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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其实对我这个专业而言，这个问题有点大。但是既然提到，我就勉力回答一下，希望不要太偏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一下“中国古书”这个概念。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
这个不好说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我们能从史料，甚至传说和民间流传来知道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构成。但是如果我们再科学的讲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事吗？是真的吗？甚至涉及一些各方面的问题，这就有考古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一些考证或佐证，甚至预见。就像捉贼要证据一样。这样所有人才能知道这是真的，不是稗官野史，不是捏造。
中山大学的文科主要集中在人文学院，有中文、历史、哲学、人类学四个系。其简介如下：中国语言文学系是中山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系之一。1924年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创办之初，便设有中国文学系。1926年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1928年1月，文史科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1935年春，文史研究所（原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组为文科研究所，设中国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同年9月招收研究生。1939年，中文系又称中国文学系。抗日战争时期，中文系师生迁至云南瀓江和广东坪石、梅县等地，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办学。1946年，语言学系成立。1953年院系调整，中文系又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设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与语言历史研究所、文科研究所、语言学系，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1954年，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该系部分教师转入中文系。1958年，中文系增设新闻专业，次年，该专业并入暨南大学。1981年，中文系设立汉语培训中心，1992年，该中心并入外国语学院。多年来，中文系本科只设汉语言文学一个专业。 中文系人才荟萃，曾有许多著名学者在此任教。先后在本系任教的著名教授，早年有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郁达夫、成仿吾、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起、冼玉清、黄海章、楼栖等。这些著名学者为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富于进取的创新精神，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专业基础、突出的写作能力，较高的外语水平以及一定的电脑应用能力。学生毕业后能从事高等院校或研究部门的教学、研究工作，新闻出版单位的记者编辑工作，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高级秘书等工作。 1994年12月，我系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2002年3月，经教育部专家组评估验收和高教司批准，本基地被评为优秀基地。2004年6月，经广东省教育厅专家组评估和教育厅批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专业。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我系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本科教学。如加强对基础课教学的投入，改革基础课课程体系；认真编写教材，更新教学内容；切实建设好一批省、校级重点课程。坚持固本培元，加强学生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开设多种类型的选修课，拓宽专业口径，培养学生扎实的学术基础与开阔的学术视野。我系一贯坚持倡三风（自觉地学习、刻苦地学习、创造性地学习）、抓三文（作文、古文、英文），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系长期在本科教学中实施“强化写作训练”和“全程导师制”计划，要求一年级学生写作百篇作文，二年级学生写作8篇读书报告，三年级学生写作学年论文和参加教学实习，四年级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学生在学期间，其写作和学习活动，均有导师进行全面指导。这个计划已实施多年，颇有成效。我系的教学成果《强化写作训练，着眼提高素质》获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获，《抓好教学实习，培养综合才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全程导师制》分别获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目前，我系在校本科生达500多人。近年来，研究生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水准逐年提高。目前在校研究生已近400人，其中博士生160余人。 我系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在编教职工67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20人，博士生导师18人。我系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目前，我系为博士、硕士授权一级学科（现有8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招生），拥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以及两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1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1个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均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学术传统深厚，学术梯队整齐，是海内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及文体学的重要基地。中国戏曲史是本学科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由王起、董每戡在20世纪50年代奠基，迄今已成为全国戏曲研究的中心。近年来，以该学科为主体完成的《全元戏曲》（十二卷），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2001年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学科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古代戏曲、小说及诗文的专著，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古代诗文与诗文理论亦是本学科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在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良好声誉。