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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不知于何时，你幽然出现；不知于何处，你开始熠熠发光。 从历史的深远处走来，带着先哲们的不朽之作，轻轻地靠近了我，不得不说是精灵。 也许是在远古，或许是在更远的时代，你便流行于民间。但我真正地认识你，便是在读《诗经》的时候。305首诗歌的确是一种文化，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之路。 在战国七雄的争战中，你曾一度消沉，而等到战乱平息，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你便悄悄地带上了《离骚》上路。这对你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因为《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直到今日，她还在闪闪发光，像黄金一样。不得不佩服你，因为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东西。而你独具慧眼，早在千年前，就收容了《离骚》），带着屈原的怨愤与不平。 屈原沉入汨罗江，但我知道，就在他沉入水中的那一刻，分明有一个升腾的灵魂随你飘走。 这些可谓民族文化大仓库中的先期珍品。你独具慧眼，与《诗经》、《离骚》携手，深味了民族的苦难，理解了屈原的怨愤。经得住时间沉淀的，往往是永恒的。时至今日，它们还在闪闪发光，如黄金一样。跳荡在“坎坎伐檀”声里的“苦难”犹在耳边，“怨愤”随汨罗江水流转千万年。 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可在数千年的沉淀中，你——传统诗歌文化的分量最重，包罗最为全面。不仅表达出人民的疾苦、人民美好的向往，还将文人那种柔弱的文人蕴于其中。实在不能不说是你是精灵，古怪、亲近却又让人摸不透。 但你这个精灵，不知怎的，却总爱与文人做搭档，他写了，你便检查，值得欣赏的，你便悄悄捎上，没有一丝的犹豫，尽管你的囊中已是沉甸甸的了。 还记得你在途径宋代的时候吗？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宋朝时，包裹早已是满满的。但你仍旧不满足，腾云驾雾，来俯视苍生。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朝代，但最显眼的地方便是赤壁。于是，不辞劳苦，你来到这里。 “一道天光射向赤壁，便产生了前后赤壁赋的千古绝唱。”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也许正是这道天光，使你惊喜万分，像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一般。 你在宋代稍做停留，又收集了大包的诗歌，而后又匆匆地踏上了征程。实在不得不说你是精灵，行得匆匆，却从未遗漏过哪一朝、哪一代。 恍若隔世，现在你悄悄地靠近了我们。等到你又起程之后，我们及现在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但你依旧前行！ 因为有了你，我国成了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的成就，灿烂辉煌；诗人词者，星光灿烂；诗的风格，艳若群芳！ 我心中的精灵啊，你如同岁月水流里的白莲，愈加古老，就愈发清香！我心中的精灵啊，望你能够地久天长！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 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 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 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 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朋友，你可知道我们幅员辽阔的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翻开史书中华文化灿烂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为祖国而自豪。当你沉浸在“情人节”的玫瑰花香中的时候，你可想过，牛郎织女正在一路奔波，在“七夕”时，即将相会在鹊桥之上? 朋友，当你头戴红色圣诞帽，挤在小教堂里不亦乐乎的时候，你可记得，重阳那天携着双亲登高远望遍插茱萸时的一幕一幕? 朋友，当你操着满口的洋话庆祝“洋节”的时候，你可想到。其实你更应该陪伴自己的长辈倾听民族古乐的动人之音? 朋友，在西方洋节的冲击下，你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肤色就是大地的颜色，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血液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杯盏，关掉轰鸣的音响，坐在阳台前的月光下静静地思考吧!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社会。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有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统的文化为何要丢弃?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已沉淀了为世人所惊叹的无数瑰宝 ――文字、礼仪、节日等，它们如同天山上奔腾的清流，如同森林间孕育的珍宝，灿烂夺目，博大精深。 中国的节日文化就是一曲唱不尽的民曲，品不够的香茗。新春佳节，寄意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亡灵；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清辉洒遍人间，亲人故友共婵娟；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祭奠古人之忠烈，继往开来。可以说，每一个佳节都承载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欢度传统佳节，即是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只觉古代贤德佳人在耳边吟唱；享受民族风俗，即是置身于大海，浴心于波涛。顿感今朝人生美满幸福无比。简言之，佳节既是感受瑰丽多彩的文化魅力的途径，又是联系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
1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改革探讨 教育探索 2008/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 中国文化的双赢把握——评欧阳友权主编的《文化产业概论》 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 2008/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3 一部以多元文化视角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作——评王耀华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 人民音乐 2007/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4 中国文化概论 河北自学考试 2007/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5 《中国文化概论》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6 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丛书——《景德镇陶瓷文化概论》序 中国陶瓷 2005/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作为一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历经纷乱离合而岿然不倒，保持了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实际上，古老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不能不归功于传统文化坚固的维系。