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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日，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苏联解体后，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确认俄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常识历史篇。
发达要看那个方面，俄国重工业比我国好，其他我国并不弱。更具影响力，很明显是中国，尤其是经济方面，比如国外的亚洲常驻记者一般都驻扎在中国人均是俄国，按国家的话是中国。军事实力目前很明显是俄国，但是俄国属于那种吃老本的情况。比较发达，普京是个强人。你说一个国家解体后强还是解体前强？国土大不代表强大，就像日本，目前俄国很靠卖资源，就像美国金融业，中国制造业。 这个不好说，个人认为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最少要30到50年吧。另外本人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要带个人感情了。。
俄罗斯是继承了苏联与新中国建交的，苏联在1949年10月2日即承认新中国，俄罗斯是继承而已。应该建交68年了吧。
现在已没有问题。全部划定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论据与真相，1978年初刊，大众政治周报，曾是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发行量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万份，在57个海外国家发行。Ведомости 公报，1999年初刊，商务日报。Метро 地铁报，1997年初刊，第一份免费通讯娱乐型晨报。 Изветси 消息报，1917年初刊，目前已从典型的政党报转型为自由民主倾向的报纸。 Коммерсант 商人报，1909年初刊，商务日报，1917-1989年间停刊，主要读者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及从事严肃商业的商人。Коммерсант-власть 商人-权力报，1997年初刊，周报，刊登俄罗斯及世界范围内各政府公权机构的秘辛，读者群体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及权力人物。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共青团真理报，1925年初刊，青年报。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莫斯科共青团团员报，1919年初刊，日报，内容包含了八卦新闻以及各类新闻及评论。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独立报，1990年初刊，日报，最早脱离苏联共产党监控的报纸。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新报，1993年初刊，自由民主观点的反对派媒体。多名记者成为新闻自由牺牲品。戈尔巴乔夫注资兴办的报纸。1995年起成为周报。Огонёк 星火，1899年初刊，周刊，综合性杂志。Правда 真理报，1912年初刊，每周三次，共产主义倾向报纸。Профиль 侧面，1996年初刊，周刊，商务杂志。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罗斯报，1990年初刊，官方媒体，刊登俄罗斯联邦各类新法律法规等。Собеседник 对话者，1984年初刊，青年画报周刊，目前是八卦杂志。 speed-инфо speed-info, 1984年初刊，每月两刊，八卦杂志。Труд 劳动报，1921年初刊，俄罗斯最大的族际报刊，在俄罗斯及多个独联体国家发行。报刊的名词释意为：传统、多样、尊重、信任。the new times，1943年初刊，苏联时代为多语言出版的政治刊物，自1998年起成为高端读者群众中的权威期刊之一，唯一一份独立于任何国家部门及寡头集团之外的社会政治杂志。Русский репортёр 俄罗斯新闻记者，2007年初刊，定位服务于积极的中产阶级人群，目标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俄罗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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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媒体的自由度更高，对于政治、军事、色情、赌博这些的限制也很小。在中国传媒是什么样清楚就好写了。具体的区别那要从历史沿革、发展过程、媒体结构和产业特点多方面分析，如果要写那就是论文了，都不知道你是要交什么类型的作业。
俄罗斯因为受到美国的封锁包围，尤其是北约东扩之后，特别重视与邻国，特别是中国这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巨大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俄罗斯也意识到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理性。因此很多问题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点，特别重视和平发展。然而又特别重视不丧失独立的尊严，尤其是普京的铁态度。 至于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很差。应该是不对的。不过两国都是重工业比较好的国家，所以可能和与美国这些国家的 交易额相比，美国与我国的贸易量更大。 总之，国家上只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不管表面上怎么样，各国都是都是国家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没必要看表面和实质。因为实质是： 各国的国家利益
蒋孝章 蒋孝章（1938年—），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的唯一女儿，第二个孩子。蒋孝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混血，容貌出众，气质典雅，身为＂台湾第一千金＇，追求者众多在美国读书期间嫁给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育有一子俞祖声。目前定居旧金山，是蒋经国与蒋方良唯一仍在世的子女。
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蒋孝章的出世，自然深得祖父母和父母的钟爱，每当哥哥或弟弟因惹父亲生气而受责罚时，经常由蒋孝章向蒋经国撒娇而化解。可见蒋家这惟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与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相爱，后结为夫妻，翌年生子俞祖声。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牒的，依序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 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字均为蒋介石所题。蒋孝文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的出生则是她父母回来前的一年，同时，她出生后不久，蒋经国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县长”，亲戚之中都说她是一个幸运儿，替父亲带来幸运。此时，蒋经国的生母、蒋介石的原配毛夫人尚健在人世，毛福梅十分喜欢和钟爱这一双长孙男、长孙女，非语言可表达。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男孩子幼时顽皮是在所难免，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为他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一位惟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盈盈１５之年，更是生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当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１９５７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１９６０年举行婚礼。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姐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饴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家，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来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 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４月１３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厝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 俞扬和夫妇当时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据说，俞扬和担任某航空公司和造船公司的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上街办事或购物。俞扬和为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比较，差距颇大。俞祖声，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外曾孙，蒋经国第一个外孙。他的名字“祖声”，据闻也是由蒋介石所题，如果属实的话，由名字的字义看，似乎蒋介石是期望这一个外曾孙，克绍“祖”裘之“声”望的意思。 再说蒋孝章这位蒋家的掌上明珠，自幼承欢膝下，为“孝”字辈最能获得父母、祖父母欢心之一人。归俞家之后，随夫家定居美国，然仍经常返台定省双亲，或书信禀候。从蒋经国所发表的日记，发现蒋孝章所写的书禀，常常引录到他的日记之中。蒋孝章的书禀，和她爸爸讨论哲学层面的问题，可以觇出她兰心蕙质之一斑。蒋孝章虽然已是“嫁出去的女儿”，但她仍常常影响她爸爸。 蒋经国和俞大维这一对儿女亲家的感情，似已到了老而更笃的程度。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之间，蒋经国身体有病，已为台湾一致关切的话题。虽然他也有一套侍从医护小组，在为他尽心尽力服务，但是以西医为主的医护人员，对糖尿病的控制，惟一的法宝就是胰岛素的使用。其他方面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了!许多人都在电视新闻报道的画面看到：蒋经国的面部，似乎显现出有一点浮肿，闪闪发光。这对进入老年期的人而言，无疑是不太正常的现象，西医当然是不会不知道的。据说，俞大维的姐姐俞大彩在美国也患２０多年糖尿病，因使用胰岛素过久，而出现全身浮肿，皮下积水压迫到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的现象；后来是由一位侨美的老中医给俞大彩开了中药方剂，而使浮肿现象痊愈。俞大维乃回到台北，先找陈立夫谈俞大彩临床实验的经验，介绍中药方剂为蒋经国治病。陈立夫一直是中医的“大护法”，他觉得西医束手的今天，有必要不避嫌疑，陪俞亲家一起去向蒋经国说。这个细节，曾见于杂志报道：蒋经国霍然大好，为服中药效果所致的讯息。由此可见俞家与蒋家的亲情一斑。
