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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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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的文献资料

佛教(Buddhism):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 (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 (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东汉时自西向东传入我国。 佛教简介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而不是拜佛的宗教,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以下“简单给佛下个定义”选自 林世敏教授 著 之《佛教的精神与特色》 佛的定义 简单给佛下个定义:我这里所要向各位介绍的“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将“佛”的定义如下: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要为“佛”下一个定义,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的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 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 佛教发源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 据经典记载,佛圆寂时,世寿80岁。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印度。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 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 之后约一千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 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 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佛教就是中国的,是象雄宗教的后承者,释佛自己都有相关语述。印度良知学者自己都是严正否定了臆断式“印度创立佛教说”,印度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尼泊尔专家也同样结论佛教是起源中国西藏的万年古象雄。西藏近边所有大小宗教都是受到了象雄大宗教的影响,都能找到象雄万年苯波教的痕迹。至于很多人认为是印度创立了佛教的等邪说,都是后来名称上及宗教氛围等尤其是异域宣传我国历史上最不同,人家是张扬世界我们是保守不宣“家传”风格。很多特殊情况都导致佛教创立及起源混淆的。当然,很多是异叫大规模阴谋宗叫宣传,还有网络时代的雇佣洋网军更大大规模的劳动,这也正是到处都是相关歪论邪说的原因。

有两个历史记录,一说3000多年,一说2500年,我们通常取后者。即佛教在印度公元前六世纪被创建。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世于公元前486年。俗名:乔答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比罗卫城,是净饭王的长子。他在青年时期就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痛感人世苦难深重,变幻无常,努力寻求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历时6年,终于得道成佛。之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的思想,逐渐拥有众多信徒,进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因此,公元前565-29岁悟道成佛=536年,是佛教创立那一年。

佛教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汉明帝时期(约在公元纪67年左右),佛教传入中国被称为浮屠教。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入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佛教史开始于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我国。扩展资料:佛教指的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廷。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取经的第一法人是法显,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佛教最初传入从依附方术→渗透→变形→流传 矛盾冲突→ 互适交流→融合入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历朝历代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心态。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以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大胆吸纳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佛教史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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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奖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奖。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经》版本甚多,前后刻印多次。据德格版统计,该书共收佛教典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工艺、文法、诗歌、美术、逻辑等多方面著述,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佛学和古代其他有关学科的重要文献。  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但由于它产生于印度,故而其哲学内容有着明显的印度哲学色彩。作为现今中国传统哲学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交流或渗透的过程中,大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明三个阶段。当印度佛教哲学成为中国的佛教哲学时,西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从而使佛教哲学有了在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新发展。�  佛教在哲学上与中国固有哲学的渗透与融合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出现了玄学与佛教哲学中空论的渗透。玄学是魏晋时期中国哲学中的一种新派别,它从无的本体论展开哲学的探索。佛教哲学中的空,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佛教理论家与玄学的无互相比附,出现了佛学空论与玄学无论相互渗透的现象。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神不灭论与神灭论的争论。佛教界坚持神不灭论表明,佛学已经被中国哲学中的鬼神概念所影响,佛学迈出了中国化实质性的第一步。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中国各大佛教宗派的建立,在佛学义理上以华严宗所创的华严哲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高峰;在佛教的实践上以禅宗所创的禅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实践哲学发展的高峰。佛教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自我选择,为中国固有哲学出现高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固有哲学发展的顶峰是宋明理学的出现,理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构成。