罗素在20年代燕京大学讲演中，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实则不是一个政治体，而是一个文化体。”传统文化的坚固一方面维系了中国的统一，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无论如何，一种文化能够在如此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然在它的独特魅力所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儒法释固然是支柱，道家、墨家、兵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等也同样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和不同的社会领域各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化体系中，必须找出其精髓部分，才能有效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与今日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以便在激变的世界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并延续下去。一、何谓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意义非常广泛的词。“文化”的定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对文化的定义已达几百种。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传》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言之，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在两汉时，“文化”成为一正式概念。“文化不改，然而加诸”“文化内辑，武功外忧”。在西方，“文化”一词出自拉丁文“curtuyou”，引申出对人的性情品德进行陶冶、教养之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通常我们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民族等方面。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则主要是如上文提到的以儒学为主体，同时包含法家、道家、佛教、兵家、名家、墨家、杂家、阴阳家等等的主体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一般而言，在讨论传统文化时，是从一种历史学的角度，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抽象性的思考和探索。因此，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从这个民族的主题思想着手的。因为一个民族的主题思想是它的整个民族文化的高度结晶，是其它方方面面的共通点。在这些思想流派中，儒、道则是真正的主体。其他各家，如法家、墨家，都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家主要是在历次的统一过程和统一初期，以及社会大变革时期，如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历次国家经纷乱离后重新统一时期，统治者为排除异己力量，迅速安定统治秩序时暂时实行的。一旦统治秩序稳定下来，统治者总是会转向较为温和的儒家。否则社会就不可能保持长治久安，秦王朝二世而亡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道家思想虽然最终未能成为统治思想，但实际上是与儒家如影相随。费正清曾说过，中国人白天奉儒学来为人处世，晚上用道家来修身养性，恰当的描述了儒、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应当与其他思想流派区分开来，但佛教最终也未能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相反，连它自身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变得似佛非佛了。至于其他的名家、兵家、杂家、阴阳家等只是在春秋战国昙花一现，尔后要么消亡，要么衰落。因此，实质上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主体就落在了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儒家身上。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儒家文化的“家天下”。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1 汉服的来源 由于我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所以尽管商周确实存在过较为接近对襟的式样，但整体上我们一直保留了祖先最初的选择……这是交领右衽的由来。至于长袖和宽袖，可能是在财富积累后上层产生的习俗，但由于当年孔子重视大袖（缝掖之衣）所以成为了士人装饰的必备元素和突出特征（当然，也反应了我们的生活观念）。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贱的黼黻，尊卑贵*，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 2 汉服的概念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 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 3 汉服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 汉服为汉族民族服饰，曾一度为满清所灭。汉服目前依然处于艰难的恢复期，远未到达国人尽知的程度，作为汉服指导者的网站，不能淡化汉服的消亡史，这是尊重客观历史，揭示汉服现实地位，警示民族未来的需要。 汉服的确是汉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与琴棋书画等汉族其他的民族文化相比，汉服一度灭绝达三百余年，在民族文化界，汉服依然缺乏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耀。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把汉服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来宣扬汉服，显然为时尚早。若非要以汉服的文化意义为主旨，不妨以“汉服兴趣”为名，而不该冠以所谓的“汉服运动”，或者“汉服复兴”来吸引眼球。 四,汉服重现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汉服在中国消失了360年后的今天，笔者欣慰的看到全国各地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着复兴中国文化满腔热情，穿著华夏传统服饰。