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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委、编审、研究生院教授，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学科评审专家。记得1999年的时候，也是在上海开过一个世界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会，在那次会上我就说，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出了很多问题，弊误种种，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无论是三千年以来这种传统的历史惯性的影响，还是这些年来种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它都首先作用于我们的研究者，作用于从事研究的人的身上，使我们的主体精神发生了一种变异，进而影响到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甚至影响到言说方式。第二，由于我们思想力的萎缩而导致思想僵化、苍白，缺乏思考，更谈不上智慧。第三就是研究者真性情的一种泯灭。这十年里头，我们在一篇小论文或者一篇小著作里边，很讲究它的学理，但是我们在整个古代文学的大格局下，大的学理依然是含混的。鉴于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和困境，我想讲讲文学是人学这个问题。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本体应该是人，如何理解人和人性，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去解读文学作品、理解作者、认识文学史，以及我们怎样评价文学理论主张，也影响到我们观察思辨的思维取向和层次。这样也就决定了你写出的论文或者文学作品的文化品格。所以，这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切入点和基础，应该从“人”的视角入手去认识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文学研究中的血缘宗法意识到今天为止，我们只有门派，从来没有学派。因为门派之争会演变成门户之争，而只有学派之争才能真正推动学术文化向前进步。关键问题是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就是正统。在人性当中，最基本的是他的物质性，也就是他自然的动物属性。人类的这种审美欲也源于动物、生物体对外界事物的生理反应，由生理反应而到心理反应，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也就是说，审美的东西它是一种本能。然而无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古代的儒学，它们都要把人割裂为绝对二元对立的神性和兽性，把人的动物性和神性对立起来，调动一切积极的教化和消极的惩戒手段，极力地提倡人的神性，来抑制、否定人的动物性，最典型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强调人的神性。这种简单而蒙昧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态度，直到现在，还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当然，这种影响基本上是一种隐性的影响，但恰恰是因为隐形，所以它渗透在每一个细胞里，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维的惯性，导致我们的庸俗化、简单化、表面化。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在某一方面开始有所突破。尤其是搞小说的，开始涉猎到古代小说中的性格问题。当然，大多数还是旧的一种从写作当中的 “象”的层面上进行评论，进行简单阐释。但是从文化人类学上，从大文化、从根上阐释，我们还没有做到。我刚才讲人类是一种群体性的动物，动物的种群是以自然的血缘为纽带的种群。当这种血缘的关系开始神性化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古代的政治宗法制度，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我们在说华夷之辨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文化的正统观，就是 “雅”，“雅言”就是 “夏言”。什么是 “夏言”？通俗点讲就是河南官话。当然，今天河南话的正统地位已经被普通话取代了。试问，我们今天谁还会用河南官话去诵读 《论语》？大家会以为很荒唐，很搞笑，是对孔子的大不敬。其实，这种雅、这种雅言不存在了，但是这种雅的意识、这种文化的正统观，在我们身上仍然根深蒂固。这种血缘宗法意识，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譬如说到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我们讲到北朝诗歌的时候，文学史引用了 《世说新语》的话，叫 “过江名士多于鲫”，北方那些学者、那些作家，都像鲫鱼一样过江了，比过江鲫鱼还多。但第一这是小说家言，第二有很多山东这一带的士族是南迁了，但南迁了多少？占多大比例？这个没有人研究过。如果我们把 《九家旧晋书辑本》和 《十六国春秋》拿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过江的、南渡的是很多，但是大部分还是留在北朝了。山西汾阳的王氏、邢氏、崔氏，清河的崔氏、郑氏，都留在北朝。而且北朝的清贵之士，掌握文化、意识形态这块的官全是他们。我们再看一下，就这些家族，恰恰是东汉以来的经学之家。从东汉桓、灵以后，礼崩乐坏，他们家族的昔日风光不再了。家道中落以后，他们自然就有一种本能，就是要光复、中兴这种家学传统。他有这种自然的心理诉求。可是十六国统治者，别看他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继位诏书上一定是说我们家这支是黄帝的第几子或者炎帝的第几子分出来的哪一支传到我这儿，所以我当皇帝，在血统上先给自己找到一个好正统。基于这种心理诉求，这种马背上的英雄得到天下的时候，他也要做一种文化上的整肃，推崇儒学，大办教育，等等。同时，它贬低了文学的存在功能，认为文学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读书就是为了宣扬圣道。由此可见，“过江名士多于鲫”典型地就是一个伪命题。从这种解释中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不行，认为北方不行，其实不然，北朝中留居北方的士族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太注重所谓血缘的正统观，在血缘宗法制度下我们产生了一种正统文化观。正统文化观就是一种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观，由此派生出的一个弊病是，我们今天还老是以正统自居。到底谁是正统？师门就是正统，我的老师一辈传下来的就是正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到今天为止，我们只有门派，从来没有学派。因为门派之争会演变成门户之争，而只有学派之争才能真正推动学术文化向前进步。关键问题是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就是正统。同样，在这种血缘宗法制度之下，我们对祖先的崇拜就必然带来对先贤大家的崇拜。我们把研究对象神化了，也使自己被研究对象给异化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过一种欣赏热潮，大家可以看看，包括那些鉴赏辞典，没有一篇鉴赏文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哪块写得不够，艺术上还有哪些缺陷，哪些是过分的地方。今天仍是如此。对于一篇研究论文的批评，我们充其量只是说它所研究的对象有点历史局限性，没有人敢于指出它在理论上的缺失，它在创作上的缺失。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学时候就开始学习的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到最后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说这叫狗尾续貂，说得客气一点，是画蛇添足！