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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看过《赢在中国》没有马云的经验值得学习。他说，成功的道理千千万万，失败的道理就那么几种。你想要成功，就多去看看别人失败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言外之意，就是，成功者的成功，是他们的悟性。写出的传记大家都在读，但是成功的人还在少数。你去想想这是为什么。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书中写了三个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第一个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个是俄罗斯名作家：托尔斯泰。 在这本《名人传》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贝多芬的故事。贝多芬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他天天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儿的培训他，有时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一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贝多芬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变成了挥霍的酒鬼。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头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躁而古怪。但是贝多芬没有因此而沉沦，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中去了。由于他的天分和勤奋，很快地他就成名了。当他沉醉在音乐给他带来的幸福当中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耳朵聋了。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耳朵，而像贝多芬这样以音乐为生的大音乐家，却聋了耳朵，这个打击是常人所接受不了的。 贝多芬的一生是悲惨的，也是多灾多难的，但他为什么还能成功呢？为什么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呢？这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贝多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着超与凡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面对困难，他丝毫无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经常想到的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直面困难，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而贝多芬，因为脾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所以，他面对困难，只能单枪匹马，奋力应战。虽然很孤独，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气，再可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 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中文，他从《名人传》中得到的启示是:“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才是真言。《名人传》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 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虎门销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而第一次鸦 片战争使中国由此迈入了近代。此时，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但是，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核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众人瞩目的影响，曾国藩由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怀着一颗对曾国藩钦佩的心，我读了《曾国藩传》。 一本《曾国藩传》，论述了曾国藩生平功过是非，探究其内心的历史负荷与无奈，评价其文化史上之地位。评价其文化史上之地位。里面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他从湖南双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赶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组建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直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读过《曾国藩传》后，我更加的钦佩他了，他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静，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有两件: 灭太平军与兴办洋务在这两件事里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创新最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在他求学的过程中，不怕苦、不怕累。曾国藩从小就“一心只读圣贤书，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求得功名，光耀门楣。这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家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之一——曾子的后人，祖祖辈辈都是半耕半读，有书读天赋的小孩从小就让他以读书为业，目的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不会读书的就务农，以供养全家。因此，在曾国藩还是孩提时，就背负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重任，每天天不亮他就会被父亲摇醒，闭着眼睛背书；晚上就由爷爷陪着挑灯夜读。让人佩服的是，当他三次参加院试而不中后，他没有消沉，而是为自己改名“涤生”，意思是：洗涤自己、重获新生；还立志“不考取功名，不成家”，直到二十三岁考中秀才后，才娶妻。更可贵的是，他中进士、点翰林后，仍然一如既往地玩命地读书。他拜唐鉴为师，研读程朱理学，开始钻研考据学，同时还注重 诗词歌赋的写作，不断地弥补自己学识的缺陷，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终于以渊博的知识闻名整个翰林院。反观这个社会，大家连一点系统的知识都没有，对知识的缺乏程度越来越深，一有问题就去“百度”。因此，曾国藩那种“以拥有渊博知识为荣”的价值观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的身上亮点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对他进行学习：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疆场竞斗之计、处事交友之道、修身养性之决。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曾是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能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美”；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现在，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猖獗，一稿多发、抄袭、伪造数据这类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以论文评价人才，全民搞学术、发论文。造就了虚假的学术繁荣和论文泡沫，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却越来越远。特别是学术界论文抄袭现象越来越严重，下至高中生上至大学教授都存在抄袭的行为。原来大学的严谨治学态度没有啦，只是靠抄袭蒙混过关，长此以往我国又怎么会出现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又拿什么来拯救我国的学术界呢？ 我们不妨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那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知识深度的发掘和追求。第一，刻苦学习、求知，勇于探求新理论、新知识，做到锲而不舍，学而不厌，掌握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第二，认真细致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坚持真理，求真务实。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近几年来，许多孩子在家中已经上升到了“小皇帝”、“小公主”的地位，所谓的“富二代”问题也变得愈演愈烈，“啃老族”问题在中国也不是提了一年，有的人甚至称“21世纪的青年是扶不起的阿斗”。相信这种说法的出现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社会发展、家庭教育、孩子自身发展方面一定出现了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少走弯路。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的人们学习一下曾国藩之做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为了让新世纪的花朵早一点成熟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为了让西方毒害中国青年的诡计不能得逞，为了让孩子们能早些自立自强成为时代所需人才，作为社会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多提供一些接触社会的机会和进行实践的场所；家庭是不是更应该再教育子女方面少一些“溺爱”的成分，多在助他们早日自立自强上下工夫；孩子们自己是不是更需要好好的抓住和把握每一次可以锻炼的机会，争做时代的圣贤之士。