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脍炙人口,雅俗共赏 。柳永的词我也挺喜欢的。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1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自古以来 唐诗 宋词就是我国古典文学, 至今还在流传唐诗是我们从小就开使学习了,我们对它是特别熟悉我们从小就开始学<唐诗三百首>这本书父母都会给孩子买的书唐诗是现代人最熟悉的了,会的最多的也就是唐诗了就比如:李白、骆宾王、杜甫等。宋词也一样比如说:辛弃疾、渔家傲等大诗人,至今还活在人们心中,就是些孩子们 它们都知道这些流传千年的大人物,出自他们的杰作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些都是大家喜欢的。至今还有一些大作家吟用他们的诗句,还放在他们出版的书里,给读者一个全新的书,让读者沉醉在书里,乐在其中。其实现代有一作者,写的作品里也有一点是诗人的功劳,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有悲伤、快乐、感恩、激励、感情等,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诗里,能读懂诗的人,他就能体会出作者的感受,能进入其中。有的诗能激励我,给我勇气。其实,在我以前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我很内向,从来都不喜欢说话,所以我连一真正的好朋友没有一个,只有别人找我讲话,我才跟她们说一两句,有时候一句也不跟他们讲,然后我就读读李白的诗,诗里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和他朋友之间的情有多深呀!那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都有知心朋友,而我却没有呢?那时,我还不知道朋友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很想找一个知心朋友,你看他们的友情多深呀!我上哪找才有呀!我也想交上一个朋友,为了交上一个知心朋友,我就开始主动找他们讲话,没过大多久,我 也交上个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不比李白差到哪,是他让我找到友谊,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从那以后我从新认识到自己,我感谢李白的诗。我感谢他、感谢李白的诗。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李世民《赠萧》)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滕王阁序》)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九龄《望月怀远》)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王维《使之塞上》)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王之涣《登鹳雀楼》)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唐·高适《别董大》)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唐·岑参《逢入京使》)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三词《渡汉江》)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李白《早发白帝城》)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静夜思》)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唐·李白《论诗》)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怀五百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月夜忆舍弟》)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杜甫《寄李白二十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游子吟》)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唐·韩愈《调张籍》)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唐·韩愈《原道》)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唐·韩愈《进学解》)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韩愈《调张籍》)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唐·刘禹锡《竹枝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曲新翻杨柳枝。(唐·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 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须待七年期。(唐·白居易《放言》)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凉州词》)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唐·杜牧《江南村绝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唐·杜牧《泊秦淮》)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李商隐《无题》)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李商隐《无题》)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乐游原》)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唐·李商隐《晚情》)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唐·杜荀鹤《春宫怨》)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元稹《离思》)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枫桥夜泊》)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稼衣裳(cháng)。(唐·秦韬玉《贫女》)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僧云览诗中之句)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唐·许浑《咸阳城东楼》)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二月东风吹客袂。 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 蝴蝶识人游冶地,旧曾来处花开未? 几夜湖山生梦寐。 