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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 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ｃｈ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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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下面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鲁迅《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一一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余华的《活着》赏析 是当代名篇 作者在此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富贵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等他再回到家，女儿已经成了哑巴，母亲也病了，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命运就是这样的作弄人，这样的令人无法琢磨，令人尴尬的无奈着，痛苦着。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饥荒饿得福贵的妻子家珍驼了背。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的红薯大打出手，福贵的儿子为救学校校长的老婆产后大出血，踊跃献血，忙乱中被抽多了血，死了……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看几页，都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临到福贵的头上，在小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泪和痛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我真的不想继续我的痛苦，我真的不想再折磨自己，想自己也算是个“久经考验”的读书不少的人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会为了一个并不关乎自己任何前途命运的一本书而“浪费”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真的在心里痛斥大骂这个余华，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弄那么悲惨，仗着自己有点才华就那么肆意的折腾读者的感情，真是太没人道了，不过，倔强的自己还是顽强的把这本上看完了，另一个心思却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文学艺术造化，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书之一，我也因此想到了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艾米丽·卡特对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的评价，艾米丽对《活着》的语言、情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法，简朴优美，未曾雕饰的魅力及小说中关于生、死、命运的内涵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艾米丽写道：“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的作品”。 余华在书中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忍受，忍受生活赋予的快乐和痛苦、幸福和不幸、悲伤和高兴以及兴奋和无奈等等……哪怕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也要坚强的忍受，这个就是书的本意内涵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我猜测的一种。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 中年去掘藏， 老年做和尚。” 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的讲述者自己在慢慢降临下来的夜幕中说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我真的有种不愿意的猜测，余华是不是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只是仅仅活着，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它和其他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而没有其他任何过多的意义？在表达手法上，他用一种近乎冰冷且似乎没有温度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这般的循环往复，一代又一代的周而复始…… 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想到这些，再想到不久前的[静在深秋]友的《祭奠自己》，再想到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说“……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确实有点令人不寒而栗、毛骨耸然。现实中痛苦和快乐的人们不禁要问，生命的意义难道是真的如此脆弱
残雪最近通过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身份热了起来，估计她的小说会大卖一波。先看她有哪些作品，残雪已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污水上的肥皂泡》、《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旷野里》、《公牛》、《山上的小屋》、《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天堂里的对话》、《天窗》，中篇小说有《黄泥街》、《苍老的浮云》，长篇小说有《突围表演》等。这个是公开资料，到处都可以查到。下面说点查不到的。残雪在国内没什么名声，但是在小说界还是地位很高的，特别是在国外，甚至可以说是神级人物。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读她的小说。如果你以常人心态想去看看这位诺贝尔奖大热门的作家小说如何精彩，大机率会读得想吐。她的小说写得奇奇怪怪，隐喻上含混莫名，有极大的歧义，叙事上极反常规，给人感觉非常牵强。风格上怪诞飘忽，语言还带有种翻译腔的味道。她的偶像是卡夫卡，她自认已经超越了她的偶像。但就是这种正常人不好理解的风格为她赢得了极大地赞誉。她的小说日译本是最多的，我们知道，日本小说的怪异性和他们的电影有得一拼。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就是莫言、阎连科、残雪。而在崇尚先锋主义的美国人眼中，中国最好的小说家，就是残雪。到底是我们不懂小说，还是老外不懂小说？都不是。我们爱看的是逻辑清晰、情节紧张、文笔优美的作品。我们是普通大众，普遍沉溺于鸡汤、正能量和符合我们文化传统结构的作品。我们因循守旧，不想改变自己。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很不喜欢鲁迅了。当然，残雪和鲁迅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种把血淋淋的东西通过文字揭示出来，摆到我们面前的方式，两人有些类似。鲁迅揭露的是人性，残雪剥开的是灵魂。但是文艺作品都是需要触及灵魂的，她有何不同？我们传统的或者现代的文学，都是通过人物、情节来揭示背后的思想流动，我们平时觉得好的作品，都是“读进去了”、“感同身受”，是通过代入主角来感受灵魂的美好或者肮脏。残雪不一样，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能把人物灵魂彻底打碎，然后展示给读者。她小说的书写对象就是灵魂本身，我们读她的文字，时刻要准备被她刺伤。也正因为她这种思维方式，她的小说混乱不堪，就好像后现代主义魔幻画作，给正常人的观感就是无从抓住她的逻辑，从而产生眩晕和呕吐感。这正像我们当代诗坛形形色色、古古怪怪的现代诗。我们读不懂，并不代表他们不好。他们其实在混乱之中，隐藏了自己的主线，或者说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我知道
