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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文核心期刊、CSSCI。也就是俗称C刊。《财经理论与实践》1980年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湖南大学主办的中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学术理论期刊。据2018年6月《财经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官网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编委会拥有编委21人。据2018年6月7日中国知网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共出版文献5860篇、总被下载1465833次、总被引53498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697、（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869。据2018年6月7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载文量为3030篇、被引量为15113次、下载量为223646次；2015年影响因子为11。 主要栏目：《财经理论与实践》设有理论探讨、金融与保险、证券与投资、财务与会计（含审计）、财政与税务、统计与信息、经济管理、经济法等研究专栏。报道内容：《财经理论与实践》着重反映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研究部门、高校等财经类专家学者探讨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读者对象：《财经理论与实践》读者对象为财经部门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人员编制：据2018年6月《财经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官网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编委会拥有编委21人。编委：马超群、尹恒、乔海曙、刘尚希、刘锡良、孙祁祥、杨招军、李连友、李海峥（美）、汪昌云、沈中华、张强、张亚斌、罗能生、周忠宝、郑振龙、屈茂辉、姚德权、郭熙保、黄少安、彭建刚。合作交流：2014年，主编姚德权参加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报社、出版社、期刊社社长、总编和主编岗位培训班专题座谈会，会上为更好地配合正在全行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培训活动，与会人员相互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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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我只讲理论，而不讲实践，似乎将理论（或知识）游离于实践。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其实最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先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价值投资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的不同。 1、我所关怀的问题当前我所关怀的问题有两个：a、引导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的问题；b、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a问题是：格雷厄姆-多德或巴菲特-芒格所提供的投资方略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是在实践中，又是那么艰难，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有些人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价值投资的不适用，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反省“反差”，也就是一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反差”。由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投资理论和实践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这相当于哲学中的原生性问题。 由此生成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价值投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孰优？什么情形下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什么情形下不能进行长期投资？等等。这就是我所关怀的b问题，相当于哲学中次生性问题。 a和b的内在联系表现为，没有a，则无以b；但如果继续b，则不能没有a。a是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而b则是我们现在的实际。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通过研究历史、经济、投资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因此，必须大量阅读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包括投资史上其他重要人物传记、访谈、报告和信件等等。通过阅读这些著作，使得自己能够站在历史的前沿，从而审视整个市场。 2、一个例证 比如，如何看待价值投资的适用性问题。当前的A股市场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以为市场正走入了类似于A股1999年所谓的科技股行情。但是这样的走势，实际上在美国市场中已经上演过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上演了一场“漂亮50”大溃败的画面，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演了一场网络股泡沫破灭的悲剧。两次市场几乎都表现出一个相似的特点：估值出奇地宽阔，不同股票的估价高的极高，低的极低。并且高估最厉害的一直是表现最好的，而低估最厉害的则一直表现最差，因此股票越来越与其代表的企业脱钩，这一点也与今日相似。 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进行考察。一个是比尔·鲁安，另一个则是朱利安·罗伯逊。比尔·鲁安在1973-1974年那几年时间里，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本大王。竟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比尔·鲁安把它比喻成“类似中国的水患之灾。”更为严重的是到1974年，他的红杉基金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到后来，他只好“躲在桌下，不敢听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而朱利安·罗伯逊则更是出演了一曲价值投资的“悲歌”。随着投资者不断大量的赎回，最终导致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因为无法赚钱而解体。不仅老虎基金如此，当时股市中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价值投资者也都遭遇了重创，沃伦·巴菲特的公司股票在1999年几乎下跌了32%。另一个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在1998年则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亏损的财务年度”，市值下降了3%，卡拉曼把它形容为“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而这一年正是他股票投资过多，持有现金过少的时候。 