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在扑灭打平天国之前, 他深知，要打败强大的太平军，靠政府那些懒散无能的绿营、八旗兵是不行的,就立即另起炉灶，在湖南筹办湘军他又非常重视对军队的训练，不惜重金加强军备。由于湘军属于团练，相当于民兵，在军费上没有政府来源，曾国藩克服重重困难，四处筹款建军。在军还未训练完毕时它不轻易出省作战,这也为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后来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后来与太平军作战,在军情紧急时也毫无畏惧，数次抱定必死之心写下遗嘱。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无论何时，他都把国家的事放在第一位。立志要报效祖国，拯救清王朝，虽然最终清王朝还是灭亡了，但是，他却为清王朝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他在管理湘军的过程中，坚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军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搞特殊，一视同仁，在湘军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我们更要学习他的这种态度，会使我们在以后的管理过程中更加的得心应手。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处世之学，就会被人际关系折磨得七零八落，身心疲惫。 曾国藩在处世之学方面可谓深厚，他能观察人际之间的玄奥和复杂，能明察人际之间的是非与裂变，所以他能及早地游刃于其中，尽量不让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惹出一大堆闲话。我从曾国藩的处世方法中学到最大的就是谦虚，谦虚是内在的，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现在，人们过于浮躁、张扬、显露自己。但是，这样的做法极易招来别人的眼红和不满，最后可能会被人家陷害。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学习曾国藩的谦虚处世做法。内心要有谦虚的态度，不要过于显露自己，这样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就能游刃有余啦！交友，是人必然的情感需求。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即反映其什么样的层次格调，交友必须端正价值取向。真正的朋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做到有所予而无所求。同时，我们更应该懂得：朋友交往必须坚持原则，那种不分是非的江湖义气，不讲好歹的曲意迁就，决不是健康的交往和友谊。因此，我们要慎重交友。这对我们以后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帮助和益处。 修身养性之诀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并不急于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心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拜倭仁为师，开始“正心”、“修身”。他天天写日记，晚上临睡前，把一天来所为的事，不分大小逐一记下来，然后问一问自己，今天所作的哪些符合正人君子的行径？哪些不符合正人君子的要求？同时还把自己每天点滴的进步向老师作汇报，严厉地批判自己，解剖自己。“天天写日记解剖自己”这一习惯曾国藩一直保持到临死前的一晚。 正是他对自己近似苛刻的检点，完善了他的人格，塑造了“曾国藩人格”魅力。他不仅以知识渊博闻名翰林院，还以品行端正闻名翰林院。连他的政治对手，在咸丰帝登基后，肃清他恩师穆章阿结党时，都帮他说话，说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这就是人格的魅力！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至三十七岁官至二品，一步步地从翰林院的七品芝麻官升至二品大臣，正是基于他的渊博的知识、端正的品行。 人格不是每一个所具有的，只有拥有高尚人品的人才有可能拥有人格，但人品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我想，要像曾国藩那样每天都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检点，可能很难做到，我们也不太可能具有个人的人格魅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修养，让自己拥有良好的人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往向不是一时半刻所能形成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唯有像曾国藩这样勇武之人才能取得。曾国藩一直以成国家栋梁为宿愿，便投以完善自我的诸方面努力，从“勤”以治身到“畏”天命，无一不是在为了自己的目标在努力。而对于做为出身封建地主阶级的曾国藩来讲，他唯一的选择是维护其阶级的利益。曾国藩所接受的一切教益都是忠于封建王朝，严守君臣父子的仁义道德。纵观他一生,我觉得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最后我想用四个词来形容他:睿智,坚守,严谨,忠贞不渝。 人一辈子会读到许多的书，不一样的书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和感受，但是读一本好书必然可以让我们自己一辈子受益。读完一部《曾国藩传》教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道理，又带来更多的感悟。
史建国，男，1981年出生，山东临朐人，博士，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基本信息• 中文名史建国• 毕业院校南京大学 • 学位/学历博士• 职务硕士生导师目录 1人物经历2研究方向3主讲课程4学术成果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经历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其间于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入选"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学习一年。2009年起，任职于山东大学文学院。折叠编辑本段研究方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传记文学研究、当前社会文学生活与文学生活史研究等几个方面。折叠编辑本段主讲课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折叠编辑本段学术成果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小说评论》、《鲁迅研究月刊》、《民国研究》、《现代传记研究》、《书屋》、《粤海风》、《文化中国》(加拿大)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2部:《陈衡哲传--"造命"人生的歌者》(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从新文化公共空间到党派"自己的园地"-- 〈民国日报•觉悟〉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译著1 部:《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二译者);参撰教材1部:《经典解码: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历尽艰辛，调查中国植物方文培深知中国幅员广大，植物种类繁多，亟待研究开发，然而已往搜集的标本甚少，因此必须亲自涉足山川实地调查，了解种群分布状况和采集充足的实物标本，为长远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1928年至1932年4年间，开始对四川周边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开展调查。最先考察的是南川县金佛山。早在1891年德国人即已来此山采集标本，并于国外发表，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金佛山属大娄山山脉，山势陡峻，峭壁深涧纵横。为了揭开此山植物的神秘，方文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穿越山体路线反复调查，了解到北部山脊残留有古代孑遗裸子植物银杉，山顶为落叶和常绿阔叶树组成的森林，林下常生方竹及灌木状杜鹃。首次发现金山杜鹃、尖叶杜鹃、川南杜鹃、长穗鹅耳枥、金山安息香等一批新种植物。阔柄杜鹃和租脉杜鹃（又叫麻花杜鹃），前人只采到果实标本。此次采到花，对种的原始记载作了补充。1928年又到了中外闻名的峨眉山，此山植物从1875年就陆续被外国人采集，其丰富奇特植物的盛名，早已广播于全世界。经调查峨眉山相对高差极大。从500米至3099 米，植物生长随高度分带明显。山的下部报国寺一带以黄桷树、楠木、喜树、枫杨分布，中段以九老洞至洗象池间为珙垌、槭树、天师栗等落叶树组成森林，洗象池以上至山顶则为冷杉组成的纯林，林下亦为高山植物。杜鹃花则从山下到山顶均有分布。经1个月的调查，即采得标本1000千余号计1万多份。在九老洞、初殿、华严顶一带发现“木瓜红”小乔木，椐叶、花、果特征实为一特殊乔木，遂采得标本后经胡先骕鉴定发表为一新属R冷箭竹（Sinarundinaria fangiana）在雷洞坪和接引殿一带林下生长普遍，经多方努力才采得开花标本，经仔细研究后，确认为一个尚无记载的新种。花佩也是调查中首次发现的另一新种植物。这些新发现确定和新增加了中国原产植物的特有种属，丰富了植物学宝库的内容。秋后，还经荥经、汉源、沪定到康定，时已大雪封山无法进行多山采集，仍于榆林乡发现由红杉、冷杉、白皮云杉，康定云杉组成的森林，林下多为杜鹃灌丛。1929年后，于马边县调查时发现大片桦木、石栎及拱桐为优势树种的落叶阔叶林。在海拔2000米以上则是以麦吊云杉、云南铁杉、冷杉为主的大片原始森林。美姑县大凉山原始森林主要树种是云杉、冷杉、铁杉和云南松为主，另有槭、报春及杜鹃等。1930年7月调查了荥经县瓦屋山，其海拔在3000米以上，山势巍峨、植物葱茏，其特点与峨眉山十分相似，山顶全系浓密的冷杉林，林下是以鳞斑杜鹃为主的灌丛。