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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居现象：现在韩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同居。”这从韩国畅销的影视剧作品上可见一斑。《同居新时代》把同居赫然放在电影名上。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韩国电视连续剧《屋塔房小猫》(《阁楼男女》)在韩国收视率达7%，更是掀起了关于婚前同居的争论。电视剧《爱情是什么》里的年轻人标榜的也是这样的爱情观。据报载，有韩国学生著文谈到这部片子时写道：“现在想结婚的人日益减少，想离婚的人却显著增加。”_shtml二、婚外恋：[谁都有秘密]里，男主角搞了三姐妹，而他老婆也有情夫，男主角不在乎还很体谅她老婆“谁都有秘密”三、追星和追富：看《宫》和《on air》，追得不是一般凶
1]闫珺 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网络流行语言的文化浅谈[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2) [2]赖新芳 网络流行语言的创新机制[J] 当代传播,2011,(3) [3]林宏 网络流行语言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冲击及引导[J]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7) [4]陈路,李玉,骆骢,万磊 首都高校网络流行语言的使用状况及大学生思想动态研究[J] 北京教育(德育),2010,(2) [5]肖惠萍 “程度副词+名词”的网络流行语言特点及发展趋势[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4) [6]耿蕊 “火星文”:一种网络流行语言的传播学解读[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12) [7]肖惠萍 “程度副词+名词”的网络流行语言特点及发展趋势[A] [C]: ,2008:
搜狐博客 > `公紸→苡葑泪~ > 日志 > 宁静的心 2007-04-01 | 且行且歌："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成长"研究 标签： 流行 成长 青少年 流行音乐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旋律，是他们生命历程的见证。它记载着青春的故事，青春在音乐中飞扬。边走边唱，青少年就这样慢慢成长。 “流行音乐”：边走边唱 流行音乐，最早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起初，它只是在一小部分人中传唱，其目的也仅仅是闲时的娱乐而已。1910年起，流行音乐才真正兴盛起来。它逐渐与爵士乐合流，一方面促进了唱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唱片的广泛发行，流行音乐也日渐为人所知、传唱。发展到今天，流行音乐已经成为在普通民众中广泛流传并深受大众喜爱的一种音乐形式。 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步是相当晚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是近十几年的事。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社会原因，流行音乐一直是被禁唱的，是被批判的对象。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的解放，流行音乐才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尽管起步晚，但流行音乐在内地发展的速度却是相当快的，先是港台音乐，接着是欧美流行音乐，蜂拥而至，很快就席卷了大江南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形式。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音乐对他们生活的意义再怎样夸张都不为过，流行音乐于街头巷尾到处传唱，戴着耳机、边走边听流行CD的青少年也随处可见。 流行音乐是现代人的音乐，是青年人的音乐。一位音乐学者说：“通俗音乐使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种作为年轻人特权的艺术形式。”流行音乐随时尚的风向不断变幻，而喜欢新奇、奔放、刺激的青少年也为流行音乐鲜明的情感，流畅、新颖的旋律如痴如狂。据调查显示，5%的青少年喜欢流行音乐，而喜欢严肃音乐的仅有8%，其中有7%的人既喜欢流行音乐、又喜欢严肃音乐。喜欢流行音乐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喜欢严肃音乐的人。 流行音乐是青少年“亚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流行音乐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对青少年的影响从直观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但为了准确深刻的反映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深入把握流行音乐背后的青少年心态，“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课题组在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对广东、北京、黑龙江等地部分青少年（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社会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显示，流行音乐已经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青少年的观念与行为方式。 透视“流行音乐”：涵义与特征 流行音乐，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报刊、电视、电台、日常口语中，到处可见它的字眼、语词，流行音乐可谓无处不在。但是流行音乐的涵义是什么呢？它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却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 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源于美国，包括“布鲁士”、“爵士流行曲”、“摇滚乐”、“乡村歌曲”等多种形式。《新格罗夫美国音乐大辞典》是这样界定“流行音乐”的涵义的：“流行音乐，一种音乐类型，包括多种风格，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对于它的欣赏无需多少音乐知识或音乐技能。在某些方面它与古典音乐、民谣音乐以及爵士音乐有很大不同。流行音乐的篇幅一般不长。突出旋律线条（声乐作品居多），和声语音比较有限、简单。”英国《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似乎更侧重于流行音乐的历史：“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的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 流行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当今中国的流行音乐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与最初国外的流行音乐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广义上看，任何一首流行的音乐都可称为“流行音乐”。狭义的“流行音乐”是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音乐生活中覆盖面比较广，主要以电声乐队为演出形式，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唱法自由，主要为青年人喜欢的，常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 流行音乐，从文化属性上看，毫无疑问是属于流行文化的。流行文化是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特定的年龄成员（主要是青少年）为受众，以批量生产为特征，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媒介文化。迈克尔布雷克认为，流行媒介文化是“以音乐、时装、杂志、电视和电影为消费对象，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青年消费所肯定的价值观念、活动和角色基础上的一种青年分层文化。” “流行音乐”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既有流行文化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 第一，流行音乐具有鲜明的通俗性。这是流行音乐的基本属性。与高雅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歌词相当浅显易懂，没有任何理解的障碍，这是流行音乐得以流行的必要条件。相反，如果歌词意义隐晦、诘齿聱牙，那么这些音乐便很难在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大众层面广泛流传开来。从专业演唱的角度看，流行音乐音域较窄，也最适合未经过专门声乐训练的普通听众演唱，这又促成了“流行音乐”的流行。