汉服的复苏不仅仅是给给中国增加了美丽的服装，更是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前兆。 对于很多不了解中国人来说，中国曾经领先世界文明的风采象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幻影，或干脆是一个虚幻出来的安慰剂。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客观的西方历史学家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善良、最没有侵略性的民族，也是古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爱好创造、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我还不相信是真的。当我加入了解中国历史、知道中国古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同胞行列，就和他们一样，中国有朝一日的文艺复兴的愿望，就成为内心中永远摆脱不了的情节。 今天在全世界都有中国各种优秀的人才、勤奋的劳工艰苦的工作，连那些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以色列街头各种各样的现代建筑，都浇灌着中国劳工的辛勤汗水。可是，我们却发现中国同胞也常常是受苦最多、得到报酬却是最小的人。世界先进国家如西方各国、日本的成就，也是需要几百年来无数劳动的积累，但是，他们每代人的努力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都能够传给下一代，使得下一代在一个高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这有何尝不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诀窍？而在近几百年来，中国同胞却总是经历各种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别的国家人民经过劳动，积累的财富和经验可以传到下一代，我们汉民族却在那些不断的战乱中，一次又一次的重零开始。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让我们的子孙能够摆脱我们的烦恼，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是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中国应该怎样实现文艺复兴是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反复思考的问题。 古话常说："知音难寻"，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上的群体，如果一起分享美带来的享受，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深。我们常常看到一起看戏的戏迷`一起练习书法的书法家`欣赏某一类音乐的歌迷，聚在一起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志趣相投，在生活上也会相互帮助。 其实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世界上有凝聚力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民族服饰`民族音乐`民族艺术，其人民在享受共同的美感中，学会相互尊敬，社会和睦，彼此感情不断的加深，民族的亲和力也不断地加强。 华夏民族曾经是一个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华夏民族的先辈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时，正是有这样强烈的民族亲和力在背后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其中，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又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可以说起源最早世界上流传时间最长民族服饰。根据史纪，早在至少四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服装风格就开始流传，华夏民族还发明了丝绸锦缎，让中国的服饰水平远远超过其他民族。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华夏民族服饰美被世界各国所钦佩的最好的见证。也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展示艺术美感最好的见证。 汉民族传统服饰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结晶，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是社会成员彼此融洽相处的媒介，也是华夏民族共同辛勤劳动`发明创造`享受天伦之乐的环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魅力，曾经让全世界所倾倒。 遗憾的是，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在屠杀和暴力中被断送了。在屠刀下汉服的消失和文字狱。都是清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私利，压制华夏文化，便於愚民统治的结果。伴随着的，是中国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沦落到最贫穷的国家，从领先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半殖民地，中国从一个和睦`融洽的社会变成缺乏认同`缺乏彼此同情关怀的场所。而这不仅仅使我们民族再和外族入侵中吃了无数的大亏，也使我们的民族把聪明才智浪费在无数的内耗内斗中，让我们的国家久久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文明，也让中国人民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磨难。 尽管今天满清反动统治者早已被抛弃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的流毒远远每肃清。他们的文字狱让我国有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失传，汉民族传统服装，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做到恶果，使得我们后人不但不能够借鉴我们自己祖先文明成果，在更高的基础上再发展，而且让社会习惯于蔑视百姓的文化和尊严，丧失了社会的和睦，也丧失了我们国家的凝聚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族虚无主义者，以为我们的祖先光辉灿烂的文化一钱不值。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甚至有人把西方性自由、身穿三点式的选美等糟粕当作先进文化来大加宣扬。这种缺乏自信、自爱、自强精神的现象，和当初反动统治者用血腥暴力取消汉服装，扼杀汉文化、丧失了华夏民族自尊心的罪行是分不开的。 满清统治者是靠暴力掠夺劳动人民财富起家的反动政权。他们用屠刀强迫中国人民废除华夏传统服装，改用满清服装，不是为了人民的享乐，而是为了奴役。他们没有任何审美的观念。尽管满清反动统治阶级已经灭亡，可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包括对汉民族传统服装的破坏并没有恢复，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也并没有恢复。 