有人说吗？不但没人说，而且因为是李白的诗，都说好，这么好、那么好，为尊者讳。我们在批评的时候，往往缺少了一种历史的、科学的和客观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去尊贤，当然就把你的研究对象神化了，你就被你神化了的研究对象所异化了。同样的还有我们对于大家的崇拜。譬如说王维的诗受佛教影响，这种说法很有影响，已经成为不刊之论了。但是请大家去翻检一下，有没有过一篇论文分析过：王维的诗现存有多少首？他的诗里有多少首受了佛教的影响？受佛教影响的诗里头，为什么它是禅宗的，而不是天台的，不是净土的，不是华严的？迄今为止，没有一篇文章说过，没有一个人解释过这个问题。但是王维诗受禅宗影响已经成为不刊之论。大名家提出来的，他说的，我们就都跟着说。血缘宗法制度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盲目的崇拜，使我们在批评时始终处在一种盲目之中，我们就缺少了审美批评的科学理性。我们已经称不上批评了，我们只是拜倒在先贤大家的门墙之下，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向人性回归的文学在一定的社会阶段，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必然有一种适应其审美需求的新文体开始流行，成为一个时期作品数量占据主要地位的首要体裁。而且，随着社会精神产品拥有权不断地下移，新的文学作品越来越生动，体裁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创作形式也越来越自由。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对自身动物性不断地发现、认识，而对神性不断检讨、不断修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一种对人性的限制与反限制。这里面有多重意思可以讲。譬如说，蒙古族打进中原以后，它的强悍的草原文明对柔弱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冲击。到今天我们研究明代文学的人还在不停地在新学里打转转，甚至追踪到宋学上去，就没有一个人到草原文明上去看一看，看一看它对中原、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和两种文化碰撞融合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新东西。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蒙古族草原文化的冲击，不可能有晚明的那些思潮。当我们讲文明史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的时候，血缘宗法制度带来的必然是一种专制、一种思想上的独占，就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代，任何一个人，都只是王权利益上的一个因子，是王权意志的一种体现。作为汉代的官，你只能是 “牧”，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你只能被牧，是被放的一群羊；你是被 “守”，被看着的，是被看着的这点财物。天子去巡狩，你们都是被捕猎的对象。总而言之，下边这些老百姓，不是人，只有皇帝是神，神下边统治的是神的财物。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从先秦的时候，成了君王的专属，它可以是庙堂上宴饮助兴的娱乐，也可以是一种统治工具，所以它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教的附庸。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一个阶级拥有了经济和政治特权之后，必定会对文化特权提出要求。最早的时候，《论语》中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认为季氏越制了，因为季氏违背了礼制等级。随后到了汉代以后，这种等级制度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只是君王的专属。所以俳优蓄之，你只是在给皇帝提供些什么东西。所以班固的 《两都赋》说：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文学就是为君主服务的，是君主的一种专享。从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经济特权早就获得了，魏初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政治权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他们也获得了。过去我们在学习南北朝文学史的时候，大概总是批判九品中正制，说它排斥寒门，都是世家大族。但是大家忘了，它恰恰对两汉皇权是一种革命和进步，它打破了皇权的独裁。皇权独裁被打破以后，新玄学产生，文学就成了一种天才的事业。一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士族上升以后，他们的审美取向、他们的文学观念、新的创作风格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观。这种新的美学观，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的价值观念。从七子到二十四友，到竟陵八友，到东邸学士，等等，政治上的新贵是以作为文坛领袖的方式，来发布这个阶级对文化和文学权益的诉求，对文化和文学统治权的诉求的。文学摆脱了君王的附庸地位，突破了庙堂文学的高墙以后，从宫廷步入了士族园林和山水之中。它们从汉代的抒情很快就转入了玄言。到刘宋以后，寒门庶族凭借军事力量崛起以后，它又对建安时期的突破产生了一种新的突破。庶族文学开始崛起，最典型的就是谢灵运。他说： “天下才一石，子建独得八斗，吾得一斗，天下人共得一斗”，生动地体现出凭借才气崛起的庶族贵族的思想心态。于是，从刘宋以后，七言乐府开始流行。到了隋代，实现科举取士。到了唐代进一步完善，诗赋取士的时候，七言乐府大流行。这时候，文学已经从世家豪门的园林里面走向了庶族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题材、体裁都开始发生变化。唐宋以后，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我们进而到词、到曲、到戏剧、到小说。从小说这个角度来说，从文言笔记到传奇，到话本，到拟话本，从讲史小说再到世情小说，甚至可以延伸到新世纪湖北籍作家方芳、池莉的新市民小说。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最早的君主专有的文化特权到士族士大夫的特权，到庶族士大夫的特权，再到一般城市市民的共有，再到现在社会的共有，即马克思说的公共空间，文学由一种特权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变成了一种公权。就文学的欣赏或者说消费层来讲，从一个人、一家变成了整个社会，人员上是一个金字塔，正三角形。同样，文体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到戏剧，到词，到曲，到戏剧，到小说，文体也是越来越大，也是正三角。这两个正三角恰恰跟最主要的创作阶层和最主要的消费阶层是相对应的，这两者重叠起来之后，我就想到一代有一代之文体，我们在这里可以读出一个味儿来。这个过程恰恰就是我们古代文学从一种特权走向它的本位回归，也就是从特权化走向民主化、公众化的历史过程。当我们把两个三角形重叠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定的社会阶段，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必然有一种适应其审美需求的新文体开始流行，成为一个时期作品数量占据主要地位的首要体裁。而且，随着社会精神产品拥有权不断地下移，新的文学作品越来越生动，体裁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创作形式也越来越自由。由此来说，四言诗在文学史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成为历史了，五古到了唐代的时候也是部分卖弄技巧实力的文人手中的古董。