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真正地走进了人们的内心，音乐内容通俗易懂、贴近人们生活是流行音乐得以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流行音乐很多作品都是抒发自我的真实感受，人们在音乐中感受到的是如同自己身边的氛围，听到的是如同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唤起广泛的情感共鸣。流行音乐所表现的是真实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音乐把艺术生活化了，同时也使生活艺术化了。 第二，流行音乐具有大众娱乐性。流行音乐在大众文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歌舞厅、卡拉OK、“练歌房”的兴起，使得流行音乐越发成为大众的娱乐方式。在现阶段，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接受主要是娱乐，而非教化。尽管很多音乐内容本身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从听众的角度来说，他们所希望获得的更多的则是感官刺激。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卡拉OK、音乐磁带、CD、VCD、DVD、SVCD的流行更加强了流行音乐的娱乐性功能。它用自娱、自我表现的方式替代了充当听众的被动角色。人们在流行音乐中得到的最主要是“快乐”，一般听众很少对它的内容进行思考，而是从其优美明快的曲调和浅显动人的歌词中，获得轻松与享受。 第三，流行音乐的流行是短暂的，具有快速更替性。流行音乐在时间上流行的周期是很短的。在商业社会中，流行音乐迅速火爆，又迅速消歇，这正是大众文化的属性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流行音乐很大程度上投入了商业运行的轨道，它的即时消费性决定了它的流行短暂性。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大批量的生产文化产品，快速的撤下旧产品，推出新产品，不断满足着消费者文化消费的需要。感官的愉快需要不断的刷新，大众追逐的是当下的快乐与时尚，因而，许多音乐便获得了瞬间的辉煌，而又被快速地更替。 第四，流行音乐是青年人的音乐，是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这是流行音乐的根本文化属性。流行音乐属于青少年亚文化，记载着青少年的故事，诉说着青少年的心情，这是与中老年人所喜欢的音乐绝然不同的。青少年往往不满于现状，不满于家庭生活空间的狭小，不满于家庭观念的守旧、信息的匮乏、交际的贫缺，他们在思索中观望人生、爱情与社会。流行音乐正是其情感的外化与表达。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往往需要激情的表达和柔情的倾诉。而流行音乐多以爱情为主题，使他们在流行音乐中获得一种与沉甸甸的生活截然相反的轻松和宣泄后的释然。因而，流行音乐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流行，并受到青年人的宠爱。 第五，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商业性。流行音乐的生产是按照商业运作的，它的目的也是以商业利益为指向的。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与媒体社会，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潮流是面向市场的。当它被推向市场时，也就进入了杰姆逊所说的“商业化逻辑”之中，“钱便成了起重要作用的强大杠杆，促使这种文化成为商品。”“流行歌曲一旦被纳入工业化生产体制之中，音乐人便趋于人们的心理需求，往往以利润为目的来决定自己的制作行为，以牟取利润。”另外，“包装”是流行音乐推向市场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需要与市场保持高度一致。“包装”后的歌手在强大的宣传媒介的配合下，作为“产品”被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推上市场，以达到市场效应。流行音乐的设计与包装也是迎合消费者文化消费的需要，或故意相悖以开启新的时尚。由此文化艺术已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按照市场逻辑生产运行。因此，商业性是流行音乐的最主要特性，也是其文化本质所在。 反思流行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代社会传媒建构的产物。它将青年人的意识形态集中地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媒介的传播与推广，形成文化消费的时尚，引领青少年的消费，同时也产生时尚的压力，促成新一轮或主观追逐或被动跟风的文化消费。流行音乐就这样被生产、被消费，这是流行音乐的内在文化逻辑。流行音乐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反映青少年的情感，迎合青少年的需要，青少年在流行音乐中被表达，在文化消费中被“欺”，形成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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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述东亚音乐文化区概况。 2、略述日本的传统音乐体裁、乐器及其代表性作品。 3、略述朝鲜半岛的传统音乐体裁、特色乐器及其代表性作品。 4、略述蒙古的传统音乐体裁、特色乐器及其代表性作品。 5、试比较日本歌舞伎、能乐与中国戏曲的异同。 6、试比较日本雅乐与朝鲜半岛雅乐的异同。 7、以蒙古民歌、马头琴及其音乐为例，试谈音乐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的关系。 8、略述东亚传统音乐的特征。第一章 东亚音乐参考答案：1、略述东亚音乐文化区概况。 东亚音乐文化区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这些国家曾长期使用汉字并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的音乐美学观、传统音乐种类、体裁形式、乐器、乐曲、乐调、乐谱、音组织、旋法等音乐形态特征，也曾被它们吸收过，并施重要影响于东亚各国，形成了东亚各国所共同具有的音乐艺术特征。与此同时，东亚各国又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文化观点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变化，因此造就了各国所特有的音乐种类、体裁形式和音乐美学观、音乐形态特征。2、略述日本的传统音乐体裁、乐器及其代表性作品。 音乐体裁：雅乐、声明、能乐、歌舞伎、民谣与民俗艺能以及冲绳音乐。 比较常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筝、尺八、三味线等。 （1）琵琶乐：萨摩琵琶代表作品有《武藏野》《石堂丸》《龙口》《时雨曾我》《曲垣平九郎》；筑前琵琶代表作品4弦的《湖水渡》、《菅公》等，5弦的《衣川》、《小栗栖》等。（2）筝曲：有《六段》、《八段》、《乱》等纯器乐曲；地歌中，有《四段砧》、《冈康砧》等准器乐曲。（3）尺八乐：代表性曲目有使用于宗教礼仪中的《虚空铃慕》、《真虚灵》、《钵返》等；以艺术性为追求目标的《鹿之远音》、《鹤伏窝》、《黄昏曲》、《三谷菅垣》等。民谣曲《割干切歌》、《江差追分》等。（4）三味线音乐：三味线音乐指的是使用三味线伴奏的声乐曲。作为三味线的器乐曲，只有地歌的《四段砧》。3、略述朝鲜半岛的传统音乐体裁、特色乐器及其代表性作品。 朝鲜半岛的传统音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雅乐（正乐）、民俗音乐、宗教音乐。在朝鲜半岛的传统乐器中，玄琴、伽倻琴、大笒是三件最有特色的乐器。4、略述蒙古的传统音乐体裁、特色乐器及其代表性作品。 蒙古的传统音乐大致可以分为民间音乐（含民歌、器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其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是民歌中的长调、短调、浩林呼麦以及乐器马头琴。5、试比较日本歌舞伎、能乐与中国戏曲的异同。）6、试比较日本雅乐与朝鲜半岛雅乐的异同。7、以蒙古民歌、马头琴及其音乐为例，试谈音乐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的关系。（略）8、略述东亚传统音乐的特征。 东亚音乐文化区在音乐审美方面的最大特色就是追求古朴典雅的横向旋律的音乐美。在音乐形态方面具有以下特点：（1）弹性的节拍和节奏；（2）五声音阶和五声性旋法；（3）渐变的音乐结构；（4）音响表现形式的单音性
内大东亚文化交流史论文查重吗？后面几个字的意思，我不明白什么叫查重这个意思，说要看看有没有重复的吗？如果是的话。这个可能比较严格