以后抟沿安宁河流域调查了越隽、冕宁、西昌、会理、盐源、盐边等县，这一带气候温和，热带及亚热带植物繁茂，木棉及仙人掌普遍，常见丽江云杉、云南铁杉、云南松、长苞冷杉等组成森林，这些与四川西部所见明显不同，而多与云南北部相似且关系密切而属于不同区系。在这一时期从事野外调查与采集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四川周边，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更是艰险，可是方文培从不畏惧，他克服各种险阻，历尽艰辛，5年间徒步行程数万里。为了采得一份珍贵的标本，几次几乎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从金佛山赴峨眉山途经江县山采集时，忽被地方武装抄袭，不但毁了全部标本，还被关押了3天后送至县府才免罹害。从洪雅至瓦屋山步行6天，借住于山顶一座小庙，一日外出采集，忽遇大雨滂沱、山雾弥漫而迷失了出林方向与小路，不得不夜宿岩洞，忍饥受寒，辗转4天方回到住地。留驻民工等数日，未见方文培等人归来，料必被野兽所害，已报告乡政府派人寻找残骨。虽然如此，由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矢志不渝，5年间共采集标本2万多号、约15万多份，分存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大标本馆，成为中国最早最宝贵的一批植物标本，为了解中国植物资源、发展中国植物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从1937年至1948年，方文培在四川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时，大部分时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科研条件及经费都很困难，他此时仍把全部课余时间潜心用于峨眉山植物研究，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去搞植物调查与采集，经过几年努力，为建立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他更加勤奋工作。根据国家规划他拟编了《川康植物调查计划书》，系统地调查川、康两省植物资源。从1950年组成第一支考查队，至1960年最多达八支考查队，共数十人在野外调查，每一次都由方文培亲自布置并审定调查计划，包括调查地区范围、要求，以至部分具体调查路线、生活安排和安全措施等也都一一过问。他本人虽身兼四川大学及西南农学院的教学任务，仍然抽出时间亲赴野外调查采集和指导工作。经9年努力，调查了南邻云南，西接西藏，北接陕西、甘肃，东与湖北神农架相接的四川周边山区共20余县，采集标本计9万多号，100多万份，分送给北京、南京、华南、昆明、广西等植物研究所，极大地丰富了西南地区的植物标本资料，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植物学事业积累了可靠的资料。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也因此更加充实，现馆藏标本50 多万份，是中国高校中最大的植物标本室，它从1964年起已列入世界主要植物标本室（馆）目录册内，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标本室（馆）之一，在国际、国内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方文培坚持不懈、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他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 为中国人写《中国植物志》而奋斗以前中国的植物分类调查研究多为外国人所进行和完成，方文培于东南大学就读时就立志中国人自己编写《中国植物志》，他毕业专攻植物分类学，共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15部，共计900万字。发现新种植物100多个。他是著名的槭树科和杜鹃花科专家，对山茱萸科、旌节花科、杨柳科、芍药科、报春花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等17个科也有深入研究。早在1927～1932年进行大量野外调查时，即开始注意在野外环境下对植物进行观察研究，经数年调查后，他决心对槭树从分类学方面进行整理。由于槭树叶形和枫树相似而常被误为枫。植物分类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奠定分类学基础以来，高等植物都以花的特征为主进行分类，而槭树花很小，呈淡绿色，又常混在叶间，野外工作不易采得，且其构造复杂，按其进行分类存在困难。德国植物学家巴格斯（FPax）为此自19世纪以来，费了几十年研究其分类，发表了不少专著，后经各国学者继续研究，仍认为其分类原则不妥。方文培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认为：槭树的分类应根据其全部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的综合特征为依据，于1932年整理大量资料后以英文发表了《中国槭树科的初步研究》和《中国槭树科志》，首次整理记载中国槭树科植物有56种，其中金钱槭属2种，其余则为槭属，按种类分为9组，其中1个新种，3个新变种和3个新变型，这是中国最早具代表性的植物专志之一。1934年后，在英国留学期间，更是专注研究、搜集和查阅存于国外标本馆（室）而采自国内各地的标本资料，如爱丁堡植物标本室、伦敦皇家邱植物园标本室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1905年编著《中国植物名录》的凭证标本均源于此。1936年秋，他又去法、德、意、奥等国各大标本馆（室）查阅资料，在数月内以巨大毅力和惊人速度仔细研究了他们采自于中国湘、鄂、闽、赣、川、黔、滇、藏、陕等省区的全部标本，并制成卡片，于1937年夏完成论文《中国槭树科的分类》，1939年在国内发表，共记载有槭树植物87种，其中产于中国60多种，相邻地区20多种，这是自1931年以来国内实际调查资料和国外植物采集者采自中国槭树资料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为在国内独立进行槭树分类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十分可贵。在此后又经数十年野外继续考察和认真研究，最后他认定中国槭树科植物增至143种，对其分类系统也提出了新见解，即在属以下用亚属、组和系三级分类法，全世界槭树分为2亚属，22组和35系，中国的槭树在这个全属分类系统中占有15组，21 系。亚属和组的排列参照演进程序，达到符合自然分类系统原则。1981年他编著的《中国植物志》46卷—槭树科—出版，即得到植物学界的广泛赞誉，称“槭树科研究具国际水平”。杜鹃花科也是方文培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早在英国求学时即已发表长篇论文《中国的落叶杜鹃》（1935），以后又发表《近时采集的中国杜鹃花》（1939），分别记载了32种和153种，总结当时中国全部杜鹃花资料，为研究中国杜鹃花植物奠定了基础。尔后，又经多年继续采集与研究，直至主持《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编写时，已确定中国共有杜鹃花植物548种，比林奈（CLinneaus）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记载中国只有一种多出540余倍，中国才是世界上杜鹃花的分布中心。可惜方文培未看到《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的最终定稿和出版就去世了。在杜鹃花研究中，他组织有关人员，利用所搜集的室内外照片，以系统反映自然界中杜鹃花的生长环境及有关特征为主，出版了《中国四川杜鹃花》一书，包括5个亚属，95 种，共500余幅彩色照片，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称赞。美国杜鹃花学会杂志（Journal of Anerican Rhododendron Society V41，N1987）发表评论：“对于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及园林爱好者，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当中得到它时，真是爱不释手”。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刊Rhododendrons with Magnlias and Camellias 1988～1989，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London，在评论中称：“此书内容丰富，超越以前的记载，是一部空前的著作，很多资料直接取材于野外，非常有用，是一部极好的书，价值甚高”。国内外植物学者都认为四川大学在杜鹃花的研究上，由于方文培教授的指导，研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方文培是世界公认的杜鹃花科专家，而且居于科学前沿领先地位。方文培除研究槭树科和杜鹃花科植物外，早在1939～1946年间，在调查了峨眉山植物后，他确定峨眉山植物至少有3000多种，从中选取有重要价值的植物及地区特有种共200种，编纂成《峨眉山植物图志》一书，共2卷4册，每种均附精细插图，并用中、英两种文字描述，于1942～1946年陆续出版，它代表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标志着植物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42年英国李约瑟（DJNeedham）到重庆见此书后认为：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能继续搞科研实属不易。故致函祝贺，并于198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Needham J，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中写道：“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博士1939年发表了槭树科专著，他不仅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采纳了拉丁学名、中文名称，而且还用英文描述特征，后来《峨眉山植物图志》也同样采用，推动了植物学研究的发展”。1959年10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著名植物学家讨论筹备编写《中国植物志》科学巨著，他感到多年夙愿得以实现，十分喜悦，分工时他接受了槭树科、杜鹃花科、七叶树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山茱萸科、胡颓子科、瑞香科、桤叶树科、罂粟科等10个科的编写任务。