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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地深入发展,信息革命地日新月异,我国社会体制也正进一步地完善,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颓废文化思想的侵蚀,加上一些不负责的传媒和商业影片过分渲染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国内拜金主义、读书无用论及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导致社会出现了人生价值的多元化选择。特别是我们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并且易变时期,对社会当前存在的不良因素及诱惑难于辨别而且缺乏足够的自觉抵抗力,因而对人生感到迷茫和困惑,人生价值取向失衡,思想产生偏激和叛逆,出现厌学、逃学、整天沉浸在游戏机厅、网吧里，甚至在与社会正轨相背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最终不能自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刻,辨别是非能力薄弱,有强烈的好奇心,另外青少年模仿能力很强,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有这样的一个少年犯张XX,16岁，是看了很多港台警匪战片和武侠小说,对其中“老大”的任务和打打杀杀的场面很羡慕,总想着几个人组成团伙,占领一条街,称王称霸,一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结果被判4年 学习法律知识是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需要。有些青少年由于不懂得法律,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用“私了”，或者采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有的人一辆自行车被人拦路抢走了,这个人不去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叫上了几个朋友去向坏人索要,并将对方打伤致残,结果这个青少年倒犯了故意伤害罪。 此外，学习法律知识也是强化社会主义道德意识,提高道德修养，促进自己健康成长的需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光荣与耻辱、诚实与虚伪等观点，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规则的总和。道德和法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类社会规范,都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和尺度,也是广大青少年必备的基本要素。 我国法律的实施一方面要靠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也要靠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也是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好公民的起码条件,每一个公民都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 要遵守宪法,首先要学习法律,了解法律,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不懂得法律,没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但不能自觉地遵守法律,而且还会做出违反法律甚至违法犯罪的事情来。由于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青少年不懂得法律。例如有的青少年交朋友、谈恋爱,当对方不愿意并提出中断恋爱关系时,他就不择手段地威吓甚至用暴力来伤害对方,这明明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他反而认为是在谈恋爱。这些例子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法律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因此,所有的青少年学生应该自觉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从身边发生的违纪行为导致处分、或一些因违法导致铁窗生涯而悔恨终身的案例中吸取教训。青少年应坚定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信念；树立远大理想,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勤学苦练,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自己，用优秀思想文化影响自己,激励自己；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努力提高知法、用法、守法和护法的水平,让法律一直随着我们成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严厉、冷酷、无情或其他的一些类似不尽人情的形容词来描述。但我们的老师却把课堂气氛调节的十分活跃，使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想法、看法。在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下，同学们的思想更开放，思路更清晰和活跃，大家学会把一个案例从多方面去考虑，我们经常在课堂上争的面红耳赤，大家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再结合老师的指引，我们对法律知识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法律本身的影像也更加深刻了。课堂教学中各个案例的选择，不仅针对所学知识，而且很贴近我们学生生活，所以针对性较强，我们理解起来也更便捷和透彻，真正调动起我们学习法律的热情和积极性。 法律不但保护了我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而且即使对罪犯的惩罚，也是一种警摄和教育的作用。法律就像一个程序，只要人们按照这一程序运行，生活就会更加安定和谐，社会经济也才会更加有序发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对不遵守规矩的人，法律也会有网开的一面。比如，对于犯罪后主动自首或检举其他犯罪现象的，尽量使自己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那么，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减轻或从軽处罚。这样，才更能体现法律“教育为先，惩罚在后”的理念，也才会让犯错误和违法犯罪的人有悔过自新的机会，使一部分违法犯罪的人能向好的方面发展，为社会造福。 当然，法律对那些严重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人的打击又绝不留情。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又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保证。比如，像杀人、抢劫等对社会造成及其恶劣影响的犯罪行为，法律都施以重刑，甚至是死刑，给罪犯以严罚，同时给众人以警世！ “有法天下和”。法律是社会重要的组成，是一个准绳，通过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去造福社会。所谓： “ 法有严格条, 律有人性规, 人守法而高, 情通法更贵! ”