因为看到这一点，托马斯·奥在他的《价值的魔法》中这样指出，在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用处不大，但是可以通过远离仅下跌10%-20%的股票来保存本金，以在市场底部时能继续买入；而在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不过尽管如此，价值投资法仍然会带来良好的绝对回报。假如当前的市场果真如此，那么价值投资者该怎么做？其实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守，要么放弃。而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随便偏离严格的价值投资原则。以塞思·卡拉曼为例，他的做法往往是，在绝对便宜出现的时候买进，在它们不再便宜的时候卖出，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则持有现金。冒着有限的下跌风险获取正回报，所有的目标在于保护资本，不在乎错过投机性收入，当整个华尔街都在狂奔的时候反而放慢步子， 3、结论 我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当我们在汲取书本知识时，应该将那些理论（或知识）尤其是投资知识视同历史。历史是构筑理性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其中就隐含以史为鉴的意思。因此那些“未能记住历史教训者，注定要重蹈覆辙。”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稳固如山。以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为例，虽然格雷厄姆在第一版第一页就警告我们，“过去经验结晶而来的规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有效，但是从今天的投资行为、投资选择以及股票持有方式等来看，格雷厄姆在第一版中确立的聪明投资的基本原则依然完美而无懈可击。 之所以必须学习理论（或知识），是因为理论会“讲得清楚”，合乎逻辑，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已经被公共地反复验证。而实践就要“想得周全”，不能只此一家、排除其他，因此要博采各家之长，汲取经验教训，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所以，应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印证理论。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两者之间既分工又互补。虽然实践可以出真知，但是在投资领域中却显得无比艰难。《非理性繁荣》的作者罗伯特·希勒认为他能够预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他喜欢阅读任何方面的理论，包括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如何，离开了理论（或知识），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在学习中的初步体会。
1融资渠道的单一化中国风险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单一，目前尚没有充分利用个人、企业、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等具有投资潜力的力量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风险投资网络。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是在政府的主导投资下创立的，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其弊端已暴露无遗，因而，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时要注意政企分开，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外商及其他机构投资入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投资多元化，努力使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2、风险投资业务地域分布不均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深圳、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从新增投资项目数、投资金额还是新增管理资本方面，深圳、上海、北京三城市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西部地区却发生退减现象。3、 政策法律环境的制约完善的外部运行环境是支持风险投资体系顺畅运作的前提条件，是风险投资发展壮大的基础。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实践证明，要使风险投资获得大力发展，政府必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要有对应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与之相配套。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对政策环境具有很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但政策法规建设还显得相对滞后。
我觉得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的也挺好的，框架很清晰，文字也比较准确。
1-3个月内可以上期刊网 具体的可以扣我1733954862《中国实用医药》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出版的国家级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专业期刊，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3-7555，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5547/R，邮发代号80-600，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康复医学会主办。本刊为旬刊，面向国内外公开约稿和发行。本刊以全心全意为医务工作者服务为宗旨，以严谨、创新、求真、务实为办刊方针，报道医疗卫生工作领域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加强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提高医务人员理论和实践水平。刊名： 中国实用医药 China Practical Medicine主办： 中国康复医学会周期： 旬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16开ISSN： 1673-7555CN： 11-5547/R邮发代号： 80-600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实用医药创刊时间：2006《中国实用医药》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康复医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专业性学术期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7555 国内统一刊号：CN11-5547/R 以广大临床医务工作者为读者对象，报道医疗领域内领先的科研成果和临床诊疗经验，帮助广大临床医师提高学术水平，解决在临床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办刊宗旨；充分利用广泛的专家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科学化组织和出版医药卫生知识和相关信息，为医药卫生行业和医药卫生工作者提供交流与探索的园地，成为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知识平台。 本刊设有论著、专家论坛、专题报道、综述、临床医学、实验与基础研究、分子生物医学、基因医学、免疫医学、流行医学、临床药学、急救医学、检测医学、医学影像学，兼症医学、中医中药、药物研究与鉴定、药物质量控制、药品检验、药物经济学、综合症、糖尿病及临床实践与研究等论著类文章。 文 稿 来稿应能反映该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水平。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条理清晰，题文相符，文字简明。论著、综述、讲座一般不超过4000字，病例报告1000字左右，其余2000字为宜。 