“文化大革命”中，方文培不但所写的大量资料被毁，而且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整整10年无法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年过古稀，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力图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经多年努力，他撰写了《中国植物志》第46卷槭树科、52卷胡颓子科、56卷山茱萸科、57卷杜鹃花科、《中国四川杜鹃花》、《植物分类系统比较》、《拉丁植物名词及术语》等。他主编《四川植物志》巨著，亲手撰写了第1卷，于1981年出版后，国际植物学会会刊（Taxon）1982年第8期著文称赞，并报道了出版计划，这在中国众多植物志中还是第一次。他还参加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Ⅰ、卷Ⅱ、《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二册、《西藏植物志》第3册、《中国树木志》第2卷等5卷册中的部分科属。在整个研究和所有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他十分注意植物名称的使用，很早就注意使用拉丁学名，以便于国际交流，同时又使用中文名称，以便于国内广大实际工作者应用。他常把订正一个合理的中文名称作为自己应当完成的一项严肃工作和任务来对待，如蓝果树，最早根据拉丁文Nyssacea译音为柅萨科，20世纪30年代依照江苏宜兴俗称紫树科，20世纪70年代遂采江南各省的通称为蓝果树。方文培为发展中国植物学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撰写专著外，他为植物学研究创造条件而搜集的国内外文献及标本资料也是十分广泛的。1948～1949年在美讲学期间，利用自己的工资将采自中国的模式标本拍成底片带回国内，计4000余张，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供全国使用，尔后植物所编纂的《中国植物图片集》中部分照片即取材于此。1926～1936年间对杜鹃花科和槭树科的研究中，几乎查阅和搜集了全部中外文献，特别是把杜鹃花的原始文献打成卡片，计3000余张，存于四川大学植物研究室，以利杜鹃花的研究不离校就能查到全部中外有关资料，这也是方文培教授为研究人员预备的一份难得的宝贵资料。可惜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原稿已经散失，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浩劫。 忠心耿耿，培养植物学人才方文培自幼家境贫寒，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曲折与磨难，深知获得学习机会之不易，1937年应聘四川大学生物系讲授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林学系树木学等课程，教学任务虽重，他总是写出英文讲稿，课后又常指导学生野外实习，不厌其烦地讲解花、果的结构及特征，和如何采集与制作标本等。在讲授植物分类学课程中，他按恩格勒（AEngler）的分类系统且以科为重点，先介绍该科常见植物，再扼要讲解其特征及系统地位，然后举出属、种的特征进行比较，最后说明其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讲课条理清楚、循序渐进，学生易于笔记，每次讲课学生都感到增加了不少新知识。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分类学的兴趣，一年五月正当杜鹃花盛开季节，他支持学生上峨眉山采集各种着花杜鹃回校，自己鉴定名称并举办花展，其助学效果很好，以致这些学生毕业时有近半数人争选分类学做毕业论文。1975年他已74岁高龄，为了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他开辟专题讲座，讲授《植物分类学研究方法》，并抽出时间写出系统讲稿，把分类学基本研究方法阐述得极为详细，同时介绍国内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和现状，以便青年学者继续努力奋起赶超使其顺利成长和成才。为了帮助经济上较困难的学生，他曾用自己的部分工资在校内设立一名奖学金，赞助有志者努力学习。少数学生寒暑假回家缺路费，他也解囊相助。半个世纪以来，方文培教授了几十届植物专业、林学专业本科生，四届研究生，一届外国留学生，听课学生多达5000余人。他们有的现已是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研究员和植物学界、林学界、教育界、医药界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晚年指导的日本留学生狄巢树德，已被美国一家杂志预测为日本将有重大成就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方文培对青年的培养不限于在校学生，90年代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工作者，一稿投《植物分类学报》，审后批注：“此文修改后可采用，限15天内寄回”。青年十分高兴，但又不知如何修改，遂投书方文培请教。方文培与这位青年并不相识，收稿后做了详细修改，并附上文献等给予具体帮助与指导，使得该稿按期于学报上发表了。1983年冬，方文培因病住院期间，仍戴着眼镜在病床上为一位青年教师字斟句酌地修改文稿，在他辞世后的手提包中发现该稿《中国西南杜鹃花四新种》已修改完毕，著者已投稿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1期上。他对青年的培养倾注了满腔热情，在教育事业上赤胆忠心，孜孜不倦，耗尽毕生精力，可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在他的努力和关心下，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的植物分类基础知识十分雄厚，学生素质备受外界青睐，因此每年都有众多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任职。四川大学的植物分类学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并同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几个著名的学术单位，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切磋业务。1983年11月30日10时15分，方文培突然与世长辞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逝世感到极大悲痛。美国杜鹃花基金会杂志（Rhododendron Notes & Records V1，1984）刊登了讣告，并在1985年的国际会议上，举行吊唁仪式，英、日、荷、加等国专家纷纷发来唁电、唁函。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秦仁昌教授来函称：“方文培教授这一生对四川大学、对植物分类学、对培养后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中国为数不多的植物学家”。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密苏里植物园主任被德·雷文（DPeter HRaven）发来唁电说：“顷闻方文培教授逝世，我极为震惊，多么杰出的人才，非凡的贡献，我敢保证国际植物学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留给了我们在野外艰苦跋涉所搜集的大批珍贵标本资料、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为国家培养了一代高级建设人才和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他的功绩李约瑟博士（DJNeedham）已写入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1991 年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剑桥）（The Inte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Cambridge）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授予他金质奖章，并为他立传。1992年美洲的世界名人传记研究所（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授予他杰出贡献勋章，以弘扬他为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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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而第一次鸦 片战争使中国由此迈入了近代。此时，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但是，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核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众人瞩目的影响，曾国藩由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怀着一颗对曾国藩钦佩的心，我读了《曾国藩传》。 一本《曾国藩传》，论述了曾国藩生平功过是非，探究其内心的历史负荷与无奈，评价其文化史上之地位。评价其文化史上之地位。里面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他从湖南双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赶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组建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直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读过《曾国藩传》后，我更加的钦佩他了，他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静，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有两件: 灭太平军与兴办洋务在这两件事里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创新最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在他求学的过程中，不怕苦、不怕累。曾国藩从小就“一心只读圣贤书，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求得功名，光耀门楣。