华严哲学对程朱理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禅宗哲学对陆王心学的创建,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时期是儒释道三种哲学的合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中国固有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哲学起了推动与催化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也就预示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完全走向顶峰时,西学已经开始冲击着中国。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幸遭遇,迫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自觉地从哲学理论上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时,佛学作为倡导革命的积极因素被利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以佛教哲学作为改良立宪的理论工具。章太炎革命派以佛教哲学唤醒民众起来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从这时起,佛教哲学已经和西方哲学相接触,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把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比附、融通,使佛教哲学渗进了西方哲学的因素。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现代儒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儒学中的不少哲学家从唯识学和禅学中再次吸取有用部分,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梁鮄溟融西方生命哲学和唯识学于一炉,创立了本体意义上的“意欲论”。熊十力在融通中国、西方、印度三种哲学后,改造了唯识学创立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发挥禅宗人生哲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创立了“境界论”�①。  中国佛教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不同于隋唐时佛教宗派的哲学,而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找出路、建构哲学体系的形式出现,有着明显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对待外来哲学的态度,基本上走了从一种不太了解到关注直至最后消融而以回应的发展趋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正是遵循了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中国固有哲学正眼看待佛教哲学的原因在于,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使人们在儒学找不到答案时,不得不在佛学中找出路。这段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有四百余年,虽有短暂的十余年统一,但战乱是其间的主要大事。战火导致王朝政权交替频繁。身居上层的王臣贵族,由于时局凶险,地位和身命难保朝夕。而身受压迫的平民百姓,则是无衣无食,深受兵燹之祸。人们不禁要问,这无穷的战祸由何而起,这无边的苦难又从何开始,哪儿是尽头,哪儿才是一个安身之地。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的儒家、道家所不能回答的。人们在东传的印度文化思潮——佛教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②这样,佛教哲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只是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不在现实中实现的道路。佛教哲学因此而获得了中国化的群众基础。同时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也由此开始。隋唐出现的封建经济的繁荣,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厚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哲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这样,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相对峙,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哲学鼎立的局面。宋明时期的理学,正是为了挽救儒家哲学仅占一席之地的局面,也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佛教哲学的传入及中国化,暴露了儒家哲学对宇宙自然哲学思索的不足。理学正是为了弥补儒家哲学的这一不足,把佛教哲学所把持的这一哲学阵地夺了过来。  从表面上看,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官方哲学,以至于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儒家哲学的胜利。但实际上,理学正是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有了回应之后的产物,从而也确定了佛教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佛教哲学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在近一千年后的宋明时期才完成了回应。而完成回应的出现,也就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在长达二千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佛教哲学成为中国化的外来哲学思潮之一。  中国近代社会所蒙受的灾难,与2世纪起那场延续了四百年的战乱相比,情况是更为复杂的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场400年的战乱中所面对的是骠悍的游牧民族,而在近代所面对的却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思想界对中国哲学出路的反思,就不仅仅是现前的哲学内容,而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的所有历史。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同样使中国哲学的不足之处暴露出来,那就是认识论的不发达,缺乏逻辑的理性思维。这个哲学上的弊端,在儒家哲学身上尤为明显。于是一大批哲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弥补中国哲学的这一不足之处。但正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有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那样,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而寻求的西方哲学,也必须在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后,才能有中国化的可能。  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独立。这一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从而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国哲学历史的发展,确有相似之处。佛教在发挥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后,才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也促进了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而近世以至的西学东渐的文化运动,至今仍没有结束。中国哲学的未来一直为专家学者所关注。我认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和宋明理学的产生有着相似之处,即中国哲学的未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回应。