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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民族大家庭，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域客观描述再整体描述中国整体文化，然后论证个体是怎样融入到民族大家庭中，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走向世界。
何谓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诚信，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北宋“庆历五先生”倡导教育和学术以来，诚信就为历代浙东学者所津津乐道，但议论显得玄虚、高妙。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用“致良知”三个字把诚信的道理通俗化了。按王阳明的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一个致良知的问题：“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传习录·答聂文蔚》）黄宗羲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孟子师说》卷七)朱舜水也说得分明：“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诚诚二首》） 浙东学派通过传道解惑的教育手段，用诚信来滋润四明大地，潜移默化地域主体的心灵，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王阳明认为，人人都能通过致良知而达到诚信，哪怕是被儒家最瞧不起的商人。他说，“治生亦讲学中事”，只要“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所以，诚信对宁波人民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做人要凭良心”，至今仍是我们的口头禅。 古人谈论诚信，侧重于己之“慎独”与待人之“信用”。诚是对自己，信是对别人。内心之诚发于外便是信；对自己能诚，对别人自然能信，两者相辅相成。而当西潮东卷、门户开放、中国社会开始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人们又与时俱进，将诚信从传统社会的单纯道义转向近代社会道义和功利的双重推动，将诚信从农本社会的情感依据转向商业社会的理性依据，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重。 诚信确乎不是和功利无关的纯粹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所谓契约，就是市场经济时期诚信的具体文本。它是一种在内容上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把内在的自我软约束转为外在的法律化的硬约束。契约要能生效，义务得以履行，必须以忠诚信守为先决条件。离开了信用，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诚信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没有诚信，商业就是欺诈的代名词。 “宁波帮”商人早就意识到诚信立业的至关重要性，知道商业道德具有实际的利益基础，不但于人有利而且于己有益，所以他们视信誉重于效益，诚信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格。宁波钱庄业，正是由于良好的信用，被工商界誉为“信用码头”、“多单码头”，称雄于金融界。又据潘子豪的《中国钱庄概要》称：晚清至民国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所以“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业务遍及海内外。而西服业中的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业之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许多宁波人仍然坚持诚信立业。世界船王包玉刚，无疑是当代“宁波帮”乃至全体宁波人的典范，他曾明确表示：“在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要有信用才行，这里面关系很大。” 这里面的关系的确很大，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正是立足于道德文化与契约文化的基础之上；可是，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却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诚信危机。各种机构、传媒、学校、商场、交通、运输、生活必需品，让我们真正信得过的，似乎越来越少。这样的诚信危机，破坏了经济社会的秩序和环境，腐蚀了正常的商业信用，侵害着老百姓的利益。现阶段出现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与诚信有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如何加强当代中国的诚信体系？只有制度建设和教育引导双管齐下，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硬约束和软约束相统一。用于他律、硬约束的制度建设，重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而用于自律、软约束的教育引导，则显而易见，上述浙东学派的诚信观念值得提倡，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宁波市委把“诚信”列为宁波精神之首，既符合历史事实，体现了浙东学术文化和宁波商贸文化的独特内涵，又切中当前症结，更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十分妥贴。事实上，无论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都离不开诚信。诚信等于生存，等于效益，等于前途，等于城市品格！唯有诚信，才能立人、立业、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在“宁波精神”的感召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历史在这里沉思，让今天告诉未来：宣扬诚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来源： 宁波日报 作者： 戴光中
中国是个民族大家庭，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域客观描述再整体描述中国整体文化，然后论证个体是怎样融入到民族大家庭中，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走向世界。
要想做好某个区域的文化调研，搞好文创的研发，必须注重实践为第一原则，在实践中发现文化精髓，其次，要注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搞文化创新，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在调研和文创的过程中，必须搞好这几个方面，才能做到有成效，有成果。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调研是什么，调研的目的是什么，调研的内容有哪些，调研的方向，调研的计划等，只有在脑海中有了这些特别清晰的思路，才能在具体的调查工作中，马上就进入工作状态，马上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些方式也适用于在区域文化调研中进行运用。对某个区域进行文化调研工作，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做好准备工作，搞清楚此次调研的重点内容是什么，该区域有哪些具有调查意义的历史文化，历史文物，历史景点等，摸清楚地点位置。其次在调研的准备工作中，还要提前向当地的有关专家请教当地的文化历史。