这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家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之一——曾子的后人，祖祖辈辈都是半耕半读，有书读天赋的小孩从小就让他以读书为业，目的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不会读书的就务农，以供养全家。因此，在曾国藩还是孩提时，就背负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重任，每天天不亮他就会被父亲摇醒，闭着眼睛背书；晚上就由爷爷陪着挑灯夜读。让人佩服的是，当他三次参加院试而不中后，他没有消沉，而是为自己改名“涤生”，意思是：洗涤自己、重获新生；还立志“不考取功名，不成家”，直到二十三岁考中秀才后，才娶妻。更可贵的是，他中进士、点翰林后，仍然一如既往地玩命地读书。他拜唐鉴为师，研读程朱理学，开始钻研考据学，同时还注重 诗词歌赋的写作，不断地弥补自己学识的缺陷，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终于以渊博的知识闻名整个翰林院。反观这个社会，大家连一点系统的知识都没有，对知识的缺乏程度越来越深，一有问题就去“百度”。因此，曾国藩那种“以拥有渊博知识为荣”的价值观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的身上亮点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对他进行学习：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疆场竞斗之计、处事交友之道、修身养性之决。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曾是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能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美”；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现在，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猖獗，一稿多发、抄袭、伪造数据这类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以论文评价人才，全民搞学术、发论文。造就了虚假的学术繁荣和论文泡沫，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却越来越远。特别是学术界论文抄袭现象越来越严重，下至高中生上至大学教授都存在抄袭的行为。原来大学的严谨治学态度没有啦，只是靠抄袭蒙混过关，长此以往我国又怎么会出现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又拿什么来拯救我国的学术界呢？ 我们不妨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那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知识深度的发掘和追求。第一，刻苦学习、求知，勇于探求新理论、新知识，做到锲而不舍，学而不厌，掌握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第二，认真细致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坚持真理，求真务实。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近几年来，许多孩子在家中已经上升到了“小皇帝”、“小公主”的地位，所谓的“富二代”问题也变得愈演愈烈，“啃老族”问题在中国也不是提了一年，有的人甚至称“21世纪的青年是扶不起的阿斗”。相信这种说法的出现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社会发展、家庭教育、孩子自身发展方面一定出现了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少走弯路。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的人们学习一下曾国藩之做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为了让新世纪的花朵早一点成熟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为了让西方毒害中国青年的诡计不能得逞，为了让孩子们能早些自立自强成为时代所需人才，作为社会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多提供一些接触社会的机会和进行实践的场所；家庭是不是更应该再教育子女方面少一些“溺爱”的成分，多在助他们早日自立自强上下工夫；孩子们自己是不是更需要好好的抓住和把握每一次可以锻炼的机会，争做时代的圣贤之士。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在扑灭打平天国之前, 他深知，要打败强大的太平军，靠政府那些懒散无能的绿营、八旗兵是不行的,就立即另起炉灶，在湖南筹办湘军他又非常重视对军队的训练，不惜重金加强军备。由于湘军属于团练，相当于民兵，在军费上没有政府来源，曾国藩克服重重困难，四处筹款建军。在军还未训练完毕时它不轻易出省作战,这也为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后来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后来与太平军作战,在军情紧急时也毫无畏惧，数次抱定必死之心写下遗嘱。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无论何时，他都把国家的事放在第一位。立志要报效祖国，拯救清王朝，虽然最终清王朝还是灭亡了，但是，他却为清王朝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他在管理湘军的过程中，坚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军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搞特殊，一视同仁，在湘军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我们更要学习他的这种态度，会使我们在以后的管理过程中更加的得心应手。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处世之学，就会被人际关系折磨得七零八落，身心疲惫。 曾国藩在处世之学方面可谓深厚，他能观察人际之间的玄奥和复杂，能明察人际之间的是非与裂变，所以他能及早地游刃于其中，尽量不让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惹出一大堆闲话。我从曾国藩的处世方法中学到最大的就是谦虚，谦虚是内在的，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现在，人们过于浮躁、张扬、显露自己。但是，这样的做法极易招来别人的眼红和不满，最后可能会被人家陷害。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学习曾国藩的谦虚处世做法。内心要有谦虚的态度，不要过于显露自己，这样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就能游刃有余啦！交友，是人必然的情感需求。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即反映其什么样的层次格调，交友必须端正价值取向。真正的朋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做到有所予而无所求。同时，我们更应该懂得：朋友交往必须坚持原则，那种不分是非的江湖义气，不讲好歹的曲意迁就，决不是健康的交往和友谊。因此，我们要慎重交友。这对我们以后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帮助和益处。 修身养性之诀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并不急于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心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拜倭仁为师，开始“正心”、“修身”。他天天写日记，晚上临睡前，把一天来所为的事，不分大小逐一记下来，然后问一问自己，今天所作的哪些符合正人君子的行径？哪些不符合正人君子的要求？同时还把自己每天点滴的进步向老师作汇报，严厉地批判自己，解剖自己。“天天写日记解剖自己”这一习惯曾国藩一直保持到临死前的一晚。 正是他对自己近似苛刻的检点，完善了他的人格，塑造了“曾国藩人格”魅力。他不仅以知识渊博闻名翰林院，还以品行端正闻名翰林院。连他的政治对手，在咸丰帝登基后，肃清他恩师穆章阿结党时，都帮他说话，说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这就是人格的魅力！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至三十七岁官至二品，一步步地从翰林院的七品芝麻官升至二品大臣，正是基于他的渊博的知识、端正的品行。 人格不是每一个所具有的，只有拥有高尚人品的人才有可能拥有人格，但人品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我想，要像曾国藩那样每天都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检点，可能很难做到，我们也不太可能具有个人的人格魅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修养，让自己拥有良好的人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往向不是一时半刻所能形成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唯有像曾国藩这样勇武之人才能取得。曾国藩一直以成国家栋梁为宿愿，便投以完善自我的诸方面努力，从“勤”以治身到“畏”天命，无一不是在为了自己的目标在努力。而对于做为出身封建地主阶级的曾国藩来讲，他唯一的选择是维护其阶级的利益。曾国藩所接受的一切教益都是忠于封建王朝，严守君臣父子的仁义道德。纵观他一生,我觉得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最后我想用四个词来形容他:睿智,坚守,严谨,忠贞不渝。 人一辈子会读到许多的书，不一样的书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和感受，但是读一本好书必然可以让我们自己一辈子受益。读完一部《曾国藩传》教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道理，又带来更多的感悟。
