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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后世的影响12~13世纪西欧“新春天”与文艺复兴的对比文艺复兴中的“异端”成分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西欧宗教地域划分的历史由来三十年战争对欧洲的影响
提供一些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在中西文化差异方面的论文选题，供参考。中西节日文化差异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中西方人际关系交往中的差异分析浅析中西方社会对人格塑造的影响中西方餐桌文化论中英谚语文化差异通过日常生活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不同中美酒文化的比较比较中西文化中对时间概念的不同理解西方人的文化理念与中国人的异同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中英思维模式比较分析中西方幼儿教育的异同中西方寒暄语的不同浅析中西方性观念异同
可以从语言，社会风俗，价值观，思维方式，饮食方面写
题目要小，好写。如：围绕中国文化名人，或某一时期，如：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等
有一本书就是这个标题不妨借鉴书中的素材： 中国文化概论 作者：何晓明，曹流著 ISBN：10位［7563812792］13位［9787563812790］ 出版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1 定价：￥00元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审视历史、解剖自身、创造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运用文化结构分析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厘清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即，在物态文化方面，尽快完成从自然经济型农业文化向商品经济型综合产业化文化过渡，在制度文化方面，清除宗法关系的遗存，打破“家国同构”定势，建立起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公正、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和政治格局；在行为文化方面，继承“礼仪之邦”的文明遗产，同时革除其烦锁、僵化的历史积垢，重塑中华民族文明、礼貌、活泼、雄健的精神风貌；在心态文化方面，发扬伦理文化注重道德修养，调节人伦关系的优长，以避免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与道德沦丧二律背反的历史悖论，同时高扬科学意识，倡导理性思辨，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训诫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时代观念结合起来，在推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民族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现代转换。当前，史们应该特别注意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变革相对于物态文化演进的“滞后性”特点，在加速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理性精神和求实态度继承传统，变革传统，从而创造生机蓬勃的21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先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总的发展趋势在的脑海中要有一个总的认识选题可以先查阅资料,然后看大家关注的话题,不要盲目下笔,可参考前人写过的文章,自己从这些文章中提取它们的精华部分,根据自己查阅资料的内容,综合分析,然后夹杂自己的观点(切记:勿盲目判断,一定要遵循科学事物发展观),标新立意,一定可以得到考官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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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在论文写作的时候，选择好论文选题就算成功了一半，能顺利完成论文写作。历史学类专业的论文如何进行选题？英美的人文和历史研究： 从跨文化的角度谈论中国的英语思维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2在美国垮掉的一代 3，在美国西部牛仔的成功之路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史上的作用 5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和面部 6，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 7，西方节日变迁及文化内涵 在电影“喜福会”（我是受西方文化差异在性能） 9，比较研究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的概念和美国 10中文称谓的文化内涵 11希腊神话中的英美文化 12个中国商标英美文化 13，英语习语与西方文化 14，在英美姓氏的起源与文化内涵 15在中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16日，“阿甘正传”承载的美国青年文化 17日，“阿甘正传”呼唤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和回归 18实用主义在美国文化中 19在美国的宗教和政治 20日，“圣经”的文学及其对中国和西方文学评论 需要注意的主题： 1，选择你感兴趣的话题，本文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如果不写我想写什么，相信我，在长期的写作时间，你会很痛苦。 主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否则不好掌握。 “小角度的大问题”主题的最好的一种。例如，我写的电影“喜福会”，这部电影反映了中美文化差异，分别的想法？婚姻，家庭的教育理念。但我是一个电影作为一个起点，这个角度比较小。说，西方文化差异太多，但我只从电影“喜福会”出发，因此其范围缩小。此外，几个人写了这部电影，所以跟别人一样是不容易的，而不是写老生常谈的话题。 这个主题很容易找到所需的信息，毕竟是本科论文，硕士或博士论文，写作技巧，通常写几百字的文章，突然写几千字，必须是非常困难的。的内容不能是完全的“自己”，所以需要大量的在互联网上，参考书籍，图书馆的感动。因此，最好是找更多的信息参考的主体，不应该有一个参考，不是一个副本，里面的内容可以套用到自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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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演变过程。百家争鸣。西学东渐。
师说题目太旧的不要 写论文带，真的不知道怎么选了，求指教