中美文化基本差异 个人概念 中： 集体主义：一般而言，中国和其他亚洲文化反映了社会科学家称为“集体主义”的取向。这些文化比较注重群体合作和个人谦虚。 美：个人主义:相反，美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自我实现即使不是一种期望，但至少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美国人更重视不受外部制约的“自由”。 社会关系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更正式，等级更分明。中国人似乎非常习惯于等级分明的结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位置和惯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 美国人则更侧重于非正式和平等关系。美国人通常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在一起最自在；他们不太重视社会等级。 友谊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可能拥有少数终生至交，他们彼此之间交情深厚，愿意相互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美国人可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这些朋友和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换，彼此之间承诺的义务有限。 义务 在中国人之间，与他人的关系通常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义务。 与此相反，美国人倾向于回避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长期义务的局面。 取向 中国人侧重于关系取向。保持和谐的关系比完成任务更重要。 相比之下，美国人侧重于任务取向，完成工作通常比关系更重要。 和谐与面子 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通常是避免直接冲突、公开批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他们希望在周围的人中保持和谐，给别人留“面子”。 相反，美国人通常愿意直接面对问题、提出批评、讨论具有争议的问题，并坚持自己认为是“事实”的意见。他们对“面子”并不在意。 关系与规则 在交往方面，中国人通常更信任人际关系，而不太信任书面规则和程序。 而美国人一般认为书面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并且能够产生公正、合理的程序和决定。 时间观念 中国人比较怀旧，也比较注重未来。 美国人通常对过去不太感兴趣，他们注重的是眼前的情况。 身份地位 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继承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和家庭，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个人地位主要基于自己的成就，包括受教育程度和事业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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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些资料，希望有帮助。法国：法国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国家，而在法国文化中，他们的文学、电影、绘画、建筑等都使人再三回味。几百年来，法国都一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法国对文化严肃以待，作家、艺术家、服饰设计师以及知识份子等，在法国社会上都有崇高的地位，法国政府于1960年代拨出了巨款以成立由地方文化中心的庞大网络。实验性艺术和设计也往往可得到补助。法国人对自己的电影传统为荣，坚决不屈服于好莱坞之下，在其他方面，音乐界都是以法语为主，以保护原有的主义气息，而红磨坊亦从1889年起成为当地文化一部分，并以康康舞著名。前卫的艺术、文学及现代建筑在法国都得到强烈的支持。（1）社交礼仪 与英国人和德国人相比，法国人在待人接物上表现是大不相同的。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爱好社交，善于交际。对于法国人来说社交是人生的重要内容，没有社交活 动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诙谐幽默天性浪漫。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大都爽朗热情。善于雄辩高谈阔论，好开玩笑，讨厌不爱讲话的人，对愁眉苦脸者难以接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法国人不仅爱冒险，而且喜欢浪漫的经历。 第三，渴求自由，纪律较差。在世界上法国人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由、 平等、博爱”不仅被法国宪法定为本国的国家箴言，而且在国徽上明文写出。 他们虽然讲究法制，但是一般纪律较差，，不大喜欢集体行动与法国人打交道，约会必须事先约定，并且准时赴约，但是也要对他们可能的姗姗来迟事先有所准备。 第四，自尊心强，偏爱“国货”。法国的时装、美食和艺术是世人有口皆碑的，再此影响之下，法国人拥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法国最棒。与法国人交谈时，如能讲几句法语，一定会使对方热情有加。 第五，骑士风度，尊重妇女。在人际交往中法国人所采取的礼节主要有握手礼、拥抱礼和吻面礼。 （2）服饰礼仪 法国人对于衣饰的讲究，在世界上是最为有名的。所谓“巴黎式样”，在世人耳中即与时尚、流行含意相同。 在正式场合：法国人通常要穿西装、套裙或连衣裙，颜色多为蓝色、灰色或黑色，质地则多为纯毛。 出席庆典仪式时：一般要穿礼服。男士所穿的多为配以蝴蝶结的的燕尾服，或是黑色西装套装；女士所穿的则多为连衣裙式的单色大礼服或小礼服。 对于穿着打扮，法国人认为重在搭配是否得法。在选择发型、手袋、帽子、鞋子、手表、眼镜时，都十分强调要使之与自己着装相协调相一致。 （3）餐饮礼仪 作为举世皆知的世界三大烹饪王国之一，法国人十分讲究饮食。在西餐之中，法国菜可以说是最讲究的。 法国人爱吃面食，面包的种类很多；他们大都爱吃奶酪；在肉食方面，他们爱吃牛肉、猪肉、鸡肉、鱼子酱、鹅肝，不吃肥肉、宠物、肝脏之外的动物内脏、无鳞鱼和带刺骨的鱼。 法国人特别善饮，他们几乎餐餐必喝，而且讲究在餐桌上要以不同品种的酒水搭配不同的菜肴；除酒水之外，法国人平时还爱喝生水和咖啡。 法国人用餐时，两手允许放在餐桌上，但却不许将两肘支在桌子上，在放下刀叉时，他们习惯于将其一半放在碟子上，一半放在餐桌上。 法国的国花是鸢尾花。对于菊花、牡丹、玫瑰、杜鹃、水仙、金盏花和纸花，一般不宜随意送给法国人。 法国的国鸟是公鸡，他们认为它是勇敢、顽强的直接化身。 法国的国石是珍珠。 法国人大多喜爱蓝色、白色与红色，他们所忌讳的色彩主要是黄色与墨绿色。 法国人所忌讳的数字是“13”与“星期五”。 在人际交往之中，法国人对礼物十分看重，但又有其特别的讲究。宜选具有艺术品味和纪念意义的物品，不宜以刀、剑、剪、餐具或是带有明显的广告标志的物品。男士向一般关系的女士赠送香水，也是不合适的。在接受礼品时若不当着送礼者的面打开其包装，则是一种无礼的表现。韩国韩国文化由韩国传统文化衍生而来，发展起源于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以来，南北韩的现代文化出现不同的发展。韩国现代文化是韩国现代化的产物。随着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而构筑了现代韩国文化。韩国文化在亚洲和世界的流行被称为韩流。韩国人民早期的兴起和发展并不划一，然而总的说来有一个特点，即同中国人之间的积极接触以及有时候也发生的斗争。从韩国人民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他们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成为一体。韩国制造了铁工具和铁武器。在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这几个方面，韩国的发展也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但是，仅仅了解文化交流还不能充分解释韩国文化。正确了解韩国人民的各种特点也至为必要，而这些特点必须联系韩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解释。不妨考虑一下佛教和儒教是如何传入韩国的。虽然儒教比佛教先行一步，然而首先为韩国人民所接受的是佛教而非儒教。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佛教比儒教更有助于建立一个由贵族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倾向于扩张的国家。有人认为新罗时代（公元前57-公元935）年青人所崇尚的世俗五戒出自佛教，但是也有人说这五戒的圆光是佛教法师，但是他也精通孔子学说。因此，对五戒作两种解释都可以。然而，情况的另一面也应予考虑。当时，由于社会需要一套有利于建立王权和父权制家庭制度的道德规范，所以，即使佛教和儒教尚未传入韩国，组织号称"花郎"的青年队伍和保护诸如家畜之类的财产这两件无论如何也会备受重视。佛教的禅宗也是同样情况。禅宗早在新罗兼并另外两个王国百济（公元前8-公元660）和高丽（公元前37-公元668）以前很久就已经传入韩国，但是直到统一新罗时代（668-935）末期，即强大的地方地主势力起而反对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时候才开始盛行。换言之，佛教禅宗之所以被接受和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符合当地地主的需要的宗教。新儒学在高丽时代（918-1392）末期开始引起注意，最终发展成为在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占主要地位的哲学思想。据信它的是在同中国元代的文化交流期间传入韩国的。但是，如果联系中产阶级的上升来看，那就能更深刻地解释新儒学何以会被接受。中产阶级是指一批具有地方乡绅地位的中小地主，他们并非通过世袭权利而且通过国家科举进入官场的。这些人为人正直，对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大规模产业的亲元朝的统治家族持批判态度。