周报》第1082-、84、85连载，又收入莫砺锋主编《南京大学中文系90周年系庆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论全球华语辞典的编纂》，第二届国际中国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澳门）论文，2003年11月。《海外华人社会汉语教学的若干问题》，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论文(新加坡)，2003年11月。《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3期。又载《国际汉学集刊》第一辑，陈学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商，2004年。*《应用语言学概论》（副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中国社会语言学》创刊号，2003年。《普通话词汇与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论域内外汉语协调的原则和方法》，《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配合环境的双语教学》，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2月5日。《语言教育若干问题之管见》，《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华语的规范与协调》(与汪惠迪合作)，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7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现状与前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衔接——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例》，首届亚太地区中文工作坊（香港，2001）论文，后载《汉语学习》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12期转载。《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又收入周胜鸿等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鹭达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华语与普通话：由来、特点及其他》，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1年4月11日—12日。《对新时推普的一些思考：以江苏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期摘载。《语言学概论》（编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汉字误读误写现象札记》，于根元《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苏南地区河南话的归属》，《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聋儿双语教育浅谈》，《现代特殊教育》1999年第6期。《新一轮“推普”：特点、问题和对策》，见《语文建设》（北京）1998年第11期。《苏南地区河南话变化的初步考察》，见《南京社会科学》（南京）1998年第8期。《当前我国语文生活的几个问题》，见《中国语文》（北京）1998年第3期。《磨盘话词汇选》，见《南京大学中文学报》（南京），1998年期。《当前社会称谓问题小议》，见《语文建设》（北京）1997年第9期。《磨盘话音系》，见《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中国语文工作者的使命》（署名郭伯康），见《语言文字应用》（北京）1996年第3期。《世纪交替中的中国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见《语言文字应用》（北京）1996年第4期。《磨盘话同音字汇》，见《镇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见《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2期。《谈谈古代的方言及其发展》，见郭维森、柳士镇主编《古代文化基础》，岳麓书社，1995。《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署名郭伯康），见《语言文字应用》（北京）1994年第3期。*《语文知识与公文写作》(参加编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论“‘一样’+形容词》。见《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北京),1994。*《汉语新语汇词典》(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1993。*《聋儿早期康复教育——理论与方法》(与李绍珠、周兢合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3。*《聋儿早期康复教育——教学活动设计》(与李绍珠、周兢、李凡合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3。*《汉语时兴词语词典》(中文撰稿人)。译林出版社,南京。1993。《要进一步放宽语言政策》。见《现代特殊教育》(南京)1993年第1期。*《应用汉语教程》(参加编写)。北京语言学出版社,北京。1992。《汉语、汉字和汉语现行书面记录系统的问题及其对策》。见《语言文字应用》（北京）1992年第3期。《试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见《双语双方言》（二），彩虹出版社，香港。1992。又见《语言学通讯》(武汉)1993年1-2期。*《初等语文》(参加编写)。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1992。《试论新闻语言的基本特征》。见《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丹阳埤城的河南方言岛》（与蔡国璐合作）。见《徐州师院学报》（徐州）1991年第2期。《“动词+‘到’+处所词语”的十二种句式》。见《语言学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北京。1991。《英语儿童语言量表在汉语中应用的探讨》(与周兢、李凡合写),见《国际心理测量学术会议论文集》,1991,南京。《礼貌语言要得体》。见《平顶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汉语听力损伤儿童语言康复中语音教学的几个问题》(与李绍珠、周兢合写)。见《南京师大学报》（南京）1990年第4期。《语法·语义·语用》。见《盐城师专学报》（盐城）1990年第4期。《新闻表达中的逻辑结构》。见《学语文》(芜湖)1990年第6期。《论大陆与台港汉语在词汇上的差异》。见《双语双方言》，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1989。《新闻语言和新闻表达》。见《采与编》(南京)1989年第5期。《对比分析：应用语言学一个方兴未艾的分支》。见《社科信息》（南京）1990年第10期。《新闻语言和缩略语》。见《许昌师专学报》（许昌）1989年第1期。《“动词+‘到’+时间词语”的三种类型》。见《平顶山师专学报》(平顶山)1989年第1期。《现代汉语教学问题刍议》。《语言学通讯》(武汉)1989年3-4期。《“动词+‘到’+时间词语”的两种句式》。见《汉语学习》（延吉）1988年第1期。《〈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质疑》。见《语言学通讯》（武汉）1988年第1期。《关于“动词+‘到’+处所词语”的句法分析》。见《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又见《语法求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1988年。《汉语同义成语词典》（与蒋荫楠合作）。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7。《“放到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见《中国语文》（北京）1986年第1期。“这个”和“那个”。《大众修辞》（上海）1986年第1期。《汉语介词研究述评》。见《徐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1986年第8期。《国文法草创述评》。