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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环境保护法的内容。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能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通过的，距今已有16年。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和法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在大的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理念，也不能应对现在的环境状况。因此，需要对现行《环境保护法》进行全方面的审视和评判，以促成其及时修订。 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现行《环境保护法》进行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意见。 在宏观上，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主要存在着价值观、法律地位和基本内容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价值追求上，应该从协调发展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一条叙述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这就将立法目的的落脚点放在了经济目的上。既然环境保护的目的就在于经济建设，则当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特别是暂时的地方的经济效益相矛盾时，人们在实践中往往出于逐利的本性牺牲环境以求得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已经被实践证明代价高昂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因此，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有失偏颇。 该法在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一规定体现的“协调发展观”虽然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在发展上面的主流思想已经是可持续发展。早在1987年联合国就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与接受。中国的执政党也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实质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已经不仅仅指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也不仅仅是本代人的发展，也考虑后代人的权益和发展。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分决不仅仅是字面的差异，实质上是不同性质的发展观的体现。协调发展虽然也考虑了环境因素，但基本上是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工作，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正常进行，而非作为价值性目的，没有认识到环境和生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正因为整个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才造成了环境保护法在许多具体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实践中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然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致“全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当明确宣示可持续发展原则，修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破坏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环境权益，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中都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 其次，在基本内容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基本局限于污染防治，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很少且含糊。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在法律条文上体现为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条文数量上看，只有8个条文；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这些规定都比较抽象和笼统，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只泛泛地规定了主体（该章中主要是政府）应当如何行为，却完全没有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没有规定政府不负责的处罚措施。因此，属于不完全的法律规则，从法律实施效果上分析的话，几近形同虚设。 忽视自然资源保护的弊病还体现在一些环境制度中。例如，目前的“三同时”制度尚仅限于污染防治，不利于整体环境保护。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有同样的局限性。 环境和资源本来就是联系紧密的两个要素。在环境科学中，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统一的。首先，环境与自然资源都是以物质或能量的方式出现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二者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次，环境是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实物载体和组成部分的，是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众多环境要素按照一定自然规则和体系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集合体；而自然资源则相应的是自然环境在自然界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是自然环境这一整体中的最重要的局部。从该种意义上来说，“环境是自然资源的来源和存在处所，自然资源是环境要素的物质体现。环境就好比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工场，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好坏。”因此，将此二种客体融合起来，由同一部基本法进行调整，有利于环境的整体保护。环境保护也决不仅仅是防治污染就能解决的。将二者相统一，还可以从立法层面上防止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在执法过程中的相互分离和矛盾，促进环境保护总目标的实现。 最后，在法律地位上，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处境比较尴尬。按照《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时的设想，当时即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据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立法文献记载，“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体的规定，则将在大气保护法、水质保护法等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中去解决。” 若充当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既需要在内容上加以体现其“基本”，也需要在形式上保证其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需要具有国家基本法的地位。但是，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并不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样，它并不属于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基本法，而是普通法。如此，《环境保护法》与本来应属于同一等级的《刑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相比较，就处于低一等级的处境。而与本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等环境资源保护单行法处于同一效力等级，不具备基本法的形式地位。因此，既无法实现与其他部门法的平等对接，又无法从法律体系上统领环境资源法。 将《环境保护法》作为一项基本法，并不是出于环境法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环境保护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的关系和问题，属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从立法学上看，已经具备了基本法律的性质。并且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从其内容的重要性上也应当使《环境保护法》具备基本法的地位。 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立法程序上保证其基本法地位。 在微观层面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环境权确认和保护以及环境保护法律实施和救济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完善之处。 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过时。《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从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该原则仅适用于污染治理领域。而现实的环保工作已经涵盖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并且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但是，该决定仅仅是一个行政法规的规定，效力等级太低，使得该原则无法作为整个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来指导环境于资源保护工作。第6条略微体现了环境责任原则，但是只是从单位和个人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检举权角度来暗含的，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有以下的局限性：限于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而未包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主体限于生产者，而未及消费者和监管者。因此，应当整合第24条和第6条的规定的精神，并以当今先进的环境法理念为指导，确定环境责任原则，该原则涵盖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消费者最终承担、受益者负担和主管者负责等子原则。《环境保护法》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这体现了鼓励参与环境保护的原则。但是，该规定对于调动公众积极性是十分不够的。应该规定在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基础上全面而切实的规定公众参与原则，其内容应包括：建立环境重大事项公众意见征求制度；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保障；对于社会团体开展环保工作的法律保护机制等。再如前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应该修正为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基本制度方面，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用面过于狭窄等问题。之所以说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因为现行环境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主要强调命令加控制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尽管政府的行政控制手段在治理污染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境保护部门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缺乏、手段单一、程序不完备甚至寻租等。 随着经济发展，污染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日益明显，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式、事后制裁型的模式进行，而应该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原有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没有将主体的环保努力与其经济利益联系，既不能遏制污染的扩展，又不能驱动主体减少排放量。