题 名 力求简明、醒目、反映文章的主题。中文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尽量不用简称、缩写、药物商品名等不规范名词，英文题名不宜超过10个实词。中、英文题名含义应一致。 作 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作者单位名称及邮政编码角注在同页左下方；并附第一作者简介（性别、出生年月、最高学历、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以及E-mail） 摘 要 论著请附400字左右中英文摘要。论著类文章采用结构性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Objective,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四部分，采用第三人称撰写。英文摘要还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 关键词 摘要下标引关键词2～5个。请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Index Medicus》中医学主题词表 (MeSH) 内所列的词。如果最新版MeSH中尚无相应的词，处理办法有：(1)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2)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3)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MeSH表还原为全称，如“HBsAg”应标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 正文层次编号 正文中标准层次的编号按GB/1-1993和GB7713-87的规定，采用阿拉伯数字分别编号，一般不超过4级。第一级标题1；第二级标题1；第三级标题1；第四级标题1。编号一律左顶格写，不要空格。无编号段落开头可空2格。文字中间的层次排列可用(1)或①等。 医学名词 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7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为准，暂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 药物名称 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中的名称为准，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 缩用语 中外文医学名词，皆使用全称；如使用简称，首次出现处注出中文或英文全称及缩略语并加括号，后两者间用“，”分开。
中国最最权威经济管理期刊排行榜 A类 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 管理科学学报 管理世界(不含短论文章) 世界经济 中国会计评论 数量经济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改版之后,之前一般) 金融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南开管理评论(近2年)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报 B类 系统工程学报 系统管理学报 经济学动态 中国软科学 控制与决策 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都是改版之后) 会计研究(有些文章例如发布政策通知的文章也不怎么样) 中国管理科学 管理工程学报 经济学家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营销科学学报 C类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有很多大家的翻译文章,政策影响力大) 经济科学/南方经济(改版之后) 经济管理新管理(堕落得不行了,天价版面费,半月刊,呵呵) 中国金融评论 改革(曾经非常不错,现在堕落了些,都是钱惹的祸,政策影响力还在) 世界经济研究(近两年以来) 财经研究 统计研究 经济评论 国际贸易问题(近两年以来) 财经问题研究 希望我能帮到你，希望你能采纳。
您好，一般的同花顺和东方财富都是比较好的资讯网站，单只股票以及所属行业的相关资料和新闻基本都能查到。
《经济学观察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这些都是数一数二的。其中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号称证券四大报刊！ 正解再加上：红周刊，蓝周刊，每日经济新闻，主流就这些
是的，这是一本经济核心期刊，属于一本C刊，《价格理论与实践》是CSSCI南大期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国价格协会主办的经济类优秀期刊。《价格理论与实践》基本信息：主管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单位：中国价格协会国内刊号：11-1010/F期刊级别：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下单时间：1-3个月期刊荣誉：北大图书馆收录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选择刊物技巧在选择刊物之前，需要确定刊物的级别，毕竟要和自己的条件相匹配，避免因不符合期刊的要求直接被拒。期刊是一般是期刊中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刊物，是进行刊物评价的指标。作者如果要查询刊物级别，可以通过杂志的官网还有万方、知网这些权威网站查询，这样搜出来的结果也比较准确。明确自己所需要刊发的刊物的级别，比如：中级职称需要2篇普刊，高级职称需要国家级期刊或者2篇普刊，要求高些的会需要核心，正高职称需要核心，硕士，博士毕业需要核心，评奖学金等需要普刊。
有人认为我只讲理论，而不讲实践，似乎将理论（或知识）游离于实践。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其实最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先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价值投资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的不同。 1、我所关怀的问题当前我所关怀的问题有两个：a、引导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的问题；b、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a问题是：格雷厄姆-多德或巴菲特-芒格所提供的投资方略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是在实践中，又是那么艰难，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有些人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价值投资的不适用，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反省“反差”，也就是一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反差”。由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投资理论和实践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这相当于哲学中的原生性问题。 由此生成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价值投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孰优？什么情形下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什么情形下不能进行长期投资？等等。这就是我所关怀的b问题，相当于哲学中次生性问题。 a和b的内在联系表现为，没有a，则无以b；但如果继续b，则不能没有a。a是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而b则是我们现在的实际。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通过研究历史、经济、投资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因此，必须大量阅读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包括投资史上其他重要人物传记、访谈、报告和信件等等。