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设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古文字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包括甲骨文、战国秦汉文字及相关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问题；二是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包括古汉语词汇、语法、音韵、训诂等方面；三是现代汉语研究方向。该学科在研究成果、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该学科出版的《金文编》、《长沙楚帛书文字编》、《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等著作，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三个研究方向，该学科致力于打通现当代文学的时限、海内外文学的地限，文学和文化的界限，具有创新意义。该学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03——前夜的涌动》等著作，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文艺学学科包括文艺理论与批评、美学、文艺美学等研究方向，已经取得一批富有特色的成果。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该学科在方言学、汉语语法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比较研究，尤其关注妇女、性别与文化再现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文献和岭南文献。该学科在元明清戏曲、小说、诗文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色。民俗学学科是与人类学系共同建设的博士点学科。该学科继承了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又进行了创新，在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该学科整理出版的《中山大学典藏民俗学丛书》，让海内外学界得以重新全面审视中国民俗学最早生成时的勃勃生机。 近年来，我系大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已与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和香港多所高校建立了学术交流制度，并与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展定期的学术交流。 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建系初期，傅斯年、顾颉刚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在本系任教。1952年，与岭南大学历史系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开拓者们奠定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优良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是广东省名牌专业。本系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分别开设了历史学科各门基础课程；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山大学历史系设立了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孙中山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艺术史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室、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国际关系史研究室、亚洲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中国近现代史、宗教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学科有着较强的优势，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系具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是国家设立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世界史、历史人类学等专业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本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史广东省重点学科。作为国家建设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历史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本系有着比较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拥有藏书15万册的图书资料室、电子阅览室房、多功能讲学厅、多媒体教室和多间小型学术会议室等，配备有100多台计算机，建设了将教师、研究生和有关办公室所用电脑连为一体的局域网，拥有专门的因特网服务器，通过校园网与国际互联网连接。目前正在建立数字化的历史研究文献资料中心。 本系与海内外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每年有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应邀前来讲学或从事研究，本系也有多位教师被邀请到海外访问和交流，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大学的学者曾先后与本系教师开展各种课题的合作研究。目前受聘为本系客座教授，并为本系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科大卫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等。中山大学哲学系概况中山大学哲学系，建立于1924年，为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著名学者冯友兰、李达、吴康、朱谦之、周辅成、罗克汀、马采等都曾为她的成长浇灌了血汗。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撤消建制。196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杨荣国、刘嵘、李锦全、胡景钊、林铭钧、章海山、黎红雷先后担任系主任。 复系40多年以来，中山大学哲学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我系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可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学科点的博士与硕士，拥有 “国家重点学科”2个，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个。 我系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得风气之先，近年来在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我系明确提出"培养人类哲学精神的承担者与体现者"的目标；在本科层次，形成了以"基础哲学"、"专题哲学"、"领域哲学""应用哲学"为框架的新的课程体系；在研究生层次，实行“硕博连读”制度，强调学术传承与独立思考相结合，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我系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训练，专门聘请海外学者，为本科生开设全英文专业课，为研究生分别开设巴利文、梵文、希腊文、希伯莱文课程，为学术研究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 我系充分发挥国家哲学基地的辐射作用。在校外，积极关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问题，努力成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辐射源、各行业领导人才的培养点、决策管理的思想库；在校内，通过"读书-征文-选修-副修-双学位"等途径，对全校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哲学素质培养。