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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提出-论点； 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公安情报学是情报学理论、方法运用到公安警务领域，并在公安情报工作实践中抽象、总结原理规律而形成的一门具有部门行业特征的应用情报学科。探讨和阐明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的关系，是确立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是明确公安情报学其特有理论结构、性质和功能，掌握公安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特点、方向及其演化规律的前提。情报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情报成几何级数增长。为了应对与解决“情报爆炸”问题，促进科学交流，提高研究效率，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情报交流、情报离散、情报检索等问题，并产生了一系列情报学理论著作。美国的萨拉塞维奇在《情报科学引论》（1970年）中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特性的科学[1]。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在其经典著作《科学交流与情报学》（1976年）中认为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2]。我国第一部正式的情报学教材《情报学概论》（严怡民，1983年）中也认为[3]“情报学，是以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和整个情报交流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是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学科。”此外，哥夫曼的情报传染理论[4]、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5]、维克利的情报传递理论[6]、丰成君的“信息栈”与信息交流对数变换理论[7]已经将情报交流从科技领域扩大到社会信息范围，重视传播过程的研究，从而发展了科学情报交流理论。直到今天，交流理论是我国情报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情报学进入发展低谷，这一期间，许多刊物停刊，发文量锐减[8]。为此，情报学界就情报学学科建设进行了一次大讨论，讨论的重点是把“情报”扩展到“信息”概念，把“情报学”延伸到“信息管理学”领域。文献[9]统计表明，我国情报学期刊发文论文以“情报”或“情报学”打头的论文正在逐渐减少。这种迷茫和阵痛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从历史上，我国情报学专业是依附于图书馆学、文献学等传统学科，在图书情报领域颇有成果，而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行业，包括公安情报领域，学科积累不多。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情报学专业设置特色并不突出，各校的情报学专业的发展方向集中在图书情报、竞争情报两个领域。笔者查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出公安情报学类有效论文73篇[①]，其中以“公安”与“情报”（或“情报学”）为关键词检索出论文35篇（含公安情报理论5篇，公安情报工作18篇，公安院校图书馆建设12篇）；以“犯罪”与“情报”（或“情报学”）为关键词检索出论文26篇，无重复25篇；以“情报”与“刑事”（或“侦查”）为关键词检索出论文共26篇，无重复13篇。73篇论文中有12篇是传统图书情报内容，所以与公安情报领域完全相关论文共61篇。统计发现，公安情报类论文几乎全部集中发表在公安警务类期刊上。公安情报类专业教材也为数不多，内容主要包括犯罪情报学与刑事侦查情报学，如王志华的《犯罪情报资料教程》、于凤玲等编著的《刑事侦查情报学》、倪德源、龚里的《公安基层情报信息分析》等。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以“公安情报学”命名的专业基础教材。这些都表明公安情报学学科的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门学科既有它的普遍性、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专门性。当代情报学研究可以尝试划分具体领域行业来研究，每一个行业有该行业的情报工作特征，对情报的处理、分析也必须具有该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情报学理论是支撑整个各项社会情报工作的“骨架”，是指导情报实践的方法论；公安情报学是众多情报种类的一种，它是“血肉”。光有“骨架”而无“血肉”，情报学的研究就只能在纯理论世界中徘徊，这也是我国当前情报学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情报学基础理论方法加之公安专业知识是我们构建公安情报学科的原则。公安情报学要紧紧围绕这一原则来进行学科的构建，唯有这样才能办出学科特色。情报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它指导着具体的情报实践，是一切情报工作的基础，具体从事某个方面的情报工作就必须掌握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报学教育是旨在让人们掌握情报运动过程的规律，建立情报思维，培养情报素质，使人们在工作中使用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手段去分析解决问题[10]。
公安情报学是情报学理论与公安警务情报工作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特色情报学学科。文献[11]认为，“公安情报学是研究公安情报的产生、传递、存贮、检索、分析、利用的活动规律，以及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手段，使公安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应用学科，属于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与情报学、法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指挥学、决策学、控制论、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关系密切，其价值取向主要是为了指导和解决公安情报工作实际问题，本质上属于应用情报学范畴。”文献[12]将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公安情报基本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含情报搜集、情报传递、情报鉴别、情报存储、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情报应用等7个方面）、公安情报工作管理研究三个方面。也有文献[13]将研究内容分为公安情报理论、公安情报活动、公安情报管理、公安情报学应用四个方面。构建公安情报学学科的关键是要把握公安情报活动的过程，突出公安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在公安警务领域，情报的作用在于准确掌握犯罪分子的动向、情况，通过构筑一条从情报获取——情报传递——情报分析与研判——情报决策的“数据链”，实现对犯罪目标的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公安情报的研究内容是要以“情报主导警务”这一主旨展开。以下为公安情报学的研究重点： 第一，公安情报的获取情报的获取是公安情报工作的基础，它为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提供数据来源与支持，始终贯穿在整个情报活动中。公安情报的获取分为情报搜集和情报整理两个内容，情报搜集是对原始情报、数据的获取；情报整理是将原始情报、调查材料、案件档案按照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和情报内容的真实性定级，并按一定的信息组织规律保存，为侦查破案提供情报支援和“二次”获取。