作为当地的文化专家，他们在这一方面是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他们常年在当地进行文化研究工作，是最了解，最熟悉当地历史文化的人，可以这样说，他们都可以充当当地的旅游向导，因此，要保持谦虚求教的态度，提前找到当地文化部门，请求他们的帮助，耐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调研的时候有方向，不会是无头苍蝇。其次，在调研的时候，还要注重保护好当地的文化产品，切不可在调研的时候，因个人行为，破坏当地的历史文物，掌握一定的文物保护技能。最后，为了做好文创的研发，必须注重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地域文化要宏扬，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但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能以欺消费者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扩展资料：地域文化的特点：1、方言文化中国的方言数不清楚，尤其是南方（因为多山区交通闭塞不便利，所以方言较多）方言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部分意思只有方言才能表达清楚中国的文字虽然是统一的，但是方言一直是不统一的。2、饮食文化山珍海味可以运输，而民间的日常饮食则不同。如西藏的酥油茶 à 主要是取材于当地，或是运输到当地，当地的老百姓吃得起经常吃的。3、民间信仰宗教意识比较淡薄是中国人的习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是各地都有很强烈的民间信仰。除了一般的大宗教外，一般人的信仰有很强的地域性。4、民间建筑寺庙、宝塔、衙门= 公共建筑 = 讲究排场与等级，不能反映地方实际民居必须要符合当地的实际（建筑材料等）一些地方住窑洞，是地理条件决定的。5、环境不同特别是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地理差异大、物质基础差异大、生活习惯差异大中国南北的文化差异很大，自然条件不同，所以中国被分为很多不同的区域。6、移民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移动很多，流动人口对当地文化不一定有归属感，而移民则不同，会有所接纳。移民接纳或者改变当地的文化。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华夏先民南下，将中原文化扩展到全国。7、区划影响中央集权之前，分封割据是主流。西周分封71个诸侯国，因为当时的交流不便利，中央无法直接管理地方。8、民族分布各民族在迁移时都会带去文化，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因此也会有所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影响。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创新的理论思维，既是地域文化研究的灵魂，也是地域文化保持蓬勃活力的重要保证。惟有站在时代高度，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才能不断拓展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才能把地域文化研究推上新的水平。扩展资料：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逝，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个大国，960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面积里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一、如何正确认识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新的概念，按照传统观念，文化是上层建筑，产业是经济基础，把文化与产业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混淆了我们通常理解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目前在国际上对文化产业这个词的由来有多种观点，而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通常做法是先定义。但是文化产业是引进的概念，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各不相同，虽然有一些相同的基础特征，但外在表述方式上不一样，特别是归入文化产业的产业门类各不相同。就国际经验而言，没有通常所说的文化产业，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分类。当前，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当代文化产业的由来。认识了基本由来，就知道如何去思考什么是文化产业，就可以用分析、判断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发展文化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要抛开不同的概念，抛开不同的行业分类，用正确的方法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比如说，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下，要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关键是要掌握方法。研究文化产业的方法其实就是两句话：“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只有经过这两个过程，才最后产生了文化产业，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文化和经济，文化和市场，文化和产业的高度融合，才产生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这就是我们认识文化产业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思路。第一，经济文化化。实际上就是指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就是从经济走向文化的过程。我们经常用一、二、三产业来区分我们目前的产业结构，每一年的国民经济统计报表，在宏观经济里面，我们都可看到一、二、三产的比例，它标识了发展阶段的基本指标。实际上从国际近20年的发展趋势看，产业不断升级、速度越来越快，成了明显的发展趋势，三次产业的划分已经远远不够，我已经把它定义到了第五产业，即我们通常理解的第三产业之后，出现了第四、第五产业。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农业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学家认为，农业是直接依赖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的行业，如农林水牧。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绝大多数居民从事生产劳动，大多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很低。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工业化发展阶段，我们把它叫做制造业的发展阶段。 个阶段也是根据经济学家的分类，它不是直接对资源生产的过程，而是对资源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生产过程，这包括冶金、纺织、化工、机械、电力、建材、食品，属于制造业的范畴。第二产业是在工业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工业革命造成的结果是主要的劳动力进入了工业生产部门，大部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现在一般认为，我们国家整体上处于第二产业发展后期。我们的城市化率约为40，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三次产业按比重排序为二、三、一。