至于清朝人，他再写四言、写古风、写古乐府，那只不过是遗老遗少的一种没落情怀。它不是这个时期的文学主体，不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主流。文学研究不能失去对人的关怀一个时期占到主流的文体，主流的作家，并不一定是这一时期的文学顶峰，不见得就预示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方向，不见得能代表这一时期真正的风貌和历史走向。就整个文学史来说，文学有一个向它的本体、向人性回归的过程，这就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要求，其中突出的是我们的批评立场、研究方法、评价尺度等基本的文化态度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采取一种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审美批评，还是一种个人欣赏的批评？实际上，我们对学术史、文学批评的认识非常不清楚。譬如说，胡适先生对于小说戏曲功不可没，他提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胡适先生的学理是什么，他是把小说戏曲这种过去被认为俗的东西先提升，认为它不是俗，它是雅，是大雅，他把它提升起来了。就好比说有一个乡下姑娘，她头发自来卷，胡适先生说：你看，她一头卷发，这是一个洋贵妇人！他不是承认小说戏曲本质的东西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其实在古代，在小说里边，在小说作家里边，他也是要自高门楣。所有的戏曲序言都说它 （该剧）有补裨正史、教化人心的作用，都向 “史”去靠拢。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都没有认识清楚。我们的审美批评还在典和雅的层面上去进行。譬如说纳兰性德的词。纳兰性德的词写得的确是非常漂亮，高度绝对不减于宋人，而且也不减于李后主。但是纳兰性德的词，在文学史上，在清代的文学史上怎么说也就是宋词的回光返照，它不是清代文学的主流。再如汉乐府， “不必作者五言古，有必做者古乐府”。汉代的古乐府为什么难做？恰是因为古乐府的这种原始性，它是通过音乐的形式，用音乐特征对人的情绪直接感染，情感类型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情感倾向是非常模糊的，不确定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边直接受到感染。你可以通过你的审美联想，通过类比联想去自由联想，这恰恰是汉乐府在原始的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有状态。就像我们的哲学理论所说：一个概念，它的内涵越简单的时候，它的外延就越大；它的内涵越丰富，它的外延就越小，它的指向性就越单一。汉乐府，恰恰因为它的原始，它的朦胧，所以它的外延非常大，它会引起人充分的想象，它很有深度，很有味。到了建安以后的诗就不行了,太单一了，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实际上，汉乐府的审美效果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原始性所带来的客观的审美效果。如果我们脱离了历史批评，就会说：古乐府好啊，后边的不行，没法跟古乐府比，差远了。那是你的态度立场不是站在历史的科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你个人私人化的批评立场上去了。纳兰性德这些人，包括陶渊明，都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顶峰。但一个时期占到主流的文体，主流的作家，最高成就的作家，并不一定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顶峰，他也并不见得预示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方向。我们过去过多地集中在一个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创作的顶峰，艺术的最巅峰的作家，但他不代表这一时期真正的风貌和历史走向。当我们忽略了人类文明史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候，就必然带来某种误区。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商品经济社会，当我们的文学失去了对人的关怀的时候，当你抱着那种所谓的纯学术观念在象牙塔里所写出的论文，除了责任编辑、录入员和排字工，只有你自己看的时候，你把产品交给社会，谁会买你的账？你不关心人，成天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东西，既不能启迪思想，又不能给别人带来智慧，更不能对整个文化建设产生任何意义，那么谁要你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私人化的做学问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们这一个学科的自我放逐。过去我们就讲我们的生存危机、古代文学危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缺少了一种科学的理性去认识外部世界，认识我们自己。
1 楼照你这么说他们招聘打字员应该也是假的吧？
莫道才：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寂寞的境地。就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来看，这三十年只有两篇文章谈论骈文，一篇是启功的《散文与骈文的区别》(《文艺学习》1957年第4期)，一篇是徐迟的《散文与骈文》(《光明日报》1978年5月21日)，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相隔二十年的文章，谈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最基本的小问题，而且都是非专业性的普及性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苦涩的学术悲剧。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建国后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是学术禁区。骈文研究在内地受重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的事。肇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骈文研究的禁区得以突破。仅在1980年就有三篇论文发表，王运熙、胡国瑞、曹道衡三位有影响的学者相继就六朝骈文 发表文章（王运熙：《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胡国瑞：《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曹道衡：《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文学评论丛刊》1980年第7期），以为汉魏六朝骈文正名为突破口，骈文学 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至今，有关骈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发表的论文约90余篇，专著6部、作品选9部。