文明互补理念既是世界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重要理念，也是使国内不同文明间和谐相处的重要理念。本文从中西文化差异性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文化或文明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一、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很大，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都曾研究过。笔者认为，从文化类型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伦理型与法理型、内向型与外向型、整体性思维型与分析性思维型、家族本位型和个人本位型四方面。1．伦理型与法理型。从文化性质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中国文化从“性善”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教化来使人形成自律意识，自觉克服人的动物性本能，自觉克服个人的私欲，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西方文化从“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原罪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罪，主张建立严密的法律来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伦理型文化与法理型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文化影响社会，文化类型不同．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也不相同。中国文化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主要通过教化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权威和权力来维护社会秩序；西方文化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主张通过建立严密的法律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各种制度和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其二，在文化与个人的关系方面，文化影响个人，不同类型的文化造就不同类型的人。即在培养什么样人的方面，中国文化以培养有善良、本分、厚道的人或好人为基本目的。注重教化，重心性修养，通过压抑个性、私欲来规范行为，通过教化、修养来提升人的自律意识；重树立典型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典型人物的意识和行为约束自己。这种自律意识的形成可称之为“道德化自律”，它是在道德驱动下形成的。通过教化使每一个人都有“良心”，都有廉耻感，使每一个百姓都成为孝子良民，把中国人塑造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式的传统中国人。西方文化以培养一个守法的公民为基本目的。西方文化重法制建设，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意识，这种自律意识和行为可称之为“制度化自律”，它是在制度约束下形成的自律，使每一个百姓都成为一个守法的人。其三，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文化以自然为恶，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主张征服自然，不断向自然索取。中国则相反，与自然为善，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文化是“成人之性”，而西方文化是“成物之性”。中国文化重人、重人文、人生、人道、人间、人伦、人格、人情、人性。儒家一切意识形态皆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归宿点。所以，作为“天之道”的宗教在中国不发达，作为“地之道”的自然科学在中国亦不得开展。2．内向型与外向型。从文化性格来看，中国文化属于内向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从动和静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求稳定，求平安，从古至今，崇尚稳定，知足常乐，满足现状。善于忍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追求社会的均衡与和谐，时时处处强调稳定。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强调稳定，祈求平安，在稳定中求发展。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崇尚变化，不断进取，永远不满是于现状，在变动中求发展。其二，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爱好和平，不喜欢战争，以战争为例外，不太重视外部环境，主要通过内部控制来维护国内的稳定与安全；不爱管他人之事，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以防守为主，主张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西方文化的进取性和扩张性很强，重视外部环境对自身安全的影响，通过扩张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以战争为常事，不断地向外扩张，在扩张中发展和巩固自己，主张先发制人，事事争取主动，强调把对手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三，从个人性格来看，中国人柔性性格，灵活性较强，大多是性格温良的人，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不爱表现自己，温和平静，庄重老成。西方人是刚性性格，进取心、自信心强，爱表现自己，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3．整体性思维型和个体性思维型。从思维方式来看，人的思维通常可分为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综合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个体性思维。一般而言，中国人形象思维较强，逻辑思维不发达，西方人则逻辑思维较强。笔者认为，中国人整体性思维较强，而西方人个体性思维较强。中国人强调整体的定性思维，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个体和观察事物，着眼于事物之间的有机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点是不善于或不重视对事物做周密的逻辑分析，也就难以发现社会和自然界中的规律或原理。而西方人强调个体局部的实证思维，注重的是个体的人，善于从个体上把握整体，长于对某一个体作精密的逻辑分析，能够透过表层发现内在的规律和原理等，缺点是具有某种片面性。由于思维方式不同，造成中西文化有很大不同的，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表现在科学与技术方面，中国文化属于技术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科学型文化。而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不是在科学理论或原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来并发明的技术，而西方正相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发达，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及影响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是西力‘人发现或创立的，西方现代技术都是在科学理论或原理的基础—卜发展而来的。