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有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下面就具体的各个制度逐一分析。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实行的是排污即收费制度，而对于其他环境因素的排污是超标才收费。“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现有些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需要的情况，也就是立法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如超标排污是否构成违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超标排污就是违法，不能以缴费代替。但现在法律规定是超标缴费，并不予以处罚。这就难以禁止超标排放污染物的问题，这就是立法工作跟不上环保工作形势需要”。 而且目前的排污收费仅限于企事业单位，而未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居民家庭征收排污费；收费标准仅有浓度，而无量的标准，不利于环境保护。限期治理制度中，限期治理决定权的归属不合理。环境保护法第29条第2款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首先，决定权由政府而非环境保护部门行使，会造成政府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而执行不力；再者，污染项目不分大小，均由一级政府决定，会造成政府工作量大，而无力及时处理小规模的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二：首先，该制度适用范围仅限于污染防治领域，应该扩大到生态保护领域；其次，目前的环评执行时间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而在项目立项之后。在实践中，政府部门一旦立项，并开展了相关工作，出于惯性就很难因为环境保护而取消项目，而从经济学角度，先立项再环评，不通过再撤销，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因此，应该在立项之前就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法第26条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范围过窄；二是未解决分散治理与集中控制的矛盾。应该明确规定项目已执行“三同时”制度，还应参与集资建设集中处理设施。 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只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推出环境权的内容，如现行《环境保护法》第6条和《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等。 环境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新型人权，是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基础，因为公众行使程序上的参与权，必须有实体法上的环境权的支撑。所以，应该修改《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即公民拥有享有良好、舒适环境的权利和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为保证环境权的实现，同时赋予公民和有关社会组织享有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索赔权。环境知情权包括了解、掌握环境公共信息（如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日报等）和环境个别信息（如某个污染企业的排污数据等，包括国家环保总局要求的污染严重企业公开其环境信息）的权利；环境参与权包括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参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和制度的宣传和实施公益性环保活动及对环境管理机关的监督；环境索赔权亦称环境请求权，包括向有权机关请求取消或停止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及其运营，并有权向法院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 在环境保护法的执行保障上，存在着行政管理权限设置不科学、环境执法强制力不够、政府责任不清晰、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过轻且不明确 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该条规定实际上对权力的界限的规定十分模糊，也没有规定权力行使的程序，没有部门权力冲突时的解决方案。因此，极易出现有好处的事项各部门争着管辖，反之，则相互推诿的情形的出现，与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的理念相冲突。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的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可概括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即主管；公安、交通等其他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即分管。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容易造成环境监管上的受政府地方保护干扰的情形；且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统一监管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权限尚未划清，缺乏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规定得十分模糊。由于未明确规定环境权，因此环境责任制度也不完善。应该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规定环境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在环境行政监管方面，环境法没有赋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与行政处罚权相应的强制权力。由于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导致执法不力，不能及时排除污染。例如罚款、责令停止建设、生产或者关闭等的执行必依赖于法院，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既费时又不经济，也难以提高办事效率，并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为了树立环保执法权威，严格环保执法，必须建立环保行政强制手段。 《环境保护法》第5章共11条规定了环保法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都不具体明确。一般表述为“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等，法律后果十分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追究应严格依据法律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规定不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实际上会造成对违法行为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后果。该章对法律处罚的规定也过轻。应该修改法律责任这一章，明确规定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在处罚力度上要与行为相符合。 综上所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及时科学地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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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理论基础第1章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理论概述1 城市生态规划2 城市环境规划3 城市生态规划、环境规划以及其他规划间的关系4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理论支撑体系第2章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1 绪论2 城市论3 城市人口、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4 城市可持续发展第3章 城市生态环境学理论1 城市生态环境学概述2 城市生态系统3 城市环境系统4 城市景观系统5 城市生态位理论6 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原理第4章 城市环境容载力理论1 城市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2 城市环境容载力概念与特点3 城市环境容载力结构与功能4 城市环境容载力类型及内容第5章 循环经济理论1 循环经济概论2 循环经济类型与制度条件3 循环经济的行动原理4 我国循环经济建设进展第6章 生态工业理论1 生态工业思想与由来2 生态工业的概念及其层次3 生态工业建设的内涵4 生态工业的特征与内容5 工业生态学6 生态工业发展现状参考文献第2篇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方法与技术第7章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方法与技术概述1 生态规划的内容与程序2 环境规划的内容与程序3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层次与要点4 城市生态环境方法与技术支撑第8章 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方法1 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方法概述2 城市环境评价3 城市生态评价第9章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方法1 概述2 经济学测量模型3 生态学测量模型——生态足迹4 社会政治学测量模型5 环境学测量模型——城市环境容载力测度第10章 城市循环经济体系构建技术1 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内容与规划思路2 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本质3 循环经济的技术战略4 工业生态系统的分析方法与设计5 生态工业园规划与设计第11章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预测与决策技术1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预测技术2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决策技术第12章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1 地理信息系统的定义2 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内容3 地理信息系统的类型4 地理信息系统的结构与功能5 地理信息系统的硬件和软件6 GIS在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中的应用参考文献第3篇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应用实践第13章 环境质量全面达标规划1 重点城市环境质量全面达标规划简介2 克拉玛依市环境质量全面达标规划案例研究第14章 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1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及其规划简介2 克拉玛依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案例研究第15章 生态市建设规划1 国家生态市及其规划简介2 厦门生态市概念性规划案例研究第16章 循环经济规划1 循环经济区及其规划简介2 克拉玛依循环经济与生态产业建设规划案例研究第17章 生态工业园规划1 我国生态工业园建设与规划简介2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工业园规划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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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部落3000左右得读后感
环境保护是现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低碳出行。而且让使用电瓶车。
生态学这个我总觉得很广泛，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可以从环境着手，也可以从生态平衡等等着手，所以，你自己在网上找些参考的吧（世界生态学）可还行