今天多少人在实际上都不知道华夏祖先是曾经有着光辉灿烂文明，不知道华夏先辈的智慧和美的升华到底是什麽。更有人以当中国人为耻，台独分子就利用这点来宣传“中国猪”的愚蠢。丑陋的满清旗装使得多少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民族没有智慧发明美的东西。竟然有香港的女孩子传着日本和服招摇过市，以次为美，完全不知道和服是华夏文明传播到日本，被学习和保留的结果。这实在让每一个热爱自己同胞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 然而在中国，有一群汉民族文化的爱好者，他们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着复兴中华文化强烈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当中一些朋友决定从复兴汉民族传统服装入手，把我国由于过去种种失传的种种文化精华再次发扬光大。让我国人民能够在美的享受中增加民族凝聚力。他们当中的有心人经过多年研究、相互合作探讨，终於挖掘出了我国古代传统服装的奥秘，今天更还有人勇开风气之先，把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在中国的街头。 今天有多少华人热切盼望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在欧洲有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压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文明成果，结果造成了文明发展的严重停滞。文艺复兴，就是从回复古希腊雕塑、绘画艺术开始，重新吸收了欧洲古代社会各种文明成就。结果一直导致了工业大革命和技术爆炸。造成了西方列国由落后变强大。我国在清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屠刀下，汉民族文化被压抑，民族服装被禁止，发式被迫改变，和西方黑暗时期多么相似。而在中国华下传统服装被恢复，和其它各民族服装百花齐放，相互促进，不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开始吗？ 汉民族传统的服装的复兴，意味着我们国家不再存在用暴力压制民族文化的现象，意味着人民重新欣赏自己民族先人的才华和智慧，并为之自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和睦和向心力将要恢复到中国古代飞速发展的时代。 今天，有人故意把屠杀、掠夺、奴役汉族人民的满清反动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中勤奋劳动、安居乐业的无辜人民混为一谈。在我们提倡肃清满清统治者流毒、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诬蔑所有的少数民族，扣上大汉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帽子，企图扼杀这样的复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幸福放在自己考虑之中。他们没有把汉族当成同胞，对他们不是同情和关怀，而是充满了算计。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针对任何少数民族的复仇，过去那些在中国土地上野蛮屠杀、掠夺的强盗早已不在人世，我们对他们的后代没有任何仇恨，更不会对任何少数民族无辜的人民有仇恨。但是我们必肃清满清流毒，提倡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为了中华民族恢复古代社会的创造能力，象古代那样再次领先世界文明。是为了社会更加和睦，社会成员彼此认同，相互关怀。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够继承先辈的智慧、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这不仅仅是为了汉民族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 今天，在全国各地勇敢地穿上华夏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当华夏民族的传统服装，真实地深入在中国社会中，和各民族服装一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华夏民族先辈在服饰上高度智慧和高度艺术的结晶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古代的辉煌就不再是幻影。我们的心态就不会再自卑和自狂中恶性循环，而是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吸收和发扬中国和世界各国丰富的文明成果。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像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一样，使彼此认同`彼此相互关心爱护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华夏民族将恢复了彼此认同，恢复对辛勤劳动`不断发明创造的先辈和群体的尊敬，就会恢复融洽和睦，恢复彼此相互的关心爱护。当炎黄子孙一起享受千年来先辈享受的服饰美，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彼此不信任的社会，一个相互关心帮助，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不再讲消耗在无谓内耗中。本人衷心希望，汉民族服装能够在炎黄子孙中传播开来，让华夏民族服装重放异彩，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800万吨水土流失，55000公顷森林被毁…… 每天都在庞大的还有拉圾堆。 城市的生活垃圾已经对城市及居民生活环境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中国垃圾的露天 堆放量已达46亿吨。北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为3万吨，仅废弃的快餐饭盒就 达80万只，扔掉的一次性木筷子数以百万双计，北京已被7000座垃圾山包围，并 且覆盖了郊外至少8000亩以上的耕地。 随着消费方式的改变，城市垃圾已从容易处理的灰、土，变为很难处理的塑料废 品、各种包装物等。资料显示，有一个已经使用过的占地6000平方米的垃圾填埋 场，人们原计划10年后将这一场地变为果园。到时掘地三尺一看，地下各种塑料 废品依然如故，全无烂掉的意思。这一事件的警示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不能不考 虑到现代垃圾的坚硬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续危害。当今天人们一埋了之眼不见 为净之后，土地的变质将使本来就很少的土地变加紧缺，子孙将会责骂我们：祖 宗啊，你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立足之地？ 现在，你看见了吗？一个神奇的可以化生万物让人类诗意地居住的地球，在掠夺 与破坏之下，已经疮夷满目，从土地、流失到清新的空气，都在飘逝而去。 人类除了改变自己以外，已经无路可走。 这是一种艰难的灵魂深处的改变，这是一条小心谨慎地为后人的生存着想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 要心怀感激--对地球--我们共同的唯一的母亲。 要学会尊重--地球之上的一切生命--从草木的枯荣到山岳的崇高，个体的完 美及荒原的价值。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相反我们是地球的仆人。