通过阅读这些著作，使得自己能够站在历史的前沿，从而审视整个市场。 2、一个例证 比如，如何看待价值投资的适用性问题。当前的A股市场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以为市场正走入了类似于A股1999年所谓的科技股行情。但是这样的走势，实际上在美国市场中已经上演过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上演了一场“漂亮50”大溃败的画面，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演了一场网络股泡沫破灭的悲剧。两次市场几乎都表现出一个相似的特点：估值出奇地宽阔，不同股票的估价高的极高，低的极低。并且高估最厉害的一直是表现最好的，而低估最厉害的则一直表现最差，因此股票越来越与其代表的企业脱钩，这一点也与今日相似。 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进行考察。一个是比尔·鲁安，另一个则是朱利安·罗伯逊。比尔·鲁安在1973-1974年那几年时间里，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本大王。竟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比尔·鲁安把它比喻成“类似中国的水患之灾。”更为严重的是到1974年，他的红杉基金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到后来，他只好“躲在桌下，不敢听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而朱利安·罗伯逊则更是出演了一曲价值投资的“悲歌”。随着投资者不断大量的赎回，最终导致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因为无法赚钱而解体。不仅老虎基金如此，当时股市中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价值投资者也都遭遇了重创，沃伦·巴菲特的公司股票在1999年几乎下跌了32%。另一个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在1998年则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亏损的财务年度”，市值下降了3%，卡拉曼把它形容为“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而这一年正是他股票投资过多，持有现金过少的时候。 因为看到这一点，托马斯·奥在他的《价值的魔法》中这样指出，在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用处不大，但是可以通过远离仅下跌10%-20%的股票来保存本金，以在市场底部时能继续买入；而在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不过尽管如此，价值投资法仍然会带来良好的绝对回报。假如当前的市场果真如此，那么价值投资者该怎么做？其实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守，要么放弃。而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随便偏离严格的价值投资原则。以塞思·卡拉曼为例，他的做法往往是，在绝对便宜出现的时候买进，在它们不再便宜的时候卖出，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则持有现金。冒着有限的下跌风险获取正回报，所有的目标在于保护资本，不在乎错过投机性收入，当整个华尔街都在狂奔的时候反而放慢步子， 3、结论 我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当我们在汲取书本知识时，应该将那些理论（或知识）尤其是投资知识视同历史。历史是构筑理性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其中就隐含以史为鉴的意思。因此那些“未能记住历史教训者，注定要重蹈覆辙。”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稳固如山。以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为例，虽然格雷厄姆在第一版第一页就警告我们，“过去经验结晶而来的规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有效，但是从今天的投资行为、投资选择以及股票持有方式等来看，格雷厄姆在第一版中确立的聪明投资的基本原则依然完美而无懈可击。 之所以必须学习理论（或知识），是因为理论会“讲得清楚”，合乎逻辑，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已经被公共地反复验证。而实践就要“想得周全”，不能只此一家、排除其他，因此要博采各家之长，汲取经验教训，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所以，应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印证理论。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两者之间既分工又互补。虽然实践可以出真知，但是在投资领域中却显得无比艰难。《非理性繁荣》的作者罗伯特·希勒认为他能够预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他喜欢阅读任何方面的理论，包括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如何，离开了理论（或知识），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在学习中的初步体会。
是中文核心期刊、CSSCI。也就是俗称C刊。《财经理论与实践》1980年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湖南大学主办的中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学术理论期刊。据2018年6月《财经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官网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编委会拥有编委21人。据2018年6月7日中国知网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共出版文献5860篇、总被下载1465833次、总被引53498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697、（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869。据2018年6月7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载文量为3030篇、被引量为15113次、下载量为223646次；2015年影响因子为11。 主要栏目：《财经理论与实践》设有理论探讨、金融与保险、证券与投资、财务与会计（含审计）、财政与税务、统计与信息、经济管理、经济法等研究专栏。报道内容：《财经理论与实践》着重反映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研究部门、高校等财经类专家学者探讨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读者对象：《财经理论与实践》读者对象为财经部门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人员编制：据2018年6月《财经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官网显示，《财经理论与实践》编委会拥有编委21人。编委：马超群、尹恒、乔海曙、刘尚希、刘锡良、孙祁祥、杨招军、李连友、李海峥（美）、汪昌云、沈中华、张强、张亚斌、罗能生、周忠宝、郑振龙、屈茂辉、姚德权、郭熙保、黄少安、彭建刚。合作交流：2014年，主编姚德权参加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报社、出版社、期刊社社长、总编和主编岗位培训班专题座谈会，会上为更好地配合正在全行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培训活动，与会人员相互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好像没有吧，我也不确定，你可以找中国期刊库确认一下。
这个刊物是省级的 看一个刊物是什么级别的，不是看主办单位，而是主管单位{}、采纳