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阶段。现在一般有几种分类方式，有的把商业、饮食业、城市公共管理、教育、旅游文化服务等归入第三产业，有的除了一、二产业之外都归入第三产业。应当说，第三产业跟制造业有着巨大的差别，产业中心或者主要生产部门是由有形产业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业生产，这是第三产业的基本标志。第三产业进入了无形的服务业，国民经济主要来源是无形服务业，主要人口从事服务劳动，城市化水平相比工业化阶段进一步提升。我国处在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迅速的阶段，但水平仍然较低。目前，全国第三产业发展比重约占gdp的34，这个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1300美元，从经济学上分析，超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三产比重应该大大超过34，也就是说，我们的三产比重太低。我国从“八五”开始，就提出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第四个发展阶段是以知识型服务业为基础的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了新技术革命，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发展领域被称作新兴信息服务业。随着新兴信息服务业的崛起及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在传统的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出现了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区分。人们发现，在第三产业中，脑力劳动的比重越来越大。到了90年代，知识经济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词汇，主要原因就是oecd（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发达国家组成），连续发布了几个报告，在第一个报告里，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的依据就是在oecd所属的24个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70，在这些国家服务部门里，70已是脑力劳动，而且绝大多数从事信息服务业，oecd根据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分析，提出发达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一大批研究人员提出了“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推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新战略构想。第五个阶段是以艺术、文化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阶段。即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20世纪90年代，包括欧美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扩展资料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包括：敦煌学、藏学、徽学。1、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藏学又称藏学、西藏学。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中国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系统开展藏学研究。50年代初集中中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关的藏学专家赴西藏对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考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藏学研究大步发展。中国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创办了《西藏研究》、《中国藏学》、《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30余种藏学学术期刊。和外国藏学研究比较，中国藏学研究有其突出优势和特点。实地考察、实物研究和口头流传资料的收集，藏、蒙、汉多民族学者的携手合作研究等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因而，国内藏学不限于文献资料的研究，也不限于对藏族作“史”的研究。对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现实与发展、藏族风情习俗、藏医科技等课题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3、徽州学简称徽学，现代意义上的徽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的研究经过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为初步接触有关史料、少数个人研究阶段。（2）、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为研究逐步展开阶段。建国后，学术界对徽学研究又有发展，研究人员多了起来，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这一阶段在1966－1976年间形成绝响。（3）、从文革结束至1993年为徽学学科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徽学逐步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史料不断得到整理搜集，研究由浅入深，并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1993年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徽学开始走向全国。（4）、1994年至今为徽学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使徽学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襄举的学术事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中国是个民族大家庭，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域客观描述再整体描述中国整体文化，然后论证个体是怎样融入到民族大家庭中，立足现在展望未来，走向世界。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蜀文化、巴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而“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学术理论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者认为,欲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何谓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诚信，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北宋“庆历五先生”倡导教育和学术以来，诚信就为历代浙东学者所津津乐道，但议论显得玄虚、高妙。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用“致良知”三个字把诚信的道理通俗化了。