有关法学与爱的三个话题请允许我在开头就突兀地提出自己新近的一个小想法：我坚信，法学的内在，正是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是的，这个念头有一些乌托邦的味道，并且掺有太多因温情脉脉而显得模糊不清的暧昧，使其更像是歌德诗作中拙劣的一行，而不应出现在一篇西方法律思想史论文的开头。但，我希望自己这不成熟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肯定，并付之身体力行，成为法学研究的信条、法学教育的目标。或者，其实在我做出自己的论述之前，当下的大多数法律人早已或清晰或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队法学进行深刻的探究正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争名逐利。这，更能让我欣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论述让自己切实地明白真相是否如此，倘若在其中我发现了自己是错误的，或者由他人指出，我也是同样深感庆幸的。虽然，在论述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接受正规法学教育之前，我就早已坚信，正如冉阿让所说，除了相互关爱之外，世人别无他事可做。1， 关于我与法学这个之于我——一个法学本科生——来说不啻为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大发现其实起源于一次读书经历，它并不能算是多么奇特，但却绝不普通。就像瓦格纳在半梦半醒之间脑中迸出冥思已久的序曲间调一样，“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顿悟”。何勤华老师在《战争与和平法》的“中译者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中心思想，凝聚到一点，就是对人类和平的执著追求，就是对人类的爱。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坐在敬文图书馆三楼广阔的中央大厅里。午后的阳光通过天顶大块的玻璃直射下来，一种暖洋洋的温馨在我周身洋溢起来，如同一片墨迹的淡淡晕染。我看着那些空无一物的明亮，心中突然爆出意种惊恐的木然和碎裂的声响，铁马冰河，天崩地裂。这种莫名的错愕，源于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法律所怀有的不友好的印象。造就这种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每个男孩子在少年时期都会具有的那种如同犀牛般的反叛脾性，对执政者的天然的抵触。在我高二高三那段最精彩的文科班生涯中，周围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地信奉无政府主义，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牢记着雨果在1862年元旦为其著作《悲惨世界》写就的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就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的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磨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痛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使无用的。在重新回味这段话的过程中，我仍然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脑海中依旧会泛起那些恶毒的法律与刑罚对冉阿让所做出的迫害，而想到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那些因法律的不公而带来的悲剧。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最近的“许霆案”，这个闹剧所反映出的，也许不仅仅是司法者的愚蠢，而更是法律本身的某些特质吧。当我们班——一群“新生的法律人”在对此案进行课堂讨论时，竟然有更多的同学说，也许法律错了，但，法律就是法律，无论我的内心如何，我只能认定其是盗窃金融机构。我当时顺应着她们悲哀地感受着这种无奈。这就是我在接到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所遇见的场景，我将投身给这样一个矛盾的事业——彪炳正义，本身却正是正义最大的破坏者。是的，正义，在法律人的脑海中，这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词汇中。在我所已经接受过的将近其一半的本科法律教育中，似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如何正义。没错，很多老师跟我们说过正义的概念，种类繁多，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但是，却从来没有老师告诉过我，我是否应该为我心中的愤怒而奋不顾身，提携玉龙为君死，我以我血荐轩辕。也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如马英九主席一样对法科学生的要求：“法律学子应立誓秉心公正、为民谋福、担当正义守护，否则即不配学法！”反倒是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些启迪。寒假时，我陪母亲看央视热播剧集《闯关东》，其中有一个片段: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下，法庭被震得微微颤动，中国法官冒着生命危险，也顶着亲日政府的压力，依然裁决了作为被告的日本人败诉。母亲连头也没回、淡淡地跟我说，你以后也要做这样的法官。母亲的这种她认为理所应当的期许让我倍感羞愧，我深知这一切有多么难，在一个司法并不独立的国家。我相信，在我之前，就已有很多的法律学子为没法实现母亲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个最起码的盼望而内疚。可我并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或者，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我也只能痛苦地相信，或者无力地辩解，这不怪我们，我们尽力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对不正义的妥协。为此，我始终在寻找，法律这个领域里，“正义”这个支点究竟在何处。哪怕，只是为了面对母亲时，能拥有一份坦然。2， 关于战争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也许，何勤华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找到答案了，而且答案竟然如此简单——爱。