这个新兴中产阶级欢迎新儒学的道德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2 建筑文化 这些人在后来成为一个新王朝的领导阶层，他们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强盛的中国的崇拜者。相反，他们努力发掘民族的历史传统，把这个传统的起始一直追溯到檀群时代，并且支持世宗（1418-50在位）推行韩国新文字韩字。到了17和18世纪，关心韩国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风气在朝鲜王国学者中间甚为流行。在这个时期，移栽秧苗、每年种植两茬庄稼和修建蓄水库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一个以汉城和开城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络组织起来了。港口商贾在义州促进了对外贸易。独立的手工业繁荣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儒教的一派的实学形成了。实学的宗旨是通过培养对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认识来改革社会。实学在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清朝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的影响下受益之大是空前的。3 文学文化 韩国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韩国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版画、工艺、装饰等，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外国美术的特长。其中假面具又称“假面舞”，为韩国文化象征，在韩国传统戏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韩国的文化受中国影响十分明显，早在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以及治国的策略，甚至有些东西直接照搬照抄地拿回去，中国的文化对新罗国影响十分久远，新罗也因为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而强大起来因此统一了朝鲜半岛。韩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全国各类大专院校数以千计。国立首尔大学是韩国排名第一的综合类院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也比较有名，此外，还有成均馆大学、西江大学、中央大学、庆熙大学、汉阳大学、檀国大学、建国大学、忠国大学、世宗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庆北大学、忠北大学、浦项工业大学、釜山大学、全南大学、釜山外国语大学、仁荷大学、仁济大学、培材大学在他们韩国有些名誉。4 国文化 国旗韩国国旗（参考中国历史上道教的八卦图）1882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将出使日本，临行前向中国清朝请求将中国的龙旗作为国旗使用，清政府回复称藩属国不能用五爪龙旗只能用四爪龙旗。由于当时朝鲜当局对日渐没落的清廷已经有些不买账了，所以不接受清廷的要求。其时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节马建忠（中国近代大语言学家，当时和其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一起出使朝鲜）建议朝鲜政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朝鲜政府的采纳，所以，最早的李氏朝鲜韩国旗是一面不折不扣的白底黑色图案的太极八卦旗。后来，一名英国驻朝鲜的使节用西国方美学的角度为这面太极八卦旗做了修改，去掉了八卦中的四卦，把剩下的四卦斜向对称沙拉伸，使整个国旗图案呈长方形，把阴阳鱼图案改为红蓝两色，这样才有了我们看到的韩国太极旗。1949年3月25日，韩国文教部审议委员会在确定它为大韩民国国旗时作了明确解释：太极旗的横竖比例为3:2，白地代表土地，中间为太极两仪，四角有黑色四卦。太极的圆代表人民，圆内上下弯鱼形两仪，上红下蓝，分别代表阳和阴，象征宇宙。四卦中，左上角的乾即三条阳爻代表天、春、东、仁；右下角的坤即六条阴爻代表地、夏、西、义；右上角的坎即四条阴爻夹一条阳爻代表水、秋、南、礼；左下角的离即两条阳爻夹两条阴爻代表火、冬、北、智。整体图案意味着一切都在一个无限的范围内”。国徽公布于1970年7月3日。国徽中央为一朵盛开着的木槿花。木槿花的底色白色象征着和平与纯洁，黄色象征着繁荣与昌盛。花朵的中央被一幅红蓝阴阳图代替，它不仅是韩国乃至全朝鲜族文化的一个传统象征，而且在此代表着国家行政与大自然规律的和谐。一条白色饰带环绕着木槿花，饰带上缝着国名大韩民国四字。此特点与朝鲜的国徽设计相同。国歌韩国的国歌是“爱国歌”。韩国最早创立的民间报刊“独立新闻”曾于1896年时刊登了多版本的爱国歌歌词，但当时”爱国歌”的旋律还未确定。后在公元1897——1910年韩帝国时期，爱国歌的旋律被定为军队曲，称大韩帝国爱国歌。1902年再经修改后大韩帝国爱国歌，被使用于国家的重要庆典上。大韩民国创立前爱国歌一直是依照苏格兰民谣“AuldLangSyne”的旋律而演唱的。但作曲家安益泰（1905——1965年）深感不适合拿其它国家的名谣旋律来作自己国家的国歌曲，于是在1935年重新创作了国歌曲，立刻被当时的临时政府所采用。但直到1945年大韩民国成立前，国歌仍是以“AuldLangSyne”版本为主。韩国传统服装韩服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式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如今，大部分国民是以习惯穿着洋装西服，但是在春节秋夕（中秋节）等节庆日，或行婚礼时，仍有许多人喜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女性的韩服是短上衣（jeogori）搭配优雅的长裙（chima）；男性则是短褂搭配长裤，而以细带（daenim）缚住宽大的裤脚。上衣，长裙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的甚至加刺明艳华丽的锦绣。7 社交礼仪 韩国人崇尚儒教，尊重长老，长者进屋时大家都要起立，问他们高寿。和长者谈话时要摘去墨镜。早晨起床和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安；父母外出回来，子女都要迎接。吃饭时应先为老人或长辈盛饭上菜，老人动筷后，其他人才能吃。乘车时，要让位给老年人。韩国人见面时的传统礼节是鞠躬，晚辈、下级走路时遇到长辈或上级，应鞠躬、问候，站在一旁，让其先行，以示敬意。男人之间见面打招呼互相鞠躬并握手，握手时或用双手，或用左手，并只限于点一次头。鞠躬礼节一般在生意人中不使用。和韩国官员打交道一般可以握手或是轻轻点一下头。女人一般不与人握手。在社会集体和宴会中，男女分开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在家里或在餐馆里都是如此。在韩国，如有人邀请你到家吃饭或赴宴，你应带小礼品，最好挑选包装好的食品。席间敬酒时，要用右手拿酒瓶，左手托瓶底，然后鞠躬致祝辞，最后再倒酒，且要一连三杯。敬酒人应把自己的酒杯举得低一些，用自己杯子的杯沿去碰对方的杯身。敬完酒后再鞠个躬才能离开。做客时，主人不会让你参观房子的全貌，不要自己到处逛。你要离去时，主人送你到门口，甚至送到门外，然后说再见。韩国人用双手接礼物，但不会当着客人的面打开。不宜送外国香烟给韩国友人。酒是送韩国男人最好的礼品，但不能送酒给妇女，除非你说清楚这酒是送给她丈夫的。在赠送韩国人礼品时应注意，韩国男性多喜欢名牌纺织品、领带、打火机、电动剃须刀等。女性喜欢化妆品、提包、手套、围巾类物品和厨房里用的调料。孩子则喜欢食品。如果送钱，应放在信封内。若有拜访必须预先约定。韩国人很重视交往中的接待，宴请一般在饭店或酒吧举行，夫人很少在场。8 饮食文化 说起吃，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所以中国人到国外，无不觉得没吃的。韩国虽说是近邻，但毕竟还是有差异，不少人甚至说，到韩国吃饭就像进了庙，言下之意就是缺油水。的确，韩国的饮食以清淡为主，但这并不代表韩国没有美食。都知道韩国的泡菜很有名，这泡菜就是韩国的第一美食，营养好味道好还美容，是韩国人顿顿离不了的菜。除了泡菜，韩国人还离不开辣酱，泡菜里有，烤肉上有，面条里有，海鲜上有，生菜黄瓜蘸辣酱就是一道菜。可以说，韩国菜的特点之一就是辣。这种辣和中国的辣不一样，中国的辣是香香的咸辣，而韩国是甜甜的干辣，吃时不觉得，咽下去辣得人直喘粗气。韩国有一种小吃，类似中国的年糕，圆柱形，长长的被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放在煎锅里用红红的辣酱拌了，煎熟吃。在很多餐馆中都有这种小吃。煎饼也是韩国比较有名的食物，但比中国的厚，里面常常夹着鱿鱼丝之类的东西，而且多是手掌大小，卷起来很方便。还有一种用土豆粉做的煎饼，要蘸着调料吃，味道很好。类似中国的饭食还有饺子，大多是煎饺、蒸饺，馒头也有，只是都带甜甜的馅，好像厚皮的豆包一样。韩国的冷面想必都听说过。在冰镇的甜酸冷汤中，放着一团细细的面条，上面卧着两块白煮蛋，还有两片水梨或萝卜，十分好吃。冷面主要有用荞麦面做的平壤冷面和用土豆做的咸兴冷面，食用方法也可分为加汤的和用辣椒酱拌的两种，口感十分筋道光滑。炎炎夏日，盘腿一坐，来一碗加冰冷面，爽呆了！韩国人请客吃饭一般都是吃烤肉，就是将牛肉或牛排用佐料卤腌好，放在铁板上烤熟。蒜、辣酱、生菜叶、泡菜自然少不了，高级一些的就多几样海鲜，用菜叶包着肉吃，味道很不错。还有一种火锅，类似日本火锅，其实就是煎锅。在平底锅里放上肉片、洋葱、金针菇等，加入酱油，煎熟蘸调料吃，就是味道有点甜，吃多了有些腻。韩国人不喜欢油腻，当锅里的肉渗出油时就用纸巾吸去。一次，有位朋友请吃牛排汤，我想一定很好吃。端上来一看，砂锅里孤零零几块大排，清汤里洒着几点葱花，味道清淡极了。他们早就把油撇掉了！我只好吃泡菜下饭。