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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值得骄傲的年代。因为它孕育了一群以鲁迅为代表的“特立独行之士”，也产生了一大批虽有缺憾，却不失其正的“外圆内方”者。文丨许纪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壹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外，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土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封建宗法制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以“圣贤”为追求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于一步。 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土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土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如此取土，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土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 ▲古代科举考场 为吸引士子们参加科举，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禄诱之。一日中举，便享有异于庶民的种种优待，俨然是一社会特殊阶级。清贫布衣和高官厚禄之间的选择是如此的严峻，以致很少有人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唐宋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唯有登科人仕方是正途的价值观：“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读书为登科、人仕，这种庸俗学风势必造成读书人只读经书，无心旁览，更不可能“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 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人仕为宗旨。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以自由讲学标榜的私人书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挡不住科举的冲击，几经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举名额，沦为科举的附庸，到清朝已与官学区别甚微，至于家塾、教馆，更是应付科举的预备场所。▲清光绪二十二年进士李家驹殿试试卷 知识分子除科举入仕之外，几无栖身之地。在传统的中国，一个土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离开了后者简直犹如失业。 第三张大网：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 在传统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一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张宗法性的伦理政治关系网络，它体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说。每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这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不得不附丽于各种关系而生存，与上下、前后、左右结成须臾不可离之的联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很少有人能够在行动和意识上冲决这个宗法伦理政治网络以及与此相应的纲常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气息，关系学成为安身立命的处世秘方。“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由此可见，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这三张大网的制约和影响，中匡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高度单一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现过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古代词林中，士、儒生、土大夫三词意义相近，便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职业单一化和思想一统化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三张大网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或世俗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其功能的发挥又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谁如果想稍稍偏离正统，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的愿望，或者对异化的反抗，都会被看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付出血的代价。明末李贽、何心隐的被戕害，东林党、复社的被镇压，清代令人毛骨耸然的“文字狱”——尽管牺牲者离近代的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结局已足使大多数土子望而生畏了。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当然，在封建土大夫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图大志、敢于直谏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确乎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气息。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着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 ▲唐太宗和魏征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欲摆脱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投奔绿林，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二是遁迹山林，当以庄禅自娱的山人隐土。但这两途是否真的导向人格的独立，解脱依附之苦，似大可怀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张良、魏徵、李岩之辈，尽管与现实封建朝廷斩断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未必与观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们脱离了一个昏庸的暴君，却依附于另一个改朝换代的“真龙天子”，为后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己，不如说是修复、再版这个结构的基因。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格的依附性。至于遁迹山林、退归自然者，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现实的黑暗，理想的挫折，逼迫他们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而在现实层次中它不得不以“与物俱化”的顺世主义作为补偿。“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实现了对皇权的消极反抗，但“悠然见南山”的忘情生活却颇有乐天知命、得过且过的混世意味。既然如此，又有多少独立人格可言呢?至少是打了一半折扣了。 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想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人格上的悲剧，独立与传统士大夫们实在太无缘了。 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又怎么样呢? 贰 封闭性的大一统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炮口威胁下被迫开放，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所显露的中西间的差距，惊醒了清末沉睡在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美梦中的国人。从戊戌变法起，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向西方认同、改变传统社会格局的艰难历程。封建专制王朝崩溃了，儒家正统地位动摇了，大一统削弱了。