见《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语言文字专辑)。《虚词和虚词教学》。见《中学教学语法阐要》，语文出版社，北京。1985。《“个”的词性》。见《语文学习》(上海)1985年第2 期。《现代汉语中有比喻意义的词》。见《汉语论丛》，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目前语言研究中术语使用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研究生论文专辑）。《〈语言的美和美的言语〉述评》(与张晓铃合写)。见《修辞学习》(上海)1984年第3期。《说“永远”》。见《教学通讯》(郑州)1984年第7期。《台湾的语文教学》。见《河南教育》(郑州)1984年第5期。《关于“是”的用法的几个问题》。见《河南教育》(郑州)1985年第7-8 期。《关于“东南部气候……”》。见《河南教育》第1985年第4期。《说“x笑”》(与张晓铃合写)。见《汉语学习》(延吉)1984年第1期。《新词语用法举例》(与张晓铃合写)。见《汉语学习》1985年第2期。《谈“东山再起”及其他》。见《中学语文教学》(北京)1980年第7期。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前身是1979年8月10日，经辽宁省教育局批准出版的《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原《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名为《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辽宁商专学报》刊号由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收回。《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多次被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高校优秀学报
男，汉族，1970年5月生，河南登封人，副教授职称，中共党员。9～7 郑州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就读。9～7 登封五中任教。9～7 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统招）。9～7 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任教。9～1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公费）。2008年元月至今，河南科技大学任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社会兼职：鸦片战争博物馆特约研究员，负责国家文物局在2006年启动了“明清海防遗存保护前期研究”工程中的船炮问题研究。二、1999年9月～至今的科研业绩主要从事中西军事科学技术史与科技哲学研究，2002年以来，发表的论文有40多篇，其中独著35篇，其中北京大学2008年版认定的中文核心期刊25篇（含2008～2009年版认定的CSSCI来源期刊20篇）。所发表的论文中被《国务院参事室文摘》转摘1篇；《中国社会科学报》转摘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1篇；《新华文摘》论点摘编2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3篇；《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论点摘编3篇。主持或参加的国家级课题2个，出版书籍2部。2009年度获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荣誉称号。参加的课题[1]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6年度“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炮材质比较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2006BAK20B003，两个研究者中的第一负责人，2009年6月结项。[2] 2007年度国家重大社会科学课题清史工程三级项目～《清史图录·军事卷》两个研究者中的第二负责人。项目编号：200710120503005。（2）近5年发表的论文如下：[1] 刘鸿亮：《侵华英军“利炮”探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6号（第133期）第3版。五千字。[1] 刘鸿亮：《洋务运动以前中国火炮的盛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8。五千字。[2] 刘鸿亮：《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炮弹研究再析》，《史林》2010，（3）：86～99。2万字。《史林》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3] 刘鸿亮、张建雄：《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复合金属炮技术盛衰的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2）：86～93。5万字。《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4] 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铁炮射速的比较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5）:71～77。5万字。《国务院参事室文摘》2009年11月8日转摘；《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3日转摘。《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5] 刘鸿亮、孙淑云、牛书成：《鸦片战争时期中西铁炮制造技术优劣的比较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8）:103～108。1万字。《自然辩证法研究》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6] 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卡龙炮技术的初步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9）:145～153。5万字。《社会科学》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7] 刘鸿亮、孙淑云、李晓岑、李斌：《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调查研究》，载《海交史研究》2009，（2）：104～127。3万字。《海交史研究》为专业性期刊。[8] 刘鸿亮、张建雄：《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龚振麟铁模炮技术的研究方法新谈》，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16～26。2万字。[9] 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铁炮材质的比较研究》，载《清华学报》（台湾），2008，（ 4）：563～598。4万多字。台湾《清华学报》为国际性期刊和SSCI来源期刊，是中国最早在刊名上缀以“学报”二字并以学校名义出版的学术期刊。[10] 刘鸿亮、孙淑云：《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炮弹的技术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3）：63～68。1万字。《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1] 刘鸿亮：《明清两朝红夷大炮的射程问题研究再析》，载《历史档案》2007年第4期，5万字。《历史档案》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2] 刘鸿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发射火药的技术研究》，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11～118。2万字。