其二，中国人考虑问题总是由大到小、由上至下，而西方人则是由小到大、由下至上。例如，中国人姓名的写法，中国象征家族的姓在前，而表示个人的名在后：而西方人表示个人的名在前，象征家族的姓在后。中国人计时顺序是年-月-日。而西方人正好相反，而是日-月-年。西方人撰写履历总是由现在到过去。而中国人则一般是由过去到现在。其三，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西方人专一，中国人兼容；中国人重功利，西方人重精神寄托：西方人一般只信仰一种宗教，不会既信基督教又信天主教或伊斯兰教；而中国人在信仰上不排他，许多人既信佛教，也信道教和其他宗教。有些人见神就拜，见寺庙或教堂就求，无论它属于什么宗教。有些寺庙甚至把多种宗教的神像放在一块共同供奉和祭祀，如明清以来至今的许多寺庙，都是儒、道、佛三教同堂供奉；人们的祭祀和敬拜心理，也是拜的神越多越好，会得到更多神的保佑。而西方民族的宗教信仰具有排他他性的特点，每个人—般只信仰一种宗教，不会既信基督教又信天主敦或伊斯兰教。4．家族本位型与个人本位型。从文化取向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陈独秀曾说：“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家族本位”的中国文化，但就是以家庭、家族、宗族为基本取向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相互依赖为特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稳定、持久的家庭、家族和宗族为纽带：每个人都被固定在关系网上，各种社会性需要都能在家庭、家族和宗族中得到满足。在这种基本大系中，人们相互依赖，并负有相互支持和相互回报的义务。中国的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孝道，它是子女对父母应持有的种种职责、义务和态度的综合体，也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由于自己集团内的东西和集团外的东西对他来说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并通过人生体验认识到不同的状况存在着不同的真理，所以这种类型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取向是情感为中心，强调特殊性，个人对自己的集团和外部集团分别采取不同的标准，从而形成双重或多重道德准则。“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自我依赖”为主要特征。近亲者之间的血缘纽带是暂时性的，没有永久的家庭和宗族基础，个人的基本生活和环境取向便是自我依赖。也就是说，一切都必须自我思考，自己做决定，自己动手。在这种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个人认为依赖别人是不可容忍的，因为那会毁掉自己的自尊：他也同样认为不能让人依赖自己，因为这种情况下会招致别人反感。由于没有基本集团“家庭”和二级集团“宗族”的束缚，所以认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可以为自己所自由利用。由于西方人以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为自己活动的空间，所以倾向于建立一种普遍的准则，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是非原则。“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两种不同文化类型，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识。在家族取向的中国社会，“家族”或亲属意识很强，时时处处首先考虑家族和亲属的利益，而社会和国家的观念和意识却十分淡薄：中国人的意识只上升到家族，而没人上升到民族和国家。中国历史上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一个国家也就是皇帝的“家天下”。在个人取向的西方社会里，并不以家族或宗族作为活动空间，而是以整个社会、国家甚至世界为自己活动的空间，因而他们十分关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关注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各种现象，并努力建立共同的规则，形成共同的观念和意识。所以，西方社会不仅个人意识很强，作为国家和世界的社会意识也很强。二、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为什么说文化或文明的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中西文明的互补性表现在哪些方面?1．文化差异性是互补的基础。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文化差异性有利于取长补短，有利于文化创新和发展。首先，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越是异性、异质的文化，互补性也就越强。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相互交流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如果两种文明完全相同或相似，就不可能取长补短，不可能吸收新的文化因素，文化或文明也就没有活力。一种文化没有活力，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衰落，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亡大多是由于文化失去活力而引起的。其次，文化多样性是创新和创作的源泉。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创新或某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有不少是在异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或在吸收了其精华而创造的。古今中外许多著名舞蹈、音乐、绘画、工艺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现代西方流行的许多舞蹈、音乐，是在非洲黑人和印第安等民族的舞蹈和音乐上创造的。二是许多民族的各类创作，如文学艺术等，都根基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离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不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哲人两千多年前便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重要性，认为“不同”是事物互补和发展的根本，相异的事物相互补充，才有可能不断发展和繁荣。如果事物相同，就没有比较和借鉴，事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窒息。《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说过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异文化交流是互补的途径。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提。如果没有差异，就无法进行交流，也没有必要交流。