我们作这样的结论,正是根据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正是佛教哲学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启示。�  如今在国内外的学者中都有“儒家第三期发展”的观点�③。但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儒学对现代文明的回应,而应是以儒释道三种哲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各派对现代文明的回应。仅就佛教哲学的回应而言,我认为应注重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时代的背景下,要求佛教界产生象隋唐时期智�、玄奘、法藏那样的哲学家,把佛学与西学结合起来,指出佛学与西学的相通之处,以建构新的佛学思想体系。近代佛学家曾作过努力,但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这种努力所达到的哲学研究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佛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从哲学的角度开展对佛教哲学的重新建构,因而佛教哲学在近现代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家,特别是象隋唐时期那样的佛教哲学家并没有产生。这样,就要求我们从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上融汇古代哲学和近现代哲学,以佛教哲学固有的眼光进行审视,提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佛教哲学新理论,这个任务已经落在当代中国佛教的僧侣和居士及学者的身上。�  第二,从佛教哲学的发展来看,经历了简单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到复杂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佛教哲学由小乘佛教哲学到大乘的中观哲学和唯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产生的天台宗哲学、三论宗哲学、法相宗哲学、华严宗哲学、禅宗哲学都是佛教哲学的新发展。但佛教哲学在印度佛教发展至密教阶段中断了,在中国佛教哲学出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的格局后,也再没有新的理论体系出现。 分析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哲学家为了挽救佛教哲学在本国哲学中的地位,不得不融汇内外之学。另一方面是佛教哲学家能够抓住机遇,主动吸收外学思潮,从而建构了新的佛教哲学体系。当今的形势也正是如此,佛教哲学如果想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而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就要求佛教界人士广泛研究东西方的哲学,主动融汇西方哲学,更重要的是佛教界人士应抱着为中国哲学在21世纪发展作努力的态度,从这一态度出发建构佛教哲学的新体系,才能使佛教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有新的生机。�  第三,在佛教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中,应分清佛教徒哲学家与非佛教徒哲学家的任务。对于佛教徒哲学家而言,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其出发点立足于佛教在人类文化上的继续发展。因而,佛教哲学家在没有原则性错误言论的基础上,应该保持宗教哲学家的身份,以图存救亡的态度建构佛教哲学新体系。

[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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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世谛,那叫俗谛。二谛就是真谛和俗谛,也叫做胜义谛和世俗谛。涉及这方面的典籍很多,如:般若摄颂、现观庄严论、中观论、天台宗史、教观纲宗等。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佛学电子词典,里面有二十多种词典,相应的名词法相都有详尽的解释。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成分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所到之处,多与高僧大德密切往来。晚年,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佛学思想使苏轼在痛苦的人生忧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脱。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苏轼信仰佛学是有一定家庭渊源的。在元丰八年50岁时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他曾追忆:  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苏轼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并为此写了《阿弥陀佛颂》,颂中说: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与我佛同。深得净土宗真趣。苏轼盟岁时为亡褰王闰之作锕弥陀佛赞》其中说到:丈六长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使到无魔娆。这说明苏轼对《阿弥陀佛绎》确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心向往。  苏轼认真重视和研究佛学,始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这在写于元丰七年的《黄州安国寺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昊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  焉。  他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觉得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  僧,求一洗之。于是他找到了安国寺,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查,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妬所从生而不可  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苏轼同时期写的《答毕仲举书》也写到此事。毕仲举远在罗山,写信给苏轼,建议他读佛书及合药救人。苏轼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若农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除了“暗塞”云云是自谦之语外,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经义理是真诚信仰实地奉行的。这和那些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佛理禅机而并不真正奉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苏轼把这一类自命“超然玄悟”的“世之君子”讽刺为谈食龙肉者。他说:“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真是一语破的,揭穿了那些高雅之士专事空谈的假面。  (毕仲举)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苏轼“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他不完全同意毕仲举的粗浅认识,而是深入一步地阐释说:  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佛教业报理论的领会要比毕仲举深刻透彻得多。  苏轼重视《楞伽经》,他认为这部经是微妙第一的“佛语心品”,是“句句皆理,字字皆法”的神圣经典,但由于它义趣幽眇,文字简古,非反复诵读认真领会不能得其真意。元丰八年二月,50岁的苏轼过南都时,拜访年已79岁的张安道先生,张安道先生比起苏氏兄弟来要年长近三十岁,却是他们兄弟二人难得的知已。苏轼、苏辙二人年轻时首次离川赴京应试,就受到当时任成都尹的张安道的赏识,从此结为忘年交。