公安情报的获取的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源分布研究、公安情报的获取方法和手段、治安环境调查、公安基础性数据规划与情报数据库的建设、公安情报采集标准与鉴别、公安情报语言与编码学等。 第二，公安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文献[14]认为，“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是针对具体的目标行为，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对目标行为的现实性与发展的可能性所做的分析和推测。……是对目标未来发生的行为的预测和评估，……情报的分析与研判是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也应当是情报学研究的中心。”不同领域的情报学的区别就在于运用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完成对情报的分析和决策。公安情报学专业的本科生应该既具有扎实的公安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也要掌握多种情报处理分析工具和方法。情报分析与研判是实践性和能动性很强的工作，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掌握情报研究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更要突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在模拟情景中，培养学生的情报处理、分析、研判和决策的能力，案例的选取要覆盖公安警务的各个方面。这种教学方法也是符合情报学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这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分析方法、公安情报数量分析方法和建模、情报决策与博弈论、运筹学等。 第三，公安情报系统的设计开发通过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公安部门可以快速实现对情报的加工处理、存储组织、检索查询、传输共享这一情报交流过程。公安情报系统是对情报加工、处理、查询、传输、辅助决策的信息系统。自情报学学科的诞生，它始终是沿着信息技术发展的轨迹不断前进的，信息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将情报工作实践推向一个新水平，都会极大地丰富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信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既是情报学的发展动力，也是情报学所追求的目标。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系统设计与开发方法、犯罪情报分析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重大事件调查及自然灾害支援工作系统、指纹识别系统、犯罪手段计算机系统、车辆与司机发牌资料系统、姓名身份索引计算机系统、多媒体情报系统、情报预警系统、智能情报系统、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情报加工与组织、情报检索、公安情报联动共享机制研究等。 第四，公安情报安全管理与反情报工作公安机关为防止情报信息及情报机构工作状况、内部事项等泄密、被窃取或被破坏而有组织、有目的开展的一种积极防范、保卫的活动。主要探讨公安反情报工作的内容、特征及意义，情报安全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公安机关安全保密意识的培养和强化等[15]。研究内容包括：公安情报安全管理、情报安全风险评估、反情报方法、网络情报安全保障技术。 第五，公安情报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公安情报制度包括公安情报档案管理制度、情报机构管理制度、情报人员管理与保障制度、情报队伍教育建设制度。情报政策法规是对公安情报制度实现政策指导和法律规范的法令、措施和办法，是对公安情报制度法律化的过程。研究内容包括：中外公安情报制度比较、公安情报制度设计、公安情报政策法规研究（如卧底侦查法律研究）、公安情报机构管理研究、基层公安情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公安情报教育研究等。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出公安情报学是一门集成化的学科。表现在：第一，运用公安情报学基础理论以及公安学、侦查学、统计学、分析决策学等专业公安业务知识和技能去获取、分析、研判情报内容，为决策、行动提供信息支持；第二，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等信息科学去设计开发情报系统和数据库，以实现对情报的加工、组织、传递、共享；第三，运用行政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管理学去制定公安情报工作制度，保障公安情报活动安全。 这就形成了公安情报学研究的三维结构——业务维度（情报的获取与分析）。包括公安情报的获取、公安情报的分析和研判；——技术维度（情报活动的技术支持）。包括公安情报系统的设计开发；——管理维度（情报工作的制度保障）。包括公安情报安全管理与反情报工作、公安情报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
现代公安教育中，公安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由于公安情报工作活动的特殊性，而形成了本学科独特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路径。现代公安部门在实施侦破案件、打击犯罪的警务活动中，情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决策的依据和基础。
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公安情报学是情报学理论、方法运用到公安警务领域，并在公安情报工作实践中抽象、总结原理规律而形成的一门具有部门行业特征的应用情报学科。探讨和阐明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的关系，是确立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是明确公安情报学其特有理论结构、性质和功能，掌握公安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特点、方向及其演化规律的前提。情报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情报成几何级数增长。为了应对与解决“情报爆炸”问题，促进科学交流，提高研究效率，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情报交流、情报离散、情报检索等问题，并产生了一系列情报学理论著作。美国的萨拉塞维奇在《情报科学引论》（1970年）中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特性的科学[1]。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在其经典著作《科学交流与情报学》（1976年）中认为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2]。我国第一部正式的情报学教材《情报学概论》（严怡民，1983年）中也认为[3]“情报学，是以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和整个情报交流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是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学科。”此外，哥夫曼的情报传染理论[4]、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5]、维克利的情报传递理论[6]、丰成君的“信息栈”与信息交流对数变换理论[7]已经将情报交流从科技领域扩大到社会信息范围，重视传播过程的研究，从而发展了科学情报交流理论。