《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5期（页192）做了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1期做了论点摘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3] 刘鸿亮：《关于16～17世纪中国佛郎机火炮射程的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2006，（10）：185～192。5万字。《社会科学》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4] 刘鸿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性能比较》，载《清史研究》2006，（3）：31～43。2万字。《清史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页187～188）2006年第6期有论点摘编；《光明日报·文摘报》2006年9月8日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41～51页）》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6期（页186）做了论点载编。[15]刘鸿亮：《明清两朝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载《社会科学》2005，（12）：86～95。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社会科学》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6] 刘鸿亮：《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5）：87～90。1万字。《新华文摘》2005年第23期做了论点摘编。《自然辩证法研究》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7] 刘鸿亮：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10～114。1万字。《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18] 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衣）大炮的射程及其问题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78～83。2万字。《新华文摘》2005年第1期（页161）有论点摘编。《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9] 刘鸿亮：《科技：是天使抑或是魔鬼》，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5～7。5万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0] 刘鸿亮：《明清王朝红夷大炮的盛衰史及其问题研究》，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1）：1～5。1万字。[21] 刘鸿亮：《徐光启与红夷大炮问题研究》，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2～47。1万字。《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5期有论点摘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 [19] 刘鸿亮、杨超华：《中国大学“泛行政化管理”模式与“量化考核”评价机制亟待改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2）：101～102。5万字《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0] 刘鸿亮．《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博士官”现象的一些思考》，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1）：50～53。1万字。《中国行政管理》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1] 刘鸿亮、岳秀红：《透析高校师资管理中的“人才流失”现象》，载《教育探索》2005（1）：55～570。8万字。《教育探索》为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22] 刘鸿亮：《“博士官”问题探析》，载《中州学刊》，2005，（1）：77～80。1万字。《中州学刊》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3] 王冰峰、刘鸿亮：载《高校师资管理中的“人才流失”和“以人为本”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4，（11）：141～143。1万字。[24] 刘鸿亮：《“博士官”现象在高校干部管理中的一些思考》，载《扬州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4，（5）：62～65。1万字。[25] 刘鸿亮、李清聚：《高校教师授课满意度以“学生评教为第一”的辨证再思考》，载《大学教育科学》2004，（3）：57～60。1万字。[26] 刘鸿亮：《透析高校教师“两栖化生存”现象》，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7-89。1万字。 [1] 《中原文化大典-科技典-化学卷》，2008年4月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2001～2006年全国重大出版工程、河南省文化建设重点项目、河南“国书”之称，10万字。[2] 《科学技术史》，独著15万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3] 《中英火炮与鸦片战争》，独著35万字，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拟出版。[4] 《中英战船与鸦片战争》，独著28万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拟出版。
中文核心又叫北大核心北核各几年都在变动的，所以需要发表什么方向的刊物，该刊物是否是核心期刊，可以实时的进行查询 查询网址如 知网、万方、维普、之类的。但是只要是核心期刊知网都会收录的。所以一般都是在知网查询就可以了。
《社会公共性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 《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哲学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1990) 《人活动的效率》(人民出版社1990) “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与王维国合作)，《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 “论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与宋洪云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社会运行中机制的特点及优化途径”(与曹延莉合作)，《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 “从社会利益机制看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与谭清华合作)，《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方向引导机制”(与王锦刚合作)，《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动力机制”(与王洪波合作)，《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公共利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谭清华合作)，《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 “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 2008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23期转载 “论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与谭清华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 “实践、历史、方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维度”，《理论视野》2008年第2期 “文化的相对性与文化相对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2期转载 “解决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几点思考”(与宋洪云合作)，《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 “实践的权利和实践批判的权利”(与万林艳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转载 “构建和谐的社会有机体”(与王文兵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文化自觉与社会秩序”(与王文兵合作)，《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文化: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转载 “从社会有机体看和谐社会之构建”(与王文兵合作)，《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 “反思‘热点’现象”(与韩娜娜合作)，《学术界》2005年第4期 “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性及其当代诠释”(与曹鹏飞合作)，《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公共性论纲”(与王维国合作)，《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人才的培养、使用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人才》2004年第3期 “主体性是人的生命自觉的一种哲学表达”(与王文兵合作)，《唐都学刊》 2004年第2期 “《大学》的经济哲学与当代大学使命——《礼记·大学》探微”(与刘克苏合作)，《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学报之路与大学之道”(与武京闽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哲学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与王维国合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理论前沿》2002年第12期 “哲学社会科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周笑冰合作)，《新视野》2002年第5期 “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与田建华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无法消解的主体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CUPA)》2002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 “论人类主体及其主体性”，《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定位”，《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9期 “论社会群体及其主体性”，《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信息与网络时代的主体”，《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反思物质需求:无限还是有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认识的基础、对象及与实践的关系”，《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 “公共领域的哲学:新的生长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世纪之交哲学的走向”，《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人的认识的主体性”，《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 “确定实践标准的实际意义与哲学内涵”，《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 “尊重感觉：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世纪论评》1998年第5-6期 “大文化观念：一种理解和行为的依据”，《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 “只要人类在思考，就会遇到哲学”(与吴汉民合作)，《新视野》1997年第6期 “认识的进步与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认识的效率意义与有效率的认识”，《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哲学与社会文化理想”，《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转向大文化观”，《新视野》1996年第3期 “哲学的本性与前途”，《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与品格”，《新视野》1995年第1期 “社会组织与道德建设”，《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12期转载 “名牌的生成:一种特殊文化的创造”，《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 “从涡流到势流:走向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论建设和创造的主体性”，《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5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转载 “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从社会价值取向看21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与曹明德合作)，《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思维操作及其偏差的校正”，《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人的活动效率规律寻踪”，《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 “社会意识的功能”，《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5期 “人的活动方式与效率”，《现代哲学》1990年第2期 “人的活动与效率”，《哲学研究》1989年第6期 “论活动的展开和有效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制约活动效率的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论人的活动效率观念”，《高校理论战线》1989年第3期 “有关人活动效率之诸关系”，《社联通讯》1989年第3期 “论人的活动效率观念”，《高校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解放 探索 实践”，《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12期转载 “哲学的分化与综合”，《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 “哲学研究中的假说方法”，《现代哲学》1988年第2期 “社会系统中的被动效应和主动效应”，《天府新论》1988年第1期 “理性的哲学与哲学的理性”，《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转载 “略论哲学基本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转载 “人的主体性的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英文版1987年第4期 “略论从物质和意识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的和逻辑的演进”(与李秀林合作)，《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哲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启迪——读艾思奇同志抗战前期一组文章随笔”(与肖前合作)，《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再认识”(与肖前合作)，《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转载 “现代化潮流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6期 “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哲学研究》1983年第7期 “论人心所向”(与李秀林合作)，《光明日报》1983年3月21日，《新华文摘》1983年第5期转载 “论唯物辩证法的‘斗争’范畴”(与肖前、李德顺合作)，《哲学研究》1981年第11期，《新华文摘》1982年第1期转载 “世界物质统一性的证明问题”，《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 “试谈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美洲华侨日报》1980年3月31日 “假左真右的一大‘发明’——评所谓‘知识公有化革命’”，《吉林日报》1978年3月28日 “也说知识的功罪——驳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与刘云平合作)，《吉林日报》1977年11月15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第一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 李秀林等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哲学素质培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汪永祥主编《马克思主义原理纲要》(试用本)(参编，企业管理出版社1993) 肖前等主编《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参编，人民出版社1991)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参编，人民出版社1983) 杨焕章主编《简明哲学原理》(参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008年，教育部理论研究委托课题：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互动机制研究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马克思的实践和实践批判理论 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的活动的公共性及其限度研究 200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华夏复兴论：一种历史哲学和文化 “化为素质和能力的唯物辩证法——谈李瑞环《辩证法随谈》”，《改革内参(决策版)》，2009年第10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评介”(与谭清华合作)，《教学与研究》 2007年第6期“道不远人 在学与用——写在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出版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诚信的结果是双赢”，《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2年第3期“文化的追求与反思”(与杨悦合作)，《学习时报》2001年11月12日 “与其虚拟‘上帝’ 不如诚信为人”，《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0年第3期“科学精神是增强科学素质的深度要求”，《前线》1999年第11期“改革开放：创造力的激发和引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治国与治国方略——来自《中华治国方略文库》的启示”(与刘敬东合作)，《当代学术信息》1998年第5期“面向特区现实的理论思维──读周文彰《特区导论》”(与刘克苏合作)，《哲学动态》1997年第3期“人生难得是恬淡”，《现代交际》1997年第3期“如水之交”，《现代交际》1994年第11期 “关于个人问题的哲学沉思——《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引论》评介”(与曹明德合作)，《当代学术信息》1994年第2期“创造: 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广义认识论原理》评介”(与曹明德合作)，《哲学动态》1992年第10期“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小体系的年代——关于哲学发展的一点想法”，《光明日报》1986年4月28日
《试论魏晋南北朝“门生故吏”制的演变》世纪之交的史学《惊人相似的历史局面--兼论秦、隋速亡及汉、唐长久兴盛的原因》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略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制土分民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5月《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7月《从性比例失调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民族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湖南南塘刘氏家族源自中山刘氏质疑》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试论土壤微量元素变化与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文明进程》史林2006年第3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6期《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年第5期《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5期《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从尹湾汉简看汉末东海郡的性比例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3期《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史林2008年第6期《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女户”问题》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的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收入《佗城开基客安家》文集,1997年12月出版《从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得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从吴简蠡测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 《史学月刊》2005年12期《中国生态社会史学刍议》2008-04-21 光明日报未看到原文如下：《关于实行超生人口税的建议》《试论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与弊》《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试论两汉“门生故吏”制的形成》《论谢安与淝水之战》