按王阳明的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一个致良知的问题：“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传习录·答聂文蔚》）黄宗羲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孟子师说》卷七)朱舜水也说得分明：“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诚诚二首》） 浙东学派通过传道解惑的教育手段，用诚信来滋润四明大地，潜移默化地域主体的心灵，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王阳明认为，人人都能通过致良知而达到诚信，哪怕是被儒家最瞧不起的商人。他说，“治生亦讲学中事”，只要“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所以，诚信对宁波人民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做人要凭良心”，至今仍是我们的口头禅。 古人谈论诚信，侧重于己之“慎独”与待人之“信用”。诚是对自己，信是对别人。内心之诚发于外便是信；对自己能诚，对别人自然能信，两者相辅相成。而当西潮东卷、门户开放、中国社会开始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人们又与时俱进，将诚信从传统社会的单纯道义转向近代社会道义和功利的双重推动，将诚信从农本社会的情感依据转向商业社会的理性依据，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重。 诚信确乎不是和功利无关的纯粹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所谓契约，就是市场经济时期诚信的具体文本。它是一种在内容上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把内在的自我软约束转为外在的法律化的硬约束。契约要能生效，义务得以履行，必须以忠诚信守为先决条件。离开了信用，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诚信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没有诚信，商业就是欺诈的代名词。 “宁波帮”商人早就意识到诚信立业的至关重要性，知道商业道德具有实际的利益基础，不但于人有利而且于己有益，所以他们视信誉重于效益，诚信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格。宁波钱庄业，正是由于良好的信用，被工商界誉为“信用码头”、“多单码头”，称雄于金融界。又据潘子豪的《中国钱庄概要》称：晚清至民国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所以“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业务遍及海内外。而西服业中的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业之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许多宁波人仍然坚持诚信立业。世界船王包玉刚，无疑是当代“宁波帮”乃至全体宁波人的典范，他曾明确表示：“在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要有信用才行，这里面关系很大。” 这里面的关系的确很大，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正是立足于道德文化与契约文化的基础之上；可是，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却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诚信危机。各种机构、传媒、学校、商场、交通、运输、生活必需品，让我们真正信得过的，似乎越来越少。这样的诚信危机，破坏了经济社会的秩序和环境，腐蚀了正常的商业信用，侵害着老百姓的利益。现阶段出现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与诚信有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如何加强当代中国的诚信体系？只有制度建设和教育引导双管齐下，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硬约束和软约束相统一。用于他律、硬约束的制度建设，重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而用于自律、软约束的教育引导，则显而易见，上述浙东学派的诚信观念值得提倡，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宁波市委把“诚信”列为宁波精神之首，既符合历史事实，体现了浙东学术文化和宁波商贸文化的独特内涵，又切中当前症结，更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十分妥贴。事实上，无论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都离不开诚信。诚信等于生存，等于效益，等于前途，等于城市品格！唯有诚信，才能立人、立业、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在“宁波精神”的感召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历史在这里沉思，让今天告诉未来：宣扬诚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来源： 宁波日报 作者： 戴光中
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而言，20世纪的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却发生了由传统跨向现在的巨变，沿袭了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形态”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崩塌了，建构在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权威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滚滚东来，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民主性精华经过发掘和整理而熠熠生辉，外来进步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革命和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渐整合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文学是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花朵，文化是文学的土壤，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在20世纪中国的特色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的。对于各省区的现当代文学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四川（含重庆市）文学等等而言，该省区的地域文化则是一块“底肥”充足的沃土，往往深刻地影响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文学既然是文化的结晶、文化的载体，那么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对它加以诠释就十分必要，非常有意义了，它可以拓宽研究的广度、挖掘研究的深度，还可以创建全国或地方文学史研究新框架、新体系。邓经武君新近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该书以多维文化视野考察四川新文学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域外文化与域内文化的联系，特别注重把20世纪四川作家作品与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追述其承传性，不乏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这正如洪钟老在为该书的“序”中提到的该书论述特点：“廖平影响吴虞，吴虞又影响了巴金。