直到今天，交流理论是我国情报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情报学进入发展低谷，这一期间，许多刊物停刊，发文量锐减[8]。为此，情报学界就情报学学科建设进行了一次大讨论，讨论的重点是把“情报”扩展到“信息”概念，把“情报学”延伸到“信息管理学”领域。文献[9]统计表明，我国情报学期刊发文论文以“情报”或“情报学”打头的论文正在逐渐减少。这种迷茫和阵痛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从历史上，我国情报学专业是依附于图书馆学、文献学等传统学科，在图书情报领域颇有成果，而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行业，包括公安情报领域，学科积累不多。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情报学专业设置特色并不突出，各校的情报学专业的发展方向集中在图书情报、竞争情报两个领域。笔者查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出公安情报学类有效论文73篇[①]，其中以“公安”与“情报”（或“情报学”）为关键词检索出论文35篇（含公安情报理论5篇，公安情报工作18篇，公安院校图书馆建设12篇）；以“犯罪”与“情报”（或“情报学”）为关键词检索出论文26篇，无重复25篇；以“情报”与“刑事”（或“侦查”）为关键词检索出论文共26篇，无重复13篇。73篇论文中有12篇是传统图书情报内容，所以与公安情报领域完全相关论文共61篇。统计发现，公安情报类论文几乎全部集中发表在公安警务类期刊上。公安情报类专业教材也为数不多，内容主要包括犯罪情报学与刑事侦查情报学，如王志华的《犯罪情报资料教程》、于凤玲等编著的《刑事侦查情报学》、倪德源、龚里的《公安基层情报信息分析》等。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以“公安情报学”命名的专业基础教材。这些都表明公安情报学学科的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门学科既有它的普遍性、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专门性。当代情报学研究可以尝试划分具体领域行业来研究，每一个行业有该行业的情报工作特征，对情报的处理、分析也必须具有该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情报学理论是支撑整个各项社会情报工作的“骨架”，是指导情报实践的方法论；公安情报学是众多情报种类的一种，它是“血肉”。光有“骨架”而无“血肉”，情报学的研究就只能在纯理论世界中徘徊，这也是我国当前情报学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情报学基础理论方法加之公安专业知识是我们构建公安情报学科的原则。公安情报学要紧紧围绕这一原则来进行学科的构建，唯有这样才能办出学科特色。情报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它指导着具体的情报实践，是一切情报工作的基础，具体从事某个方面的情报工作就必须掌握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报学教育是旨在让人们掌握情报运动过程的规律，建立情报思维，培养情报素质，使人们在工作中使用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手段去分析解决问题[10]。
这个写的方面有很多，，来我有写好的 亲
由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新《公司法》，已经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成为公司运行的新准则。具体的法律条文，你可以参见该网页：很全面，而且有新旧法对比。
新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新《公司法》，已经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本投资,资本产出率较低,为了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财政赤字来增加资本投资率以维持较高的GNP增长率,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进行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公司改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缓解就业压力,并推进公司改制,政府这几年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力财政投资,以期望刺激投资和需求。但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来自于微观经济的活力,这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阶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般来讲,公司的资本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经营过程中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之和;借入资本指的是由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公司中自有资本、借入资本的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自有资本的结构(涉及到所有权结构)、借入资本的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结构。显然,资本结构的形成与所有者、债权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简单分析理想状态下,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令S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资本,D为债权人投入的借入资本,不考虑利息;△S为受监督和约束的管理者对整个资本进行经营而带来的预期新增资本,那么事前的实际债务比率为D/(S+D),事后的预期债务比率就为D/(S+△S+D),如图。假定资本投资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最大增值,对图分析可以得出: (1)债权人对过高的△S并不敏感,但当预期(S+D+△S) (2)如果投资产生的预期△S的不确定性很高,即使债权人愿意提供贷款,考虑到偿债的压力(限制了进一步赢利性项目的投资)和无力承担债务的后果(破产),为保护自身投资企业的资本S,所有者也不会允许经营者不顾投资效益而盲目举债。 (3)如果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制约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给予管理者较好激励措施,以期望△S尽可能地大;另一方面,当预期△S较小时,过高的债务会加大企业破产风险,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换。考虑到在职的个人控制权收益,管理者也不愿冒破产或解职而举债的风险。 在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约束机制作用下,公司的债务才可能保持一个合理结构范围;从最大化公司价值角度看,公司资本结构所导致的控制权分配和相关机制决定了能否雇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尽最大努力来最大化△S。