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 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 【鉴赏】: 李商隐作有一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想思一寸灰”(《无题》)。这是写他早春时的一段恋情:时令适至惊蛰,帘外东风细雨,耳畔阵阵轻雷,诗人心头的“春情”(艳情)随着大好春光的即将重返而油然萌生;但是他又马上告诫自己:“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今日之相思越是如花一样争发,那么他日的痛苦与忏悔就越象香灰那样积得深厚。这后两句诗实是一种“反说”,从中不难见其热恋之情的炽烈,以及与它所同时交织着的万般痛楚。 同李商隐这位唐代著名诗人《无题》诗一样,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词,也是写他悄然而来的艳遇。当然,跟李诗相比,这首词缺了一些悲剧性的色彩,而增加了一些浓浓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韵味。这首词是首先从作者重返杭州城时的心情落笔,而逐步展开的。 “二月东风吹客袂”,是写时值二月而身从客地归来。其中“吹客袂”三字,就生动地描绘了他回转杭城时“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形象,也暗点了他“近乡情更怯”的兴奋和迷惘的心情。“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迎接他的,正是“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温庭筠《杨柳枝》)的初春景象。而在“苏小”两字后面,便又悄悄地潜藏着作者内心的一段“艳事”。果然,“柳如腰细”句就象白居易《杨柳枝》“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所写的那样,“呼之欲出”地隐嵌着一个“倩影”——当然她并没有真正出现而只是存在于作者意念之中,因而这里用了一个“如”字。但词人此来,却又实是“奔”她而来,所以他就循着旧日的路径继续向前走去,企图早早寻觅到她的影踪。你看,虽然时隔好久,但那多情的蝴蝶却还认得昔日我与她一起游玩的地方,它们正翩翩飞入柳陌深处去呢。不过,写到此处,作者的词笔陡然来了个大转变,“旧曾来处花开未”?此句表面是说自己此行来得太早,或许当年共游处的丛花至今未开,因而她尚未践约在此相候;其实也是写他害怕“不见伊人”的担忧心理,不过用一问句更显得婉约缠绵。而事实上,联系下文看,则他此行确实是“扑”了一个“空”,所以又马上折入下阕:“几夜湖山生梦寐”。这从行文用笔上言,是一种“逆提反接”。它首先把时针“反拨”到以前的岁月中去:在没有回来之前,自己的梦境中就曾多少次出现过与她一起作湖山冶游的“镜头”!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的“生”字。这个“生”字不光是单纯的“产生”、“生成”之意,而且还包含有“创造”、“想象”之意在内。也就是说,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努力把这次重逢于西子湖畔的聚会,想象得更缠绵、更热烈一些,因而所生的梦境也就越发美好、越发温馨。但以上这些又仅仅是“梦寐”而已,因此下文就反接以“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眼前所遇,既然只是花未开、人不见的春寒景象,那又何能来“评泊寻芳”(意即谓:在万花丛中评论哪朵花最美,在游女如云的人群中评论哪位倩女最美),又何能来重践“花前月下”的旧约?这里用了一个“只怕”,虽属心理估测之辞,然却又是“实写”,——同上文“花开未”的问句一样,它就使感情的表达更显得委婉有致。词情至此,就暂告一个段落,即由开头归来时的亢奋迫切而结之于扑空后的惆怅,由开头蝶嬉杨柳的欣慰高兴而结之于情人不见的寂寞。前几夜的好梦,归来时风吹衣袂的欢快,蝴蝶领路时的盼望,所有这些就全部都被眼前的“春寒”景象所“冲掉”!但是且慢,就在作者只能“死心”的当口,词笔却又陡转,推出了“绝处逢生”的新境界来:在这无可奈何的现实环境中,词人却还有自己的“法宝”,——于是他那无法压抑的热情,立刻就展开着“想象”的翅膀,更加高涨地飞腾起来:“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佳句!我们知道,清明节本是一个踏青游春的佳日,其时杭城市民“寻芳讨胜,极意纵游,……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武林旧事》卷三);而上巳日又“倾都禊饮踏青”(《梦粱录》卷二)。今年,则清明恰逢上巳,其游冶禊饮之盛况更将空前。所以作者遥想,今日暂未得见的伊人,到时必将出现在“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行列中间(到时就必能重践旧日的盟约)。所以,尽管现在还是新春二月,但自己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她那令他神魂颠倒的石榴裙边去了!拿一句成语来讲,这一种想象真有点儿“匪夷所思”。它的奇特表现在下列两方面:第一,它不直接去写“三月三日天气新”的西湖春景,也不直接描绘“绣罗衣裳照暮春”的丽人倩影(以上两句为杜甫《丽人行》诗句),而是用了一个“溅裙水”的意象把这两者概括在一起写,这就显得既“经济”,又“香艳”(请想象一下:一群丽人佳娘正在湖滨掬水嬉戏,溅得绣裙上水痕点点,这是一幅多么优美艳丽的“仕女嬉水图”),确是作者的一个“发明”。第二,它说自己此刻的相思情意“先到”了溅裙的水边(也即溅上了水痕的石榴裙下),这就既写出了自己感情之真挚深长,又显得十分的缠绵和优雅。读着这一句,人们一下子从眼前的料峭春寒中跳到了那个春光骀荡的季节里去,同作者一样获得了心理上温暖而美好的快感。这种写法,利用了“时间差”,利用了“想象力”,使读者坠入了一种无限温馨而又迷离的境界中去;从词的结构来看,也大有“峰回路转”、“余味无穷”的妙处。所以从其“情”来讲,全词确是一往情深;从其“文”来讲,又显得相当的“瑰奇”、“警迈”(张镃《梅溪词序》)。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与李商隐的《无题诗》相比,《蝶恋花》构思精巧,有神来之笔,最明显的证据是李商隐仅仅感觉到“春心莫共花争发”,而史达祖却进一步在文中说到了“春心先于花争发”。 您正浏览的文章《史达祖——《蝶恋花》》由第一范文网(DiYiFanW)整理,访问地址为: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唐诗与宋词的异同。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唐宋词的发展流程由小而大:由晚唐西蜀的艳情之作,而至李煜、冯延巳“士大夫之词”的堂庑渐开。是一大;柳永由小令而大量创作慢词,由抒情而叙事,由院落笙歌而市井、羁旅,是二大;苏轼以诗为词,开拓题材、提高意格、提升词境,融理趣而人,是三大;辛弃疾以文为词,驱遣古人、使事用典、敛雄心豪气而成温婉悲凉,是四大。伴随着这些由小而大的变化.亦有破体与遵体、越律与守律的纠缠。但唐宋词始终未曾背离美文与美听的原则。未离异其起始之时所奠定的“缘情”传统,未丢弃其“体物”之长。唐宋词一直为人所爱。词可以溯源于隋代,而发展繁荣于唐宋,其中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词的流派也在不断地更替,无论是花间词派、南唐词派、北宋前期的晏欧柳,还是婉约词宗秦观和北宋后期的大晟词人周邦彦、贺铸,以及南宋的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在他们的词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出“愁”的滋味,或浅或深。