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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常被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论文格式封面 论文常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1]。论文格式就是指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样式要求，以及写作标准。直观的说，论文格式就是论文达到可公之于众的标准样式和内容要求。 结构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2]。 题目题名规范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命题方式 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英文题名方法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第一章 社会工作理论：概念、历史与意义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理论的界定实践理论：本书聚焦第二节 社会工作理论的历史演进Howe的七阶段模型本书的六阶段模型第三节 社会工作理论的类型Payne的三分模型Howe的四分模型本书的四分模型第四节 社会工作理论的意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的选择与应用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二章 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四个传统第一节 实证传统第二节 人本传统第三节 激进传统第四节 社会建构传统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三章 心理动力理论（上）：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第一节 理论脉络第二节 概念框架第三节 实践框架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本章小结第四章 心理动力理论（下）：客体关系和自我心理学第一节 理论脉络第二节 概念框架第三节 实践框架实践原则评估专业关系干预技巧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五章 认知/行为理论第一节 理论脉络第二节 概念框架认知ABC人格理论反应性制约操作性制约社会学习第三节 实践框架实践原则评估专业关系干预技巧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六章 系统视角第一节 理论脉络第二节 概念框架系统人类发展适应系统社会工作系统第三节 实践框架实践原则评估专业关系干预技巧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七章 生态视角第一节 理论脉络第二节 概念框架生命周期、时间与空间人际关联与角色胜任能力与调适生活中的问题第三节 实践框架实践原则生态评估专业关系干预技巧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八章 社会发展视角第一节 理论脉络第二节 概念框架社会福利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社会投资第三节 实践框架个人层面社区层面政府层面制度基础第四节 贡献与局限本章小结关键概念拓展阅读思考和练习第九章 存在主义第十章 灵性视角第十一章 结构视角第十二章 赋权视角第十三章 女性主义视角第十四章 叙事治疗第十五章 寻解治疗第十六章 优势视角第十七章 未来与展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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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词句改一下就可以青少年社会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一）研究背景作为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社会工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外来经验在中国本土的现实移植，因此，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必须回溯到现代社会工作的西方本源。我国很多学者都就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功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是由政府或私人承办，以协助个人调适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能，增进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的功能主要有对弱势群体的补充功能、对正常群体的强化功能，以及对强势群体的发展功能三方面。上海市组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队伍主要服务对象是失学、失业、失管的“三失”青少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闲散青少年。据统计，上海市的闲散青少年目前共有六万三千多人，全国的闲散青少年数目更是惊人。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依然是目前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流方法，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变化，比如外展社会工作的运用、机构社会工作的注重等等，最新的社会工作发展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本身的发展，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加入了一些比较新潮的观念和方法，例如大众文化与社会工作、环境保护与社会工作、大众传媒与社会工作、网络社会工作等等，这些新的社会变化的引入，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二）研究方法我们采用分层定比和典型抽样方法，共选取350份样本，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50份，其中有效问卷348份。二、研究的内容与结论（一）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生活状况调查对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的了解是做好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前提和保障。闸北区区情相对比较复杂，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失学、失业的青少年比例比较高，而且这个总体数字一直在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有必要对闸北区失学、失业的青少年作一个深入的调查，以便及时全面地掌握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对特定青少年的服务。1、主要特征(1)群体分化明显。当今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这种分化同样也表现在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身上，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群体，而更主要地是一个异质群体，比如在学历结构、年龄构成、性别构成、家庭状况等许多方面，青少年服务对象之间都存在有明显的差异。(2)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调查的青少年服务对象学历结构相对尚可，具有大中专学历的占2%，接受教育水平较高可以使青少年更加容易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更有助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此外，青少年服务对象继续学习的意愿也非常强烈，而且，学习目的比较明确，更加注重实际应用。