由于△S的大小与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需要对公司的结构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公司化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及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的,由于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不同,对经营绩效的责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车”问题,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权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属于私人信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对于管理者应该如何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签订一个完全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公司中某些行动必须在将来才能确定,而不完备的初始委托代理合同无法做出具体规定时,为了约束管理者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需要一种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OECD,1999);或者说是处理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职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现初始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时的一种决策机制,其本质反映了企业中所有权的安排所导致的控制权配置状况。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产权,明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公司化后控制权的重新安排。由于企业所有权是指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为了解决企业的激励问题和管理者的选择问题,最大化公司价值,控制权的安排应使二者对应,特别是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最难监督、最有信息优势的成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于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支配着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各方能从这种关系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权安排及治理结构形式有很多种,代理成本的现实存在表明,现代公司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率总是次优的。次优理论决定了对于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适用所有类型企业和所有经济环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实质上是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各种可能方式的一种相机选择,其中产权交易、并购和破产机制是转移控制权从而对治理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股东起作用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美英模式;一种是由银行起作用依赖于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问题,后者则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都不利于最大化公司价值。我国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说明我国的公司改制倾向于构建第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下应该存在什么机制使管理者减少上述代理行为,从而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呢? 三、公司治理机制与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讲存在7种调整管理者与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治理机制:内部机制、机构持股、大股东、外部董事、债务政策、管理者市场、控制权市场。其中前4种为内部选择机制,受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后3种则是由外部决定的,这7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公司中所有权非常分散时,由于监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监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就普遍比较严重,没有人有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权非常集中,比如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难被大股东(全民)直接监督。这两种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实际拥有的控制权就显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权很大,经营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据领导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过扩大公司规模、转移定价、增加不必要的开支、投资对自己更有利的项目来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我国改制后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论上认为管理者总是有扩张规模获取个人利益的倾向,那么让管理者持股或认购较大股份,自己监督自己,就应该是一种外部监督成本太高时的好机制,但在国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拥有股份,也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当所有权比较集中时,外部投资者有很强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和监督管理者,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车现象(国有股权集中并没有这个效果)。但集中的股权改变了公司的委托代理状况,不可能彻底消除代理问题。因为,首先,机构持股本身带来新一级的代理问题;其次,由于得不到监督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大股东不可能尽全力监督,相反,他可以通过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对中小投资者有效保护的大股东(机构持股、大股东)治理也可能不是最优的。从理论上讲,董事会对于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会的效率值得怀疑,因为执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执行董事监督管理者是困难的,而外部非执行董事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更好地监督管理者。在国有公司中,董事会究竟有多少动力和能力激励约束和监督管理者,更让人怀疑。 可见,通常意义上的上述4种内部治理选择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即使公司的管理绩效大幅提高,监督者(或自我监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低成本、更强约束力的机制。管理者市场和控制权市场被认为是对管理者进行控制约束的有效外部机制,但它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来讲,这两个市场刚刚发展,所起作用极其有限。 对管理者进行约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公司债务的选择。