这一切，给近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是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多元化。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象征着知识分子由土而仕的单一发展渠道的时代已告终结。社会分工飞速发展，出版、教育、新闻、科技事业纷纷兴起，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出版家、教育家、报人、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专属自己而非寄人篱下的栖身之地。第二是知识分子信仰选择的多元化。西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物竞天择”说，自由平等说，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令人应接不暇。在这新与旧、中与外百家思潮争鸣激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得活跃、丰富、开放，不再禁锢于一家一说的狭小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进行比较和选择，享受到充满魅力的精神自由。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才具备了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事实上也的确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是有限的，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顽固地抗拒着西方世界的同化。透过中华民国那层现代面纱，一种“准大一统”的容貌依稀可辨。仿佛与上述两大变化相抗衡，在“准大一统”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又面临着两大传统困境：第一是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知识分子所栖身的文化界并未取得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独立身份，始终处于政治强权干涉、插足的阴影笼罩之中。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了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有人在中央全会上提案要求改设教育部，并诘问蔡：“难道教育独立，必须独立在国民政府之外?”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不仅教育，其他文化事业亦复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闻事业虽然繁荣，但每家民间报纸都依附于一定的军阀政客集团以求生存，难怪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要酸楚地感叹，民国以后，吾虽然“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其滋味乃正复与官相同”。第二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统一过中国。但他们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奥秘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扼杀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说北洋军阀因政治更换过频而不及确定“一尊”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权得手后即宣布“三民主义为全国唯一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在党治之下是不允许他活动的”。“三民主义教育”或“党义教育”成为大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一个主义”的实现势必要靠刺刀和皮鞭来维持。在近代中国，翻版的“文字狱”屡见不鲜，更甚古代。像报界中的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惨遭杀戮。鲁迅曾深沉地写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蔡元培题字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由于自我意识未曾苏醒而无所痛苦，那么近代知识分子一旦被唤起人的尊严、人的自觉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这是何等的悲哀、残忍！然而，人格的抉择却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诿、搪塞，除非自杀；但自杀也是一种抉择。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于黑暗政治，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 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一大类中有两层面：“特立独行”和“外围内方”；依附人格一大类有三层面：“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1 “特立独行” 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所产生的一群极有韧性、极为罕见、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土，他们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 其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们时常辗转不安， 自觉地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像鲁迅，倘若不是那种深沉到了极点的爱憎煎熬着灵魂，恐怕会活得更长久些。他们又常常无情地自我审视，在良心的洗涤过程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如闻一多，原先是超然物外的文学隐士，一旦从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正视黑暗的现实，就严厉地鞭挞自己：“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其二，追求“说真话”的精神境界。人世间谎言多矣，但是否说真话，却度量着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确定自我，摆脱异化。因此，他们都把说真话视作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说真话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良心、对社会的责任，即使为此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章太炎在北京困顿期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是何等的快哉！章太炎一生固有众多污点，言论也未必句句精当，但他敢言已之所欲言、人之不敢言，确乎当得起“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统治势力对他们的伎俩终是有限，说到底是一个死字。倘若超越了生的执着，也就无所畏惧。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超脱，鲁迅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不带家门钥匙那种“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气魄，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痛斥独夫蒋介石，准备接受特务第二颗子弹的凛然，似乎都显现出近代史上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有置生死于度外，甚至以死为荣、以死为快的大彻大悟。其四，具备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古代的“特立独行”之土并不乏气节的话，那么近人高于古人之处就在于维持了气节的价值，不再重演“愚忠”的悲剧。他们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现存的学说，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弃批判的权利。他们不依附任何“圣明君主”或政治集团，对真理和事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常常受到同道的误解，以致遭受“背后的枪击”，陷入比死亡更为悲哀的孤独。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见风使舵，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孤军奋战，直至将群众慢慢吸引过来。这种真诚坦白、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正是鲁迅所极力推崇的“摩罗”战士最珍贵的品格。 ▲谭嗣同像 2 “外圆内方” 与“特立独行”者相比，他们也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但有层次高下之别。