这六部专著是：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于景祥的《唐代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尹恭弘的《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钟涛的《六朝骈文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九部作品选是：黄均、贝远辰、叶幼明选注的《历代骈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熊先谦的《魏晋南北朝骈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谭家健主编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黄山书社，1988年）、许逸民选注的《古代骈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殷海国编选的《历代骈文精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周振甫编选的《骈文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朱洪国编选的《中国骈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莫道才主编的《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赵振铎主编的《骈文精华》（巴蜀书社，1999年）此外，一批解放前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也得以重印，如瞿兑之的《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蒋伯谦、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1997年）这些都显示了近二十年骈文研究与普及的繁荣。而台湾地区的骈文学研究从六十年代后也有所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张仁青的《历代骈文选详注》（台湾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六十年来之骈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中国骈文析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骈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丽辞探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汪菊松的《宋四六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佚名的《骈体文浅说》（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陈松雄的《齐梁丽辞衡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廖志强的《六朝骈文声律探微》（台北天工书局 ，1991年）、谢鸿轩的《骈文衡论》（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陈耀南的《清代骈文通义》（学生书局，？年）可以说，以张仁青为代表的学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在1996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韵文学会、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多家单位发起的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在桂林隆重举行，标志着骈文学研究全面复兴，会上成立的中国骈文学会 筹委会标志着骈文学研究由分散走向联合。这次会议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了骈文研究的发展。在此前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和《柳州师专学报》开辟了骈文研究专栏，为骈文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园地。可以说，海峡两岸的骈文学研究已经告别寂寞走向繁荣。因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不畅，笔者对台湾出版的骈文学研究著作所见不全，不便妄加评述。在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主要探讨了这么几个问题：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韩愈的时代，骈体文的流行，他和他的同道把骈文称为“时文”，而把骈文形成以前的古代文体称为“古文”，也就是先秦和汉代的单行散句，在形式上没有限制的文体。 对骈文史的研究是骈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骈文的产生、发展、兴衰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评价骈文的发展流变，是骈文学研究仍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对骈文的否定就是从对骈文发生、发展的不正确认识开始的。谢国荣的《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讨了骈文的起源和产生问题。钟涛的《骈文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则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骈文的起源。讨论骈文的形成的论文还有于景祥的《论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它们讨论了骈文的形成时期及其文化背景，从各个角度探讨并说明了骈文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必然性。对历代骈文的研究也已展开。各个阶段的骈文都有研究者关注，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热点，主要论文有萧艾的《六朝骈文论略》（《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胡国瑞的《六朝骈文的艺术评价》（《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周建渝的《徐陵骈文初探》（《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樊运宽的《论庾信后期骈文的特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六朝骈文与文坛风尚》（《柳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阿忠荣的《宫体作家的骈文创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周悦的《齐梁骈文的新变》（《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谭家健的《试论刘峻的骈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钟涛的《论六朝骈体书牍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试论徐陵骈文与其政治生活的关系》（《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它们探讨了这个时期的骈文艺术特色，并对主要骈文作家的骈文创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唐宋元明清的骈文也受到青睐，论唐代骈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莫道才的《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郑力戎的《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体奏议》（《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莫山洪的《中唐骈散相争及其美学价值》（《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论宋代骈文的有曾枣庄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尹占华的《论苏轼的四六文》（《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论明清骈文的有王凯符的《论清代骈文的复兴》（《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马积高的《清代骈体文的复兴与考据学》（《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昝亮的《胡天游骈文试论》（《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袁枚骈文试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论民国初年的骈文的，如刘纳《民初文学的一个景观：骈文的兴盛》（《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可以说，对骈文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了较全面的讨论，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六朝骈文及其作家；而且这些讨论多是正面的阐释分析，而没有了过去偏执的简单化否认。