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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藏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公元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国中推行一套新创成的“蒙古新字”，或者叫“八思巴蒙文”，就是在藏文字母影响下产生的。藏文典籍的印刷首先要按传统方法刻板。刻板是用细密坚硬的上等桦木制作的，刻板制成后，灵巧的工匠便在上面雕刻文字和图案，雕刻的文字图案，点画清晰，刀深光洁，功力深厚，堪称藏族文化一绝。经板的制作工序是十分繁杂的，主要 经过三道工序：一是把秋天刚落叶的红桦木伐来劈成一块块的板块，用桦木屑烧火熏干，然后放在羊粪中沤一冬天，取出洗净，经水煮后，捞出烘干刨平，制成毛板。二是在加工好的板子上一刀一刀，一个字一个字一丝不苟的雕刻。为了提高雕刻质量，主管规定工匠们每人每天只准刻一寸板面。当一个板面刻完后，必须进行严格校对，如发现雕错，要及时进行修补。三是把雕刻好的经板在煮化的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晾干后，用“苏巴”草根熬成的水洗刷干净再晾干，此时，雕板加工才始告完毕。 印刷书籍的纸张是特制的，是用一种藏语叫“阿补扎补” 的草根皮制成的，其特点是纸质韧性强，有毒性，虫不蛀、鼠不咬，久藏不坏。书籍的印刷也是非常讲究的，重要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的书籍也要用白桦墨印刷。 木刻印版的板有一手柄，两面均雕刻有十分工整的藏文正楷字体。这些板子，久藏不朽，久印不损，光洁耀目。印版的规格均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长印版每块长11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厚约3厘米；中等印版每块长60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短印版每块长40多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尤其是雕刻卷首佛像和佛画时，必须严格遵循《丹珠尔工巧明》的准则。藏文书籍根据自身的特点，运用卷本和梵夹本的形式，均采取横书右行，书面成长方条状，横行字数多竖距较大，清朗舒目，便于翻页和诵读。十九世纪前的藏文书籍，一般均采用黑墨印刷，并没有彩色插图等文样之类的装饰，个别也使用朱砂印刷。其中，贵重的经典、卷首页各以花纹和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然后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印刷。书籍上下夹以木板，夹板均为红漆描金，制作精细，有的夹板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和吉祥八宝等彩色图案。在雕刻中莲花运用最为广泛，佛教把莲花视为纯洁、高尚的象征，并有吉祥、神圣之寓意。此外，有些贵重的佛教经典用深黄的锦丝锻包裹数层，上下夹以檀香木板，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带捆扎，当作神品供奉。在携带经典书籍时，普遍取势胸前，托抱或肩托手扶以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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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受罚文的启发病人左手创制文字这种文字就是现代藏文的前身。如果把世界上的文字按其“家乡＂的海拔排成队，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国的藏文，有人称它是“世界屋脊上的文字＂。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受梵文的启发，命人着手创制文字，这种文字就是现代藏文的前身。用藏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据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臣吐弥桑布扎等16人赴天竺（印度）求学、拜师。返藏后，仿梵文“兰扎体”，结合藏文声韵，创制藏文正楷字体，又根据“乌尔都体”创制藏文草书。但这一传统观点已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他们以为创造藏文的并不是被人们一再颂扬的吐弥桑布扎，而可能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就有古代文字，是用来记录原始宗教经典的。甚至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藏文是依据象雄文创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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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历史文书，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遗物，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这批写卷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共存三件，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窃运海外，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大事纪年部分记录了唐朝苏定方与吐蕃军在乌海的一场战争，为传世汉文和藏文史籍所不载。（乌海：今青海省玛多县冬给措纳湖，又名托索湖、黑海，海拔4100多米，位于著名的唐蕃古道上） 1940年，巴考、托马斯等著名藏学家以巴黎、伦敦收藏的敦煌吐蕃写卷整理编辑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80年代后，大陆藏学泰斗王尧等人远赴巴黎、 伦敦二地校对了原卷，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史料，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进行译注和考释，同时增补了一些内容，纠正了巴考书中的错误，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汉文译著。