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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课程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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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课程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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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史》(宋德勇)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dv2n书名:西方经济思想史作者:宋德勇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1-1页数:276内容简介:《西方经济思想史》着重介绍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穆勒、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的经济思想,概述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数理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介绍过程中,力求客观,尽量减少作者的主观评价,并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语言加以解释。书中还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各学派和学者之间的关系及历史渊源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胳,对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所作的理论创新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剖析。16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的主要经济理论,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早期的主要内容,并成为今天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作者简介:宋德勇性别:男出生年月:1966年12月工作单位、职务及职称:经济学系副主任学历、学位:1987年7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9月,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10—2003,9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 博士后工作经历:1990,7---1993,12 武汉工学院社会科学部1994,1----现在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2001,10—2003,9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 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主讲课程:中国改革与发展、经济思想史、宏微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主要著作:(1)《经济转型问题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西方经济思想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走出低谷之路》,合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当代西方经济学》,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主要论文:1,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世界经济》,1。2,发展中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困境与出路,《世界经济》5。3,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和大陆工业化,与张培刚教授合著,《经济学家》,1。4,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

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禹贡》,《周礼》,《考工记》,《礼运》,《老子》,《商君书》,《官子》,《史记·平准书》,中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管仲,老聃,孔丘,墨翟,范蠡,李悝,商鞅,孟轲,白圭,荀况,韩非,贾谊,晁错,桑弘羊,司马迁,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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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经济论文的主题非常重要,这是经济研究活动的起点,也是撰写论文的起点。选题原则如下:1、必要性原则。从社会的需要和经济纪律的建设本身出发,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选择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课题。可能性原则。有必要仔细和准确地估计该专题预期完成的可能性,即主观和客观条件。主观的。条件是指学术知识、研究经验和研究人员的能力。客观条件主要涉及试验手段和资金的提供。创造力的原则。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选题的基本原则。或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或应用突破。科学原理。选题必须以事实和理论为基础它应当以辩证物质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并以客观的经济法律为基础。经济文件分为宏观和微观,选题的重点和要求也不同。起草宏观经济文件,要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的特点,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原则和政策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知识。为了编写微观经济文件,了解微观经济的观点和主题,我们必须了解公司管理的基本工作,其基础是了解信息、配额管理、衡量、规划、必要合理的规则和条例、问责制度和合同等情况。论文查重工具可以参考下Pap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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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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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禹贡》,《周礼》,《考工记》,《礼运》,《老子》,《商君书》,《官子》,《史记·平准书》,中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管仲,老聃,孔丘,墨翟,范蠡,李悝,商鞅,孟轲,白圭,荀况,韩非,贾谊,晁错,桑弘羊,司马迁,王莽

农业经济思想史课程论文题目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

《吴起县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评价及其绿色GDP核算》,这是我的题目,之前写文章也是感觉很痛苦,还是同学给发的莫文网,相当专业啊  文章主要是采用机会成本法核算出退耕还林工程2002~2004年林草消耗水资源价值分别为7亿元、8亿元、9亿元。扣除退耕还林工程投入成本和林草消耗水资源的生态成本,吴起县2002~2004年退耕还林工程绿 色GDP分别为5 亿元、6亿元,0亿元,分别比当年GDP增加了43%、42%、31%。  参考下吧

1。高效农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2。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农业定位思考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农业

可以写《地区稻谷产业链发展研究》,我就是这个题目,当时也是痛苦啊,还是莫文 网帮忙做的,很专业  思路是:在三江平原稻谷产业链的竞争力分析中,利用SWOT框架对黑龙江省建三江地区自然地理、经济基础、要素禀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按照前述研究工作的结论,依照循环经济的原则,本文认为黑龙江省建三江地区稻谷产业链的定位应该是打造成具有区域主导能力、具备全国影响力的粳稻种植、加工、贸易、研发“四个中心”。  参考下吧