原来真相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法学的目的在于设计一种使全人类或者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和谐的秩序，正如博丹提出国家的主权、洛克倡导权利的合理分配、卢梭呼吁良好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这些伟大的天才，他们在进行法学研究时，心里充斥着的，正是对全人类的无私的爱。而我眼前的这本书——《战争与和平法》，无疑也是格劳秀斯先生基于这种天才的爱而完成的“世界性的著作”。在《战争与和平法》这本书中，格劳秀斯先生依次探讨了战争发生的原因、财产权与人身权的本质以及其所依据的理由、所有权的义务、王室继承权的规则、受契约保护的权利、条约的效力和解释、以及国际法上的主体等等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凡此种种，起目的都在于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这句简单的概括有些冷冰冰的工业世界特色，它的背后所隐藏似乎是更大批量的战争。因为，由工业社会所约束的思维往往有一个：一个事物的规范化必然导致批量化。所有的大规模产业无一不有自己的“规则”。若战争也应验此规律，那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天才的荷兰人当然不会是战神的侍从，他的理论也自然不会是爱因斯坦最终早就了原子弹的相对论；他为战争所设计的规则，旨在从对战争三个重要环节的规定从而达到对战争的全面限制、对非正义战争的彻底根除，这三个环节分别是：挑起战争的原因，战争中的具体行为，结束战争的机制。这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成果之一，却正是“荷兰的囚徒”所身经的那个苦难时代的产品。本书出版在1625年，17世纪刚过去四分之一的时候。整个欧洲处在一种看似平静的氛围之中：宗教改革已进入尾声，资产阶级尚未剑拔弩张，王室贵族与教会还在享受残存的荣耀。但在后来，这种平静很快就被证明是各方势力暗中彼此消长而表现出的一段僵持：宗教改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正蓄势待发，王室贵族与教会已无可救药却仍希冀苟延残喘。打破寒潭，在海峡对岸，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光荣革命；而在欧洲大陆，则是最终拖垮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三十年战争”。处在这样一个瓶颈般的年代，荷兰的天才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利益分配即将开始，战争这“伟大的清洁剂”必将涂炭生灵。他深知，战争对于执政者来说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却是最深重的苦难。正如荷马所哀叹的：“阿瑞斯的光荣的巨盾上满是勇者的鲜血！”我猜想，天才每思至此，必当泪如泉涌，情难自禁。他明白，他无法阻止战争的到来，那么，也许，他就只能尽一己之力使人类受的伤害尽量减少。这正是格劳秀斯先生最可爱的地方，也许他的理论毫无作用，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战争该杀伤多少人依旧杀伤多少人，但是他做了，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表达了自己的那份伟大的爱。他在临睡前、临死前都不会遗憾了。（他让我莫名地想起许三多。）然而，他做到了，在他之后，战争是有了一套详细的规则，从宣战到停战，一切都必须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地进行。固然，这不是单凭他的一本书就做到的。但，正是他率先发出了和平的呼喊，后世大家云集响应，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卓绝努力，才最终创造了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谁能说，这不是法律人献给全人类的最广博无私的爱？3， 关于死刑这是《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八章的章节名称。在看贝卡利亚的这本书之前，我是坚持死刑存置论的。我相信读过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人都会坚持死刑的正义性。我可以列举很多，《ABC谋杀案》、《人性记录》、《斯太尔斯庄园奇案》等等，波洛可不愿意像福尔摩斯那样去找一个化妆成乞丐的男人，除了伤亡惨重的恶性犯罪，可没有什么值得这个生活品味颇高的矮个子比利时人为之动用他那“灰色的小细胞”。从而，他所挖掘出的犯人，无一不是令人欲杀之而后快的。其中，《东方快车谋杀案》无疑是最著名的，而它也因众所周知所以引用起来相当方便，它唯一不同的地方倒不在于其复杂而精致的犯罪手段，而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杀人的人而是被杀的人：小阿姆斯特朗被一个罪犯绑架并谋杀，这个罪犯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逃脱刑罚，但多年后，小阿姆斯特朗的家人们在一列火车里谋杀了他。我相信没有会认为波洛对这一干杀人犯不予追究是不正义的，反而，我们只会抱怨法庭的无能、法官的腐败。在法学范围内，它可以扯出很多相关的话题，自然正义啦，同态复仇的正义性啦，但是，我在那时只愤慨地想到，若在现在，那个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死的，那么多无可救药的杀人犯都会在英美舒适的监狱里度过余生，这简直是对法律的嘲笑。这种想法，后来看女王的很多小说时都会泛起来。请注意，我上面说到了“无可救药”，这是我所有这些自以为正义的愤怒的一个错误的基础。当然，这是贝卡利亚告诉我的。在贝氏关于死刑废止的论述中，我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两个论点：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的生命，包括执法者；死刑并不比终身苦役刑更具有改善力。“关于死刑”这一章并不长，但小贝（他写这书的时候好像只比我大五六岁）始终在傲气十足地围绕着这两个论点在进行对死刑的讨伐，但是他的论点在说明什么？前者是在竭力保证犯罪人的生命权，这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却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好的。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诗人一般的论点，像顾城一样说：“我眼睛看到的地方都盛开着花。”他让我记起一个小孩子，他说，谁说动物就想到大自然里去呀，小老虎找不吃的会饿死，小鹿会被大老虎咬死，还是动物园里最好。天才的通病是太单纯。世人都这么说。小贝希望每一个人皆能如他一样明白：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的，只要这个社会施予其足够的爱心，而不是将社会在那些恶性犯罪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都推卸到罪犯一个人身上，让他一死了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怀有天才的如此傲岸的爱的，他的博大无边的爱促使他不能放弃对任何一个灵魂的关怀。