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写就《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前辈欧阳予倩谆谆告诫这位青年史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判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以“纯研究的态度”作进攻的“挡箭垛”，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予倩叹谓：“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 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亲笔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沼时，黄却不为所动，答以“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的淫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苦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3 “帮忙奴才” 中国是一官国，权力意味着一切。虽然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流行一时，但“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仍在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头脑中被奉为圭臬。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某些人无法不趋之若鹜。每年留学生归国，总有一批海外学子源源补充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有些颇有声望的大学教授、学者名土，也以挤入官场为荣。做官带来了显赫的功名、丰腴的利禄，同时也抵押上了人身的自由、人格的独立。王世杰，在欧洲获硕士、博士头衔的宪法专家，北大法学教授，当他身为留学生、学者时还是一脑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想，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鼓吹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曾几何时，当王氏荣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长后，充满东方专制精神的《战时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笔，将工人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又是他的杰作。久而久之，王氏的灵魂完全为官僚机器所同化，丧失了自我。还有一些文人，原本是胸怀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抱负当官的。但一朝入了庙堂，便身不由己。既然成为传统结构中的一个元件，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就得执行结构所指定的功能。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撰写反军阀的社论，是何等的铿锵作声，倾动江南!当他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步入蒋府后，从此就不再是那个“畏垒”，也不是布雷自己，而是蒋介石的“文胆”。他的个性、锐气、见解通通被迫驱入潜意识，也许只有在恶梦中他才有缘与它们相会。二十年的隐忍生活，最后以服毒自杀才得以解脱。陈布雷的悲剧是传统的，古书上伊尹、周公、诸葛亮这些“帝王之师”对他纠缠过深，他摆脱不了“土为知己者死”的依附性。民国以后，北洋中央政府尤其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官僚群基本上由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其政权整体素质依然是传统的，这一现象很能说明官僚机构对机构成员的难以遏制的异化效应。从政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资格，堕落为替统治阶级帮忙的奴才。 4 “帮闲文人” 鲁迅曾这样区分“帮忙”和“帮闲”者：“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也就是说，前者是在朝的，后者是在野的，虽则一同攀附于统治阶层，但攀附的深浅不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文化界与官方政治总有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处于半独立半依附的状态，这样，蛰伏于此的“帮闲文人”们固然追求一定的独立性，但老割舍不了阿谀权贵、趋炎附势的劣根性。胡适，在美国人看来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但他在政治上所匮乏的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那种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他可以对当局作些“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但骨子里却渗透着一种敬畏现存秩序、膜拜国家政权的庸俗市侩气，否则就很难理解这样一个经过美国民主洗礼的“自由主义”者，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以胡适精细的政治目光，未必窥不见国民党政权的传统本质和无可救药，但他直到那座腐烂的大厦倒塌前夕，还表示要“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不过，胡适聪明之处，就是“帮闲”不“帮忙”，死不肯入阁，宁愿“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以“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这种形象颇近鲁迅所描绘的“二花脸”了：“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知识阶级”，“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在近代中国的文坛和小党派中，这样自命清客的帮闲者为数不寡。1946年底伪“国大”开锣之时，就有那么一些平时以“独立”标榜，以“气节”自诩的“社会贤达”和民青两党，挤进去凑热闹，充当专制舞台上粉饰民主的花瓶摆设。其中，像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是经不起中国“宪法之父”的名誉诱惑而自毁人格的；像《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是因曾向蒋介石敲过一笔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的竹杠而不得不还人情债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身居朝外，但心已离庙堂不远，为了一己私利，哪还顾得上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严!
您好，很高兴为您回答问题~《中国梦，我的梦》 梦想，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俗话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国家的脊梁，少年拥有梦想，我们国家就拥有梦想。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梦想。我爷爷家住在偏僻的小山区，他的梦想是修路，只要能通向外面世界，哪怕是泥巴路也行。于是爷爷背挑肩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步一步地，终于修好了通向村口的道路。 父辈们的梦想比祖辈们更远一些。我爸爸的梦想是要进城买房，做一个城里人，于是他从汽车修理工开始干起，每天穿着油污的衣服也不觉得脏，趴在汽车肚下也不觉得累，整天与锤子、螺丝钉为伴，终于，爸爸攒够了钱，在城里买了大房子，实现了他的梦想。 现在的我们，生活改善了许多，梦想也应该比祖辈、父辈更远大。我的梦想是做主持人，我希望能做央视的主持人，像毕福剑、董卿那样，主持节目轻松自如，落落大方。他们以机敏和幽默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深受亿万观众的喜爱。我的这个梦想来自生活，因为每一位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嘴巧，能随机应变，长大很适合当主持人。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些鼓励中慢慢成长。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经常念绕口令，背诵很多文章，还学习了舞蹈。我知道梦想的实现不容易，要付出很多汗水，但是我不怕，我要向我的爷爷和父亲一样，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梦，我的梦。实现了我的梦，实现了千万少年的梦，就是实现了中国梦！祝您学习进步~若觉得满意~请记得采纳~∩_∩~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出自-鲁迅（彷徨）