(3)工作意愿比较强烈。青少年服务对象中3%的人曾经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此外，7%的青少年服务对象非常愿意参加工作，还有6%比较愿意参加工作。工作意愿的强烈意味着青少年服务对象自我发展和参与社会的意愿非常强烈。(4)家庭认可程度较高。青少年服务对象中1%的人认为家庭对自己影响很大或比较大。在承认家庭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时，大部分青少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形成上。(5)社区参与意识较强。尽管青少年对社区的影响力评价不高，但还是有4%的青少年很愿意或比较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当然，如果社区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好，青少年参与积极性会更高，其中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最为青少年服务对象所喜欢。(6)对社会工作较为认同。3%的青少年服务对象对青少年社会工作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此外，还有6%的青少年服务对象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做一名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志愿者。(7)社会评价较高。1%的青少年服务对象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很好和比较好，另外，还有7%的青少年服务对象非常看好和比较看好我国社会发展的前景。2、现存问题(1)人户分离现象严重。主要有三种：一是人在闸北，户不在闸北；二是户在闸北，人不在闸北；三是人户都在闸北，但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街道。(2)非完整家庭现象突出。近28%左右的调查对象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在残缺家庭之中，这个比例比较高，对于这样一些特殊家庭中的青少年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3)生活困难家庭比较多。调查对象中79%的家庭月均收入低于3000元，4%的家庭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9%的家庭月均收入低于1000元。(4)社会资源整合较差。接受调查的大部分青少年对邻居、居委会、街道和社区认知和认同程度很低，不懂得充分整合这些社会资源。而且，交往圈子比较狭小，交往对象过于单一，主要局限于同学和朋友，这些都将极大地限制青少年的社会发展。（二）闸北区青少年社工工作现状分析1、主要特征(1)高度的专业认同感。闸北区青少年社工的专业认同感非常强烈，无论是社会招聘人员还是公安借调人员都是如此，71%的社工认为，社会工作非常重要，29%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比较重要，没有一个人认为社会工作不重要。(2)强烈的专业创新意识。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在社会工作开展过程中，专业上的创新比比皆是，在既有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之上，结合闸北区的特殊性，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创新，鉴于“三失”青少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闸北区青少年社工站积极推行分级预警服务制度，将青少年服务对象按照危机严重程度依次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分别实行相应的管理；此外，结合本区单亲青少年的特征，社工又开展了单亲同质小组“单亲家庭自助小组”活动；另外，根据闸北区青少年服务对象的特征，青少年社工将团体康乐活动作为主打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3)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在“对专业青少年社会工作影响最大的三个职能部门”的调查中，青少年社工普遍认为区政府是影响最大的部门，这说明区政府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此外，团区委也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聘请了专业督导，并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资联系，研究总结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经验。另外，团区委还与区检察院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推进罪错青少年的帮教工作。(4)社会资源的综合协调。为了更好地推进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团区委努力整合已有的三支队伍：“社区就业援助员”、“社区青少年辅导员”、“社区青少年工作者”，并将这三支队伍与专业青少年社会工作队伍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又与“红红姐姐工作室”和“热爱家园”等社会资源建立工作联系，共同推进服务青少年工作。在专业指导上，团区委还与上海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长沙民政学院等高校联合建立社工实习基地。闸北区青少年社工站本身也积极建立了一支志愿者队伍，这些社会资源的综合协调大大推动了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进展。2、现存问题(1)社工队伍的双轨制建构。目前的闸北区青少年社工队伍主要由两块人员构成：第一块是社会招聘人员，第二块是公安借调人员。公安借调人员在人员编制、工资发放等方面与社会招聘人员完全不一样。(2)社工专业素养偏低。目前闸北区青少年社工队伍总体构成人员的社会工作专业素质不太高，其中绝大多数人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社会工作，也很少有人接受过专门的社会工作训练。(3)评估激励措施缺乏科学性。对青少年社工的评估应该是绩效评估、专业评估，而不是岗位评估，更不是简单化的出勤评估。尽管目前出台了许多对青少年社工的评估激励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普遍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尤其缺乏专业性。这些欠缺同样也表现在对青少年社工的其它管理措施上。(4)社工站缺乏人财物权。目前的社工站是一个虚体，只是一个传声筒，没什么实际意义。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工站没有相应的人财物权，这三权的缺乏直接导致了社工站的边缘化。(5)条块分割、缺乏竞争与协作。目前的青少年社工组织建构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社工与社工之间、街道社工小组与街道社工小组之间、区社工站与区社工站之间分裂割据、各自为政，僵化性与封闭性较强，服务对象很难转接、社工人员很难流动，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和必要的协作性。(6)多头管理、干预过多。从目前的组织建构上来看，闸北区青少年社工接受的是多方面、多层级的管理和指导，区社工站、市社团、专业督导、区政府、区预防办、团区委、街道办事处都可以对青少年社工发号施令，问题是这些号令彼此之间可能会冲突，这就让社工无所适从，接受调查的社工对此反响颇大。(7)社会资源整合乏力。青少年社会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协调支持，但是，目前青少年社会工作本身的运作机制尚未真正理清，而且，社会工作与政府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再加上社工本身的专业水平限制以及我国社会力量发育的先天不足，这使社工很难将现有的社会资源真正整合起来。(8)社会认同程度偏低。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专业和职业，许多人甚至误认为青少年社工就是青保人员、就业援助员、低保申领员、街道干部、居委会干部等等，还有人认为青少年社工其实就是交通协管员之类不尴不尬的角色。