石锅拌饭也是韩国有代表性的美食，就是把白米饭盛在用石头做的厚重的大碗里，那碗烧得热热的，放入肉、蛋、豆芽之类的菜，加进辣椒酱拌匀后吃，味道并不十分好，但是有锅巴，脆脆的很香。韩国人很讲究滋补，他们在三伏天也要吃参鸡汤。参鸡汤是用童子鸡加糯米、人参、枣等炖至烂熟，蘸盐吃，据说很有营养。说起汤来，还有用牛骨牛肉熬制的牛肉汤，味道很鲜美。虽然我并不很爱吃韩国饭，但是挺喜欢他们的各种餐具。据说韩国餐饮受古代皇宫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较注重形式，讲究餐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锈钢筷子和带盖的小碗。筷子比中国的木筷短一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上面刻着精美的各色花纹图案，吃饭时不小心掉下来砸在脚上很疼呢。刚到韩国时，我以为那些小小的带盖的不锈钢碗是手炉，捂了好大一会才发现里面有米饭。可能是泡菜多的缘故，盛泡菜的器皿也就丰富多样，方的、圆的、多层的、单层的、塑料的、陶瓷的……最叫我惊奇的是，他们吃饭时常常要用一把大剪刀。这把剪刀，吃冷面时剪断长长的面条，吃泡菜时剪泡菜，吃烤肉时剪烤肉，总之，是用餐时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韩国的饭馆吃饭，一般都是脱鞋上炕盘腿就餐。房间小小的，桌子矮矮的，要是人多如宴请时，这些小房间的墙壁就像百叶窗似的可以拉上去，要多大空间随时可以变化调整，十分方便。客人们通常都是分坐在一张张方桌两边，房间多长桌子就可以拼多长，这让我想起幼儿园小朋友排排坐分果果的情景。韩国也是一个多礼的国家。吃饭还好说，喝酒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给别人敬酒时，拿着自己的酒杯，递给对方，倒酒半杯，被敬者转身、背脸、仰头喝酒，再回敬。喝酒时给人一个后脑勺，真有意思。[1]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被称为“亚洲主义”的思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在明治时代的“亚洲主义”和它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指出那个时代的日本出现“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相反，晚清至民初处在相对衰弱的中国，却对亚洲主义反应相对冷淡和警惕，尽管那个时代中国也有对“亚洲”的赞美，但是这只是一些特例。本文指出，这一中日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来自历史传统，当时的中国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因此，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只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对于迅速膨胀的日本，中国人是有警惕的，那种“亚洲主义”的言说，在中国人看来，很明显掩盖着日本扩张的欲望。 从晚清到民初，日、中两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关于“亚洲”的言说背后，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近代性追求，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起点，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本文指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都表现为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追求，简而言之即通过追求富强来凸显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强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于是，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就常常混杂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传统性的固守，民族主义则经由世界主义来表达。比较而言，如果说，日本通过“脱亚”而进入“兴亚”，是实现了近代性追求之后，进而诉求传统性保存，而中国从“中体西用”激进地转向“全盘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实现近代转化的背景下，对近代性的追求和对融入世界的向往，但是底色却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 因此，对于同一个“亚洲”，从中国的晚清到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中国和日本在认知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中日两国有的学者重新提出“亚洲价值”或“亚洲共同体”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的现实？ 2001年十月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时候，东京大学的黑住真教授送给我一份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论著目录，回到北京不久，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来一册他与中岛隆博先生合编的《非·西欧の视角》，这本书中收录他的一篇论文《连带，还是侵略——大川周明与日本的亚洲主义》1，这使我重新对“亚洲主义”这个词语产生了兴趣2。自从六十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人开始集中讨论“日本的亚洲主义”以后，陆陆续续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似乎新的一轮讨论又在日本开始，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一些例子，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如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冲突》，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等合编的《亚洲中的日本史》3，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也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这个话题4。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论文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5。但是，什么时候它却成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尽管我们承认，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大体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空间？ 竹内好以及相当多的学者当年都曾经指出，这种产生于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日本“脱亚”入欧追寻近代化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兴亚”并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心情，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6。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现在尽管有很多学者以为已经相当陈旧，但我以为仍然相当有说服力。那么，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如果已经超越了竹内好所说的“连带与侵略”，那么，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么呢？特别是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一、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按照桂岛宣弘氏说法，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十八世纪末期，当西洋的天文与地理之学改变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和“东洋”、“西洋”的地图时，传统的以中华为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便开始瓦解7，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说法，日本的“亚洲观念”之确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当西川如见（1648-1724）作《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纪闻》中区分了“西洋”和“东洋”，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8。