这对于扭转对历代骈文的印象式错误认识是有帮助的。骈文在魏晋南北朝的衍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迟在西晋时期，比较完整的骈文已经出现．而文学性的骈文的成熟，大致在南朝的刘宋时代，其代表作是鲍照的一些作品，齐梁以还，以表现美的事物为主旨而注重形式的各类骈文逐渐成为文坛流行的文体，想梁简文帝萧纲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陈代的顾野王的《虎丘山序》，沈炯的《林屋馆记》等形制相当规整而艺术上又均有较高水准的文学性骈文皆其适例。骈文研究范围的拓展是骈文研究步向深入的体现。莫道才的《骈文史分期刍论》（《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则专门讨论了学术界模糊把握的骈文史分期问题，而莫山洪的《简论历代反骈的历史嬗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则进一步检讨了历代反骈的原因。而已出版的几部骈文学著作都十分关注骈文的发展过程，姜书阁的《骈文史论》是建国以来的一部骈文发展史，这部近四十万言的巨著对骈文的发展有详细的论述，勾绘出骈文演变的全景，其不足是唐代以后的部分稍嫌简略。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则是第一部骈文断代史，将唐宋两朝的骈文作了详尽的描述，然亦失之叙述方式简单。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内蕴》是其博士论文，她在第二章“六朝骈文形式的定型过程”也讨论了六朝骈文的发展过程。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在第三章“六朝骈文之流变”也对六朝骈文史有所梳理。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在第九章、第十章专论“骈文的历史演变”，概论了骈文发展的八个阶段：发轫期、形成期、成熟期、繁盛期、变异期、衰落期、复兴期、消亡期。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二章“历史视角：骈体文文体的演变过程”中，也从溯源、酝酿、成熟、变异、复兴等五段对骈文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可以说，学术界对骈文的演变过程和规律的认识是较深入的。 纵观骈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它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寂寞，如今走上了正轨，正步入新的辉煌。即使这样，也应该看到，骈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骈文学研究力量还很不够。从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全国研究骈文的学者仅有二十来人。不但与古代诗歌的研究队伍无法相比，也远比古文的研究者少。在这二十多位学者中，还有不少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领域，仅是偶尔涉足一下骈文研究。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受古文为正宗而骈文为小道的狭隘观念的影响。因此，研究者更新观念，重新认识骈文十分必要。由于研究队伍的力量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骈文研究水平的整体推进。因此，骈文学界迫切需要更多的学者的加入，以推进对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的研究。只有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水平的提高才有基础，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骈文学研究培养新人的工作也显得很紧迫，骈文离今天的生活很远，如果中断骈文的研究，人们对骈文的了解就更少。骈文研究呼唤青年学者的加入。其次，骈文学的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有待加强。资料的缺乏也是影响骈文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骈文的选本出版不少，但骈文的研究资料尚未见出版。古代的骈文资料留存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当中，这些类书、丛书浩瀚淼茫，从中寻找资料很不方便，近代以来的著作多未重印，所以也不易见到。这就影响了骈文学研究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由笔者与莫山洪整理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支持项目《历代四六话》早已交稿到出版社了，却迟迟不能出版。另外，为推动骈文学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整理出版一部《骈文研究资料汇编》，一部精选近五十年来研究论文的《骈文研究论文集》。一些重要的骈文理论著作和作品集，也需要出版社协助出版，如清代孙梅的《四六丛话》、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近代钱基博的《骈文通义》、孙德谦的《六朝丽指》这些重要的骈文学资料都应该尽快整理出版，以推动骈文学研究的发展。骈文学研究需要出版界的有识之士的鼎立协助，共同促进学术的进一步繁荣。其三，骈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应上一个新台阶。高水平的论文尚不多见，骈文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骈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去除非学术规范的现象，提升研究论文、论著的水准。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量化的研究和实证方法的融合，在研究视角上，要注意文化史角度的发掘，避免简单的作家作品论。特别是，应该把骈文的存在放在时代的文化史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观照骈文的存在，并把骈文的创作现象作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并由此解剖一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场景与方式，乃至一个时代的审美心理与文人心态、社会心态，并进而揭示出骈文存在及其风格特征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这样，骈文的美学意义、文学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才能真正得到揭示。有了这样的开阔的视野方能在更高水平上、更深层次上认识骈文，理解它的历史及其存在的原因。骈文研究成果的水平才会更上一层楼。 