我现在不大做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浄土。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百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我不做梦，希望内政修明，党派消灭。只希望至少对外能一致，外邻侵犯时，保留一点人气。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绩。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过关的信。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勤还账款。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十八年回不去的故乡。
梦想成就未来，梦想的实现取决于适宜的条件和不懈的努力。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哥伦布曾说“谁占有了黄金，也就取得了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哥伦布在其“航海日记”中表示，“臣向二位陛下保证，普天之下，无任何地方比这里景色更美丽……臣以为此地除天主教徒外，陛下不应准许任何异国人染指其间。”材料二：“新年的梦想”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封面以“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为题，开辟“新年的梦想”专栏，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据统计，就地域看，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徐州、西安……南洋、日本各1人，未详5人，就职业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官吏1 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3人。就梦想统计看，“社会主义大同世界”梦，“现代化国家”梦名列前茅，小部分是恶梦。——（据范岱年《三十年代的中国梦》）材料三：19世纪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许多欧洲中心论者乐观地认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新航路开辟和工业革命•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1840——1900年间列强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新民主义革命•列强侵略中国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为，20世纪，还会是欧洲的世纪。
1881年农历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1886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1888年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在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92年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九月初六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899年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拙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同刊撰文。 1925年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小学教员。 1926年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弊》。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来》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比《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五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1936年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是《林语堂自传》里面的一句，最早是他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说的。---------------------------------------------------------------------------此外，1932年，《东方》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通过征文方式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和读者间征集他们“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林语堂对于“梦想的中国”的回答林语堂 :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梦想的中国》，这本书淘宝有的卖作者:刘仰东 编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看内容简要，后面也有一些梦想的个人生活，不知道有没有林语堂的。---------------------------------------------------------------------《梦想的中国》目录和内容提要;编辑缘起梦想的中国林语堂朱自清郁达夫梁濑溟偷平伯徐悲鸿楼适夷顾颉刚杨杏佛郑振铎周作人施蛰存章乃器茅盾巴金老舍邹韬奋柳亚子冯自由谢冰莹马相伯严绂葳罗文干刘英士周伯棣滕白也章克标查士元谢六逸张水淇范寿康吴嵩庆……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深层中国之预见《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读后感附录生活之一页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包括许多名人在内的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将来的中国。他们的预见有哪些已成现实?有哪些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为社会历史进程所抛弃?这部命题作文式的作品集,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让世纪之交的读者能做一次饶有意味的阅读和思考。本书收选的另外几个征文——《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生活之一页》——也是精彩绝纶,妙趣迭现,丝丝缕缕,巨细靡遗,给热爱生活的读者以教益。---------------------------------------------------------------------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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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农历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1886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1888年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在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92年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九月初六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899年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拙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同刊撰文。 1925年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小学教员。 1926年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弊》。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来》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比《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五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1936年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出自-鲁迅（彷徨）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是《林语堂自传》里面的一句，最早是他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说的。