从控制权角度看,债务的实质是债权人施行控制权的能力,而债权则表现为一种相机控制权。当公司破坏债务合同条款或无法到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将行使其法律权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资本。债权人的清算或破产威胁将约束管理者以扩张规模和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同时也迫使所有者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必要时替换现任管理者。债务作为这样一种约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产机制为前提的。当银行为最大债权人时,起到控制权相机转化的条件是:第一,其本身贷款结构要合理,否则破产会暴露其财务状况,银行会陷入债权人消极状态,即公司(特别是清算价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偿还贷款,银行也不会令企业破产;第二,银行的贷款资本的配置不应受政策干预,否则银行就没有动力去监督企业,债权机制将失去作用。银行只有有能力和动力监督公司的状况,才能发挥其债权人作用。可见,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对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性。 现实中,以股权分散和银行持股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公司运营中都遇到了问题,美国的公司改革与日本的主银行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二者有融合趋同的倾向。美国学者Anup通过对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及其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机制的选择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赖性,过分强调单一机制将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机制都几乎不起作用,将会使管理者控制权非常大,公司资本结构必然会恶化。 四、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与优化资本结构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某种形式的所有权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强的债务机制应该是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债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事前约束机制来起作用,为了减少管理者事后消极的可能性,应该在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管理者市场的基础上,给予管理者直接的报酬激励和适当的产权激励,如分配给其部分股权、股票和期权等,同时应该根据其控制权收益的大小,确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换机制。我们的现状是,国有股份在国有公司中仍占有很高比例,初始委托人虚置的国有股份,即使股权集中,也没有监督的动力,相反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可能与管理者合谋,同时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还弱小,因此依靠实际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刚刚发展,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内也很有限;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还没有能力和动力起到相机控制权的转移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破产机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诺不可信,无论对管理者的选择还是对管理者的报酬还不具有市场竞争特征。从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权很大,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不存在优化资本结构的治理机制。可见,为了激励管理者投资扩张并限制和约束其无效扩张,保证投资扩张的效率,应该发展两个市场,既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东或机构股东,同时必须加强债务约束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构建。 笔者认为,伴随银行金融系统的改革,债务机制和管理者激励将首先对治理结构重构与资本结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及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管理者有追求规模、扩大投资的倾向,投资决策总体上可能是次优的。而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资激励与资本结构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优化资本结构,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能力。通过有效的所有权结构改革以增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以满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个人参与约束效用最大化,通过债务来约束管理者未来可获取的现金流,从而约束管理者损害企业价值、追逐个人利益的扩张行为,这是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股权融资的成本低,股权融资并不影响经理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反而增加了经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与之相比,债务融资可能是一种更强的约束。债务融资应该被充分考虑,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现金流、约束经理人寻租与过度投资等行为的作用。经营的持续性,以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决定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在上述合理机制的作用下,资本结构优化应该表现为公司的自主优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调整债务比率并不能解决资本结构优化中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余志宏,段红涛资本结构、契约理论与上市公司治理[J]经济评论,2003,(3) [2]张宗新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3) [3]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4]陈耿,周军,等债权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3,(2) [5]郑志刚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整合[J]经济研究,2004,(2) [6] 汪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J]经济研究,2003,(8)
200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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