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敦煌图案》，二人合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歧州县县尉判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2年吐谷浑之路 《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北大出版社、佛国莲花、佛光、庄严宝相花、菩萨装、宝盖《南海》117、123、131、138、152。
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艺术，被称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它保存了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洞窟７３５个，彩塑三千余身,壁画４５０００平方米,唐宋木构建筑五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这里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保护、研究工作。 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敦煌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 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些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而今，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以其丰富的馆藏，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专题文献展览，旨在揭示敦煌遗书的流散历史，展示敦煌遗书的风采及内涵，介绍敦煌遗书的保护与研究现状。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对于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遗产，带动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激发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敦煌是全人类的敦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著作《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中华书局，2002年4月。《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中华书局，2005年7月。《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薛天纬、朱玉麒主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西域文史》第一～四辑，朱玉麒主编，科学出版社，2006～2009年论文《“喜雨”别解》，《文教资料》1992年第2期《道藏所见唐刺史考》，《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登科记考补遗、订正》，《文献》1994年第3期《唐代道教人物三考》，《中国道教》1995年第2期《西方新史学观照中的史记范型》，《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元代党项羌作家余阙生平及创作初探》，《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道藏所见李白资料汇辑考辨》，《文教资料》1997年第1、2期《李白贞义女碑考辨》，《中国李白研究》1995-1996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张说诗文重出误收考》，《文教资料》2000年第3期《小说前史时期的叙事因素：以桃花源记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论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唐两京城坊考增补质疑》，《书品》2000年第6期《脱靴的高力士：一个文学配角的形成史》，《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宋蜀刻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文献》2002年第2期《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李白题材的小说作品叙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唐代长安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文献》2004年第1期《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文史》2005年第4辑《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徐松遣戍伊犁时期的生活考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窥园图记题跋》，《文献》2006年第2期《春山秋恨有谁知》，《读书》2006年第5期《清代西域地理文献中的吐鲁番：以西域水道记为中心》，《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新疆识略成书考论》，《西域文史》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文物》2007年第2期（与李肖合作）《新出吐鲁番文书论语古注与孝经义写本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行程日记作者及相关人事考》，《文献》2008年第4期《长安都市空间与唐人小说的场景还原》，《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第12版《徐松手札辑笺》，《文献》2009年第3期（与魏春艳合作）《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究》，《西域文史》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西域水道记版刻年代再考》，《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西北史地学背景下的徐松与邓廷桢、林则徐交谊》，《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学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伊犁将军松筠研究二题》，《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9月。《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张说诗集明代版本传承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343—365页。《徐松诗文辑佚》，《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0年10月。《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230千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2、《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306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1、《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主编黄时鉴，本人主要编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二部分，约280千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2、《二十世纪唐研究·土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50千字。 1．《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20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2．《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38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大出版社1983年12月版。3．《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44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大出版社1986年2月版。4．《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54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大出版社1986年2月版。5．《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和籴之特点》，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大出版社1989年 月版。6．《金山国立之我见》，24千字，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7．《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16千字，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版。8．《论麴氏高昌臧钱》，14千字，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9．《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二》，28千字，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10．《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15千字，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11．《陈寅恪先生之史识与史法》，19千字，载《学人》第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2．《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24千字，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13．《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三》，24千字，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4．《部田及其授受额之我见—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四》，24千字，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15．