地球是人类的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我们每人都有责任来保护她。近几年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了，无论在电视，广播里，报纸上经常会见到关于换进保护的话题，也经常会见到由于环境破坏给人们带来的自然灾害，所以作为地球村的小公民，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家。现在水资源的缺乏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建议的大家节约水，早晨洗脸时把水龙头拧小点，生活重要循环利用水。现在正是春天，我们阜新地区的风多而且大，不时就会看塑料带随风飘舞，所以我们要地形妈妈买菜时不要用塑料带方便袋，以减少白色污染，再有我们这里刮风时尘土飞扬，经常会眯眼睛，我希望每年春天我们能亲手种植一棵小树，让它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来抵御那讨厌的风沙。还有我们不使用一次性餐快，因为它是用树木做的。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吧，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了地球我们无处可去，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地球会重新焕发生机，更加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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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过量，导至全球温度升高过度开采破坏生态，导致沙土化土地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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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前，如何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可实现“双赢”，处理不好则两败俱伤。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难以奏效。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程度密切相关，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主要的环境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法律，设置了机构，逐步增加了投入，加大了重点地区的治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初步控制，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形势严峻。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废水排放量2003年达到460亿吨，其中主要污染物化学耗氧量（COD）6万吨，超过环境容许量68％。城市垃圾产生量已接近每年4亿吨，处理率仅2％，无害化处理率更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每年约1000万吨，1／3没得到安全处置。 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我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分五类，一类水最好，源头没有任何污染，三类以上的可作饮用水源，最差的五类可以用于农业灌溉。2003年七大水系407个监测断面中一至三类的水仅占1％，劣五类的水占7％，即近1／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都不合格，可见污染之重。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三级，一级标准空气质量最好，长期生活在超过三级标准的大气中，身体会受到伤害。2003年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340个城市中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占7％；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91个，占8％。 目前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凸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压缩型，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我国江河湖海有机污染依然严重，同时湖泊和海域又出现以氮、磷为主要污染物的富营养化问题。不少城市饮用水源地已监测到许多微量的有毒有害化合物，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大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尚未解决，大城市由于机动车的快速发展，氮氧化物及其带来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呈明显加重趋势。除了大气和水污染之外，土地污染也日益突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废旧汽车、家电造成的污染也成为新的环境问题。放射性污染威胁也在增加，国内已有6万多枚各类放射源，每年还以15％的速度增加，尚有上万枚废弃源未得到合理收贮，几乎每月都发生放射源被盗事件上，威胁公众安全。 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资源破坏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特别是后者，目前面积仍在扩大。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并存的局面，草原退化面积大、程度重。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调，北方更为突出，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下降、湿地干涸，旱灾、水灾不断，损失越来越大。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目前破坏很严重，珍稀物种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已经绝迹，品种资源锐减，野生种源大量流失，外来物种危害加剧。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损失巨大。我国专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1年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3～4％。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测算，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约540亿美元（以1995年计），占同期GDP的8％。据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调查，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94亿元，占9省区GDP的13％。如果从微观上分析，水质污染导致饮用水和企业生产用水处理成本增高；超标的污水用于农灌，既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又降低其品质。今年3月份由于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化肥厂违法排污造成沱江严重污染，仅初步调查，损失就达二亿多元。 其次，环境污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成为群众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局部地区土法冶炼金属已造成周围人群患病。中国与美国的一项联合研究证明，我国一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已影响到儿童的肺功能。世界银行上个世纪末一项研究表明，我国主要城市中，每年约有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过早死亡，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人年。 第三，环境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由于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众来信来访呈显著上升趋势，经常发生因污染问题企业与周边群众矛盾尖锐。上下游水污染和跨界污染纠纷近年来日益增多，甚至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法院审理涉及环境保护的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呈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3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任务繁重。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影响我国际形象，同周边国家存在的环境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外交摩擦的隐患。我国工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环境标准低，有些还没有环境标准，直接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断受到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解决环境问题应从经济发展入手 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明确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实现的。这不仅制约经济持续增长，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二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三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废弃物，转到新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强调的原则是，资源“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从国内和国际一些试点的经验看，在企业层次可通过开展清洁生产审计，最大限度减少生产中原材料的消耗，不用或少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不排或少排废弃物。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或把不同企业联合起来，相互利用生产的废弃物，从而减少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深化生态省、生态市和生态示范区建设，并扩展到消费领域，建立循环型社会。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究表明，国家发展有四类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实物）和自然资本。如果在经济增长中其他资本增加了，而自然资本减少了，总资本量可能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如果单纯用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导致不计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等后果。 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着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要求。 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公开发布国家和各地区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开政府在环保方面采取的措施，让人民群众了解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和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还要依法公开企业排污行为，发动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推动环保事业最强大的力量。要发动群众为环保献计献策，鼓励群众对违法排污企业检举报告。要支持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创建活动，支持和引导环保社团和环保志愿者开展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倡导和鼓励绿色消费，关注并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饮用水安全、室内污染和白色污染等问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发展环保标志产品和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认证工作，推广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政府要带头制定绿色采购政策，扶持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占领市场。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环境保护跨越发展 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们不能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严重污染环境、后来再治理恢复的路子。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子，实现环保跨越式发展？一靠机制、体制创新，二靠科学技术进步。