2000年，黄布凡、马德编著的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吐蕃文献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译释。相关译著的汉文翻译参考如下：一、“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659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 二、“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 唐军于乌海大败达延这一记载已被范文澜、蔡美彪所著的《中国通史》和1989年出版的《吐蕃史》所收录。此外，美籍华裔学者张琨于1959年发表的英文著作《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其汉译本见《唐·吐蕃重要文献选辑》）则记为达延战死，阿柴人口从八万减到一千（注：吐蕃称吐谷浑为阿柴）。 敦煌遗书中的乌海之战虽不为传世文献所载，但在多部西藏史书中却记录了唐军攻至吐蕃国都一事。据《西藏王臣记》记载：【伦布噶（即大相噶尔东赞）为报此恨，又率领藏军十万，大袭唐军，噶尔卒于军中。此后又盛传唐军入藏，急将觉阿释加像迎至神变寺，藏于南镜门内，以泥封门，别绘一文殊像以掩之。未儿，唐军果至，纵火烧布达拉宫，未能将觉阿佛像迎走，乃将不动佛像运至半日程地】。《新红史》中也有噶尔（即禄东赞）率兵十万攻唐死于军中及唐军直入吐蕃，纵火烧红山的类似记载。《资治通鉴》667年则记有吐蕃入侵“生羌十二州”的战事。值得一提，噶尔·东赞和663年后担任安集大使防备吐蕃的唐军统帅苏定方二人卒年皆在乾封二年（667年），如果此项记载属实的话，他们这个时间似乎有交手的可能性（亦可能他派遣其他将领入藏）。 但从敦煌遗书、《西藏王臣记》和《新红史》的记载可看出，670年唐蕃双方在大非川交战前几年便爆发了冲突。
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发挥关键部分的作用推动整体发展。传承与发展藏文古籍需要统筹全局，运用系统综合的方法，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开发利用的关系。②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量变和质变的统一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传承与发展藏文古籍，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把握发展的实质，坚持对藏文古籍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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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法治被称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治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法律作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行为规则，虽然在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形态下也已存在，但大体上可以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了具有了法治特征的法律制度。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的市场化要求社会的法治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越发达，法治也就越发展。马克思认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这深刻说明了法律产生于市场交换的实践，并随着市场交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创新。
无规矩不成方圆，而道德不足以成硬性规范。 法治，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性创造。法治把人与人相处、相存、相争、相让的原则予以细化和明确，体现的是一种文明精神。 没有法治，野蛮就失去了缰绳，强者就会欺负弱者。 有了法治，一切欲求限定在规则范围之内。法治之精神在于： 其最大目标在于保证每个人拥有必要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 其最大特征在于适用于所有社会个体。 其最好机制在于公开透明地由独立司法机关实行。司法独立，写在我国及其它国家的法律教科书之中。 而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人治”社会，由人来决定人，由人来裁定人，如无良法可依，则必有不文明之时。 “人治”搞到最后，一切规矩会不成其为规矩，终还是野蛮社会。 强者与弱者。弱者所希借冀的是法律为依靠，强者所惧怕的是法律为缰绳。为什么要保护弱者？因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弱者，既同是人，如果不能够以法律为依而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终会适用于所有个体，任何人都将可能因这种不平等而受害，不管当时是强者否，因总有时过境迁之时，哪怕是贵为何人。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个体的自由和解放成为所有个体的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条件。其实不管是在什么社会，都会是这样。 观规则若水。人类社会如湖。一粒微石入水，如其代表不公平法则，水波扩展，终推及一湖。如其代表公平，亦必惠及一湖。是为所观，故须推行法治，以得共有公平和共有规则。 以法明理、明德，则一湖水中所有水滴均受益。如有某水滴不愿以此法而存，愿逞亦能逞其强，实则侵了众水滴相安无事之规范，激起的是层层涟漪，一时难以禁止。一力推一力，渐成波澜大起之势。而非众人所愿。 所谓文明，总是在和谐处。此时规则明立，各得自在，各扬其能，相互促进，群体共同进步。 而人生世上，着实渺小。追名逐利，不过烟云。推动人类进步，惟此可系小水滴之价值。建立良法，推动法治机制形成，应当成为党员干部群众之共识。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有效方式走法治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