不过，尽管历史渊源还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学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时期的很多言论，因为，不仅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观念，以及“兴亚论”和“脱亚论”，甚至一切后来的思想史变化，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其原因。 有的学者指出，“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是前者以“东洋-西洋”为认同的基础，强调地缘性的作用，而后者以“文明-非文明”为认同的基础，强调近代性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亚洲主义”并非单纯强调地缘的作用，它也在凸显一种价值的认同取向，而“欧化主义”也并非仅仅注意到追求欧洲的近代性，它也曾经要求日本在亚洲作为表率，使整个东亚一同摆脱大清帝国中心与传统中国观念世界的笼罩。因此，像脱亚论的主张者中，最具代表性的福泽谕吉（1835-1901），也曾经在强烈呼吁“脱亚”的时候，其实并不忘记亚洲的连带性9，很多人都注意到，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他发表在《时事新报》的《脱亚论》中就有这样的话： 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10 当然，同时他也说到，这个亚细亚的同盟，当然不能不以日本为盟主，因为日本在东洋的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11。这恐怕不是一个福泽谕吉的个人私言，据芝原拓自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央五大报纸舆论的调查和研究，即使是在一般的民间，也可以看到，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十年，已经浸透了骄傲自满的开化日本观和充满蔑视的亚洲观念12，而伊藤之雄则指出，在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13，当然可以补充的是，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因此，这种观念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当然，在这样的人中间，除了像福泽谕吉这样以西洋文明为亚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观念作为合理依据之外，当然，还有的人是直接强调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同时也由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而同样强调地缘的亲和感，像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东合邦论》（1893）关于“东方为日出之所，主发育和亲，其神青龙，其德慈仁（中略），亚洲在欧洲之东，日本朝鲜在最东，故受木德仁爱之性，清明新鲜之气煦然，其性情风俗，与西北染肃杀之风者不同，盖自然之理也”，所以，他凸显的是“其土唇齿，其势两轮，情同兄弟，义均朋友”的同文同种14。 简单地说，“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15。这个时候，对近代化以来的强盛与进步的自豪、对自身所处的东方传统的依恋感、以及地缘上的认同习惯，加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对日本的颐指气使，就构成了日本近代相当复杂的心情，脱亚是脱不了的，入欧也是入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视线转向了自身所在的同一空间，本来在中国和日本都不曾把它作为近邻的“亚洲”，却突然成了具有天然亲和感的远亲，仿佛本来它就是和自己一门出身，和“欧洲”没有血缘的自家人。 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列举了福泽谕吉的“东洋连带论”、樽井藤吉的“大东连邦国构想”、近卫笃■和“同人种同盟论”到冈仓天心的“解放者日本像”，指出这个时代亚洲主义的依据，一是同文同种为基础的连邦国家构想、二是东洋门罗主义的理念，三是将日本视为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亚洲的解放者。第一点是来自历史与文化同一性的想象，第二点是将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叠的设想，第三点则建立在以“进步与落后”的近代理念上的16。但是，且不说最后这一点中所包含的危险倾向，就以第一点论，其实，所谓同文同种也罢，文化同一性也罢，在文化认同上，在族群认同上，根基都不那么可靠。比如，把中日韩算在一门当然还有汉字文化圈的依据，而把中日印也算在一个认同空间，却主要靠了佛教信仰，尽管中国从来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国度，而印度的佛教在近代已经早已风光不再，但是在提倡亚洲主义的人那里，曾经产生过或流传过佛教，就是沾亲带故的理由，而在把“西方”作为“他者”的背景下，建构一个“东方”似乎也顺理成章，因此在著名的冈仓天心的笔下，喜马拉雅山不再是划分两个文明区域的屏障17： 亚洲是一个。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分开，但雪山并不是障碍，它不能将追求普遍性的‘爱’的思想割断，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传，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区分开了自身与偏好寻求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沿岸诸民族18。 这种把“亚洲”的历史和日本连在一起，又在“日本”身上寄托亚洲理想的思路，在日本战胜中国，又战胜俄国之后，似乎变得更加高涨起来19。 近一百年以后，当一个西方人柯能（VictorGKiernan）回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焦虑时这样说道，“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时，它可能还自许为亚洲的捍卫者。某位西方作家预言，世界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他引述大隈（Okuma）谈论萎退的西方，并指出日本将会替亚洲人驱逐西方，……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大也可自许是欧洲文明的捍卫者，……一名旅居圣彼得堡的英国人写道：如果日本打赢了，它可能很快结合黄种民族，从此不可一世”20，事实正是这样，在这以后，“亚洲”才成了日本政治与文化想象中需要“提携”和“连带”的一个空间。 二、晚清至民初中国对“亚洲主义”的复杂反应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里，快速膨胀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提携支那”的热情和“同文同种”的想象。其中，大久保利通和“振亚会”、《太阳》杂志、东亚同文会及《东亚时论》、日本人在中国所创办的各种东文学堂，在一些学者眼中就是某种“亚洲主义”的象征。也有人过高估计当时中日接近的程度，把这段时间看成是中日关系的所谓“黄金十年”，似乎让人觉察到一些“亚洲一体”的端倪21。不过，这都忽略了当时中国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误看了当时历史，把表面热情掩盖了背后蔑视。其实，仿佛老话说的“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个时代“亚洲一体”的构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已经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中初尝胜果的国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边缘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别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当“霸主”的心情。但是，对于仍然处于传统与近代转换期间的国家如中国，却未必愿意接受这种日本的“亚洲主义”。本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就没有“亚洲”或“亚细亚”的意识，而只有“中朝”与“四裔”的观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空间说法，才有“亚洲”的意识，但是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却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无关，这除了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滞留外，现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以国族为基础的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为被日本牵着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认同这种想象的、没有历史与文化基础的“亚洲”为政治与文化的共同空间。 