一、学术论文写作的意义 硕士论文写作是研究生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学习任务之一，也是硕士研究生知识与能力结合、提升理论水准的一项重要环节。进行硕士论文写作，有利于全面训练研究生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有利于引导研究生学会思考、学会发现、学会钻研，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同时，硕士学位论文是现行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实现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综合运用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硕士论文的作用和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硕士论文体现着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学术论文是发表学术成果的基本方式，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标志，理应成为各级各类学术研究者熟练掌握的一种应用文体。适应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惯例，能够写出合乎标准和要求的论文成为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基本教学目标和要求，也是现代高级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 2、硕士论文是高校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检验方式。 研究生论文写作水平是检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生生论文的水平往往能够体现出学校的教学水平。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公立民办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而言，学术论文作为行之有效的研究生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检验方式，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3、硕士论文是专业学习的总结，是必需的学术训练。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论文写作是一项基本内容。通过论文的撰写，研究生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梳理、检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结构，掌握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规范、规律和标准，培育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二、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学术论文的规范是课题研究与表达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通过对于学术论文特征的全面分析，确立出评价论文质量的一般标准。 学术规范包含着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丰富内涵。学术论文的特征表现为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与理论性四个方面。学术性是指语言的学术性、内容的学术性和问题的学术性。 创造性的内涵包括：研究是否推翻前人不正确的定论；有无新发现或提出新理论，或解决新问题；研究虽为老问题，但有无新意，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运用中发现不足而予以完善；是否反映在众多观点中独树一帜的见解。科学性指合乎规律、真实、准确的知识与结论，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内容准确、思维严密性与论证推理合乎逻辑性。理论性是指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运用理论思维，通过抽象、概括、说理来剖析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运用概念、判断、推理所组成的论证方法来解决问题，从而使被解决的问题由一般现象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所有这些规范，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1、道德层面，即坚守学术道德，要以德治学，主要靠自律；2、精神层面，即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3、技术层面，即应遵守论文当一般编写格式和体例。 硕士论文写作应当严格遵循这几个方面的规范性要求，严格接受制度化规范的制约，才能保证写出乎共通标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硕士论文写作是最为基础的专业学术训练，其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与程序，明确学术规范意识，掌握论文写作规律与方法，达到学以致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如果不进行基本的学术规范教育与学术训练，论文写作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抄袭、剽窃、侵占、拼凑等不端行为，必将在学术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训练理应成为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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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 作为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文类,传记日益成为写作、研究、出版、阅读的重点和热点,其品格、功能、视角、分类等内涵和外延的属性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和范畴。综览传记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在表面的繁荣之后掩藏着深层的危机。从创作角度来看,作品遍地开花,各种政商风云人物、影视明星传记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历史罕见。但量多并不表示质高,剔除表面的风光,精品少、水平参差不齐的困境暴露无疑。 跟创作相比,传记理论严重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当代传记理论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一是传统的理论问题还未曾廓清,如传记的概念、类别、要素,真实性与虚构性,文献性与文学性,传记与文学批评等;①二是随着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勃兴,以文字力量见长的传记被围追堵截,面临着崭新的问题:如何面对视觉传记?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如何面对新的技术、新的媒介? 本文试图从视觉化、娱乐化、消费化、媒介技术化等角度出发,解析传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的现状、困境,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传记的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和选择。 视觉化:图文共读与互释 传统的传记以文字叙述为主,通过文字记录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但消费时代视觉文化日益兴盛,人类社会进入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图像逐渐成为公共交往、信息传播、娱乐消费最重要的对象,文化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图像信息,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图像的直观性、娱乐性,更吻合当代人的审美期待与阅读心理,其阅读快感比单纯的印刷文字更能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传统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图像的魅力,从讲究的版式、造型设计到精美丰富的插图、照片,直至图像化的画传、视觉传记,图文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到和平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图像由传统的配角演变为主角。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溯、总结与反思,是传记文学的重要意旨。而在视觉社会,历史以何种方式进入?仅仅依靠绵密、深厚的纯粹文字表达显然并不足够,图像填补了文字力所不及的空白之处。从山东画报出版社“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的《老照片》,到“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剑桥插图史系列》,老城市、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红镜头、人物志等以影像、照片为主要表达手段和媒介的传记类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摒弃沉重的意蕴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历史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通过细节的再现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图像与文字的双重魅力跨越了时空的隔阂。 在人物传记中,与文字性传记相比,摄影照片等“非文字性传记”具有不可替代性,瞬间的光影定格具有永恒性,历史感、现场感栩栩如生再现于影像之中。 