其实，对“全人类”这个虚泛的概念的爱并不是很难去怀有的，它只需一种悲悯之心，这是可以由文学、宗教等培养而成的；而将爱无分高低地施予每一个个体身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嫉恶如仇，是正义；关怀包括正义在内的每一个人，这是接近于神性的高尚。在后世，有众多的法学大家也正是基于他们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而“为废除死刑而战”（其中最为杰出的无疑是罗贝尔·巴丹戴尔）。他们也应该受到与小贝相同的尊敬。结语第一次毫无限制地些论文，于是就真的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了。谢谢老师的自由题目，也谢谢老师的费神批改。（很幸运能上老师的课）法学是爱，请相信我。爱是经久忍耐，慈悲为怀。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吹，爱是不狂妄，爱是不乖张，爱是不自私，爱是不轻易动怒，爱是鄙视不义，爱是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语出《圣保罗至哥林多书》参考资料1， 关于第一个话题，除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法律的不正义在这三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巴尔扎克的稍温婉一点。向这三位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致以同样的敬意。2， 关于第二个话题，以电影为主，奥黛丽·塔图主演的《漫长的婚约》，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爱国者》，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特洛伊》，刘德华主演的《投名状》。战争毁灭一切，阿瑞斯与黑帝斯的双手始终紧紧相连。和父亲一起看的《爱国者》,父亲哭了。3， 关于第三个话题，除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外，还有罗贝尔·巴丹戴尔的《为废除死刑而战》。对死刑的论述同样深刻，前者在理论，后者在亲历。还有两部小说，莫言的《檀香刑》和潘军的《死刑报告》，前者写了一个刽子手的生涯，后者写了许多死刑的冤案。前者远比后者精彩。4， 还有什么。《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陈长文、罗智强著，法律出版社2007版。《刑法格言的展开》，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2005版。《先知》之第十三篇：论律法，【黎巴嫩】纪伯伦著，王立译，北京出版社2006版。引用到了这几本书的词语和造句方式。
分权，既是一种政治学说，又是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分权思想由来已久，是许多政治思想家反复论述的重点话题之一。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此可谓分权学说的萌芽。罗马征服希腊后，波里比阿在被拘押罗马期间，对罗马的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40卷《罗马史》。他在第6卷中指出，罗马强盛的原因在于遵循了政治循环、混合政体和制约均衡三大原则。他所谓混合政体，涉及了奴隶主和自由民在一定程度上的阶级分权问题；而他所讲的制约均衡，也有分权制衡思想的含义。后来，罗马统治者正式将这些原则写进了罗马法。近代，西方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制宪者先后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分权理论。16世纪初，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统一意大利的政治方案——混合政体，即平民代表(资产阶级)、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共同掌权的主张。这一主张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分权”一词，但包含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阶级分权思想。17世纪，英国理论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联盟）权。他主张，立法权应是首位重要的权力，应由国会行使，执行权和外交权是次要的从属权力，由君主行使。洛克把主要由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国会的权力放在首位，首次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分权的问题，为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随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集分权学说之大成的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阐明了分权和制衡思想：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二是三权之间不仅分立，而且要互相制衡。三是在统治者内部，“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孟德斯鸠超过前人之处，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划分更为明确与科学，他首次提出了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独立地位，使分权理论趋于完备。同时，他不仅阐发了阶级分权，而且还强调了阶级内部的分权与制衡问题。美国是把分权制衡理论彻底完善为双重分权说并运用于政治实践的典型。美国独立战争后，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汉弥尔顿等人在所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中，根据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将三权分立思想作了最充分的运用，使之具体化为美国的政府体制。另一位美国政治家杰弗逊则提出,美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如何管理好这样的大国，应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实行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同时实行中央与州两个层次之间的分权。这种纵横分权的结合，即为双重分权体制。双重分权的出现，标志着分权理论的完善。通观分权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分权主张最初的提出，都是为了反对专制、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即为了达到阶级分权的目的。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孟德斯鸠，分权学说都是作为争取分享统治权的武器而提出的。