骈文学的发展与兴衰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必然要涉及的问题。骈文学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丽辞》算起，已有1500年漫长的历史了。宋代以王铚《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等人的四六话著作为标志，标志骈文学的初步形成。骈文学史的研究实是对骈文观念的发展演变的梳理。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莫道才的《骈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语文导报》1987年第9期）、《八十年代唐代骈文研究述评》（《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吴兴华的《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钟仕伦的《骈文与王铚的〈四六话〉》（《文史杂志》1993年第3期）、莫道才的《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和骈文思想》（1994年第4期）、《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谭家健的《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杨东甫的《骈文杂论》（《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曹虹的《清嘉道以来骈散争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于景祥的《欧阳修对骈体和散体的科学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萧子显对汉魏六朝骈文的评价》（《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民国骈文研究兴盛原因探》（《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骈文学发展史刍议》（《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从发表的论文来看，骈文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涉及，诸如骈文学演进的历史过程、骈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骈文理论、骈文学史上的一些概念、观念的内涵，等等，但仍有许多骈文学史的理论问题尚未涉及，可发掘的课题还有许多。由于骈文学研究的深入，对骈文的否定已经破除，新编的文学史教材多数有专章专节将对骈文的肯定性描述写入其中。如马积高、黄均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前者在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第七章“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第九章“唐代的赋和骈文”中就以大量篇幅描述了骈文的发展和创作情况。后者在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第六章“齐梁陈文学”的第五节“骈文与俳赋”和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第十章“中唐后期文学”的第五节“李商隐”的第四小节“李商隐的骈文”里也有大量篇幅介绍骈文。一些断代文学史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1990年，中册出版于1994年）也以专节正面描述了初唐骈文的抒情性倾向、中唐骈文的改造。这些说明骈文研究的成果已经取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并作为知识向读书界普及。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应该看到，一些文学史教材甚至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新编文学史著作仍对骈文的存在采取漠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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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非法期刊，没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备案，没有正规出版机构和主流数据库的收录。唯一接近的只有连续电子出版期刊一栏能找到的比如中文科技期刊文摘版-工程技术之类的，算是电子刊吧，但是你还是得打电话到出版社那里确认是否还在经营该杂志，像电力设备这种电子刊，虽然有备案但却是无效的，因为中国电力出版社申明他们不再出版电力设备杂志，总署上的备案只是暂未注销而已。一般淘宝上几百块dai写dai发的都是违规刊印的杂志，即使杂志名字是真的，也不是真的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给的文章录用通知，文章索引号什么的都是假的。这类非法出版物一般录用很快，不通过邮局寄刊，文章质量差且多。没有正规的投稿方式和审稿流程。发表出来的文章在主流数据库也检索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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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基，江苏省常熟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这个“为”字，便读作去声。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 我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学所攻读博士研究生，就多次听到所里老师称赞邓先生。留所工作之后，与邓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最初的印象，邓绍基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器宇轩昂，眉目之间流露出来的谦和与自信，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尽管他年事已高，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说起邓绍基先生，都啧啧赞叹，说他是文学所的品牌和骄傲。 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易亲近。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讲究方式，让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他面前，你不会有压力，不会有顾忌，更不会掖着藏着，把话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娓娓而谈，没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学者风度。古人说，如沐春风，大约就是这种情境吧。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谁能没有烦心的事，但是所里人都说，几乎没有人看见他红过脸。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当然生气，也有所表达，但绝不失雅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邓绍基先生主持了很多集体项目，他总是邀请年轻同志参加，遇到问题，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换意见。