今后技术进步应更加重视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这既有利于缓解资源不足，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国际上有学者提出四倍跃进的观念，即通过采用新技术，可以做到消耗一份能源或资源，创造目前四倍的经济增长。 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是当前非常紧迫的问题。由于管理和技术水平的落后，我国工业生产无论是单位产品还是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水资源和一些原材料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GDP占世界的3％左右，而每年消耗的钢材、水泥分别占到世界的25％和50％。建立节约型社会，除了要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制定法律和各项经济政策，确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外，更重要的是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能源和资源及资源综合利用、回收利用的技术，发展静脉产业。 做好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 企业的行为对环境质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要健全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其配套的制度和标准，严格查处违法排污企业，提高处罚标准，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要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收费制度，从机制上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要有各种引导措施，激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努力实现双赢。要逐步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生产某些耐用消费品和对环境有影响产品的企业，要负责这些产品使用后回收和处理，能再利用的再利用，能作为资源回收的，处理后作为资源再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做到无害化处理。 增加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政府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增加对环境保护投入是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一方面是政府实施公共财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环境问题往往表现为外部的不经济性。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尽可能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是其自发倾向。政府为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必须加大法制的力度，严格要求企业达到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政府自身也应加大投入，起到引导促进作用。城市集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国家为民族长远利益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和珍稀物种保护、环境执法能力建设等，都需要政府的投入。除了政府增加投入外，要通过各项政策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推动污染治理的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还应探讨设立环境税和环保专项基金的可能性，为保护和治理环境建立可靠的资金渠道。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许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些全球环境问题制定了几十个环境公约和议定书。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谈判和相关项目的合作。一方面维护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法的环境权益，一方面对外介绍我国的环保工作，消除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影响，努力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国际交往中需要处理好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我国不少产品特别是农牧产品，由于环境污染或产品不符合对方的环境标准而被发达国家限制进口。这一方面需要提高我国产品的环境质量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外交手段，消除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质上是要处理好眼前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我国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确选择，各级政府和部门要通过各项具体工作认真加以落实。
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丹麦自认为是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丹麦是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在共产党、社会党、资本主义政党分别执政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人在搞共产主义试验,并且这三类国家将长期和平共处,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争又磨合,共创和谐世界,开辟和谐未来。[关键词] 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 资本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一、当今丹麦人为何敢于自诩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位青年学者近日同我谈起:1999年他到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学院进修一年期间结识了一些丹麦友人,有一次他造访一位丹麦朋友,亲眼见到在他家中墙上挂了三幅主题鲜明、内容各异的漫画,分左、中、右排列在一起。右边的一幅画面是:上部有一个资本家模样的人物,西装革履,衣冠楚楚,肥头肥脑,大腹便便;中部有一头个大膘肥、乳液丰满的奶牛;下部有几个怒气冲冲、愤懑不平、穿着工作服的工人;画面之下写明“资本主义”字样。左边的一幅画面是:上部空无一人,象征着在公有制之下没有生产资料所有者,无人负责;中部有一头老弱奶牛,看来缺少营养,瘦骨嶙峋;下部有几个没精打采、面黄肌瘦的平民;画面之下写明“共产主义”字样。中间的一幅画面是:上部有一个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的独立生产者与管理者;中部有一头品种优异、健壮肥实、充满活力的奶牛;下部有几个红光满面、体魄健康的市民;画面之下写明“社会主义”字样。哥本哈根人非常重视家室的美观布置。郭沫若1959年5月访问丹麦时留下这样印象深刻的七言律诗:“五月晴光照太清,四郎岛上话牛耕,樱花吐艳梨花素,泉水喷云海水平。海畔人鱼疑入梦,馆中神骏浑如生,北欧风物今观遍,民情最美数丹京。”①丹麦人热情好客,经常请友人在家里聚会,丰盛招待。主人将这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三幅漫画挂在家里,显然是要对外来客人和家里孩子进行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让他们对当今世界上三类国家的三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使他们感受到资本主义政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都不如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只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才能独立自主地生产经营奶牛,并且使牛奶和奶制品充分满足全民和国家出口的需要。丹麦和瑞典、挪威、芬兰等其他北欧国家近似,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丹麦于公元985年形成统一王国,10—15世纪是横行霸道的“海盗帝国”,1788年废除农奴制,19世纪初开始产业革命,40年代资产阶级取得经济、政治优势。没有爆发过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议会于1849年通过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丹麦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71年,旨在实现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双重任务,曾经是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后来又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该党认为丹麦阶级对立不尖锐,所以长期推行改良主义路线。1916年通过议会选举入阁,1924年首次单独组阁。后来几次下野又上台。在1953年至1982年的29年中,大部分时间均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到1993年,社会民主党新主席波·尼·拉斯姆森又出任政府首相,该党再次重新执政,2001年11月又下台,至今在野。在先后多次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极力“通过和平改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逐步发展“福利社会”。本来1913年的党纲还把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党的目标,可是从1924、1929年单独执政后,逐步改变了这个目标,转向争取通过雇员在企业中入股的形式,享有企业所有权,通过集体基金会实现集体所有权和集体盈利。同时通过高收入、高税收实行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全国500多万人“从摇篮到坟墓”,即生、学、病、老、死,其费用全由国家负担,失业有救济金。当今的丹麦不仅从发达的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而且已经实现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丹麦社会民主党执政的199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2000多美元,比美国、瑞典、芬兰都高,位居世界第四位(在瑞士、挪威、日本之后)。由于有这些成就,所以丹麦人敢于在上述那三幅漫画中对三类国家进行鲜明对比,敢于自诩为优越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当今丹麦是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类似丹麦这样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而且政绩显著的国家,真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真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优越得多吗?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界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依我长期研究心得,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依次递进的三个历史阶段、三种社会形态,可分别用最简明的21个字来概括其本质特征: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以愉快劳动为基础、由自由人社区自治的社会形态。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分析当今丹麦的社会性质,可以得出既明确又复杂的答案。丹麦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也经历了19世纪大部分年代的自由竞争和20世纪大部分年代的垄断资本统治这样两个阶段。丹麦的垄断资本组织主要有东亚公司、联合航运公司、“梅勒”康采恩和水泥托拉斯等。它们利用股份制、金融关系和私人联盟等控制了国内大、中企业,并且与德、英、美等国垄断资本紧密合作。在农村,富农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实力较强,劳动者的合作农场和个体农场还不够发达,所以丹麦依旧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由于社会民主党多次甚至较长期执政,拥有少量国有、国营经济和一定规模的合作经济,在私人公司尤其是小企业中发展了雇员股份和集体基金,通过国家税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使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1 3以上,应该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逐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社会民主党的10多万党员中,工人、职员占绝大多数,独立经营者(中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只约占3%。