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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研究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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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研究论文摘要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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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关于诗经的研究论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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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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