三、相关的对策与建议综合支持模式是闸北区司法社会工作试点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新模式，也是上海市司法社会工作指导思想“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在闸北区的实践结果。所谓综合支持模式主要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综合协作，强调社会力量的综合参与，强调社会工作与多方力量的综合支持，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综合运用。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我们认为，应着力构建综合支持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新模式。（一）立足专业、创新品牌专业性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立足之本，也是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青少年社会工作进一步的推进过程中，专业化建设应该在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专业研究、专业督导、专业培训、专业操作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全面展开。创新意识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根本保障，中国有特殊的国情，闸北区有特殊的区情，在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决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经验，而应该以闸北区为根本，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品牌意识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旗帜，也是专业创新的必然结果，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应该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勇气，精心打造属于自己的专业品牌，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引领上海乃至全国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二）塑造青少年综合服务品牌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已经有了许多探索和创新，比如团体康乐活动，以及单亲家庭自助互助小组，但是，这些活动还有些单一，过于注重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实际上，小组社会工作只是社会工作常用的三大方法之一，而且，目前社会工作发展的国际性趋势是综合运用多种专业方法，比如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以及外展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等等。因此，闸北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精心打造的专业品牌不应该是单一的社会工作方法，而应该是综合性社会工作方法，也就是青少年综合服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全市其它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基本上都停留在单一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上，闸北区先行一步，可以对其它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另外，综合服务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也正好与综合支持的闸北区社会工作新模式相契合。（三）强化督导、拓展研究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推进过程中，专业、高效而又敬业的督导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对专业督导的进一步强化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所在。建议对督导实行竞聘制与合同制，通过竞争，选拔最适合的督导；通过合同，刺激督导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指导作用。对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深度研究是发展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本源推动力，及时总结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才能不断保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建议每半年或一年可以将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代表性问题，以课题的形式向相关专家招标，以便通过最好的专家获得最好的研究成果。（四）专家主导、一口上下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过程中，政府部门、社团、专家等多重声音、多头管理一直是一个难解的症结，团区委应该进一步理顺政府、社团、专家、社工的内在关系，抓大放小，盘活全局。建议团区委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定为：专家理论指导、政府资源协调、社工具体实践。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推进中，要进一步强化专家的主导作用，在专业上树立专家的绝对权威，集体论证，专家决断。专业上的变通要通过专家一人之口，上传下达。（五）科学评估、有效激励科学的评估、有效的激励是青少年社会工作持续、高效推进的必需，也是充分调动青少年社工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建议团区委尽快委托专家制定专业的评估方法，对社工实行科学管理。另外，要采用多种方式对社工进行激励，打破唯文凭论工资的错误观念，加大奖励力度，根据社工工作绩效分别实行不同方式、不同层级的奖励。团区委最好能够募集专项基金，作为对青少年社工的长期激励。（六）权力下放、健全配备团区委应该给区青少年社工站更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进一步将区青少年社工站实体化，推动区社工站独立运转。同时，对街道社工点配备必需的办公活动经费，使每个社工增强自主性、激发创造性。团区委应该脱离对青少年社工具体的事务性指导，更对地给与政策和资金等宏观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七）动态管理、有序竞争竞争是保持青少年社会工作活力和创造的有效手段，团区委应该进一步打破青少年社会工作僵化的用人制度和封闭的工作制度，鼓励青少年社工的区际流动，推动青少年社工的招聘与解聘，施行青少年事务的竞聘招标制度，引入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参与竞争，保持青少年社会工作持续的创新能力。（八）加大宣传、增强认同团区委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多种媒介、采用多种方式，加大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以增强社会工作的知晓度，提升社会工作的认同感，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九）整合资源、全面推进青少年社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全面协调、共同推进。闸北团区委可以首先整合自己旗下的社会力量，如“青年就业援助员”、“社区青少年辅导员”、“社区青少年工作者”，以及其它社会团体和组织如“红红姐姐工作室”、“热爱家园”等；其次，整合检察院、劳动局、街道办事处、职业介绍所、社会保障中心等职能部门；再次，整合居委会、社区等社会组织；最后，整合高校专家、社会志愿者、企业等其它力量，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多方交流、拓宽视野社会工作是一个很年轻的职业，也正因为年轻，所以发展很快，创新很多。