他是主编，完全有理由修改晚辈文字，但是他很少这样做，总是谦逊和善地提出建议，让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先生这一代学者，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他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老一代学者，颇得前贤濡染。《王伯祥日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领导非常尊重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常常到王伯祥、俞平伯等老学者家中看望，虚心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老先生到所开会，所里会有专车接送，甚至工资和信件也派人送到家中。邓绍基先生那一代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六十年代以来，每到春节，邓绍基、曹道衡等先生总会结伴去看望所里的前辈，通常还要带上几个年轻同志前往。而今，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去年春节，我们还到家中看望邓绍基先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邓绍基先生一生待人热情，做事低调，很怕麻烦别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时候，别人帮他做了一点点小事，他总是放在心上，有机会一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感谢，温文尔雅，恰到好处。他对别人的请求，也总是尽力协助解决，绝无推衍。他重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总觉得给别人带来麻烦，不愿意打扰大家。他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年来，邓绍基先生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还和蔼地看着我们，不时会像朋友聊天一样，半眯着眼睛，率意地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近来常常想，有这样的忠厚长者在，真是我们的福分。而今，他人走了，但是他的情和意，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 邓绍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唐代诗歌、元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尤其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关于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也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成就令学界瞩目。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红楼梦论丛》（与刘世德、陈毓罴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杜诗别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发表论文二百多篇，主要收录在《古典戏曲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邓绍基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 邓绍基先生的学术特色，可以用专、宽、通三个字来概括。 首先是他的专。我们从刚刚出版的《古典戏曲评论集》后记中知道，早在1948年，邓绍基先生还在常熟中学读书时，就在无锡当地报纸上开辟“旧剧新话”专栏，发表剧评。就读复旦大学后，在赵景深、刘大杰等前辈学者鼓励下，他较早决定以元代戏曲方面作为自己专攻方向。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发表了《从〈窦娥冤〉的不同版本引出的几个问题》、《白朴三题》、《关于马致远的生平》、《〈汉宫秋〉校读散记》、《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元杂剧版本探究》、《〈元曲选〉的编纂和刊刻时间》、《〈元曲选〉的历史命运》、《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工作漫议》等论文，涉及元杂剧的内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如元曲“四大爱情剧”说，如文学古籍尤其是戏曲小说典籍，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经史校勘的方法，必须考虑到他案头阅读与表演脚本的差异。这些论断，援据精博，多为学术界所认可。 由元杂剧研究，延伸到元明清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学史》就是由他主编的，这是百年来第一部关于元代文学的全面系统的论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以及立足于明清戏曲小说的主题学研究论文《典实与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故事》、《评说离魂型、还魂型和纯一人鬼相恋型文学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著。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庆时期“三大传奇”和清初“吴县作家群”等重要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如果从1948年开始算作他涉猎戏曲领域的话，到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古典戏曲评论集》，邓绍基先生在古典戏曲小说领域，辛勤耕耘长达六十五年之久。真可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其次是他的宽。我们都知道，邓绍基先生是我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七十年代又潜心于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汇集而成《杜诗别解》。他还长期关注近、现代文学，发表了《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若干回顾》、《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论争的再认识》、《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兼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灭’传统观》等论文，提出了“侠义公案小说”等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也作出了贡献。他还把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当代，“文革”前就发表过《近十年来老舍的话剧创作》和《评〈海瑞罢官〉》等。此外，他对先秦文学（如《先秦散文和言简意约》）、汉魏六朝文学（如《〈史〉〈汉〉随笔》、《读谢灵运诗歌札记》）、唐宋文学（如《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关于杜甫的卒年卒地问题》、《李贺〈秦王饮酒〉释义商兑》）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多要言不烦，见解独到。 再次是他的通。六十年代他就参与了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又主编了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至九十年代，与张炯、樊骏先生合作组织编写《中华文学通史》，实现了学术界期盼多年文学史研究的“三通”，即在时间上，古今文学打通；在空间上，各民族文学打通；在体裁上，各种文体打通。此外，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及《古本戏曲丛刊》等。