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我们要反反复复地在沉思冥想中记住这样一句话： 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同学，你是南农的吧，看到你这个标题我都小激动了一下，还以为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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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系工作实际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2）选题适当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选题要适当包括有两层意思：一是题目的大小要适当。题目的大小，也就是论题涉及内容的广度。确定题目的大小，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如果题目过大，为了论证好选题，需要组织的内容多，重点不易把握，论述难以深入，加上写作时间有限，最后会因力不胜任，难以完成，导致中途流产或者失败。相反，题目太小了，轻而易举，不费功夫，这样又往往反映不出学员通过几年大学阶段学习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也失去从中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的机会，同时由于题目较小，难以展开论述，在字数上很难达到规定字数要求。此外，论文题目过小也不利于论文写作，结果为了凑字数，结尾部分东拼西凑，结构十分混乱。二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题目的难易程度，也就是论题涉及的深度。确定题目的难易，也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量力而为。题目难度过大，学员除了知识结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外，资料搜集方面也有局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论文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中途要求另选题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要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去选一些自己不可能写好的论题；又不能贪图轻便，降低要求，去写一些随手可得的论题。（3）选题要新意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
这里有篇关于周易管理的思想颇合现代意义，你可以借鉴下稍稍变通一下可以以《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为题。希望对你有帮助！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前言：《周易》虽然是远古的著作，但后来经过周文王、孔子的修订，使它从一本占卜书成为了哲学书。到今天，《周易》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的一部分，很多日常用语都是从《周易》而来，这些思想影响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而我们平常没有察觉，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做为“百姓”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就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管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的基础都是对人性的了解，对于现代的管理者尤其重要。怎么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把“变易”的、“不易”的事情，变成“简易”的事情呢？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管理者的职责。因此本人站在管理的角度来看《周易》，希望能给管理者一些新的角度和启示。 一、变易协调——《周易》的管理方法论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变易 “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 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 《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 《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 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 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民为邦本——《周易》的管理主体论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3．要求爱民。由于《周易》认识到民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爱民的思想，《易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仁与义是人道的根本，是实现领导与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仁就是仁爱，《易传》之《文言》讲“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彖》则要求“容民蓄众”，主要是主张管理者体恤民情，并有“交相爱”的思想。为达到爱民的目的，《周易》要求首先要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认为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求不劳民伤财，《易传》讲“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认为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违背农时是爱民的重要内容，这样，百姓就会安心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1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 王军云，《周易与人生智慧》，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张其成，《易经》感悟，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黄玉顺，《周易》及其哲学——《周易人生智慧》丛书“主编闲话” 张其成《周易》管理哲学，张其成国学网，