团区委应该更多地走出去、请进来。多与市内、国内乃至国际青少年社会工作前沿人物交流，感受最前沿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同时，为青少年社工创造更多的学习、进修和参观机会，定期为青少年社工开办最新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专题讲座和辅导，帮助青少年社工不断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增强专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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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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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与预防黑社会组织犯罪自古有之，自17世纪发端于游民阶层。而19世纪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由民族反抗运动组织蜕变成暴力组织后，黑社会组织犯罪便成为了一颗毒瘤，为国际社会各界困扰的一个难题。在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愈加猖狂，而近年以来诸如辽宁刘涌案、广东阳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湖南郴州宜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让人们再次关注这个特殊的犯罪主体，亟待寻求解决的方法。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 社会一词并没有太正式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由自我繁殖的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占据一定的空间，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1]社会学家按照不同的标准将社会分为多组类型，其中按照是否守法将社会分为上等社会或上流社会(upperworld or overworld)与下等社会或黑社会(underworld)。顾名思义，上等社会是良民社会，守法的社会；而黑社会则是指罪犯社会或者有组织犯罪社会。黑社会又俗称“黑帮”或者“黑恶势力”。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我国法律所承认的概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我国唯一承认的法律用语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比如“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等。按照我国官方以及一些学者的理解，“黑社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程度上是有巨大的区别，我国只存在黑社会组织的初级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诸如沈阳刘涌、哈尔滨乔四以及湖南的王汉英等犯罪组织均已经达到了国外认可的黑社会的成熟阶段。 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犯罪组织。进而我们可以推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的概念即指黑社会组织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实施犯罪活动的主体，即黑社会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如果不是由这类组织实施的犯罪，则无论性质如何恶劣，后果如何严重，都不能称为黑社会性质犯罪。[2]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因素 任何一种犯罪形式都有其内在的形成因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例外，由于其独特的存在形式，其形成因素更具有其特殊性，各学者间也有不同的观点。 何秉松教授认为我国大陆黑社会犯罪的产生与发展，归根结底，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急剧变化的必然结果。所谓社会转型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的、多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体制的转换、利益的调整和观点的转变，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3]他认为具体有以下几个因素导致了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1、社会不平等2、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3、失业4、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社会分化5、收入差距的悬殊。 康树华教授则将有组织犯罪的原因概括为：（1）经济原因。大量财富外露导致犯罪诱因增多；分配方式多元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社会层次的变化导致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2）社会原因。包括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大大下降；基层组织控制力降低；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不足，装备落后，严重影响了破案工作；社会腐败久治不愈，为各种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不够等。（3）文化原因。相同的文化需要结构是有组织犯罪形成的凝聚力；封建行会帮派思想是有组织犯罪的精神纽带。[4]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对于金钱的追求是内在驱动力和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虽然形态各异，其产生的基础原因也各不相同，比如臭名昭著的黑手党竟然起源于反抗外来人统治的民族运动组织；日本的稻川会起源于横滨人对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排外情绪；而美国的3K党则是6名曾经参加南方联邦军队的青年官员基于对于内战的失败感和对黑人翻身的仇视，于1865年自发在田纳西州成立的。既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物质利益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很多的人企图不劳而获。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再是单纯的以暴力为目的的犯罪组织，而是更多的以暴力为手段，攫取大量的不义之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下特征：“（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活动。”正如该项后半段所说，金钱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动力。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人数多、长期多次作案的特点，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日常的运转工作。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多为利益性“动物”，贪图享乐企图不劳而获是他们的本质特征，该组织如若要维持稳定乃至希望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依靠金钱的诱惑稳住现有成员以及吸纳新的成员。 （二）官黑勾结是强有力的保护伞 1988年召开的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世界部长级会议认为黑社会犯罪问题的一大满足条件便是使用暴力和贿赂，包括贿赂执法官员，渗透政治机构或者进行拉拢。