10年来，我系坚持平均每周举行一次以上的哲学学术讲座，在校园内营造出十分浓厚的哲学氛围。 数十年来，我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活跃于国内外学术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一批又一批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的领导人才，被誉为“思想家、政治家、宣传家、企业家的摇篮”。目前，全系师生秉承中山先生手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以及本系“尊德问学”的系风，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正在为把中山大学哲学系办成国内外著名的一流大学哲学系而奋斗！ 1979年，梁钊韬开始筹建人类学系工作，他设置了专业方案、教学计划和组织教师队伍以及建系的论证报告。经过多方奔走，1981年春，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本科设置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设置文化人类学专业。系主任为梁钊韬，容观夐和李松生任系副主任。1981年秋季正式招生，两专业各16人。1981年，梁钊韬被国家授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自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国内人类学唯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1985年增设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梁钊韬之后，冯家骏、黄淑娉继及苏建灵先后担任系主任，其后陈运飘担任代系主任。1987年教育部批准在原文物馆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学博物馆"，1998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英德建立"人类学系教学实习基地"。 2000年，周大鸣教授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这一阶段，人类学系对内加强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加强与系友和相关单位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本系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我系在对外交往中积极争取社会的支持，在三个层次上开展了相关工作。首先是加强与省内地方部门的联系，例如与广东省民族学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药学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山大学法医学系、深圳市博物馆和中山市博物馆等单位的定期联系。其次是与国内的诸多科研机构的联系，例如加强与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的联系，保持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学术对话。通过这些联系，提升了我系在国内学术界的发言权和学术影响力。再次是国际联系，我们依托教师个人交往优势，以本系为实体，同时鼓励教师到境外进修或访问。 人类学系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提高了学术地位。例如1999年12月我系举办“庆贺容观夐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研讨会”。2000年我系与国家民委等单位合作，在北京成功举行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中期会议。2001年12月，“21世纪都市可持续发展暨纪念中国人类学百年”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我系为会议最主要的主办单位。2002年8月，我系举办“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2004年12月，我系举办“河流与文明学术讨论会暨全国高校考古文博专业科研教学工作交流会。2004年12月，我系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城市考古学术讨论会”。2005年3月～7月，我系与历史系共同承办“广州市文博干部高级研修班”。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系坚持引进人才与在职学习并举。引进人才时比较注意学校的来源，针对各校的学科优势，择优录取有能力有潜力的科研人员。在学科建设方面，逐渐完善学科设置，我系现已完成教学研究改革工作，新成立了四个教学与研究室，即人类学教研室、民族学教研室、考古学教研室和民俗学教研室。我系招收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现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系制定了“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科研战略。积极开拓渠道寻求科研课题，例如在积极申报国家、教育部和省市科研项目的同时广泛争取横向课题。在考古学方面，积极与国家文物局，湖北重庆三峡文物办联系并获得研究课题，2005年9月，我系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在人类学方面，2004年我系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2005年9月，与贵州各级政府合作，并在黔南三都县建立了“水书研究基地”，既解决了学生的田野实习问题，又扩展了教师的科研空间。我系还积极参与世界银行的咨询工作，并获得了一系列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课题。此外还争取国外的合作，如福特基金、露丝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相关课题。 获得奖励情况：几年来，我系教师获得了不同级别的学术奖励，例如刘文锁副教授获得200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邓启耀教授获得2001年度“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陈华副教授获得2001年度“中国数字化教育高峰论坛”优秀奖；郑君雷副教授获得教育部2001年度“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2001年度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周大鸣教授等获得“中山大学第四届教学成果奖”校级二等奖、“中山大学第五届教学成果奖”校级一等奖；黄淑娉教授获得2002年度“第三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2002年度“中山大学杰出教师奖”并获“桐山奖励金”；刘昭瑞教授获得2002年度“第三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何国强教授获得2003年度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20周年纪念奖；周大鸣教授和麻国庆教授入选教育部2004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周大鸣教授等获得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十百千工程”培养计划支持。周大鸣教授获得2004年度相山文科优秀中青年学者奖、200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及2005年度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我系有7人获得“百人计划”引进人才资格。人类学系获2005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成果一等奖（集体奖）。 在学术研究平台建设方面，2000年，以人类学系为依托建立"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岭南考古研究中心"，2001年我系与中文系合作建立"民俗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2人类学专业被国家评为重点学科。