发达要看那个方面，俄国重工业比我国好，其他我国并不弱。更具影响力，很明显是中国，尤其是经济方面，比如国外的亚洲常驻记者一般都驻扎在中国人均是俄国，按国家的话是中国。军事实力目前很明显是俄国，但是俄国属于那种吃老本的情况。比较发达，普京是个强人。你说一个国家解体后强还是解体前强？国土大不代表强大，就像日本，目前俄国很靠卖资源，就像美国金融业，中国制造业。 这个不好说，个人认为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最少要30到50年吧。另外本人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要带个人感情了。。
《俄国思想家》（[英] 以赛亚·伯林）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bs13 书名：俄国思想家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译者：彭淮栋豆瓣评分：3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2011-1-1页数：377内容简介：简介：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导读：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理查德·戴维作者简介：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6)、《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0）、《苏联的心灵》（2004）等。
《苏联经济思想史》（向祖文）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CsqF8ZNixW2V2maGU0zTg 提取码：xyoh书名：苏联经济思想史作者：向祖文豆瓣评分：0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份：2013-9页数：470内容简介：《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由向祖文著，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苏联各个时期经济思想演变轨迹的学术著作，《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文本解读的形式，研究和总结了苏联经济理论产生、形成及发展的历史过程：以经济学领域“学者排队”为主线，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再现了苏联经济思想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及其理论思维行程作者简介：生于湖北省秭归县兴隆乡(今属兴山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从1981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其间，1992～1995年在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任外交官。1995～1999年任国家级学术理论刊物《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执行主编兼编辑部主任。1999～2001年在中国驻立陶宛共和国大使馆任外交官。编审。参加《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顿河晨曦——今日俄罗斯漫步》等书的写作。与人合译《苏联百科手册》、梅德维杰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京文集》和《人的创造潜力》等书。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书评、各类文章、译文100余篇。
《俄罗斯史》（[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WpH45811-74C_6tm5TYA 提取码: mvyu书名：俄罗斯史作者：[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译者：杨烨豆瓣评分：6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2007-12页数：735内容简介：《俄罗斯史》(第7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通史，从史前时期一直讲到普京执政时期，全书分七大部分，依次分别是导论、基辅罗斯、蒙古统治时期或封建格局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占了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强，体现了适度的厚今薄古。《俄罗斯史》(第7版)所据的原版书是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七版。《俄罗斯史》(第7版)学术性很强，体现最新学术动态和反映最好的学术水准。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仅仅简单地讲述俄苏历史，重视向读者介绍有代表性的各家学术观点。虽然他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但其对苏联历史的总体介绍和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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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家》（[英] 以赛亚·伯林）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lQ 提取码: 7jsa书名：俄国思想家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译者：彭淮栋豆瓣评分：3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2011-1-1页数：377内容简介：简介：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导读：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理查德·戴维作 者 前 言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DHenry Hardy）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也深谢凯利博士（DAileen Kelly）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以赛亚·伯林导论：复杂的慧见艾琳·凯利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赫尔岑：《彼岸书》导言为了向莫洛尔女士（LadyOttoline Morrell）解释俄国革命，罗素（Bertrand Russell）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greatdespoticvision）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thepostRenaissanceworld）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moderation）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synthesis）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Vico）、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与赫尔德（Herder）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Inevitability）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claustrophobia）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conformity）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ical）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intellectualconsistency）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sufferthrough）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moloch）。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YoungHegelians），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Stirner）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equality）与优异（excellence）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J．S．Mill）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final）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曾形容为Sollen与Sein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SollenSein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Scylla）为麦西拿海峡（SeraitsofMessina）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Charybdis）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TwoConceptsof Liberty）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172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autonomyofthe self），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certainties），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