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平民、自由民与奴隶主阶级分权，近代西方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权。所以马克思指出：“在某一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3]显然，就近代西方来看，分权学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第二，在革命胜利、一个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之后，分权学说的实际含义，便由阶级分权转变为阶级内部分权，即通过政治体制上的分工与制衡，来防止本阶级内部产生新的专制。分权学说在美国宪法中的体现及美国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尤其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看来，革命成功后的分权实质上并不是阶级分权，因为“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罢了”[4]。那么，从加强权力部门的分工与协调、防止个人或某个权力机构的专制这方面来说，阶级内部分权理论(即分工与制衡原则)也颇具进步意义。第三，不论古代还是近代，不论作为革命思想武器的阶级分权说还是作为阶级内部分权的分工与制衡原则，都发挥了争取更多人的权利、反对专制独裁的进步作用。所以，分权学说是各国历代政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果。分权学说不应被视为某个国家某个阶级在某个特定时期所专有的东西。
走三步而退两步。
走三步而退两步。
分权，既是一种政治学说，又是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分权思想由来已久，是许多政治思想家反复论述的重点话题之一。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此可谓分权学说的萌芽。罗马征服希腊后，波里比阿在被拘押罗马期间，对罗马的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40卷《罗马史》。他在第6卷中指出，罗马强盛的原因在于遵循了政治循环、混合政体和制约均衡三大原则。他所谓混合政体，涉及了奴隶主和自由民在一定程度上的阶级分权问题；而他所讲的制约均衡，也有分权制衡思想的含义。后来，罗马统治者正式将这些原则写进了罗马法。近代，西方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制宪者先后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分权理论。16世纪初，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统一意大利的政治方案——混合政体，即平民代表(资产阶级)、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共同掌权的主张。这一主张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分权”一词，但包含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阶级分权思想。17世纪，英国理论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联盟）权。他主张，立法权应是首位重要的权力，应由国会行使，执行权和外交权是次要的从属权力，由君主行使。洛克把主要由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国会的权力放在首位，首次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分权的问题，为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随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集分权学说之大成的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阐明了分权和制衡思想：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二是三权之间不仅分立，而且要互相制衡。三是在统治者内部，“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孟德斯鸠超过前人之处，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划分更为明确与科学，他首次提出了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独立地位，使分权理论趋于完备。同时，他不仅阐发了阶级分权，而且还强调了阶级内部的分权与制衡问题。美国是把分权制衡理论彻底完善为双重分权说并运用于政治实践的典型。美国独立战争后，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汉弥尔顿等人在所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中，根据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将三权分立思想作了最充分的运用，使之具体化为美国的政府体制。另一位美国政治家杰弗逊则提出,美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如何管理好这样的大国，应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实行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同时实行中央与州两个层次之间的分权。这种纵横分权的结合，即为双重分权体制。双重分权的出现，标志着分权理论的完善。通观分权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分权主张最初的提出，都是为了反对专制、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即为了达到阶级分权的目的。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孟德斯鸠，分权学说都是作为争取分享统治权的武器而提出的。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平民、自由民与奴隶主阶级分权，近代西方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权。所以马克思指出：“在某一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3]显然，就近代西方来看，分权学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第二，在革命胜利、一个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之后，分权学说的实际含义，便由阶级分权转变为阶级内部分权，即通过政治体制上的分工与制衡，来防止本阶级内部产生新的专制。分权学说在美国宪法中的体现及美国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尤其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看来，革命成功后的分权实质上并不是阶级分权，因为“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罢了”[4]。那么，从加强权力部门的分工与协调、防止个人或某个权力机构的专制这方面来说，阶级内部分权理论(即分工与制衡原则)也颇具进步意义。第三，不论古代还是近代，不论作为革命思想武器的阶级分权说还是作为阶级内部分权的分工与制衡原则，都发挥了争取更多人的权利、反对专制独裁的进步作用。所以，分权学说是各国历代政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果。分权学说不应被视为某个国家某个阶级在某个特定时期所专有的东西。