毋庸讳言，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知识人中也曾经有过对日本相当亲切的议论，确实看上去也颇吻合“亚洲主义”的口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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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博客 > `公紸→苡葑泪~ > 日志 > 宁静的心 2007-04-01 | 且行且歌："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成长"研究 标签： 流行 成长 青少年 流行音乐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旋律，是他们生命历程的见证。它记载着青春的故事，青春在音乐中飞扬。边走边唱，青少年就这样慢慢成长。 “流行音乐”：边走边唱 流行音乐，最早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起初，它只是在一小部分人中传唱，其目的也仅仅是闲时的娱乐而已。1910年起，流行音乐才真正兴盛起来。它逐渐与爵士乐合流，一方面促进了唱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唱片的广泛发行，流行音乐也日渐为人所知、传唱。发展到今天，流行音乐已经成为在普通民众中广泛流传并深受大众喜爱的一种音乐形式。 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步是相当晚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是近十几年的事。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社会原因，流行音乐一直是被禁唱的，是被批判的对象。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的解放，流行音乐才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尽管起步晚，但流行音乐在内地发展的速度却是相当快的，先是港台音乐，接着是欧美流行音乐，蜂拥而至，很快就席卷了大江南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形式。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音乐对他们生活的意义再怎样夸张都不为过，流行音乐于街头巷尾到处传唱，戴着耳机、边走边听流行CD的青少年也随处可见。 流行音乐是现代人的音乐，是青年人的音乐。一位音乐学者说：“通俗音乐使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种作为年轻人特权的艺术形式。”流行音乐随时尚的风向不断变幻，而喜欢新奇、奔放、刺激的青少年也为流行音乐鲜明的情感，流畅、新颖的旋律如痴如狂。据调查显示，5%的青少年喜欢流行音乐，而喜欢严肃音乐的仅有8%，其中有7%的人既喜欢流行音乐、又喜欢严肃音乐。喜欢流行音乐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喜欢严肃音乐的人。 流行音乐是青少年“亚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流行音乐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对青少年的影响从直观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但为了准确深刻的反映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深入把握流行音乐背后的青少年心态，“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课题组在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对广东、北京、黑龙江等地部分青少年（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社会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显示，流行音乐已经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青少年的观念与行为方式。 透视“流行音乐”：涵义与特征 流行音乐，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报刊、电视、电台、日常口语中，到处可见它的字眼、语词，流行音乐可谓无处不在。但是流行音乐的涵义是什么呢？它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却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 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源于美国，包括“布鲁士”、“爵士流行曲”、“摇滚乐”、“乡村歌曲”等多种形式。《新格罗夫美国音乐大辞典》是这样界定“流行音乐”的涵义的：“流行音乐，一种音乐类型，包括多种风格，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对于它的欣赏无需多少音乐知识或音乐技能。在某些方面它与古典音乐、民谣音乐以及爵士音乐有很大不同。流行音乐的篇幅一般不长。突出旋律线条（声乐作品居多），和声语音比较有限、简单。”英国《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似乎更侧重于流行音乐的历史：“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的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 流行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当今中国的流行音乐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与最初国外的流行音乐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广义上看，任何一首流行的音乐都可称为“流行音乐”。狭义的“流行音乐”是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音乐生活中覆盖面比较广，主要以电声乐队为演出形式，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唱法自由，主要为青年人喜欢的，常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 流行音乐，从文化属性上看，毫无疑问是属于流行文化的。流行文化是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特定的年龄成员（主要是青少年）为受众，以批量生产为特征，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媒介文化。迈克尔布雷克认为，流行媒介文化是“以音乐、时装、杂志、电视和电影为消费对象，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青年消费所肯定的价值观念、活动和角色基础上的一种青年分层文化。” “流行音乐”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既有流行文化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 第一，流行音乐具有鲜明的通俗性。这是流行音乐的基本属性。与高雅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歌词相当浅显易懂，没有任何理解的障碍，这是流行音乐得以流行的必要条件。相反，如果歌词意义隐晦、诘齿聱牙，那么这些音乐便很难在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大众层面广泛流传开来。从专业演唱的角度看，流行音乐音域较窄，也最适合未经过专门声乐训练的普通听众演唱，这又促成了“流行音乐”的流行。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真正地走进了人们的内心，音乐内容通俗易懂、贴近人们生活是流行音乐得以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流行音乐很多作品都是抒发自我的真实感受，人们在音乐中感受到的是如同自己身边的氛围，听到的是如同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唤起广泛的情感共鸣。流行音乐所表现的是真实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音乐把艺术生活化了，同时也使生活艺术化了。 第二，流行音乐具有大众娱乐性。流行音乐在大众文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歌舞厅、卡拉OK、“练歌房”的兴起，使得流行音乐越发成为大众的娱乐方式。在现阶段，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接受主要是娱乐，而非教化。尽管很多音乐内容本身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从听众的角度来说，他们所希望获得的更多的则是感官刺激。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卡拉OK、音乐磁带、CD、VCD、DVD、SVCD的流行更加强了流行音乐的娱乐性功能。它用自娱、自我表现的方式替代了充当听众的被动角色。人们在流行音乐中得到的最主要是“快乐”，一般听众很少对它的内容进行思考，而是从其优美明快的曲调和浅显动人的歌词中，获得轻松与享受。 第三，流行音乐的流行是短暂的，具有快速更替性。流行音乐在时间上流行的周期是很短的。