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若仅仅依赖文字描述,鲁迅的形象始终神秘而遥远。此时图像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想像和欣赏的空间:犀利、悲悯的文章和资料图片中那个瘦小坚硬的形象颇为吻合,鲁迅式的胡须、短发,鲁迅式的微笑,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了鲁迅形象,两者缺一不可。而关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真相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至今未能完全明晰的“公案”。②这一文学事件,典型地体现了影像在文学、在传记中的重要性。 而对张爱玲来说,图像的意义就更加意味深长,她在文学史上的被接受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颇富意味的文学事件。在其传奇的形成中,影像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无法抹煞。从学术化的《张爱玲全集》,到各种张爱玲传记、文选等同科所有出版物中,照片占据了极大比例。张爱玲自己也喜欢让图片说话,小说采用电影手法,为作品画插图,而且最后一本集子《对照记》完全由图片组成,满足了大家对张爱玲的各种想像。作为一个符号,“张爱玲”的视觉化范围还进一步扩大,成了银幕上的传奇;电影《滚滚红尘》、《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相继出炉,就这样,历史、文本、影像,三者同构成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 文学家如此,政治家传记亦不例外。被萨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的古巴革命者格瓦拉,他的革命者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一本本传记里,也定格在众多的影像资料中:格瓦拉在古巴,格瓦拉在丛林,格瓦拉在办公室……直到在玻利维亚被俘后砍下双手的照片。而格瓦拉那幅经典的“革命者肖像”,被作为一种时尚无限复制,定格在21世纪全世界年轻人的T恤上,它的意义和影响显然超过了纯粹的文字。 风行一时的各种明星传记更是图像盖过了文字,文字甚至变成点缀。 传记常常体现了一个时代、国家、城市、个人最基本最细节化的生活。图像可以还原历史的某个细节,细节组成人生,细节构成生命,构成传记。“老城市”系列(江苏美术出版社)中的《老广州——屐声帆影》,是一本广州城市志传,生机勃勃的广州故事和历史在书中复活。书中有一幅题为“20年代的广州女子”的照片,画面是个梳着根大辫子穿着布旗袍的女子,行走在广州的街头,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虽然她的名字和身份已经无从查考,但刹那间的时光倒流让人产生今昔何年的恍惚,城市和女子本人同时复活在读者的眼前和心中。那些陈旧的建筑,那些曲折的街巷,那些衣着明显迥异于我们的人们,那些已经不知踪影而逝的故事,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眼前。 国家形象与影像同样密不可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图像是个重要的切入视角。在陈平原编撰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可以直观地看到19世纪末期日本国内媒体所刊载的“中国形象”。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在山口守的文章里,介绍了一本名为《团团珍闻》的漫画刊物,其中1894年10月13日和27日的两期上都有刊登了“中国形象”——一幅是个光头暴眼拖着“猪尾巴”的男子盘膝而坐,丑陋而萎缩;而另一幅更加赤裸裸,一个撒腿逃跑的中国军人,背上写着一个巨大的汉字“弱”字。③日本人眼中中国是如此的衰弱不堪,影像呈现了更加惨痛的历史记忆。虽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横光一分别在作品《支那游记》和《上海》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印象,也许他们的文字描述更加细腻,但其震撼显然无法与漫画相提并论。 在传记的视觉过程中,图像并不是文字的简单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品格和美学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图像和语言彼此演绎,互相丰富,产生的内涵超越了单一的语言文本或单一的图像文本。两者的对话和互动,弥补拓展了传统传记的内涵,提升了视觉时代传记的学术地位。 学人传记是传记的重要领域,知识分子研究一向是学界热点,以往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文字的阐述和剖析,而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集书系”以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见长,在众多传记中脱颖而出。茅盾、丰子恺、常书鸿、邓拓等历史人物通过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从历史走出来,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加深了对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和历史命运的理解。 陈平原的近现代文史研究也凸显了在学术研究中图像的不可替代性。从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到2000年《点石斋画报选》,再到2001年《图像晚清》,陈平原编著了“读图三部曲”。把“读图”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引入学术研究,“在图与文字间的缝隙处”做文章,借助“图文互释”,带领读者“回到现场”,承继“左图右史”的古老传统,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小窗”。④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则收录了大量旧上海的广告、电影院海报、美女月份牌、杂志、相片,所有这些斑驳杂乱的影像资料构成了上海城市志传,构成了上海记忆,也构也了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文并茂”成为读图时代的文化趣味和风向:出版界由此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传记写作者们也开掘了崭新的写作资源,而作为传记终极目标的阅读接受者体验了直观、愉悦的阅读过程。 当然,简单的图配文或者文配图方式不能解决传记视觉化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图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是图像和文字本身都应该具有独立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图像和文字的组合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意义空间,从而产生一种新的阅读快感,形成真正的图文共读与互释。 娱乐化:消费性表征 在消费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是生存的基本秩序,主体性的产品(如文学、艺术等)只是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艺术自律原则走向市场的他率原则,其所蕴涵伦理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都发生巨大变化。只有消费是文化生产链条的核心环节,也是终极目标,它决定了生产的样式、数量、以及流通的途径。 当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它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座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是消费文化的核心趣味。于是不能免俗地,文化领域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风尚。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 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消费市场流通环节,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其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市场准则不可避免会对传记的创作产生影响。名人崇拜、偶像崇拜是消费社会媚俗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之一,名人传记理所当然成为消费社会的兴奋点,出版界和读书界都乐此不疲。古今中外、政商文娱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每每名列畅销排行榜前列,跟风者、仿效者大抵集中在此领域。 名人传记历来是传记的重要门类,从中可以体察时代、社会、个体的风貌。但当代名人传记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传主身份的转换上,文娱明星和商业人士成为主体,而政治领袖与文化名人则冷清许多。其中尤其以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小品演员、节目主持人等活跃于传媒与影视界的知名者为主。这种身份的转换,标志着当代名人传记内涵的深刻转变。继以往强调宏大叙事的伟人传记走下神坛之后,当代名人传记几乎一边倒地呈现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从早年刘晓庆《我的路》、倪萍的《日子》、黄宏的《从头说起》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等,大抵如此。 世俗化的趋势一路发展,在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需求和利益至上的市场策略的推波助澜下,传记内容日益八卦化、娱乐化、庸俗化、利益化。闲言碎语、隐私绯闻、内幕花边为主要内容,表述上则语不惊人不罢休,炒作、猎奇、吹捧、制造话题成为家常便饭。而企业家传记则充满溢美之词,甚至阿谀奉承欲盖弥彰。内容上有的道听途说、缺乏证据,有些甚至粗俗卑鄙、丑陋不堪。 “星、性、腥”,成为名人传记的三大特色。