分权，既是一种政治学说，又是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分权思想由来已久，是许多政治思想家反复论述的重点话题之一。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此可谓分权学说的萌芽。罗马征服希腊后，波里比阿在被拘押罗马期间，对罗马的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40卷《罗马史》。他在第6卷中指出，罗马强盛的原因在于遵循了政治循环、混合政体和制约均衡三大原则。他所谓混合政体，涉及了奴隶主和自由民在一定程度上的阶级分权问题；而他所讲的制约均衡，也有分权制衡思想的含义。后来，罗马统治者正式将这些原则写进了罗马法。近代，西方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制宪者先后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分权理论。16世纪初，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统一意大利的政治方案——混合政体，即平民代表(资产阶级)、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共同掌权的主张。这一主张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分权”一词，但包含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阶级分权思想。17世纪，英国理论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联盟）权。他主张，立法权应是首位重要的权力，应由国会行使，执行权和外交权是次要的从属权力，由君主行使。洛克把主要由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国会的权力放在首位，首次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分权的问题，为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随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集分权学说之大成的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阐明了分权和制衡思想：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二是三权之间不仅分立，而且要互相制衡。三是在统治者内部，“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孟德斯鸠超过前人之处，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划分更为明确与科学，他首次提出了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独立地位，使分权理论趋于完备。同时，他不仅阐发了阶级分权，而且还强调了阶级内部的分权与制衡问题。美国是把分权制衡理论彻底完善为双重分权说并运用于政治实践的典型。美国独立战争后，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汉弥尔顿等人在所制定的1787年美国宪法中，根据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将三权分立思想作了最充分的运用，使之具体化为美国的政府体制。另一位美国政治家杰弗逊则提出,美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如何管理好这样的大国，应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实行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同时实行中央与州两个层次之间的分权。这种纵横分权的结合，即为双重分权体制。双重分权的出现，标志着分权理论的完善。通观分权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分权主张最初的提出，都是为了反对专制、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即为了达到阶级分权的目的。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孟德斯鸠，分权学说都是作为争取分享统治权的武器而提出的。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平民、自由民与奴隶主阶级分权，近代西方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权。所以马克思指出：“在某一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3]显然，就近代西方来看，分权学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第二，在革命胜利、一个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之后，分权学说的实际含义，便由阶级分权转变为阶级内部分权，即通过政治体制上的分工与制衡，来防止本阶级内部产生新的专制。分权学说在美国宪法中的体现及美国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尤其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看来，革命成功后的分权实质上并不是阶级分权，因为“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罢了”[4]。那么，从加强权力部门的分工与协调、防止个人或某个权力机构的专制这方面来说，阶级内部分权理论(即分工与制衡原则)也颇具进步意义。第三，不论古代还是近代，不论作为革命思想武器的阶级分权说还是作为阶级内部分权的分工与制衡原则，都发挥了争取更多人的权利、反对专制独裁的进步作用。所以，分权学说是各国历代政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果。分权学说不应被视为某个国家某个阶级在某个特定时期所专有的东西。
我明白道理可以写
我明白道理可以写
可以从汉姆拉比法典开始写啊、大致的介绍一下汉姆拉比法典的内容和主题构思，然后在可以查一下西方法律史的简表，选择几个重要的法典（像查氏丁尼法典）逐个论述和介绍下，然后么，可以例举一些里面的相关条例，写出里面的体现的政治思想 ，再结合当时的政治时局。如果要军事的话，那么，可以以军事酷刑的法律条例着手。我找了一篇范文，你借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