苏辙曾写诗说:“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年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楞伽经》授于当时“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的苏轼,苏轼应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的请求,亲手书写此经一遍,用张安道施舍印经的30万钱,求善工刻之板,在元丰八年九月所写《书楞伽经后》,苏轼严厉批评了当时游谈无根的不正的学风风。他说:“若有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他强调必须坚持认真学习佛教经论,这是基础,是根本。他打比方说:“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这个比喻是非常贴切而击中要害的,道出了某些标榜禅宗实则不学无术的人的浮夸与浅薄。苏轼批评说: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  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这是禅宗的危机,也是佛教的危机。不坚决纠正这种“遣文以得义、忘义以下心者”的偏失,佛教的传统就有中断的危险。在苏轼为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撰写的《大悲阁记》中,他讲得很明确:  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  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  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他对这种故作高深玄妙实则空洞无物的欺世盗名者作了无情的揭露,称这种人是“大以欺佛者”,把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质概括为“饱食而嬉而已”。这种批评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苏轼晚年还希望能有条件对佛教经典做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绍圣二年(苏轼那年60岁)五月所作《虞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抒发了自己有志无书的感叹,他说: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  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他没有找到经藏,无法遍读佛教经论,做不到“博学”佛典,但他对到手的佛经却做到了“深思”,做到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从他给某些重要佛教经论所做的题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前举《书楞伽经后》。另外写于绍圣二年八月的《书金光明经后》,对佛经奥义的阐释也是非常深刻的。苏轼以一代大儒,历经人世坎坷而归诚佛教,常好以佛论儒,以儒论佛,触类旁通而深入求之。在前面提到的《大悲阁记》中,苏轼就是先引证了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证得出结论:“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然后引申批判到那些标榜禅悦糟践佛法的人。在元佑八年所写《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中,苏轼说:  公之爱龙,如爱其身,只令作祸,不令造业。若椎此心,以及世间,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与佛无二。这是以儒家的恕道阐释佛家的仁慈,是苏轼贯通儒释的一个明证。苏轼临终那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所写《南华长老题名记》在论述佛教修行成就的高低大小在于一念之差时,他引证了孟子、子思论圣人之道的有关言论,从“不欲为之心”与“不能免之过”两方面论述了一念之差的巨大影响,认为“是二法者,相反而要为用,儒与释皆然。”在文章末尾,苏轼特意声明“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可以说兼通儒释表里为用是苏轼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苏轼佛学思想对其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苏轼杰出的文艺成就与其佛学思想的相互关系,来不及详加论述,只能留待他日另文予以专论了。

关于教育的文献资料

保罗朗格朗 <<终身教育概论>> 教科文组织出版社(1775年版)约翰怀特 <<再论教育目的>>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SPerters Education as Initiation (1964年版,出版社忘了)MTStinnett Professional Problem The Macillan Company(1988年版)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是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的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要求同学们学写综述,至少有以下好处:①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②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③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④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对于毕业设计的课题综述,则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书写。 文献综述与“读书报告”、“文献复习”、“研究进展”等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从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归纳出来的。但是,文献综述既不象“读书报告”、“文献复习”那样,单纯把一级文献客观地归纳报告,也不象“研究进展”那样只讲科学进程,其特点是“综”,“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总之,文献综述是作者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评论的科学性论文。 写文献综述一般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选题,搜集阅读文献资料、拟定提纲(包括归纳、整理、分析)和成文。 一、选题和搜集阅读文献 撰写文献综述通常出于某种需要,如为某学术会议的专题、从事某项科研、为某方面积累文献资料等等,所以,文献综述的选题,作者一般是明确的,不象科研课题选题那么困难。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大到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小到一种算法、一个方法、一个理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选定题目后,则要围绕题目进行搜集与文题有关的文献。关于搜集文献的有关方法,可以如看专著、年鉴法、浏览法、滚雪球法、检索法等等,在此不述。搜集文献要求越全越好,因而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检索法。搜集好与文题有关的参考文献后,就要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归纳、整理,如何从这些文献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大的单篇研究文献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的文献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因此在阅读文献时,要写好“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和做好“文献摘录卡片”。有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得到的启示、体会和想法,将文献的精髓摘录下来,不仅为撰写 综述时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对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阅读水平都有好处,特别是将文献整理成文献摘录卡片,对撰写综述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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