社会民主党执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推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丹麦的左翼政党,除了在全国居第一大党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外,还有1919年成立的丹麦共产党、1959年从丹共分离出来的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和1969年新建的丹共(马列)。这些政党在实力和影响上远比社会民主党小得多,但是在反映劳动人民权益、防止社会民主党向右转等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所以应该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多次和长期执政,确实已经使丹麦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认为丹麦从上个世纪后期起已进入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社会化程度和社会主义因素都在逐步增长。即使是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党、保守人民党等上台执政,也不敢轻易锐减一系列全民的福利。所以如果认为丹麦依旧还是处于垄断资本统治的旧阶段,依旧还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今后社会民主党是否能够联合社会主义人民党等通过和平、民主使丹麦真正推进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那还有待未来的实践来验证。三、当今由资本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也属于社会资本主义 当今世界,不仅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资本主义,而且由资本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也是属于社会资本主义。美国自1933年民主党领袖罗斯福在空前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就任总统、上台执政、推行“新政”以来,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当时曾被美国资产阶级右翼指责为是仿照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的做法。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时期国会通过的“全国就业服务法”(在全国各地各级建立相应机构,帮助失业者找到工作)和“紧急救济法”(由政府财政拨款5亿美元, 分发各地直接救济失业者),总统签署的“社会安全法”(规定以工薪税的90%作为失业保险金,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法”(对65岁以上的穷人实行养老制度,建立抚养残疾儿童、孤儿、弃儿的服务机构,加强公共健康服务,救济盲人和残疾人)等等,固然旨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由于这些法律及措施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奋起斗争、迫使政府向劳动人民让步而不得不采取的,因此,尽管这些措施并非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却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罗斯福新政”不仅使深陷危机深渊的资产阶级死里逃生,而且重获新生。二战结束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借鉴“新政”经验,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下,采取更丰富多彩的社会福利措施。可以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垄断资本虽然依旧势力强大,但是竞争极大地超越垄断,不断冲破垄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整体性、结构性、器质性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渐变,其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在增加。我于1991年第一次到美国探望儿女,小住半年,也在纽约州绮色佳城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登记取得一个“社会保障”的编号,即是说我离休之后如果在美国定居,也可以享有一些美国社会保障法赋予65岁以上老人的优惠待遇。我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执教退休后,在加拿大侨居10年,夫妇二人去年已经享有加政府发给的每月1500加元的养老金(每月只需付500加元房租和200加元伙食费)。一个从未在加拿大工作过的外国人也能享有这种待遇,难怪我在美国访问时就听好多人说过: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因素比美国还多得多。总之,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刮目相看,它并非像上述丹麦人家中那幅漫画所描绘的只有富豪、肥牛的纯粹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加的社会资本主义。四、当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演变为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 再看共产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上述那幅漫画所着笔的无主瘦牛和成堆瘦人的形象,应该说也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共产党执政后,历史上长期犯过“左”的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路线的错误,曾经出现过牛瘦人瘦、甚至牛死人亡的灾难,然而大部分都已先后拨乱反正、亡羊补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巨变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由原来苏联模式的国家垄断极权社会主义演变为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前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主要并非因为经济太落后,而是由于政治、文化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太深厚,还由于执政的共产党长期推行急于求成的“左”的路线,推广单一苏联模式,死抱住计划经济不放,否定市场经济,从而经济缺少活力,经济增长慢,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更快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演变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依靠西方带头掀起的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技术基础,进而以商品市场经济、多党民主政治和多元自由文化为三大武器发动和平攻势,终于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一党专政和专制文化打败了。前苏联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本来应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可实际上实行的却是不科学的专制极权的社会主义,又长期不能自我革新,所以最终被党内外广大群众抛弃了。然而这些国家还有一批党内外群众依然信奉、向往社会主义,所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大部分都改变、改名为社会党(社会党原意为社会主义党,译为中文时省略去“主义”二字,犹如共产党意即共产主义党),或者在共产党之外另成立社会党(如俄国,除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外还有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既然共产党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只好顺应世界潮流转而奉行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原苏联和东欧8国,除民主德国合并到联邦德国之外,发生剧变后,分立为28个国家,加上亚洲的蒙古,都放弃了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逐步走上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以及近似社会党的政党,近十多年来曾经几度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它们在私有化进程中都尽力保留原有的某些社会主义成果。即便是右翼政党执政,或者由原来的共产党人、后来的无党籍人士如俄罗斯的叶利钦、普京,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等人当选为总统,也都未能随便取消原有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据此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国家转轨到资本主义制度后,都不是倒退到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或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仍然带有不少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资本主义。还有个别国家的共产党通过多党平等竞争再度上台执政,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于2001年2月25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在101个议席中获得71个席位,党中央主席弗·沃罗宁当选总统。近几年来该党竭力采取更多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满足群众医疗需求,保证儿童义务教育等。这更是体现出社会资本主义的特性。没有发生剧变、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执政的五个国家也都发生了不少甚至很大的变化。我国自1978年底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摆脱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还要发展包括私营和个体经济的非公有经济,还要引进外国资本。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党自1986年确定革新开放以来,也认识到由于经济落后, 越、老都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古巴和朝鲜近些年来也开始改革开放,重视调动个人积极性以搞活经济、开放旅游市场、建立特区等。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果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党政官员的腐败就无法根治,最终也可能步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后尘。唯物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世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能认识和加以利用而不能违背,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关键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全面建设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五、当今三类国家都有人在搞共产主义试验在当今世界,尽管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遥远的大事,然而在共产党、社会党和资本主义政党分别执政的三类国家中,都还有一部分人在搞共产主义试验。在我们中国,就有河南省新颖县南街村从1986年起一直在试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1995年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在郑州市召开年会时,作为学会副会长之一,我建议会后与会者到近处的南小街访问考察。所见之处决非牛瘦人瘦的悲凉场景,真正是宽裕幸福的小天堂。全村742户、3119口人,家家户户都住在高楼大厦的单元房中,室内全配备有彩色电视机和各种新式家具,免费统一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实行等级工资制。这种试验20年来吸引了众多中外记者作过报道。他们还正在努力把共产主义的新苗移植到附近村庄。共产主义决非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劳动人民和先进人士的美好理想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归宿。只有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极大提高之时才能广泛实现。然而当今即便在社会民主党执政和资本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也还有在进行共产主义试验的实体。例如,以色列人从1909年起就开始在约旦河谷南端建立集体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自卫的“基布兹”(在希伯莱语中意为公社)。