有人认为我只讲理论，而不讲实践，似乎将理论（或知识）游离于实践。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其实最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感觉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先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价值投资的许多争论表现为观点的分歧，其实是关怀的不同。 1、我所关怀的问题当前我所关怀的问题有两个：a、引导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的问题；b、我走上价值投资之路后遇到的新问题。 我的a问题是：格雷厄姆-多德或巴菲特-芒格所提供的投资方略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是在实践中，又是那么艰难，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有些人只是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价值投资的不适用，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把问题归结为操作上的失误，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反省“反差”，也就是一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反差”。由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投资理论和实践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所有这类“反差”事件中究竟能够提取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这相当于哲学中的原生性问题。 由此生成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价值投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孰优？什么情形下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什么情形下不能进行长期投资？等等。这就是我所关怀的b问题，相当于哲学中次生性问题。 a和b的内在联系表现为，没有a，则无以b；但如果继续b，则不能没有a。a是既往历史中的表现，尽管它在现实中还在延续；而b则是我们现在的实际。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通过研究历史、经济、投资等实证学科来寻找问题发生的具体原因。因此，必须大量阅读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包括投资史上其他重要人物传记、访谈、报告和信件等等。通过阅读这些著作，使得自己能够站在历史的前沿，从而审视整个市场。 2、一个例证 比如，如何看待价值投资的适用性问题。当前的A股市场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以为市场正走入了类似于A股1999年所谓的科技股行情。但是这样的走势，实际上在美国市场中已经上演过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上演了一场“漂亮50”大溃败的画面，另一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演了一场网络股泡沫破灭的悲剧。两次市场几乎都表现出一个相似的特点：估值出奇地宽阔，不同股票的估价高的极高，低的极低。并且高估最厉害的一直是表现最好的，而低估最厉害的则一直表现最差，因此股票越来越与其代表的企业脱钩，这一点也与今日相似。 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进行考察。一个是比尔·鲁安，另一个则是朱利安·罗伯逊。比尔·鲁安在1973-1974年那几年时间里，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本大王。竟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比尔·鲁安把它比喻成“类似中国的水患之灾。”更为严重的是到1974年，他的红杉基金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到后来，他只好“躲在桌下，不敢听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而朱利安·罗伯逊则更是出演了一曲价值投资的“悲歌”。随着投资者不断大量的赎回，最终导致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因为无法赚钱而解体。不仅老虎基金如此，当时股市中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价值投资者也都遭遇了重创，沃伦·巴菲特的公司股票在1999年几乎下跌了32%。另一个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在1998年则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亏损的财务年度”，市值下降了3%，卡拉曼把它形容为“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而这一年正是他股票投资过多，持有现金过少的时候。 因为看到这一点，托马斯·奥在他的《价值的魔法》中这样指出，在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用处不大，但是可以通过远离仅下跌10%-20%的股票来保存本金，以在市场底部时能继续买入；而在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个时段，价值投资法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不过尽管如此，价值投资法仍然会带来良好的绝对回报。假如当前的市场果真如此，那么价值投资者该怎么做？其实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守，要么放弃。而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随便偏离严格的价值投资原则。以塞思·卡拉曼为例，他的做法往往是，在绝对便宜出现的时候买进，在它们不再便宜的时候卖出，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则持有现金。冒着有限的下跌风险获取正回报，所有的目标在于保护资本，不在乎错过投机性收入，当整个华尔街都在狂奔的时候反而放慢步子， 3、结论 我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当我们在汲取书本知识时，应该将那些理论（或知识）尤其是投资知识视同历史。历史是构筑理性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其中就隐含以史为鉴的意思。因此那些“未能记住历史教训者，注定要重蹈覆辙。”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稳固如山。以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为例，虽然格雷厄姆在第一版第一页就警告我们，“过去经验结晶而来的规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有效，但是从今天的投资行为、投资选择以及股票持有方式等来看，格雷厄姆在第一版中确立的聪明投资的基本原则依然完美而无懈可击。 之所以必须学习理论（或知识），是因为理论会“讲得清楚”，合乎逻辑，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已经被公共地反复验证。而实践就要“想得周全”，不能只此一家、排除其他，因此要博采各家之长，汲取经验教训，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所以，应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印证理论。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两者之间既分工又互补。虽然实践可以出真知，但是在投资领域中却显得无比艰难。《非理性繁荣》的作者罗伯特·希勒认为他能够预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他喜欢阅读任何方面的理论，包括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如何，离开了理论（或知识），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在学习中的初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