越是异性、异质的文化，越有必要交流，越有可能从对方吸收有价值的东西。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多种文化的混合物，其中有自身固有的，也有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外来的；世界上很少有纯粹的民族文化，如果有之。这样的文化必然是隔离的，封闭的．原始的，与他族不相往来的。在原始时代，由于交通不便，在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很少，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靠本身内部的变革和创新。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异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接触越来越多。各民族都不断从他民族中吸收自己本身没有的文化。文化或文明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丰富、繁荣的重要因素：因为，文化具有累积性，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各种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累积而成的。文化的累积是文化成长、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任何文化无时无刘不在累积之中，或因发明而累积。或因引进而累积。无论是发明和引进，大多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引起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现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相当部分是通过文化传播和交流而引进的。尤其是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交流和传播的速度更快，不受一切浯言、地理环境的阻碍与隔阂所影响．超越一切民族的壁垒。如现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全是世界性的，自然科学一旦有新的原理发现，便马上传遍世界各地。科学技术一旦有新的发明和创造，立刻为全世界所接受和采用。从历史上看，一个地区文化越单一，保守性和排他性也越强，社会和文化发展也就越慢；而开放的、多种文化交流的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较快；凡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地区大多是文化多元共存和文化交流发达的地区。3．中西文化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早有80多年前，便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中国和西方文明，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透视中国，既看到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所遭遇的险恶困境，又看到了中国文化内含的瑰宝。罗素认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他说：“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中西双方都应该保留自己的长处，借鉴对方的长处，绝不能学习对方的短处和保留自己的短处。他指出：“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中西交流可以互补，“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罗素认为，中国文明必须吸取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长处，但不能全盘西化。罗素曾说：“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罗素还认为，西方文明必须从中国文明吸取有价值的东西，他严厉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掠夺、侵略、好战的一面，赞赏中国文化蕴涵的“和平”之光彩，欣赏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仁义礼智信”和孝道等，希望这些思想能在今天为世人接受并发扬光大。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相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并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就像同他们做生意能使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一样”。三、结语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宋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差异悬殊。从文化性质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从文化性格来看，中国文化属于内向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文化属于整体性思维型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个体性思维型文化；从文化取向来看，中国是“家族”本位型文化，西方是“个人’本位型文化。由于文化类型不同，差异性很大，互补性也很强。加强对话，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充分理解，平等合作，和谐相处，是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白勺相处之道。文化具有相对性，每一种文化部是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一切文化都有其内在的独特的价值。不应脱离历史和社会环境评价某种文化之优劣。一切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无论哪一个民族，都应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既尊重自己的文化、也尊重他人的文化；既要尊重强势文化，更要尊重弱势文化。总的来说，我们既要欣赏东方文明之美及其伟大贡献．也要欣赏西方文明之美及其历史价值：既要继承东方的智慧，也要吸收西方的智慧。全盘肯定传统，固步之封，夜郎自大，不愿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必将落后于世界：而全盘否定传统，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必将丧失自己的优秀传统，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文化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不利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发展。中西文化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生共荣，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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