1930年以色列工党创立、1948年执政后更是大力发展“基布兹”,以之作为立国、建国的基础。“基布兹”从60年代起由发展现代化农业进而兴建现代化工业。迄今全国约有300个“基布兹”,人口超过13万,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一半和总人口的3%,而其农产品却约占全国的60%。在已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上,家家户户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富足美满生活。即便以色列工党下台了,新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也难以动摇“基布兹”的根基。②2004年,基布兹企业股票开始在首都特拉维夫的股票交易所上市,2005年北部“沙弥尔”基布兹企业的股票在纽约华尔街上市,一举获得500万美元收入。③当今基布兹也在与时俱进,实行改革开放。在日本,现代空想共产主义者山岸已代藏(1901—1961)从1953年起就建立“山岸会”,1959年推行山岸会运动,从事山岸主义实显地的试验,在三重县阿山郡伊贺町建立集体农场,实行集体公有、集体劳动、集体管理、集体生活,在当今条件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④至今这种实显地在日本国内已发展到47个县,在国外也有7个,分布在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泰国。在日本国内的实显地中还有来自德国、瑞士、韩国、巴西的外籍村民。上述这三类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试验,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绿洲。然而正如汉朝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义·情性》中所说:“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而知著也。”即是说,有远见卓识的人看到新生事物的一点苗头,不会无动于衷,困惑不解,而能从小识大,洞察到它未来的发展趋向和归宿。世界大同和大同世界是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只要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地试验并且不断改进和完善,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见微知著到见贤思齐,逐步扩大其影响。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越提高,社会制度文明自然也会越提高。总之,当今的世界是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异彩纷呈的世界。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现实相联系,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总体和主体上看是有原则区别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兼容并包,浑然一体,互相交错,彼此渗透,难以截然分开,无法断然割裂。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代,资本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别执政的这三类国家,看来将会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长期和平共处,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争又磨合,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让共荣,协作共创和谐世界,开辟和谐未来,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而努力。让实践来最终回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吧!我们深信,资本主义经过社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注 释:①郭沫若:《在丹麦首都为使馆题字补壁》,《郭沫若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见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该诗原件。②详见高放:《以色列“基布兹”的社会主义奇迹》,收入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301页。③驻耶路撒冷记者高路:《走访以色列,竖琴基布兹》,见《参考消息》2006年3月9日第13版。④详见高放:《山岸已代藏》、《山岸主义》、《山岸主义实显地》,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231、222—224页。⑤李彦春:《当代日本的一个共产主义村》,见《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6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张文镝)
居室设计装修啊…… 现在大家都注意健康。写一下这方面的。不是说你，都要毕业了，连个参考资料都自己找不好，有点“茶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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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例文：《环境法基本原则与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姜敏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建构均有各自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关键词: 环境风险；环境行政许可；环境法基本原；制度建构 从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来看，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便于把影响环境的各种开发、建设、排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把各种影响环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环境管理，因而其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环境风险控制的“支柱性”制度。{1} 任何制度的建构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自《行政许可法》颁行以来，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难以有效指导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近年来发生的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污染松花江案、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等典型案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不足，这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不无关系。本文从分析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出发，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一研讨，以期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 明晰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的特色，对于探讨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尤为重要。从环境行政管制的整体结构来看，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具有以下特色： （一）风险品性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行为，是环境行政许可管制的对象。与一般的损害相比，环境损害具有治理难、恢复难的特征。在经济上，与采取预防措施相比，恢复与治理费用相当高昂。例如，泰晤士河的治理就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耗费巨额资金。据经济学家测算，预防污染费用与事后治理的费用比例高达1 : 20。 {2}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很难消除和恢复。例如，重金属的污染、土壤沙漠化均很难消除。自然景观的破坏、物种的灭绝、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的消失均无法恢复。以上特征决定了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必然具有高度的“风险品性”，一旦决策失误，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种“风险品性”，客观上要求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以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为宗旨。 （二）科技背景 环境行政许可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例如，农药DDT在被发现对环境生态的危害之前，几乎被视为神药般膜拜。在对臭氧层探测的结果尚未发布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体会用途广泛的氟氯化碳（CFCs)竟是罪魁祸首。此外，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亦格外困难，时常牵涉到科学上的极限，无法立即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以作为认定责任或采行相应措施的依据。我国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便是一个在科学上都难以有定论的例子。再者，理想环境品质的设定、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改善的认定等，亦涉及科技水准的考量，在立法政策上应作出与现行科技水准相等的做法，或作出超越现行科技水准的要求，由企业努力去跟进。由于此种高度的科技背景，使得环境行政许可更具决策风险，所作的许可决定在日后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或偏差。然而，虽然涉及科技与资讯上的未定，环境决策却不能停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决策于科技未知之中。{3} （三）利益权衡 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往往与自然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用与不用或者是如何使用现存的资源，时常引发产业者的经济利益与受害人的健康权、生存权的冲突，间接触动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从业劳工的健康权与工作权以及相关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广度的利益纠葛。即使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亦有不同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例如，鼓励多用纸制品以减少对塑胶容器的依赖，虽然有助于垃圾的处理以及减低化学制品制造过程中污染源的产生，但却对森林的砍伐带来压力。此外，环境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也可能表现在国际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油污等问题都有待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解决。但是，在国际上，各国对这些问题的形成负有相当不同的责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缓急定位也颇不相同，因而引发国际间的利益冲突。 由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在性质上容易引发广泛的利益冲突，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必须作利益衡量或轻重缓急次序的排定，而难以对某一利益作绝对式的定论。此种“利益权衡”的性质，使得环境行政许可决策的政治意味提高，进而加强民主理念的比重。{4} （四）代际平衡 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乃是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由于现今通行的资源使用与配置方法，有许多是不可回复或者回复困难的，因而造成这一代人作决策，而由下一代人承担后果的问题。因此，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容易衍生代表性危机的发生（即下一代人由谁作代表参与许可决策）以及伦理意味浓厚等现象。针对此一特色及衍生现象，在环境行政许可程序的设计上，应当强调对下一代价值的关照，根据信托法理论设计下一代代表的参与，并强化对资源使用后果的预测与控制，适度节制现今的量化性决策。在实体上，则应从“善后”的观点，往前移至“预防”的观点，在许可决策的过程中，尽力去考虑、保障下一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权益。