浅谈《易经》与管理 《易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同样古老，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易经》是一本哲学书，也是一本能够用来预测的哲学书。易字由日月所组成，又有变化的意思，故易经也可说是一本关于变化的哲学经典。《易经》中有三易原则：变易、不易、简易。这三个原则对管理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应用意义。？变易：运动变化就是变易。变易的法则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不易：变化不息的宇宙和社会，乃至人的生命运动，在变化中各自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些相对不变的规律性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这就是不易的法则。管理也是如此，要从纷繁的变易中找出不易的规律和原则。简易：由于熟悉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就能进一步探索出驾驭这些规律的智慧和要领，运用时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简易法则。一、变易是管理的应有之义。管理组织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在对组织的管理过程中，要保证管理工作的高效率，当管理要素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组织目的四者任何之一发生变化时，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发生变化，这就是变易原理。变易之“易”为“变化之义”。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管理也不例外，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总是与特定的管理对象和环境条件相联系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方法，也没有永远最优的管理方法。宽松的管理不一定比严格的好；专业化未必比多元化好；分权未必比集权好；在此企业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企业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在此部门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部门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在此时期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未来的时期也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同一时期在此国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国同样不一定最有效。任何优秀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总是相应于特定的组织和特定的环境中，当组织和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方法也应相应地做出改变。任何管理都要根据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实行动态管理。管理者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灵活地选用管理方式，论文范文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实现组织的目标，使组织不断向前发展。在通常的组织管理中，组织目的通常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都以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作为管理的目的，但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因组织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首先，管理客体是动态系统，管理客体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是由人、物以及环境等基本因素组成的，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系统，管理客体是决定管理方法的关键。对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行业、不同部门、不同的人员都应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工业管理与商业管理不同，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在同一企业内对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人不同，对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不同。某一方法在同一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管理的手段也不同。同样，管理者不同，对相同的管理对象，管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的方式，不同的管理者去执行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组织环境也是影响管理的重要要素之一。组织制定具体的政策、规章、条例来处理日常事务。以固定的结构，明确规定的等级和给每个组织成员规定出具体任务的情况下进行业务活动，但是组织的这种机构章程都是仅适应组织所处的环境的，一旦组织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形式则必然行不通，如市场经济建立之后，许多国有组织由于没有随之变革，纷纷倒闭破产，相应于管理要素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随之进行相应地改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出能够适应管理要素一切变化的固定的管理行为和职能，组织必须建立一个更有适应性的动态管理系统。变易原理从整体上说明管理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反映出了管理的整体性质。变易原理要求每个管理者，从思想上明确管理对象、环境都在发展、变化，因而管理不能一成不变。每个管理者必须重视收集信息，及时进行调节，保持充分弹性，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客观事物的变化，有效地实现动态管理。二、不易是管理的本质所在。尽管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管理行为，同一组织在不同的时期管理行为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行为，但管理行为仍是可以把握和预测的，这是由管理的本质所决定的。管理的本质是追求效率，管理行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围绕着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管理的根本目的和唯一目的，管理的这一不易性反映出了管理的另一个原理――不易原理。不易原理反映了管理的根本属性问题，是对管理本质的认识。任何企业的管理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使企业获得更高效益，而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必须增强效率意识。每一项决策，每一项管理措施，都必须考虑它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效率。