唐宋词善于言愁,有友人爱侣间的离愁别恨;有深闺少女少妇的怀人的幽愁;有怀才不遇的寒士的叹贫嗟悲的哀愁;有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深愁。一部唐宋词史可以说是一条用“愁”与“悲”编织而成的关于人间悲苦之事的长卷。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标志着词学研究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兹后的30年间词学研究和词学批评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针对了唐宋词特别擅长表现“审悲心理”的“本源”问题作了一番研究,王国维说“李后主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又说晏殊、冯延巳词有“忧生”、“忧世”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些实际上就是针对唐宋词关于审悲的“本源”的一个触及。唐宋词人既从前代文学那里传承了原本就已经积淀了十分丰厚的忧患心理的精神负担,又“吸收了”本朝新释放出来的忧患心理的势能,于是便形成了唐宋词特别喜欢抒写“苦闷”与“伤感”的另一种内容特色。在建国后30年里,前15年由于过分注重词体外部规律的探讨,单纯以论诗论文的方式论词,专门的唐宋词学批评范畴与术语几乎没有增加,相反,原有的多被忽略了。后来随着词学批评走向多元化,产生了一些专门的唐宋词学批评范畴与术语,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首次在词学批评中引进“忧患意识”,用以阐释唐宋词的感伤色彩,其他像“狭深文体”、“心绪文学”、“类型风格”、“多重人格”、“以悲为美”、“以艳为美”、“以柔为美”等术语都能恰如其分表达某些词学观念。纳兰性德说过:“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饮水诗·填词》)这就揭示了“词”与“忧患(心理)”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80 年代的唐宋词研究表现出宏观的视野和鲜明的学术品格,现代化思潮的涌动导致了学术思想的变异,方法热、寻根热和文化热的潮汐,使唐宋词研究产生了多元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方法,新老研究者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彰显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对唐宋词审美特别是审悲意识方面,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在质的方面,中青一辈的研究学者在吸收和继承老一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出现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的新的研究理论,如叶嘉莹的《迦陵论词丛稿》中作者把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词学理论进行了成功的对接,并用西方理论来观照中国传统词学理论,还有杨海明、邓乔彬、刘尊明、王兆鹏等新生代,取得许多超越前人的成果,尤其是“以悲为美”理论的提出,更是体现了“质”的飞跃;在量的方面,对于唐宋词审悲意识的研究者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也在不断地增加,老一辈如吴梅,她的《词学通论》、《霜崖词录》,还有吴梅的学生万云骏和唐圭璋,万云骏例如《伤春伤别是唐宋词的主旋律》,本文章追溯伤春伤别题旨的产生源头,《诗词曲欣赏论稿·总论》中以悲剧性的美这一古典诗词中的普遍问题进行评论,还有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年轻一辈的如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论唐宋词所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乔力的《“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刘乃昌的《论李清照的文化性格及审美趣向》等等。尤其是先生他在《唐宋词史》针对唐宋词的感伤色彩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而在1987年发表的《论唐宋词所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一文中,他以一个唐宋词读者和研究者的角度来阐述他对唐宋词中“悲”的色彩的审视,他说这是一种“悲美的褶褶色彩”,杨海明将唐宋词这种词体比喻成为一种特异的“光谱分滤器”,只从特殊的角度吸收外界的光和色,而这种光和色便是以“悲”为主的两大词境:一类是悲伤,一类是悲愤。在他看来,整个唐宋词所抒写的“悲哀”内容又是复杂的。当代对唐宋词审悲意识的研究,出现了多方法、多角度、多侧面的态势,如有以流派的转变更替为切入口,进行对唐宋词审悲意识的探索;有从民族心理与时代大背景结合为角度而进行研究,有的是从唐宋词审悲意识的内涵进行发散式的研究等等。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研究风格,其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深度也在不断地推进。其中成果卓著的有许多,如邓乔彬从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因子的溯源开始,探求词文学美感形态的特质和表现,揭示其悲剧性内美的存在状态及原型意味;如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邓乔彬《唐宋词美学》,杨伯岭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还有童庆炳发表的一些关于唐宋词审悲方面的研究以及阐释等。如在教授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中既扎根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又能超越这个传统,是一部既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又能真正贴近词作文本,既有深刻精细的分析又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中西文化交融的综合性著作。在这本著作里面作者以开阔的文化视野,纵横捭阖,既阐释唐宋词的审美文化特质又能延伸到唐宋词审美文化观念的演变和接受史,特别是在针对唐宋词的审悲意识的阐述这一章中,作者对于唐宋词审悲意识的艺术特征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结合唐宋词文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并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一、唐宋词中的审悲意识与时代忧患心理的交融;二、唐宋词词体与人生境遇变化的关联;三、唐宋词审悲意识对于生命感动的辨析;四、唐宋词塑造的孤独形象的悲感艺术特性,加深了我们对于唐宋词艺术特征和风格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1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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