{5} （五）国际关联 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流动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体，它们不以对国家或地区疆界的人为划分而分割。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人类环境利用行为所实施的法律控制，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为防治大气污染而采取高烟囱化措施，就可能使该大气污染物质随大气循环而污染其国家或地区；地处河流上游国家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可能会导致地处河流下游国家发生水污染损害；各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虽然环境行政许可在法律性质上是一国内部的管制措施，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具有国际关联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的国际化。因此，一国在设计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时，必须做好国际义务与国内规划的协调，避免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封闭制度。 二、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 根据上述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以下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具体的制度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 （一）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指一国的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应当以制止、限制、控制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活动为宗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预防的对象是环境损害。对这种损害的预防往往表现为对具有环境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的避免，但在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发生后的及时控制措施也属预防范畴。第二，该原则追求避免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但在危害行为或事件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原则要求防止危害的扩大，并将其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预防原则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只有在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才能退而求其次。第三，其具体措施应当是积极的、预防性的事前措施，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性的事后补救。{6} 预防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环境法原则。许多国际环境法律都对预防原则做了明确规定。例如，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预防原则作为欧共体环境政策的基础之一。它规定：“共同体环境政策应以高层次的保护为目标”，“应以预防原则为基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必须优先从污染源上矫正环境损害”。学界通常把预防原则称为环境法的“黄金规则”，因为这一原则追求无害（尽管无害是难以实现的）和降低危害。与其他行政许可相比，“预防理念”在环境行政许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这是与现代环境管理的“源头控制”理念相契合的，这也是许可证制度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预防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主要有四项：一是对于避免环境损害，如果通过许可方式比其他管制方式更为合理的话，那么，立法机关有义务及时设定许可，而不得怠于行使立法权。二是环境行政许可的设定方案必须有助于避免环境损害。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亟需完善。例如，按照现行立法，在建设项目管理程序中，环评审批为投资主管部门（现为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建设项目的前置条件。而按照《城乡规划法》第36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法》第54条规定：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供地），须先取得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才能申请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但是，现行立法却没有规定建设项目应当在选址阶段就进行环评，客观上造成建设项目大多是在选址确定后再作环评（因为建设单位通常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选址，获得官方的选址意见书后非特殊情况不会被撤销，而环评却是对开发建设活动的一种制约）。这种立法方案就使得环评审批难以有效发挥预防功能，同时也忽视了选址所在地居民的环境权益。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珠海拱北变电站环评审批案均系项目选址所引发的争议。{7}三是要以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为目标，完善许可的申请条件、审查标准与附款，以保证环境行政许可发挥预防功能。四是强化许可机关的后续监管责任，当被许可人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时，许可机关除采取行政处罚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发生环境损害，当环境损害成为不可避免时，许可机关有责任防止损害的扩大，并努力将损害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二）谨慎行事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谨慎小心，周密计划和安排，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环境的潜在性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合理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根据《里约宣言》的规定，谨慎行事原则包含三个要素：(1)威胁的严重性或不可逆转性。即存在巨大的环境风险，学界把这种风险程度称为“风险阈值”。不同法律文件对这个阈值的表述并不一致。《里约宣言》的要求是“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卑尔根可持续发展宣言》要求的是“出现严重或不可逆破坏的威胁”；《跨界水道公约》的规定是“可能导致重大的不利跨界影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是“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是“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上述法律文件使用的“严重”、“重大”、“不可逆转”看起来提出了严格的标准，但究竟何谓“严重”、“重大”、“不可逆转”，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却找不到答案。因此，这一原则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如何判断危险程度的问题。(2)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某种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谨慎行事原则中，缺乏科学上充分证据，不构成不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理由。换句话说，即使科学上证明某种行为或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损害，也应当采取防止措施。(3)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止措施。在谨慎行事原则中，成本效益所对应的主体是人类整体，即拟实施的防止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不是看它是否对一国或一群体有利，而是看它在总体上是否对人类有利。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不同，环境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相对复杂。财产方面的损失和收益估算相对容易，而社会、心理、自然生态方面损失的估算却比较困难。如吉林化爆炸案所造成的松花江污染问题，它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慌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松花自然生态的损害以及污染带流入俄罗斯境内后所引发的国际问题，这些都是不好用“量”计算的。{8}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谨慎行事原则与预防原则最主要的区别。不把科学上的确定性作为采取防止措施的必要条件，反映了人类在防止环境危害上更加积极的态度。按照预防原则，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要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无论是环境损害的预防还是治理，都始终把科学证据作为行动的必要根据。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行动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以化学风险、生物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的存在给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人类无法掌握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有所作为？谨慎行事原则给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存在一定的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使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这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9} 不遵循谨慎行事原则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便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国家以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暖缺乏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是布什政府抛弃《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结果导致全球气候日趋变暖。 谨慎行事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是： 第一，当某类活动、行为对环境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且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该活动、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一国应当针对这类活动、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或者将其纳入环评许可程序以控制环境风险，不得懈怠履行相关的立法义务。这是因为，行政许可首先是对某类活动、行为予以禁止，其次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禁止，属于“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在许可的实施上，立法应明确规定，当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上述活动、行为不会造成环境上的危险后果时，行政主体应当通过拒绝许可、控制许可证数量或许可证附款等措施，以控制环境风险。 第三，建立许可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在传统的行政许可中，当许可机关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时，必须说明理由。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许可机关对“不准予许可的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10}，若法院不采纳许可机关提出的证据，可判决撤销“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而由许可机关重新审查，甚至可直接判决许可机关向相对人颁发许可证。