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都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效率上，并自始至终抓住提高效率这个中心，各个环节、各项工作，都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科学地、高效地安排、调度和处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以期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本世纪，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管理的理论之多之复杂，在科学理论中是少有的，在管理学派中就有如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等大小10多门学派，管理方法中有任务管理法、系统管理法、参与管理、例外管理法、走动管理、目标管理等，有关管理的组织理论有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组织行为学等，还有许多是其他管理学家早已得出来的，而管理学家加一个新的名词后又创新出来的。其实，当我们回顾过去的管理理论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管理学派是管理学家在不同环境下的实践，所有的管理理论无一不是为了提高效率，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管理学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与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就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管理理论而言，无一不是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生产率，为当时的企业和社会获取了更多的效益。就组织而言，在影响管理行为的四个要素中，组织环境、管理客体、管理主体都是随着组织的不同而不同，这三个要素的变化导致管理行为的变化，但另一个要素组织目的无论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相同的，即组织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的，正是组织目的的不变，在任何组织中，管理目的也是不变的，即追求效率是管理的灵魂，它既是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判断管理成败的最终标准，它还是管理的手段。管理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率，为了把管理工作搞得更好，更富有成效，必须把一切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三、简易是管理的科学方法。变易原理和不易原理说明，管理行为随着管理要素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但管理行为无论如何变化，但管理行为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条件，要根据管理要素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管理行为和方式，但无论管理行为和方式如何不同、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管理行为实质都是追求效率，管理者都应当抓住管理的本质即追求效率不变，这就是简易原理的含义。“简易”意指“简单易行”。掌握简易原理有助于迅速找到解决管理问题的途径和手段。现代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追求简易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才能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运用自如。这样，领导者就可从事务堆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对重要事项的管理。管理者在管理中要力求抓住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关键问题，着重从整体中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追求事物整体的效率，而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管理方法。用一个成语解释比较贴切，那就是“法无定法，万法归宗”。在管理中，我们不可能事先设计好静态的管理职能、方法和过程，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管理的目的追求效率不放，随时进行调节和反馈控制，最终是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其实，最卓越的管理应是最简单的管理。对一个卓越的管理者来说，他的管理水平体现在了解最基本的管理原理。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认为管理很简单，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管理观点，他们在处理管理工作时都是按这个基本观点来判断，始终专注于这一点。世界第一流的管理专家都是采用简明的方法。美国股王巴菲特在阐述他的投资原则时说：在我看来，投资的决定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简单、传统、容易”。说它简单，你只要记住下面的法则就够了，那就是：第一条法则：不许失败。第二条法则：永远记住第一条。如果你能将这三种理念植根于你的思想框架中，你就不可能不在股票市场上理性地操作。本•格雷厄姆在《精明投资者》一书的最后一章道出了投资中最重要的四个字：“保证安全”。我认为即使一百年之后，这些理念也是投资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扩大和加深，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矛盾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组织内部、组织与个人、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出现各种交织、渗透、转化的复杂关系，管理活动内容日益复杂化，需要设立越来越多的专门机构来进行协调。人们依靠过去的经验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管理的各种职能内容越来越广泛、组织的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管理的方法技术日益复杂，这一切，最后又归结为对管理人员要求的复杂化。因此，许多新的管理职能被人们“创新”出来。管理越来越复杂，如何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呢？很简单，就是掌握正确的管理原理，运用正确的管理方法。
所有的议论文章其实都是有4个部分构成，启，承，转，合．启：周易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书籍，被尊为＜易经＞，然后随便加上几句．承：儒，道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的组成部分，道和易经有直接关系 儒和易经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比如我们的婚丧嫁娶，易经又叫周易 结婚又叫行周公之礼等）转：不仅仅是儒，道，中国其他的风俗文化，加上不断吸收的外来文化，在我们的历史发展中与自身文化的融合．转：易经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唐朝以后对日韩影响等）剩下自己发挥．合：阐述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