周作人《乌蓬船》一、作家简介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他比鲁迅年少四岁，早年也和鲁迅一样东渡日本留学。他禀赋聪颖，精通日语，又通英语和希腊语，中国的古书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誉为“博识”。一九一一年回国以后，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深恶黑暗的社会现实，“五四”文学革命时，他就曾举起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更在挽联上奋笔直书：“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但是，就在这积极入世的姿态背后，却还隐伏着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悲观看法。他曾说：“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在写于一九三三年的《知堂文集序》里，他更说自己“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使人想起鲁迅，他也同样痛感到封建历史的沉重因袭，也曾多次以宋末、明初的黑暗世道来例比现实。但在鲁迅，失望越深，反越煽旺了“绝望的抗争”的冲动；而在周作人，博识和敏感加在一起，却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倘说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却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在愚民专制的国度里，清醒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但如果被这清醒浇灭了热情，那就反而成了坏事。周作人似乎正是这样，年岁越长，阅历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动的时刻。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标可以追寻，他就只能以调整主观态度来稳定自己；既然无需急急地赶向前方，那就干脆放慢脚步，随意游逛消闲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在《雨天的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虽然“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他却仍然祈望自己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很怀念那种“田园诗的境界”。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似乎还在田园诗和道德文章之间犹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发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样的怒叫。但到写于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关于写文章》里，他却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倘按照这个标准，《乌篷船》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二、作品分析有许多散文一下子就能够吸引住我们。因为它们那饱含深情的辞句和激动人心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像把你拉到一道壮阔的大瀑前面，不由得你不动心。但也还有另一种散文，它本身并没有涂着鲜艳的色彩来惊撼我们，但在它那些貌似平常的辞句后面，却往往流动着一种特别的情趣，宛若浓荫下的一条暗溪，悄悄地滋润我们的心田。周作人的《乌篷船》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倘在嘈杂的车厢里一目十行，你很可能觉得它淡而无味；但如果在静夜的台灯下从容品味，你或许却会在掩卷之后浮出会心的一笑。（一）情绪内涵1、写出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用轻描淡写掩盖思乡感情。《乌篷船》是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很为人所称赞的一篇。初读有琐细和平淡之感。说它琐细，《乌篷船》里记叙乌篷船的用途、种类、结构、外形，几乎是絮絮地谈，状物唯恐其不细，绘貌唯恐其不周。那些工匠式的介绍特别是那几句对船头的描述：“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分明流露出了对家乡风物的亲近感情。尽管作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却不难揣想他那副津津乐道的表情。那些似乎漠然而处的形容句更都一个个活动了起来：跨上脚划的小船，“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这感受多么真切，我们仿佛也坐在左右摇晃的小划子里，迎着岸边的泥土和小草靠过去了。 《乌篷船》用的是简体文字，是为外乡朋友子荣君介绍家乡风物而写的，记叙中的琐细，微微沁出一种人情味的温暖。2、表现作家内心情绪的闲适、自如，完全放松的态度。作家正是用一种洒脱的笔调、平淡的语言，渲染出一种物我两相会的情境。说它平淡，《乌篷船》在细细介绍船本身后，转而向收信人建议一种乘乌篷船的态度。作家的意见是：以为船速度是缓慢的，乘客坐在船上，“应该是有山的态度”。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期待作家把船行水上的见闻尽情地写上几段美文，但读下去，却很平淡：四周的景物，无非是“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仅此而已。没有辞藻装饰，而行船夜景，也只有这么的一句：“夜间睡在舱中，听水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而泊船看庙戏，则只说“在船上行动有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然后引申到对“布业会馆”里上海的猫儿戏的讥评。真是平淡得可以！但，假若你再细细玩味，就又会发现这种平淡是作家有意识的一种平淡。3、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看上去他是在历数沿河的景致，从岸旁的乌桕、红蓼和白苹，到稍远处时时可见的山，各式各样迎面而来的桥，都记得那样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讲述夜航的趣味，从舷下的水声橹声，到岸上的犬吠鸡鸣，描绘得那样生动；看上去他是在怅叹旧俗的衰亡，从庙戏如何有趣直说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剧场多么粗俗，好恶又是那样分明！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话。他并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家乡有哪些风物，他更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领略这些风物。他一开头就告诫说：“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这岂不太慢了吗？可作者说，正是要这样慢：“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写到雇船看庙戏时，他更明白说：“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原来，作者笔下的那些山、水、树、桥，都是要用这样慢悠悠的态度才能欣赏的，重要的不是田园景致，而是抱着闲适的心情去亲近它们。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满面，更不是怒气冲冲；心平气和，悠闲自在，不惊不乍，随遇而安——这似乎就是《乌篷船》作者偏嗜的处世态度。（二）美感特征对于浮躁时代里的芸芸众生来说，领略周文，能唤起一种乡土情结，升腾起一种淡淡的心境。周作人的选材极平凡琐碎，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所谓“中年心态”。周作人的小品常将口语、文言和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很耐人咀嚼。他的闲话体散文有些类似明人小品，又有外国随笔那种坦诚自然的笔调有时还有日本俳句的笔墨情味，周作人显然都有所借鉴，又融入自己的性情加以创造，形成平和冲淡、舒徐自如的叙谈风格。人们常用“闲适”来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期间蕴涵着丰富的审美内容，一方面是淡而且深的寂寞之苦，另一方面又别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忧患中有洒脱，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凡人的悲哀”。