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映射出读者的兴趣取向,其娱乐化趋势与受众、市场、文化等几大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首先它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日常生活是消费文化的发生地点,其本质是平庸和重复,工作、娱乐、家庭三者组成了封闭的日常生活,单调和狭隘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必须以另外一种对立的方式维持其宁静和优势,即:消费时间、消费明星。由于美貌、名气、财富等因素,明星成为时尚潮流的化身,人们对其生活具有探求的兴趣和窥视的欲望,阅读、观看明星私生活无疑是找到了一个满足窥私欲望的正常渠道。明星的成长、挫折、奋斗、成功,成为公众话题、公众事件,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宣泄心理。通过隐私、绯闻、丑闻的报道,以往头顶神秘光环的领袖、明星,被推下了舞台,彻底置身于“被看”、被“品评”处境。受众在阅读中消遣、评论、批评,从而获得满足,心理获得平衡与安慰。 市场的竞争和压力也造就了传记的娱乐化。著名专栏作家莫林·多德曾有一段名言:文艺的娱乐化是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摄影师不能停止,记者不能停止,制作人不能停止,编辑不能停止。而且,消费者不能停止。”娱乐化潮流既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媒体飞速发展、竞争加剧的产物。眼球、卖点、独家、重磅的追求必然导致内幕与隐私。 消费社会追求娱乐、快感、轻松,厌倦深度、思想,希望阅读对象具有通俗、猎奇、戏剧性等特点。当代名人传记的娱乐化,体现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的诉求,“在政治、理想、信仰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琐碎却真实的民间大众社会;在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在堂而皇之之下还有种种隐秘的内心角落。”⑤受众心理的需求造就了名人传记的娱乐化,反过来它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 但是,一味地迁就市场、追逐时尚,必然带来传记文本灵魂的缺失,美学的空洞,排行榜上的畅销作品转眼也许就成为文化垃圾。当代名人传记层出不穷但缺乏精品,缺乏经典,症结大概在于此。 媒介化:观看之道 技术是世界的构成方式和展现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数码艺术、虚拟现实、网络生存、超级文本等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大面积使用为尖端技术与艺术创新的结合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拓展。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中指出,“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艺术家成了技术革新能手。 技术的飞跃意味着媒介的日新月异,新的现实世界可以称之为媒介的现实,“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指出了技术在当代的意义。由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数字化,媒介铺天盖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按照马克·波斯特尔的理论,这种新的信息方式、媒介方式如同19世纪马克思研究的生产方式一般具有深广的意义。媒介与传记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阐释,一是媒介对传记审美要素、审美关系的影响,二是媒介对传记外部环境的改变。 媒介化生存成为传记的重要特点。对现代传记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胡适,20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传记的传主,但只有在消费社会媒介的强力操持之下,才能最终完成其偶像化、符号化的过程,胡适传记才能从文化界学术界扩大到公众文化领域,被不断地建构借用。进入“消费”领域后,胡适传记也不可避免陷入猎奇、耸动的漩涡。胡适的日记、婚恋、情事成为传记最大的噱头。而张爱玲在大陆的走红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媒介化的后果。没有媒介就没有畅销,当然也就不能经典。 在消费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经典?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梦想。戴安娜·克兰一语道破其中关节,“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要经历畅销书这一关”。⑥不仅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传媒,公众受传媒的引导,而且,批评家也受传媒组织和制约。图书的畅销与经典基本能用一个流水线来形容,即:作家写作——图书出版——广告——书评——畅销排行榜——畅销——专业批评推介——经典,在此流水线上,作家、批评家、文学链条上所有的人员最终都必须受制于“资本”,即掌握了作品商品属性的传媒,媒介的力量几乎决定了一切。 媒介的多样性决定了传记表达多样化的可能。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意蕴。传统传记以印刷介质为主,图书是其主要的方式。而网络时代媒介的多元带来传记形态的多元,非印刷介质的传记成为重要表征——电影、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形态,扩大了传记的内涵和外延。传记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通过多元媒介得到体现。 作为古代传记重要典籍的《史记》,其研究和考注历来困难不小。韩兆琦的《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借助多媒体的手段,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访术、采录古代遗迹,收录地图文物,使《史记》变得形象化、视觉化,古老的典籍焕发了时代风采,堪称里程碑式的新经典。 媒介的多元化提升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力。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人物志》影像系列,当属成功的影像传记范例,辑录了古往今来近千位名人,包括彼得大帝、林肯、贝多芬、狄更斯、凡高、圣女贞德、戴安娜等重要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从细节入手,通过实地拍摄、现场采访和旁征博引,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影音的双重魅力使观众犹如亲历现场,观众与历史人物所产生的心灵碰撞,如同与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2006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卡波特》,是一部关于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传记片。虽然卡波特小说早就蜚声美国文坛,但只有电影获奖之后,人们才真正知道这位举止怪诞、不合世俗、恃才傲物的文学家。媒介造就了这位文学与电影“明星”。 随着媒介的转换,传记的接受方式从“阅读”“发展为”“观看”,接受方式的转变将传记引入了“景观化”的消费社会,观看行为与观看权力成为关注核心。媒介技术的未知性、不可预测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网络化生存、虚拟人生使得人类的知行方式具有了无限可能。 网络博客的兴盛给传记研究和写作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所谓博客,原义为网络日志,即写在网络上的个人日记。但媒介的特殊性决定其与传统的差异性。一是其写作方式打破了私人与公共的界线,将私人生活用公共平台进行展示,而且过程几乎完全开放,读者可以随时评论和参与。二是简单的操作方式产生了大量民间写作者,众多散落在网络各处的写作者们有了一个自由展现的平台。三是博客带来了文学的民间化狂欢,但经典却渐行渐远。 作为网络日记,博客的写作者、阅读者跟传主基本趋同,按传统范畴属于自传性质,但网络的传播方式又是开放式的,可以随时修改删除,读者也能参与其中进行互动。那么其真实性问题该如何定位?博客中传主的身份又是如何构建的?其创作视角如何区别于传统?博客与传记的多元化、多媒体化具备何种关联?博客所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发人深省,亟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传统的认知中,人的主体性、真实性是一切艺术、技术的先决条件。但电子时代的主体本身是虚幻的、想像的、游戏的,网络主体常常是一个代码、一个符号而已,IP地址后面真假莫辨、雌雄莫辨。在超文本链接中个体只不过是一个节点,没有等级和高下,节点与节点之间可以无穷链接,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网络化生存跨越时空,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方式在此交互、融合、转换。显然,新的工具不仅改变了生产力,也改变了社会关系,从机械复制到电子传媒时代,作者身份出现了泛化、去主体化、集体生产化等趋势。以张扬传主的个性生命为美学要旨的传记应该如何面对无主的网络化生存?这是传记不容回避的问题。 消费文化给传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事实上,消费文化与传记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当代文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被图像符号所把握遮蔽,形成了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模式。语言的魅力正在消退,读图、读屏成为主要阅读模式,快感冲击美感,意义被形式所覆盖。这种事实,正在改变着当代文化和当代写作。 寻找消费文化与传记文学两者之间互动互补的内在关系,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艺术空间,才能接近事实与生活真相,才能通向传记本原,才能产生经典,完善传记美学体系。 里面可能有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