农业经济思想史课程论文

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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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人,按照昆农领[2008]1号、昆农领[2009]16号文件要求,我区决定继续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工作。现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2009年度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围绕培养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和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目标,实施系统教学,着力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拿到一张文凭、学会一门技能,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具有大专学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后备人才。2009年计划新增培养人才5名。   二、组织实施   建立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城乡一体办、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局、沙朗乡、厂口乡等相关单位参加的区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联席会议制度。 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作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作的主要牵头责任单位,要负责“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的组织协调,每年召开1-2次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协调和通报有关情况,要指定专人负责我区与昆明广播电视大学联合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对接联系工作,做好我区一个开班专业的确定、学员人选审定上报等管理工作,指导沙朗、厂口两乡做好学员选定工作;沙朗、厂口两乡要确定联络员负责组织实施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员的报名、推荐、审核工作以及集中辅导期间学习点的安排、学员的组织等教学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学员学习经费补助的资金筹集与按时足额拨付,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要积极做好相关配合工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由昆明广播电视大学具体负责招收学员、制定课程教学细则、实施教学管理、做好经费预算的相关立项审批工作。   三、学习形式及文凭发放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行计划单列、注册入学、不转户口、就地学习;实行弹性学制,按课程注册学习,按课程学分收费;通过远程教育技术手段,以学员自主学习为主,适当集中辅导为辅;建立学分累计制,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授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大专文凭。   四、学历层次、专业设置、招生对象及学制管理   (一)学历层次、专业设置。目前,昆明广播电视大学确定开设高中起点专科: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乡镇企业管理、旅游农业、畜牧兽医、畜牧、烟草栽培技术、林业技术、园林花卉技术九种专业。在此专业范围内,我区根据本地实际选择农业经济管理作为学习专业。 2009年,昆明广播电视大学按秋季招生时间安排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沙朗、厂口两乡要将选定的专业、学员报名情况于6月30日前报送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   (二)学制时间。“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制时间为两年半,其中:两年为学习时间,半年为毕业论文写作时间。   (三)招生对象及招生方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主要招收具有高中(含职高、中专)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农村青年,鼓励复员退伍军人、农业科技示范户、村干部以及乡镇企业或龙头企业带头人、科技致富能手报名,报名年龄限定在40岁以内。采取自愿报名、村级公开推荐、乡审核、区政府办公室审定上报,昆明广播电视大学对学员进行相关的文化基础知识测试,择优录取方式招生。   (四)毕业去向。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六部门《关于在全省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实施意见》(云农办发[2007]16号)精神,凡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并在农村工作的人员,作为村干部的主要培养对象,优先推荐选拔从事农村教育、畜牧防疫、农技推广、文化、中介服务、村办企业等工作。   五、学费标准及经费补助   (一)学费标准。按云教计[1999]89号文件核定标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学费标准为75元/学分(累计76学分毕业),每生共计收取学费5700元。   (二)经费补助。对于符合条件的学员,学习经费补助由区级财政和学员个人共同负担,具体学费和书费补助标准如下:区财政补助学费总额的88%(每生5016元),同时补助每生书费300元;学员个人承担学费总额的12%(每生684元);区补助外其余费用由学员自理。此项经费从年度干部教育经费中列支。   经过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将按照以上补助标准予以兑现;对于仅取得结业证书的学员,将只给予50%的学费补助;对于未取得毕业证或结业证书的学员将不予补助。   六、工作要求   (一)确保教学质量。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必须确保教学质量,切实加强办学点的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开设适应农村学员需要的专业和课程;要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要求和特点,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具有农村特点和适应农村学习者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管理模式;要抓好实训基地建设,坚持素质教育和农业技能提高相结合,围绕沙朗、厂口两乡经济发展和“三农”的现实需求,组织开展各种技能训练,注重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和致富能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切实培养能真正服务于农村的人才。要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努力建构市电大有专业师资力量、区级主管部门有负责人,沙朗、厂口两乡集中学习点有联络员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育网络,定期安排集中辅导。   (二)创新培训教育机制。以电大远程教育教学系统为基础,整合利用沙朗、厂口两乡已经建成或将要建设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终端接收站点的资源,改善两乡“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集中学习点的设备、实验实习场所等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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