《骆驼祥子》赏析 [结合原文分析] 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貌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小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在这个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为一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唯一的指望，后来却憎恨拉车，厌倦拉车。连他的外貌，也变得肮脏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他不向命运低头，他要强，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点评] 《骆驼祥子》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人物的成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作家都不同侧面地写到了人力车夫，但他们是以一个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观察和道德评价，对折个职业或扩而大之对下层劳动者给予同情或赞美。他们都没有真正深入到一个车夫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内心中去。车夫这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新职业真正以丰满的形象立足于文坛，是老舍的功劳。老舍笔下的祥子来自乡间，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也带着农民的质朴和固执。当他任准了拉车这一行，一心想买上自己的车。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用三年世界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这个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忍每个人有半点幻想。一次次的被偷车，一次次的梦想成为泡影，一次次遭受生活的打击，祥子开始厌恶拉车，厌恶劳作。生活作弄了他，他也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出卖他人换钱，祥子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变成一具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老舍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劳动者生活空间的威压。小说中另一个鲜活的人物是虎妞。她身上十足的生活味道，她的可鄙也可悲的命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老舍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融入外国文学的景物铺排和心理描写，使祥子和虎妞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 《骆驼祥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骆驼祥子》偏重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这些京腔京韵的北京风情为小说增加了不可代替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不时闪现出类似的对“个人”主义鞭笞和否定：“他（祥子）是个还有吃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由此表现出对“个人”主义的深刻反省。《骆驼祥子》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部现代文学文本，一方面它是由包括“个人”觉醒（个性解放）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催生而成的，另一方面它反过来表示了对这种“个人”意识的深刻怀疑。可以说，这部小说体现了中国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中“个人”（观念）的处境。 在《骆驼祥子》中，当"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的祥子，在所有的希望破灭、所有的路被堵住后，逐渐被逼入命运的死胡同。这时他开始"投降"及至完全堕落。我们发现，作者在这场"个人"与命运的较量面前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似乎以为，置身于强大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现实之中，"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无论个体怎样挣扎、奋斗都是无济于事的，终究逃脱不了毁灭的悲剧，于是他让祥子完全被命运击倒了，从而体现出强烈的宿命意味。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彻底认同那种古老的因果观，他借小马儿的祖父之口说："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由于传统期待的因果报应并没有出现，祥子终于在绝望中明白："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到了恶报"。同时，在"个人"与命运较量过程的始终，作者对"个人"仍然是不信任的："他（祥子）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这样，作者干脆同时否定了因果观和"个人"的努力。 由此看来，《骆驼祥子》在处理"个人"与命运的关系时，从整体上显示出暧昧的气息，作者既无法挣脱宿命的悲哀，又不能完全相信"个人"的力量。这显然与作者老舍本人的"个人"观念--对"个人"的疑虑态度密不可分；另外，深受中国市民文学传统熏染的老舍，其作品中常留有这一传统"因果报应"观念的残余，也是导致《骆驼祥子》既不能认同宿命也无法清晰地为个人提供出路的原因。《骆驼祥子》表明，中国现代的"个人"观念受到了一种新的决定论的严峻挑战，而这种新的决定论缘于具体历史情景在作家视野里的强行渗入。这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充满灾难的历史现实，像一道最高律令高悬在作家们的头上，使他们无法轻易言述"个人"的一己悲欢，即使有所言述，也要越过"个人"去探究国家、民族的命运。正是内忧外患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宿命"，它逼促着作家们进行内心的乃至行动的选择：或激愤，或低沉；或积极，或悲观；或行走呼号，或避让退缩，等等。这就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五四以来"个人的解放"的使命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忧患又冲淡着这一使命的走向深入。在这种情形下，以"个人"为本位或中心的观念难以为继，且一直处于卷曲的状态，也是大势所趋。而隐隐蕴含着"个人"郁苦的《骆驼祥子》在表现"个人"两难处境方面，极具代表性
密切与人民的联系，适应时代的需要，深刻地反映社会，提高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曾见论者说，文学与时代无关，与时代越疏离就越回到“文学的本真”。危哉斯论！文学的“本真”是什么？就是作为人类活动和自我实现的基本领域，文学参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劳动创造，以艺术形态反映社会、服务社会，就是它的生活-社会-历史-文化的含量及其优劣，以及它们“进入”艺术的深度及其技巧的高下。中国当代文学，循此前进，庶几可望远大发展！现在问题恰正是文学疏离了它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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