我系今后五年建设的主要目标，一是引进国内一流人才，加强前沿性课题研究，发挥该学科易于直接与国际对话的长处，把握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研究，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生态产业研究，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等方面产生和国际接轨的成果；二是创建历史人类学重点学术研究基地，跨学科设计课题，多渠道申请研究经费，以基地为依托聚集人才，在港澳考古、珠江流域文明起源、近现代民族与地方经济、民俗文物学、东南亚大通道、民族宗教问题、边缘人群与极端信仰研究等方面出一批开拓性的学术成果。2004年8月，我系与历史系，中文系开始共同建设“985工程－民间文化遗产创新基地”。 人类学系复办至今（截至2006年4月），教职员工33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1人，讲师6人，助教1人。党政管理人员（含流动编制）6人，有教师一人兼行政事务。 合同制人员3人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解决方案1：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解决方案2：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方案3：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
出土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般一手资料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部分。由于传世文献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传世文献会受到后人的牵强附会等一系列导致真实性出现一些误差。而出土文献可以补传世文献的缺漏，也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照应。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那么眼神深邃是什么意思，给人什么感觉？所谓深邃就是说深不见底了，许多印度和欧洲女人的眼窝凹陷，所以会给人深邃的感觉。但是平常大家看到的眼神深邃是说的对方的眼神有内涵，好像一眼望去里面写满了内容，让人捉摸不透，看不明白。拥有这样眼神的人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也就是大脑里面有东西。这样的眼神在沉浮在商海中的成功人士中最为常见，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见惯了形色利益，更懂得了人世间的人情世故，所以有许多事情都会藏在脑子里，不会轻易的显露出来，这样的人很难让人猜透，只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写满了东西。只不过这样的眼神好像一眼就能将人看穿，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眼神深邃的人的特点怎样 眼神深邃的人都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特点就像上面说的不会轻易的表露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些眼神深邃的人被叫做忧郁王子，尤其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候，眼神看向远方，像是在他的世界里有一个别人到不了的地方。就因为这样所以眼神深邃的人不太容易让人靠近，经常会摆出一种生人莫近的感觉。因为眼睛深邃思考的多，所以在一个团队里面经常能起到领导作用。眼神深邃的人非常迷人，但这样的眼神大部分都是后天形成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眼神不够深邃，可以试着多读一些书，增加大脑知识填充量，这样透露出的眼神就会像大脑一样丰满了。
给你找了一篇报告，可能会有用：
胡适和冯友兰都曾师从杜威，但胡适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及冯友兰。现在写小说的人爱说“太监”，其实就是从胡适这里来的，因为胡适的哲学史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梁漱溟说这是因为胡适的方法研究不了佛教，这话不错，杜威的实验主义乃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流派，确实不太适合研究佛教思想。胡适治学里面有一个污点，就是老学公案，跟他起冲突的正是他学生顾颉刚。胡适在写哲学史的时候可能没留意到老学公案这个问题，所以他把老子放在孔子以前，相信历史上的孔老相会，但顾颉刚发现有很大问题，就提出了异议，后来顾颉刚回忆此事，说自从提了这个观点反对胡适后，“老师就不怎么待见我了”。历史证明胡适确实是错的，冯友兰、钱穆、郭沫若、高亨，西方人葛瑞汉都指出了《老子》晚出的事实，因此，胡适此事也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为什么呢？因为胡适自称“徽州佬”，而徽州佬是很擅长考辨古籍真伪及文字的，当时许多证据都能证明《老子》一定很晚才出现，譬如里面有一些反对墨家的东西，这说明老子绝不可能是孔子时候的人，但只有胡适坚持自己的哲学史没错。顾颉刚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乃是他提出的文化上的层累说，层累是个考古学概念，这里被用来比喻文化。后来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就贡献而言，王国维是远远超过顾颉刚的，因为大家现在使用的主要是王国维的方法，而顾颉刚的方法在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据面前经受了诸多挑战，我们不能说这个方法是错的，但确实漏洞很多，论证薄弱、线性思维是最大的缺点。不过，顾颉刚仍旧是一位很有分量的人物。尤其是当时参与到“古史辨”中的诸多学者，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论证上的财富，有些合于出土文献，不合的则被推翻，两方都加深了文化上的探讨。很多人对鲁迅的记忆都停留在他早年的几篇文章里，就是我们选入课文的几篇，但实际上，鲁迅成熟期的诸多学术考证也很值得我们留意。就人格而言，他在法租界内的事情和后来当左联的笔杆子算是污点吧。梁漱溟这个人，他不喜欢书斋式的研究，而是喜欢实践，所以即使到了当代，乡村派还是很多。当年混乱的时候，他跟毛对着干，气得毛发动全员在大会上批梁，反反复复，但是没人敢动梁，梁也是依旧不服，俩人常常狂怼不止。后来梁在九十年代作了一个评价，引发很多人不满，但就那个年代而言，梁的人格真是很独立，骨头硬过鲁迅。另一个人是钱钟书，关于钱钟书，这些年有个说法甚嚣尘上，说《管锥编》是个人就能写出来，在现代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写起来很容易。之前我见过一个大叔，他是工科的，是当年恢复高考后没多久考上大学的人，我很佩服，但他说这话时我觉得他是纯属放P。杨逢彬是“现代杨家将”中的新一辈，他自言借助现代软件，弄了整整十一年才大致上完成一本《论语》作品，这还只是语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部分成果，若是把逻辑和语义全部加上去，十一年是完全不够的。学术不是剪刀加浆糊，也不是你用软件把文献都找齐全就完了，你还得理解它们，考察词性，考察语境，而且找文献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目录、版本、训诂、校勘、注疏、语义、逻辑，这是一整套的工作，但凡说“是个人就能完成的”都是门外汉在装比而已，因为专业人士从来不会这样装比。还有一点，就是钱钟书的沉默。我高中的时候也觉得沉默不好，应该学胡适提倡的“宁鸣而死”，但我们知道，胡适最后跑路了，他儿子很惨，可以说父子二人都没有做到“宁鸣而死”——当然，这种死是没什么意义的。我不喜欢南怀瑾，但他有句话我觉得很不错，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高中以后，我又看了不少历史学方面的近代史，这时候我只能说，钱钟书的沉默便是最伟大的独立人格，完全达到了“宁鸣而死”的境界，在网上吹嘘自己在那个年代如何如何，谁不会呢？是个人都能吹。
嗯，其实对我这个专业而言，这个问题有点大。但是既然提到，我就勉力回答一下，希望不要太偏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一下“中国古书”这个概念。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