---------------------------------------------------------------------------此外，1932年，《东方》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通过征文方式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和读者间征集他们“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林语堂对于“梦想的中国”的回答林语堂 :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 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 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政治人才辈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强人意，说话靠得住的官僚。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梦想的中国》，这本书淘宝有的卖作者:刘仰东 编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看内容简要，后面也有一些梦想的个人生活，不知道有没有林语堂的。---------------------------------------------------------------------《梦想的中国》目录和内容提要;编辑缘起梦想的中国林语堂朱自清郁达夫梁濑溟偷平伯徐悲鸿楼适夷顾颉刚杨杏佛郑振铎周作人施蛰存章乃器茅盾巴金老舍邹韬奋柳亚子冯自由谢冰莹马相伯严绂葳罗文干刘英士周伯棣滕白也章克标查士元谢六逸张水淇范寿康吴嵩庆……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深层中国之预见《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读后感附录生活之一页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包括许多名人在内的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侃侃而谈,畅想着将来的中国。他们的预见有哪些已成现实?有哪些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为社会历史进程所抛弃?这部命题作文式的作品集,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让世纪之交的读者能做一次饶有意味的阅读和思考。本书收选的另外几个征文——《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生活之一页》——也是精彩绝纶,妙趣迭现,丝丝缕缕,巨细靡遗,给热爱生活的读者以教益。---------------------------------------------------------------------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春节之前，一些媒体有一个“中国梦历史演进”的节目，主题是：“国家的梦想，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的。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换言之，梦想记录着国家的成长。 梦想是人类永恒的生命冲动，如果考察一下人类自古至今、域内域外的各种梦想，想必也是一件极 有意义和好看的一幅“宽银幕”。当下说梦想，不言而喻，是因为又一次的“时间开始了”――“中国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形成梦想并实现梦想，整个社会也因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如果这不是“梦想”，梦想真是要“春暖花开”了。 由此忽然想到了此前的一次有关梦想的大型活动――1933年，有一批文人墨客在一个平台上尽情“梦想中国”，进而“梦想个人生活”，如今，换了一个场景，如果将之搁置于今天来看它们实现的程度等等，或者也会是一桩别有意趣的话题吧。那是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的名刊《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这是编辑胡愈之的“创意”，其意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语境下的人们的不自由，方法则是让人们在没有梦想的现实中说些“梦想”的话，借了新年如同借了醉酒红了脸说些放肆的话，皮里阳秋也罢，胡编辑在征文启事中“诱导”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各自的生命”，但毕竟“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 彼时众人“做梦”，大致有两个档次：“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当时上海两家大学中的山西籍教授――暨南大学的卫聚贤（山西万荣人）、大夏大学的梁园东（山西忻州人），这两位历史学家“如梦”，第一个“梦”，卫先生“做”的很平实：各位打内战的“英雄们”掘战壕时要留心出土的文物啊――这真是考古家才会说的话，不过语腔里就带有哭声了。卫先生另一个“做”的“梦”，如今算来真是如梦了：教育，学自然科学的占七成，学社会科学的呢，占三成吧，国学则百有一足矣，是不是卫先生以为如此的人才安排才会是社会的稳态，比如大家都去搞“评儒批法”当历史学家就不是社会的常态了？卫先生还说国家如一座宝塔：人民是基础，由县、省、中央循至塔顶，基础坚实则一塔巍巍安然，若予以倒置，自是风雨动摇矣。卫教授说得不过是常识。梁先生“做”的“梦”，或者更“理想主义”，他说：将来吧，中国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和“有限政府”了）、政府也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了（又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情权”或实行了“政务信息公开”或“政治问责制”了）。不是“无政府”而是“小政府”，又是“不怕人推翻”的政府，梁先生“梦”得妙，当然自古做梦这“梦”其实就是现实的一个颠倒，如同童话的产生，又如陈平原先生当年写武侠小说史的研究课题，题目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要当侠客，岂不是“梦”，难怪大家当年都抱一本金大侠的武侠小说意淫驰想，其实呢，和他们又喜欢抱着另一本《红楼梦》与贾宝玉善做“意淫”的梦都一样。文人么，侠客、红粉，皆是他们喜欢做的梦，于是，当然也被不喜读书的项羽侪辈所小觑，更被秦皇汉武般的豪杰视为泥丸做成坑堑的填料。卫先生和梁先生，皆是一介书生，北大的周一良先生不是有一本回忆就叫《毕竟是书生》么，于是，书生做“梦”，只能是“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以上是第一个梦――“梦想的中国”，至于第二个“梦”――“梦想的个人生活”，卫先生遥想：假如生活能够安定，自己要写一部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还要在西北考古和游历南洋和印度，继而考察古代中外交通，惜乎卫先生的“梦”终未兑现（如今可以看到他的《中国考古小史》等重印了，或许是《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带动的了），而且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归宿竟是无法“落叶归根”，至于考察中外交通，晚年的卫先生竟效古人，把梦想变成真，载舟穿越太平洋，验证“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惜乎波涛汹涌，卫先生险些“泰坦尼克”。如梦的“下策”之中，卫先生当年还给自己预设了一个退路：不能教书，则入山为僧吧（去研究生物哲学），或回家效仿曾国藩去练“民团”（不是用来对付军人，而是要铲除学阀），书生毕竟不能言武，即使是上山和下乡，也皆是文事。梁先生呢，当年更是书生意气，他的“梦”越做越小，也许有口拙的毛病，竟“梦想能有一个漂亮的嘴巴，能口若悬河”，不过他后来还是靠嘴巴吃饭（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那所战时学校以及发生过“第二条战线”激烈斗争的武汉大学，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人物），直到他不能讲课也不能再“做梦”的风雨如晦的岁月（1957年的人物，此前是山西师范学院院长）。 193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梦想”，不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梦想”的内容了――财富、创业、子女、卓越、知识、行走、公益，等等，这是历史的进步使然。不过，要说到“梦想”的真的实现，可以带起人们思绪涟漪的，是通过当年的梦想，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有限的“梦想”空间始终是在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给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大多冀望于“圣人出而黄河清”，鲜少具体的制度构想或实践品格，如梁园东希望出现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必须什么样的政府才不怕人推翻，因此什么话他也不怕你讲，或者他还要你讲，以至于他虽要你讲，你也无话可讲。”或许，那似乎就是孔子所说过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境界了，如何可能呢？梁先生只是“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