《唐代中后期的和籴——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三》，18千字，载《文史》第41辑，中华书局1996年4 月版。16．《读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5千字，载《中国文化》13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6年6月。17．《〈唐西州高昌县授田薄〉整理与断代——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二》，17千字，载《学人》第十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18．《李训郑注与牛李党人——甘露事件研究之四》，14千字，载《学术集林》第13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版。19．《论于谦在正统景泰之交的作用》，载《于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20．《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一》，18千字，载《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9 月版。21．《读卞锡麟教授文后》，3千字，载《中韩人文精神》，学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22．《“甘露之变”前后郑注行踪考辨》，10千字，载《文史》第46辑，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23．《“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甘露事件研究之三》，载《唐研究》六卷，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4．《西州成立时间考》，载《文献》2001年1期。25．《唐代西州合户之授田额——唐代西州田制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187－194页，2001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6．《李训郑注与甘露之变——甘露事件研究之二》，21千字,《文史》总56辑,2001-3,2001年11月。27．《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戍与长行坊——驿传制度向长行制度变化之一侧面》，18千字，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8、《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总第68期，2002年12月15日，29千字。
（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敦煌图案》，二人合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歧州县县尉判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2年吐谷浑之路 《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北大出版社、佛国莲花、佛光、庄严宝相花、菩萨装、宝盖《南海》117、123、131、138、152。
吐鲁番文书1959 年到 1975 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平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 2700 多件汉文文书。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 100 多件，占全部文书的 5%，高昌王朝时期的 700 余件，占 30%，其余为唐朝的，约 1700 多件。据文书记年，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前后历时五百年。
敦煌是甘肃省酒泉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东经92°13′~95°30′，北纬39°40′~41°40′。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8万，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曾经拥有繁荣的商贸活动。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2012年，入选“2012年度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11年，汉朝正式设敦煌郡。古代人一般用汉语字面意义来解释“敦煌”地名，如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但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敦煌”的词源不是汉语。一般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敦薨”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而“敦薨”或敦煌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是哪个民族，则是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译音，而都货罗也就是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中国学者岑仲勉认为敦煌的词源是“桃花石”（Taugas）；王宗维认为“敦薨”或敦煌为“吐火罗”的音译，并推断敦煌为吐火罗人居住的故地；李得贤则认为敦煌为古羌人语言“朵航”（义为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对音。总之，“敦煌”地名的词源为汉朝以前的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之汉译，这点应是没有疑问的。敦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在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后大月氏强盛，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徙于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汉武帝继位后，于建元二年（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汉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线从敦煌出发，经过楼兰，越过葱岭而到安息，西至大秦（古罗马）；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汉唐之际，又沿天山北麓开辟一条新路，由敦煌经哈密、巴里坤湖，越伊犁河，而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汉宋之际，丝绸之路是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敦煌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敦煌图案》，二人合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歧州县县尉判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2年吐谷浑之路 《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北大出版社、佛国莲花、佛光、庄严宝相花、菩萨装、宝盖《南海》117、123、131、138、152。
一千六百多年前，有和尚师徒三人，欲往西天寻觅极乐世界，那天傍晚行至敦煌，宿营前，师傅请俩徒弟出去化缘。两人一东一西，各走一方。向西的和尚法名乐樽，走到一处，见风景极美——朗朗大漠上，有一条蜿蜒小溪潺潺流过，溪北是戈壁无边，黄沙迷漫，寸草不生，荒凉凄厉；溪南是一条延绵无尽的低矮山脉，山脚下白杨成林，绿草茵茵，百鸟争鸣，生机勃勃。乐樽面对美景，感叹唏唏，乐而忘返，时辰一久，略感疲倦，便坐地小憩。突然，一道金光闪过，晃得乐樽困意全消，站起睁大双眼，只见金光出自溪南的山脉，而且不止一道，赤橙黄绿青蓝紫，由山顶发出，射向天空，一阵又一阵，照得天际流光溢彩，照得云朵五光十色，照得大漠瑞气升腾，照得乐樽满面彤红。乐樽原本就悟性极高修行极深，见此情景，顿然感悟，泓静的出家人之心也忍不住激情迸发，一阵狂奔至师傅跟前，高呼：“找到了！找到了！”。师傅面露会意笑容，也不问什么，轻声而郑重地对乐樽说：“那你就留下来吧。”。于是，不久，第一个洞窟便在发光山脉面溪的山坡上诞生了。很快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乐樽一心一意化缘建窟，造神供佛，将自己的才情、志趣、寄托、期盼，全都融入到大漠上这个山脉之中，洞窟之内。
1、《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230千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2、《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306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1、《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主编黄时鉴，本人主要编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二部分，约280千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2、《二十世纪唐研究·土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50千字。 1．《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20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2．《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38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大出版社1983年12月版。3．《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44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大出版社1986年2月版。4．《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54千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大出版社1986年2月版。5．《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和籴之特点》，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大出版社1989年 月版。6．《金山国立之我见》，24千字，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7．《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16千字，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版。