科研项目： 主持： 奥古斯丁美学思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1立项，已结项。 第53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二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2013年立项。 20世纪中国“美学热”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研究项目，2015年立项。 参与：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评价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负责人，2012年立项。 西方美学通史1-2卷，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第1卷《古希腊罗马美学》负责人，2014年立项。 3 抗战题材影视剧生产与消费调查研究，中国文联部级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执笔，2013年立项 (已结项) 。 新时期湖北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路径研究，湖北省文化厅委托项目，研究报告执笔，2011年立项（已结项）。 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武汉大学“70后团队项目”，子课题负责人，2012年立项。 学术论文：《艺术作为救赎的阶梯——奥古斯丁的音乐美学思想新探》，《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总第33辑。 《“无利害性”原则源于奥古斯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4日。 《社会学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美学热”》，《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4年第11期全文转载 《中国审美现代性肇端的社会学考察》，《东亚人文学》（韩国），2014年总第28辑。 《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的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形式游戏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活动中的功能问题 》，《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 《政党、民族、全球——抗战题材影视剧中社会历史意识的变迁》，《文艺新观察》，2013年第5期。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主流影像叙事——以<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为例》，《东北亚文化研究》（韩国），2013年总第37辑。 《艺术与货币：消费社会中的审美伦理》（第二作者），《洛阳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 《当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新文学视野》（笔谈），2013年第3期。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的危机》，《文艺争鸣》2012年第7期。 《奥古斯丁的“情感”理论》，《云梦学刊》2012年第3期。 《浅谈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评价机制中的几个问题》，《长江学术》（笔谈）2012年第2期。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网络玄幻小说》，《兰州学刊》2012年第11期。 收入欧阳友权编：《网络与文学变局》，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培植“艺术心”：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第二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数是美的依据——奥古斯丁美学思想新探》，《外国美学》2012年总第20辑。 《浅析普罗提诺思想中的审美与灵魂的回归理论》，《哲学门》2011年总第24辑。 《奥古斯丁与现代美学的兴起》，《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 《电视、身体、审美——消费社会背景下的电视娱乐节目管窥》，《理论月刊》2011年11期。 《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与“类型文学”的兴起》，《兰州学刊》2011年第7期。 《浅论老子“道论”的美学内蕴》，《中国文化研究》2011春之卷。 《“摹仿说”探源》，《长江学术》2011年第4期。 《缪斯与上帝的相遇—生存论视域中的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悲剧的诞生〉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兰州学刊》2010年第2期。
1、现在的郑州大学前身是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与2000年7月10日合并。2、郑州大学的历史如下：（1）原郑州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91年黄河大学并入。1996年11月通过国家“211工程”部门预审，1996年6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复，将郑州大学列入国家“211工程”项目院校进行重点建设。（2）原郑州工业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原化工部直属的重点院校。原名郑州工学院，1996年4月更名为郑州工业大学。经过37年的建设和发展，合校前已成为以工为主，文、理、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工科学校。（3） 原河南医科大学1928年在开封成立，原名河南大学医科，后改名河南大学医学院，1952年从河南大学分出，更名为河南医学院，1957年迁至郑州，1984年更名为河南医科大学。合校前河南医科大学是以医学为主的省属重点高等医科院校。 （4）现郑州大学2000年7月10日，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郑州大学，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出席大会并宣布新的郑州大学成立。2004年2月27日，正式成为国家教育部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重点大学，也是全国第一所省部共建大学。2010年6月，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名单。2017年9月，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双一流）”名单。2018年3月，郑州大学由“省部共建高校”升格为首批“部省合作共建高校”，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序列。3、历届校长：（1）原郑州大学嵇文甫（10—10）、王培育（11—07）、刘兰坡（07—04）、樊道远（07—04）、车得基（04—08）、曹策问（08—07）。（2）郑州大学曹策问（07—01）、申长雨（02—10）、刘炯天（05—今）。4、校区：主校区（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南校区（郑州市大学北路75号）、北校区（郑州市文化路97号）、东校区（郑州市大学北路40号）。扩展资料：郑州大学的学术资源：1、馆藏资源：据2015年12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郑州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由原郑州大学图书馆、原郑州工业大学图书馆、原河南医科大学图书馆合并组建而成，共拥有一个新校区中心馆和三个老校区分馆。总藏书量为9万册，中外文报刊18325 种，其中纸质报刊3325种，另有音像资料11119件，已形成了理学、工学、医学、文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性馆藏资源体系。另外可以检索、利用的中外电子图书约249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共计5万种；还有Dialog国际联机检索系统，可提供600多个大型专业数据库的使用。 