由此可见勾结官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壮大的一大必备手段。 官黑勾结自黑社会组织产生之初便存在，据1958年到1992年之间，就约有三分之一乃至几乎一半出席全国会议的西西里议员被悔过了的黑手党分子指认为“秘密团体的朋友”或“活动分子”。而这一因素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则更加明显，辽宁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自1995年末到2000年7月，在4年半的时间里共计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其中1人死亡，16人重伤，14人轻伤，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4项罪名。之所以如此疯狂作案而却没有受到及时的追究，就是因为他精心构建了一系列权力网，他认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为干妈，沈阳市中院副院长焦玫瑰为骈妇，市长慕绥新为铁杆兄弟，每年向这些官员送礼行贿数十万元。再如2008年被打掉的黄生福、刘光洪宜章特大黑恶势力之所以在宜章为所欲为，竟是只靠一个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庇护。为什么这些黑恶势力如此愿意勾结官员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自古就有官本位的思想，崇尚畏惧权力，认为最大的安全来自于权力的保障和维护，这也和中国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网的社会基础以及权力缺乏相应的对抗性力量的监督从而形成无监督的权力有关。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具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总会千方百计的用金钱拉拢与官方势力的关系。 2、中国当前权力与权利对抗中，权力总是处于强势地位，缺乏必要的监督，无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而在权力内部结构中，行政权力又是主导性权力，远远超过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力量，这也导致立法权的边缘化和司法的不中立，最终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行政权力一旦成为一种极权，则行政权力的持有者便会有恃无恐的拿着黑社会的钱庇护着他们，这种情况也正是实际情况所反映的。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预防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复杂，成因也各不相同，犯罪形式也多样化，所以要对其进行防治难度极大，笔者在此仅仅浅显的提出一些预防性意见。 （一）加强基层治安的维护 任何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熟都经历过其萌芽状态，而这种萌芽状态多半是源于少数个体之间的非法结合，其结合的初始目的或许是为了形成一种安全感，或许是为了私自解决一些纠纷矛盾，也有是为了实施一些违法犯罪活动，这就需要我们的基层自治组织多加观察，及早发现，加强教育和调解，同时街道办事处以及派出所等基层权力机构应该主动了解情况，与基层自治组织通力合作，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对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打击，将有组织性质犯罪消灭在雏形阶段。 （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对隐形群体的法治教育 虽然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高度建设，但是人们精神文明相对处于一种较落后的状态，于是追求物质利益享受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矛盾，这便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的一大内在驱动力和持续源动力——拜金主义的形成。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空话，而是需要各级国家机关，尤其是基层机关采取切实可行的手段，诸如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新颖的、内容健康的文艺作品和娱乐形式正确引导人们的精神生活，自上而下不断深化。形成一套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国范围内的体系。 其次便是加强法治教育，笔者在此主张的并不是毫无针对性的普法宣传，而是对于那些易于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吸纳的成员，在此主要是指城市无业人员，农村入城打工人员以及广大的青少年，这些人都具有易于冲动、易于被眼前金钱利益所吸引的特点，因此是法治宣传的重点人群，需要告诫他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以及触犯刑律的严重后果，并且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他们走入歧途。 （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正如上文所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重大的形成因素便是官黑勾结，因此要预防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就必须切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腐败交易。如何进行反腐倡廉，除了严格选拔行政官员等措施之外，有学者认为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首先要加强政法部门廉政建设。凡是与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牵连、助纣为虐的政法人员，一经发现，要坚决清除出政法队伍，构成犯罪的，要从重处罚。2、加强党政领导部门的廉政工作，防止身居领导职位的党政官员与黑社会犯罪分子勾结，利用行政手段干扰司法机关反黑工作，为黑社会组织的各种非法政治经济活动大开绿灯。3、加强各级各类经济职能部门的廉政建设。4、加强各类基层组织的廉政建设，铲除黑社会组织在基层孳生的土壤。[5] 就防止行政权力滥用而言，笔者认为要加强外部监督，具体措施为：1、放宽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度，在法律上赋予媒体相应的权利，从而能够增加其对行政权力的行使的监督，进而实现全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督。2、要提升专门反腐机构的地位，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运行机制和职能设置，加强对于权黑交易的打击力度，增加其相应获罪的风险。3、形成权力内部的监督，这需要借鉴三权分立的原理，坚定不移的进行司法改革，扩大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实权，使行政权力、立法权、司法权之间相互制约和制衡。 参考文献： [1] 参见:#1,查阅时间：2010年5月5日 [2] 黑社会性质犯罪防治对策研究 李文燕 柯良栋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 第113页 [3] 有组织犯罪研究（第一卷） 何秉松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5月第一版 第409页 [4] 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 康树华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 第191-207页 [5] 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犯罪及其对策 贾宏宇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 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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