8．《论麴氏高昌臧钱》，14千字，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9．《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二》，28千字，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10．《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15千字，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11．《陈寅恪先生之史识与史法》，19千字，载《学人》第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2．《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24千字，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13．《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三》，24千字，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4．《部田及其授受额之我见—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四》，24千字，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15．《唐代中后期的和籴——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三》，18千字，载《文史》第41辑，中华书局1996年4 月版。16．《读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5千字，载《中国文化》13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6年6月。17．《〈唐西州高昌县授田薄〉整理与断代——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二》，17千字，载《学人》第十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18．《李训郑注与牛李党人——甘露事件研究之四》，14千字，载《学术集林》第13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版。19．《论于谦在正统景泰之交的作用》，载《于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20．《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一》，18千字，载《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9 月版。21．《读卞锡麟教授文后》，3千字，载《中韩人文精神》，学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22．《“甘露之变”前后郑注行踪考辨》，10千字，载《文史》第46辑，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23．《“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甘露事件研究之三》，载《唐研究》六卷，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4．《西州成立时间考》，载《文献》2001年1期。25．《唐代西州合户之授田额——唐代西州田制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187－194页，2001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6．《李训郑注与甘露之变——甘露事件研究之二》，21千字,《文史》总56辑,2001-3,2001年11月。27．《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戍与长行坊——驿传制度向长行制度变化之一侧面》，18千字，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8、《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总第68期，2002年12月15日，29千字。
（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文化苦旅》中有独到的见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址瑞金二路272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 历史、 哲学、 军事、 经济、 艺术、 语言文字、 科学技术古籍， 兼及今人对古籍的研究论著、 大专教材、 工具书和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 对古代作家的诗文集(别集、总集)，以及哲学、史地、科技、语言类古籍，经过校勘、标点、分段出版注释本，有的利用前人笺注，大部分约请当代专家学者整理和新注。这类古籍整理的书籍，还包括各个门类的其他系列性图书，以及未列入系列或丛书的单独品种。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 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钌重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 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近年又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现已发展为3个编辑室。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近五十年，其前身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1月易称今名。现有职工123人，有编审11，副编审等29人。设有七个编辑室、编审室、美编室、出版科、校对科、发行一、二科、宣传信息科及办公室、人事科、行政科、储运部等部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科学技术、医学、军事、工具书、画册、大专教材等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兼及普及传统文化的读物。累计出版图书6000多种。近年来初版品种每年约290种左右，重版图书约占出书总数的40%。经过多年不断探索、总结，确立了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质量与品牌为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文化品位适应读者的需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与上海一流国际大都市相应的一流专业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还注重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多层次的标志性品种与扩大规模效应相统一，从而积极主动地贯彻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这一宗旨。 标志性的品种主要有以下块面。 一、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形成规模。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 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目前《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已出4册(另2册也即将出版)。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先秦的思想史无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已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历经二十余年已出版85种，全套丛书100种将于世纪之交出齐。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二、 学术著作的新格局 我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慎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谥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三、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近几年来普及读物市场泡沫书泛滥，而我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在译注热中以精审编校，确保质量而独树一帜；《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李岚清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四、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形成个性与规模 大中型画册是我社近几年来开拓的新项目。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数年来已形成鲜明的个性与规模。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本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文化苦旅》中有独到的见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址瑞金二路272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 历史、 哲学、 军事、 经济、 艺术、 语言文字、 科学技术古籍， 兼及今人对古籍的研究论著、 大专教材、 工具书和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 对古代作家的诗文集(别集、总集)，以及哲学、史地、科技、语言类古籍，经过校勘、标点、分段出版注释本，有的利用前人笺注，大部分约请当代专家学者整理和新注。这类古籍整理的书籍，还包括各个门类的其他系列性图书，以及未列入系列或丛书的单独品种。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 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钌重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 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近年又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现已发展为3个编辑室。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 敦煌学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 敦煌学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