2、学术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60年，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发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图书情报学、文学、语言学、新闻学等方面的学术性文章。设有“人学研究”、“环境资源法研究”、“书简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栏目。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是由河南省教育厅主管、郑州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57年，设有“特约述评”、“食管癌研究”、“系列研究”、“论著”、“应用研究”和“研究快报”等栏目。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进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引文分析数据库（CSTPCD）、中文科技期刊数据（CSTJ）、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等多种重要数据库。被美国化学文摘、哥白尼索引等多种权威性文摘期刊摘录。《郑州大学学报（理学版）》创刊于1962年，原刊名为《郑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自然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理、工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综合评述方面的学术论文。被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并被美国《数学评论》、美国《化学文摘》、德国《数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和波兰《哥白尼索引（IC）》等国际性文摘杂志收录或评论。《郑州大学学报（工学版）》创刊于1980年，原名《郑州工业大学学报》，是郑州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双月刊，该刊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主要刊登工学各学科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及工程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已经被美国《化学文摘》、《数学评论》、《剑桥科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波兰《哥白尼索引》、英国《科学文摘》等重要数据库和文摘固定收录。 《磷肥与复肥》创刊于1985年，由郑州大学与中国磷肥工业协会主办，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批认定学术期刊，被美国化学文摘（CA）摘录《美与时代》是由郑州大学主管、河南美学学会和郑大美学研究所主办的美学和艺术学学术期刊，被出版署列为“双效期刊”，进入中国“期刊方阵”（骨干期刊）。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郑州大学郑州大学-历任领导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简介郑州大学-郑州大学历史沿革
永安方音的内部差异（与邓享璋合作） 集美大学学报 2006年第二期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与邓享璋合作） 暨南学报 2006年第3 期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 商务印书馆 2006年3月《祖堂集》的动态助词研究 （林新年著）序 ，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4月《醒世姻缘传》及明清句法结构历时演变的定量研究（李焱著）序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与徐睿渊合作）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虚化的终极：合音——以烟台方言若干虚成分合音为例（与张占山合作）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教材语言三议（与徐睿渊合作） 汉语学习 2007年第3期对双语教学的几点理解 山西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绕开汉字走，还是缘着汉字上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7年第5期闽南话的几个虚字眼儿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再说广州话“听日”和“琴日”及词汇音变 中国语文 2007年第5期汉语反义复词研究（杨吉春著）序 中华书局，2007年1月中国语言学的转型和当代任务 《大一课堂》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汉语亲属称谓研究（胡士云著）序 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闽北方言研究》（潘渭水）序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9月论汉语方言的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百年学术大系（下）》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百年学术大系（下）》，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汉语方言的接触与融合 汉藏语学报 2008年第2期客家方言的“不对应词” 《客语纵横》——第七届国际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2008年11月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08年第2期再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闽台文化研究 2008年第3期《琼北闽语词汇研究》序 符其武：《琼北闽语词汇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11《普通话九大簋》序 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2008，9汉语的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四）》 商务印书馆，2008，9福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历史，现状与思考） （第九章，方言）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9再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闽台文化交流 3 （漳州师院）李如龙先生访谈录 《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11论大语文教育 （与吴茗合作） 汉语学报 2008年第四期（11月）香港福佬系的方言 (与张双庆合作) 中国语文研究 2009年第一期(3月)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9年第七期转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喜读《汉语方言地图集》方言 2009年第2期论汉语的单音词 语文研究 2009年第2期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其相关的研究 《经典与理论——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II）》 2009年5月关于客家方言研究的若干问题 《客家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相关的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9年第4期（7月10日） 9-17页语汇学三论 《汉语语汇学研究》温端政、吴建生主编，商务印书馆 2009年7月论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中国语言资源论丛（1）》商务印书馆，2009年9月音韵与方言结合的光辉典范 ——自《汉语音韵讲义》缅怀丁声树先生 