而在适用谨慎行事原则的环境行政许可中（至于哪些环境行政许可适用谨慎行事原则，则应当由立法作明确规定），许可机关只需授引立法规定说明此类事项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11}，即可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相对人承担证明“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违法的举证责任，即相对人必须提出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其拟从事的活动不会造成危险后果，方可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事实上，举证责任转移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在国际环境法上早就存在。如1972年《斯陆公约》规定的事先正当程序要求，只有十分肯定在陆地上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处置方法时，才能向海洋倾倒废物，当向海洋倾倒废物导致的危害无法确切加以证明时，由倾倒者证明其行为在环境上是安全的。{12} （三）科技促进原则 叶俊荣教授认为，环境立法上的科技促进原则，是指政府在制定环保标准或作其他管制性要求时，不以既有的科技水准为限，甚至要求污染者设法做到当今科技所做不到的。从静态面上看，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必须随时考虑依现今的科技水准所作出的管制要求，污染者是否做得到，因此，当立法机关或主管机关“强人所难”超越现今科技水准作管制要求时，恐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然而，在环境领域，必须考虑促进科技发展的动态需求。叶俊荣教授举例说，美国早期进行环境立法时，国会议员明白宣示，将要求业者做他们目前所做不到的，目的是要企业把污染防治工作扛起来，尤其是污染防治技术的创新开发。{13}学者王文革比较了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能效标准后指出，我国能效标准属于现状标准，从发布到实施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能效限定值一般低于近期市场产品的平均能效水平，以淘汰一定比例的低效产品为原则。这种标准的制定模式对引导产品的更新换代作用不够明显。而超前性能效标准是国外所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超前标准中的产品能效限定目标值，通常高于目前市场平均能效水平，一般企业要达到目标值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标准从出台到实施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一般3年一5年，以便企业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改进。他认为，在我国加强超前标准的研究，革新能效标准的制定模式，实施超前性能效标准，对于引导企业创新节能技术具有重要意义。{14} 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也应当坚持科技促进原则，具体而言：第一，在立法上设计许可标准时（许可标准往往包含了环境标准），应当有助于促进某一产业提高污染治理技术，不得在现今所普遍采行的污染治理技术之下设计许可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环境立法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大多没有规定许可标准。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只规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5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却没有对审查标准作规定。这种状况是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当然，这与大量环境法律、法规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前制定的有关）{15}。第二，以总量控制下的许可证为基础，建立排放权交易和节能指标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 （四）合理开发利用原则 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把自然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以达到永续发展之目的。该原则体现的是人类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其理论基础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上，合理开发利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设计许可的审查标准时，要根据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更新或不可更新的特点，对化石能源以及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严格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同时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根据生态环境的消纳能力，依托许可证制度，建立污染物排放（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三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其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而由国家代为管理，因此，应当注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方式实施许可（即通过特许方式），确保环境资源配置给最优的使用者。 （五）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又称PPP原则，也称“污染者负责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这一原则是指取得许可证的污染者，应当承担治理环境污染并赔偿损失的责任。该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内部化”。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先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 principle)，即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的费用。该原则一经提出，很快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很多国家将其确定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努力促进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和经济手段的利用，考虑原则上应由污染者承担污染成本，适当尊重公众的利益且不扭曲国际贸易和投资。” 对于Polluter Pays Principle，目前国内的环境法教材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比较常见的有“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支付原则”、“污染者自付原则”、“污染者负责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译法并无不可，但仔细分析，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对理解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本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污染者付费”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学上的“使用者付费”理念。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初是基于“谁损毁他人之物须负损害赔偿之责”的法理。“付费”体现的是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课加于引起环境问题的一方。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表明，当前的PPP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包含了预防、控制、减少污染在内的综合责任，这种责任绝不仅限于“付费”。污染者有时需要将污染排除并恢复原状，有时还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很明显，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不全面的，它不能完整反映该原则的内涵。 “污染者支付原则”虽没有明确提出“付费”，但“支付”通常都是和一定的费用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会说“支付”某种金钱以外的责任。“污染者支付”和“污染者付费”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二者都不能全面体现PPP原则的含义。 对“污染者自付原则”这种译法，从文义上理解，我们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污染者必须自行承担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的全部治理和赔偿责任。这种观点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际应用时，要求污染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与环境损害的特征有关。环境损害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践中能够要求污染者承担的和污染者实际承担的都不可能是其行为造成的全部或完全的责任，而只能是一种适当的或适当比例的责任。环境损害还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环境事故造成的大范围、长时段、高强度的损害使肇事者根本无法承担。为了使受害者得到适当的救济，在国内环境领域，有环境税、环境保险等制度，而在国际环境领域，也有专门用于特定领域环境损害的环境基金和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国际援助基金。这些都说明，将PPP译为“污染者自付”也是不恰当的。 因此，PPP原则最恰当的译法是“污染者负担原则”或者“污染者负责原则”。这两种译法在含义上并无不同。“污染者负责原则”多为港台地区学者所采用，而“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大陆被较多地采用。{16} 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中，污染者负担原则主要体现为与许可证有关的环境费制度、强制保险制度以及环境治理、恢复、补救制度。例如，台湾地区《核子损害赔偿法》第25条规定：“核子设施经营者应维持足供履行核子损害赔偿责任限额之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并须经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定，始得运转核子设施或运送核子物料。”{17}我国《森林法》第35条规定：“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六）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监督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环境管理的违法和盲目，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在现实中，由于环境问题经常涉及复杂的科技背景，因而部分论者主张环境管制最适宜专家政治。然而，环境管制也经常涉及利益的冲突，需要借用民主理念寻求解决。在环境行政中，参与式民主的观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受影响民众通过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借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品质。 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公众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行政主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听取环境权益受影响者（通常为相邻权人以及开发建设活动所在地的居民）的意见，主要是通过许可听证程序来完成。第二，公民提起与环境行政许可有关的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环境公益。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撤销诉讼，即请求法院撤销许可机关违法颁发的环境许可证；二是课予义务诉讼，即被许可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而有关主管机关又怠于执法时，公民请求法院责令主管机关积极采取执法措施。{18}第三，公民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检举、控告管道，请求上级行政机关督促下级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或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机关违法、不适当的许可决定。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百度知道篇幅有限请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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