巴蜀文化的叛逆精神又影响了郭沫若。这些都是较深层次的探索。” 关于四川现当代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论著，我们在近年欣喜地读到了两部，一是李怡教授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是邓经武副教授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李怡君对四川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巴蜀意象”的概括、对四川现代作家继承和创化巴蜀文化传统而呈现出的艺术个性的揭示等均颇富学术见地，何开四先生、吕进先生等专家教授（笔者曾忝列其间）热忱推荐，其被评选为第六届四川省优秀社科研究成果。邓君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样地采取了多重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视角，但同工而异曲，有新的体系（世纪整体）、新的创意（从区域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及时潮的交汇等视 角）、新的特点（成系统的区域百年文学史）。 “传统的基础与外来理论的移植，从创作的模仿，到独创的探索”，《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能贴近学科研究前沿，以建构地域文学史所需要的史识，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看本世纪中国文学和其中的巴蜀文学，并归纳出其运行特征。整个世纪中巴蜀文学以人数众多、名家辈出和风格独异而与江浙作家并驾齐驱，世人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称谓，40年代沙汀的乡镇人生小说，60年代“革命颂歌”体文学代表《红岩》和马识途的《清江壮歌》，80年代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巴蜀怪杰”魏明伦的突进冲决以及本世纪末整个新诗潮中的巴蜀青年诗群，都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学特定时期的典型特征。因此，研究20世纪巴蜀文学，自然也应该成为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邓经武《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着眼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行、发展的大脉络，落笔于巴蜀文学发生衍变的历程，对每个特定阶段巴蜀作家的创作概况，都有专节从“面”的方面进行论述，又用专章、专节论述在全国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家，点面结合，从而体现着“史”的系统化和体系性。即使是“概述”中那些被屈居于“面”上的作家如邹容、吴虞、曾孝谷、“浅草———沉钟社”的巴蜀青年群体、阳翰笙、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红军戏剧的代表李伯钊、陈其通，以及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新时期“大巴山作家群”等，都无一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作者落笔于巴蜀区域却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整体，这就表现了“史家”的眼力，也形成其独具的特点。 该书的突出特点，还在于从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运行的背景中，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国整体文学与巴蜀区域文学关系中去建构自己的体系。前面说到，本世纪巴蜀作家大都因为其独特风格在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被研究对象本身已为研究者提供了选题价值和丰富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巴蜀作家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又对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创新、深入的难题。该书正是从中外文化的交汇、区域性与全国性、传统文化积淀和现代思潮关系等新视角，实现和超越了突破。如对郭沫若，就从其自由个性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表现，剖析为其童年家世、故乡山水、巴蜀文化传统及民俗风情、外来文化思潮影响的综合作用，并将其与鲁迅、艾青、巴金、李吉力人、沙汀等的性格进行比较论述（P64）。对巴金，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理论论述其思想、性格在创作中的表现，甚至指出他在无意识层面所表现的一些与现代进步思想相悖离的情况（见P154～155），“集体无意识的复杂性带来巴金作品表现的矛盾性”（P154）；又用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说明巴金所崇奉的“原始的正义”、“直爽的性格”、“正是巴蜀文化和区域人文精神通过民间民俗途径直接作用于巴金的珍贵遗产”（P163）；“巴金对无 政府主义的热情，正是由于其童年价值心理图式的同构感知所致”（P168）。所引材料为人们所熟悉，然本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看，揭示出传统积淀和文化遗存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巨大作用，这就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文化学研究，离不开比较。比较方法的运用，也是《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视角新颖、论述深入的原因。该书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论述李吉力人融会巴蜀文化与法兰西文化所表现的艺术个性，从梅里美和艾芜笔下塑造的相似人物，去分析比较两个作家因为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在创作中表现的差异，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既有的民族道德心理积淀和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范式使野猫子的反抗方式不可能是嘉而曼式的”（P108），“她辗转于艰辛的求生之路，逃避着追捕和压迫，没有嘉尔曼式饱享物质文明后的精神空虚，更没有南欧风情的淫侈放荡”（P109），“艾芜小说的个性，深受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近代蜀中帮会袍哥势力自成道德体系以及义侠犯禁抗拒封建统治的现实存在，都对艾芜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着影响”（P111）。 温故是为了知新，建设21世纪新型中国文化必然地要立足于本世纪的经验教训，这本四川区域文学断代史的出现，既是20世纪百年文学史的积淀，又可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巴蜀文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参考借鉴，虽然在材料取舍、作家定位等方面有些还可以商榷，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纪区域文学史框架。我希望能读到更多这样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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