《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再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社，2009年11月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汉语方言研究文集》（代序）《汉语方言学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论“不对应词”及其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学研究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声韵调的演变是互制互动的 《汉语方言学研究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濒危方言漫议 《南方语言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 序 《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研究》（万波）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2月罗杰瑞先生对汉语方言分区的贡献 《罗杰瑞先生七秩晋三寿庆论文集》余霭芹、柯蔚南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2010年6月论对外汉语基础教材建设 海外华文教育 2010年第2期（6月15日）8-15页量词”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与孟繁杰合作) 中国语文 2010年第5期(469-476)
【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陶渊明性格分析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19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19 回复此发言 -------------------------------------------------------------------------------- 3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晋书·陶渊明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 4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迦陵论诗丛稿》）。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 5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 6 回复：【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页，第150—151页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学社刊印，1945年9月 [4]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1页 [5]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6]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7]宋恪震《陶渊明归隐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8]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63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63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1][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和一般人一样，面对生活，陶渊明也有着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一番熬炼后，终能达到调和境穆的境界。他诗中的冲澹，想必也是几许辛酸苦闷所换来的。他的诗不单只描写田园的乐趣，主要反映他酷爱自由的天性，高洁脱俗的人格，他也并非是一个单纯避世高蹈的隐士，而是为追求安顿心灵，适合个性的处所。宋书、晋书、南史都将他归类为“隐逸诗人”，他甘心忍受物质困窘的压力，去追求真实淳朴的精神生活。唐代追寻“终南快捷方式”的隐士是不能与之匹配并比的。他的特色是处处近人情，胸襟高超却不唱高调，仍保持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使人倍觉亲切。仕宦与隐逸贯串出靖节先生的一生，他在仕宦里获得的是矛盾痛苦，在隐逸里获得的是和谐喜悦，从矛盾到和谐，从苦痛到喜悦，四十岁之前他一直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其实在纯净的内心世界，他何尝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的心一直以来都是向往丘山、园林，希望过归隐的生活，然而为了口腹儿女，受到家世、教育，无形的压力，屡屡以心为形役，又一次一次地把这个决定推延。“犹望一稔”不只是任彭释令的心情，也是乙巳年前一生的写照，推延顺心的时间，希望可以多得一点连他自己也未必晓得是什么的好处。 妹妹之死使他具体领悟到人生的倏忽无常，“当年距有几？纵心复何疑”，已由头脑上的明白，转化成切身的感受。此次一悟二十二年，“吾驾不可回”，安贫守道，帮助他把家族的光荣，世人的白眼，妻儿的噜叨埋怨，所受的儒家教育等来自多方的压力都消化得一乾二净，终于达到纵浪大化，称心无疑，乐天委分，任真忘我的境界。 四十岁是个重要的关键，人到了中年，往昔的迷惑、执着，终会随着生活中种种的历炼而逐渐净化、单纯，看透了一些事，也明白了一些理，终可以下决心作一番取舍去留。如果程氏妹之死提早五年、十年，陶渊明或许不致于有如此的觉醒。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是一句了悟后的经验谈。《归园田居》五首便是陶渊明澄澈滤净后的新生活描绘，是他辞官归隐后，躬耕田亩的真实写照。他看重衣食以及经营衣食的劳作，不肯像一般隐者作社会的消耗者，他说过：“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于是扛起锄头，决心做庐山脚下赤贫的农民。《归园田居》第一首，畅述他重返自然的欢欣，失而复得的真情，彷佛下了极大的决心，从今后要紧紧抱着“邱山”，不再让自己迷失在“尘网”。的确，违背本性是一件痛苦的事，天宽任鸟飞，渊深快鱼游，总有一个舒坦自在的世界时时在呼唤着“不如归去”，可是一旦误入尘网又岂能轻易抽身呢？陶渊明费了三十年的挣扎，而我恐怕是一辈子的苦恼。时代越繁荣进步，尘网织得越密，越难脱离。至此，总算能解陶渊明何以徘徊在出仕及退隐间而不能决定的苦楚。亲情、荣耀、学问，都一一成了五花大绑，绑住最清灵的真心。苦，莫甚于此了。 每个人都该有他性情相得的世界，不幸流落外界，总因不适应而显得笨拙、苦恼。陶渊明在彭泽归去后，欢欣地接纳自然，归向田园，那榆柳交应、鸡鸣狗吠的乡间，那“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生活才是他要的世界，他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四）这种既得归宿的幸福，好叫人羡慕！真希望我也能有机会走入自己的世界。 归园田居第二首，写他弃绝世俗后，乐享田园的平静。“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乡曲间，多的是纯朴善良的人物，单纯无杂的情怀，这种新生活平淡中有味，简朴中意长。人也只有到此地步，才能真正享受清静。人情的频频交往，固然可以热闹生活，却必须付出自由，付出时间，所以清静是寂寞换来的。一个文人没有可以切磋的友伴，没有可以交相问难的同好，是孤寂的。归隐后生活的贫困，耕作的劳累，没有知音可以倾吐。“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坚持是无人能解的寂寞，但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罢了。 虽然，陶渊明最后的二十二年田园生活在物质方面是失败的，因穷困而来的种种问题，也无法动摇初衷，这种决心是开悟后的坚持。几许思想，几许挣扎，陶渊明所追求的只不过是简单的生活，并甘心乐意去过这种生活而已。生活因简单才能得“有余闲”，才能去享受“树木交荫、时鸟变声”的自然美。可叹庸俗中人老是做“人身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事，即便是千古难见的美景，绝世未闻的佳乐在旁，也恐怕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