在从事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着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着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1956年4月15日《光明日报》），当时他刚二十出头，就针对当时学风方面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此后，陆续发表了若干宏观研究方面的论文，如《我对探索文学史规律的看法》、《永远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的问题》等，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导意义。 邓绍基先生的这些综合性学术成就，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示出难得的价值。 三 邓绍基先生是江苏常熟市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他在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文革”前，他曾任中共文学所总支副书记、代理学术秘书、古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近代文学研究组（筹）组长、《文学知识》编委会常委等。“文革”后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继文学所创始人郑振铎、何其芳之后第二代学者的领军人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他是何其芳主政时期的重要骨干成员，“文革”后又一直在科研前线运筹帷幄，组织协调，卓有成效，受到所内外同仁的广泛尊重。文学所能够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与邓绍基先生的努力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在何其芳所长的引导下，他参与了文学研究所很多重大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在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邓绍基先生在回忆文章《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中谈到，郑振铎、何其芳在筹建文学所时确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重点：第一是系统的中外文学理论建设，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第三是编选具有大型文献功能的《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第四是编选一套历代诗歌选本，并且要由著名学者来选编。今天来看，建所之初所确定的这四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邓绍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论建设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在何其芳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正是在前辈的感召下，邓绍基先生特别重视理论，撰写了《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论文，体现了他对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战略性思考，至今读来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如文学史论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几部古代文学史外，还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如前所述，邓绍基先生重视基本文献，又有理论修养，他的思考就比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实的业绩。 如大型文献汇编方面，《古本戏曲丛刊》到郑振铎1958年不幸遇难前，已出版四辑共400多种作品。其余各辑，我们正在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业已陆续出版。其中《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意义，邓绍基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一文有详细的介绍，这是他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历代选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学者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文学读本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邓绍基先生受此影响，也独立编选《金元诗选》，主编《元诗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向来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别，多数学者追求为己之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邓先生的性情资质与学术理想，他完全可以坚守自己的学术园地，精耕细作，成为某一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着走，不得不腾出大把时间用于学术组织与行政协调，时常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焦虑不安，也暗羡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悠闲自在。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兴趣而耽搁工作。这一点，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们从回忆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领导岗位后，没有时间从事创作，颇感不安，多次说到，“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对那种无休无止的会议，深感厌烦。但是，他受党教育多年，只能服从工作的调遣。邓绍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说过，行政工作可能会耽误业务学习，但是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这种牺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选择。文学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邓绍基先生那样的“双肩挑”干部，代代传承，默默奉献，克尽厥职，照亮他人。在当今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的为人、为学风范，越发显得珍贵，越发叫人感念。 今天，我们纪念邓绍基先生，不仅仅是纪念他个人，也让我们有机会回顾老一代学者为文学所发展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六十周年时撰写的《追寻文学所精神》一文中曾写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仰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邓绍基先生可以说是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