在商业社会中，流行音乐迅速火爆，又迅速消歇，这正是大众文化的属性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流行音乐很大程度上投入了商业运行的轨道，它的即时消费性决定了它的流行短暂性。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大批量的生产文化产品，快速的撤下旧产品，推出新产品，不断满足着消费者文化消费的需要。感官的愉快需要不断的刷新，大众追逐的是当下的快乐与时尚，因而，许多音乐便获得了瞬间的辉煌，而又被快速地更替。 第四，流行音乐是青年人的音乐，是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这是流行音乐的根本文化属性。流行音乐属于青少年亚文化，记载着青少年的故事，诉说着青少年的心情，这是与中老年人所喜欢的音乐绝然不同的。青少年往往不满于现状，不满于家庭生活空间的狭小，不满于家庭观念的守旧、信息的匮乏、交际的贫缺，他们在思索中观望人生、爱情与社会。流行音乐正是其情感的外化与表达。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往往需要激情的表达和柔情的倾诉。而流行音乐多以爱情为主题，使他们在流行音乐中获得一种与沉甸甸的生活截然相反的轻松和宣泄后的释然。因而，流行音乐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流行，并受到青年人的宠爱。 第五，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商业性。流行音乐的生产是按照商业运作的，它的目的也是以商业利益为指向的。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与媒体社会，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潮流是面向市场的。当它被推向市场时，也就进入了杰姆逊所说的“商业化逻辑”之中，“钱便成了起重要作用的强大杠杆，促使这种文化成为商品。”“流行歌曲一旦被纳入工业化生产体制之中，音乐人便趋于人们的心理需求，往往以利润为目的来决定自己的制作行为，以牟取利润。”另外，“包装”是流行音乐推向市场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需要与市场保持高度一致。“包装”后的歌手在强大的宣传媒介的配合下，作为“产品”被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推上市场，以达到市场效应。流行音乐的设计与包装也是迎合消费者文化消费的需要，或故意相悖以开启新的时尚。由此文化艺术已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按照市场逻辑生产运行。因此，商业性是流行音乐的最主要特性，也是其文化本质所在。 反思流行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代社会传媒建构的产物。它将青年人的意识形态集中地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媒介的传播与推广，形成文化消费的时尚，引领青少年的消费，同时也产生时尚的压力，促成新一轮或主观追逐或被动跟风的文化消费。流行音乐就这样被生产、被消费，这是流行音乐的内在文化逻辑。流行音乐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反映青少年的情感，迎合青少年的需要，青少年在流行音乐中被表达，在文化消费中被“欺”，形成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亚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包括荣誉感和羞耻心两方面。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正确荣誉感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个有正确荣誉感的人，能够坚持事业重于荣誉的原则，把荣誉当作社会和人民对自己的鼓舞与鞭策，当作新的起跑线。羞耻心是荣辱观的另一个方面，只有真正做到耻辱之事不可为、羞耻之心不可无，才能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既要调动人们的荣誉感，又要激发人们的羞耻心，才能使人们明确自己行为的正确价值取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使“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赞扬和奖赏，使具有这些思想和行为的人得到荣誉；就是要使“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的思想和行为受到指责和惩罚，使具有这些思想和行为的人感到羞耻。这样，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道德价值导向明确，并长期坚持下去，人们的思想才能稳定，行为才有遵循，社会才能和谐。首先，要加强各级干部的“官德”建设，发挥干部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上的带头示范作用。特别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言行有规范、荣辱有界线，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在生产中当劳动模范，在生活中做道德榜样，在领导岗位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不忘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真正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用实际行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能形成好的党风政风，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好转。其次，要把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点群体。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和谐社会的未来主人。要把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结合起来，采用多种形式，进教材、进课堂，同时寓教于乐、寓教于课余生活，使广大青少年从小知道什么是荣誉、怎样正确争取荣誉，什么是耻辱、怎样正确对待耻辱，不断激发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再次，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法规约束结合起来。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树立起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强化法规约束和管理力度。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融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使干部群众牢记政策这个“生命线”、制度这个“保障线”、纪律这个“警戒线”、法律这个“高压线”，才能真正引导人们去做荣誉之事，不做耻辱之事，
参考答案：（1）材料一反映了当前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早期社会化困境和无效文化传递的问题。早期社会化困境问题是由于青少年在网络上接受了大量的信息，但是由于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成熟，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否有用，且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形下，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导致青少年在内化社会文化知识和价值标准时往往无所适从。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必须提供相对稳定和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提供令人佩服的社会权威形象。无效文化传递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青少年过分依赖网络，导致对传统文化知识涉猎较少，因此上一代的知识和规范未能有效地传递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了无效文化传递。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对青少年上网和学习知识进行有效地引导，并对其上网内容进行适当地控制。（2）材料二说明的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化偏差和失败，主要表现为使人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化。这主要是由于在“应试教育”的观念下，很多学校将学生分为“好生”和“差生”，区别对待，而学习成绩成为这种判断的标准。这样一种社会化模式对“差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容易使他们在今后的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应该适当加以引导，改变社会的这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