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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中华民族振兴了，看看我国的高速贯穿大江南北只不过要收费，我国的国民富裕了看看高楼大厦只不过大多都是房奴，国民一部分人富了看看私家轿车只不过油价是美国2倍，国民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只不过食品不太安全，看看中国的企业多么强大只不过是国有垄断，2000字应该好写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满族饽饽，满族的风俗习惯。满族人喜欢吃粘食，因为粘食耐饿，便于外出射猎活动。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制作精巧，风味独特的各种点心，统称为"满族饽饽"，因此素有"满点汉菜"之说。满族饽饽历史悠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栗子面窝窝头"，也称小窝头。满族入关前有一种筵席叫"饽饽席"，每桌使用面粉80斤，可见规模之大。使用的面粉多为粘面，就是以糯米或大黄米、小黄米为主，掺入适量其他米碴，再用豆沙、果仁、白糖作馅。主要的品种有萨其玛、绿豆糕、苏叶饼、豌豆黄、牛舌饼、打糕、油炸糕、粘豆包等。每到冬天，满族人家一般都要做上几锅粘豆包，冻起来随吃随拿。现在沈阳冬天的集市上仍然经常可以听到粘豆包的叫卖声。菜肴。满族人特别喜欢吃猪肉、酸菜，而且烹调方法很多。比较有特点的菜肴有吃肉大典、白肉酸菜血肠、火锅、酸汤子等。遇到喜庆的事情或祭祀时，要设肉食大典。八人为一桌，席间主人端上一方方约十斤左右的猪肉和调好的肉汁，客人不用筷子，而是自己用刀将肉切成块或片，蘸肉汁吃肉，并依次捧碗喝酒，十分豪爽。白肉血肠是满族人宴请亲友的一道主菜。五花猪肉，切薄片，与细切的酸菜同时下锅，开锅后再投入已灌好、煮熟、切成小段的血肠。这道菜香而不腻，营养价值很高。现在沈阳的那家馆白肉血肠，风味绝伦，深受消费者欢迎。涮火锅是最为典型的满族饮食。这种饮食与当年满族人游猎生活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不论是原始的满族火锅，还是如今华夏大地随处可见的现代火锅，吃起来都会令人联想起"噼啪"作响的山林篝火，联想到"吱吱"作响的小吊锅。可以说满族火锅是如今风靡全国的火锅老祖。除菊花火锅外，比较有名的有什锦火锅和三鲜火锅。酸汤子是满族传统食品。秋季新粮成熟之后，农村几乎家家泡酸汤子。将新打下来的玉米整粒浸入缸中发酵，然后用清水冲洗，将酸味去除，磨成水面后，过滤去渣皮，即成汤面。食用的时候，锅内烧开水，用特制的汤子套，套在左手大拇指上，左手握一团汤面，用右手挤压，挤出的汤子条直接入锅煮熟，捞出来后，拌入肉炸酱、鸡蛋酱或葱花酱之类的佐料即可食用。
民族风俗范文篇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这个巨大的家庭是由56族兄弟姐妹们组成的,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广东,下面让我带大家走进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吧!首先先绍的是我们广东人最爱的饮料——凉茶,我们认为凉茶是身体的保险公司,因为它有病服即能治病,无病服也能防病。在广东,如果成人一个月内不饮几杯凉茶(多为王老吉),婴幼儿2-3天不服一次七星茶,就认为身体健康没保障。竹蔗茅根水是广东凉茶之一,有清热下火,生津止渴,润肺排毒之疗效。常用的五花茶、夏桑菊、王老吉等凉茶,都是由味苦性寒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四时感冒、头痛发热等积滞之症。其中王老吉的药性最为寒凉,五花茶和夏桑菊相对平和一些。小儿七星茶由味甘淡性寒流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小儿感冒发热、烦躁咬牙等症。适用于体质强壮、素来火旺湿盛、经常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者。但是,喝过凉茶的外地人唯一的感受就是一个字“苦”!很多人喝凉茶的时候,喝一口,一下子就塞进去几片陈皮去苦。广东人每年春节或开耕时节,从粤北到粤西山区广大农村,流行着一种乡土气息浓郁的春牛舞。人们满怀深情地赞颂和他们一起幸勤劳作的耕牛,充分表现了人们对这一农家宝贝的爱怜,对未来生活的祈求和期望。表演时,演员和观众同声欢呼,互相逗乐,气氛浓烈、融洽,充满着农家特殊的欢乐情趣。“春牛”一般由两个演员扮舞,一人舞牛头,一人操牛尾,牛头用木头或竹蔑扎制,外形比真的牛头大一倍,弯弯的猗角,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样。牛身用布做成,遮住里边的演员,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先躺在一边,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中,由一住老农打扮的角色,把“牛”牵起,绕场走几周,并对“牛”说几句打诨的话,逗引观众发笑。有时观众也挑逗演员,唱道:“手拿红花红彤彤,红花挂在牛角中、你堂春牛唱得好,不过你牛背有只窿。”机灵的演员立即唱答:“锣鼓一打闹喳喳,老兄讲得也唔差;谁个牛仔纸扎介,背脊有窿正好拿。”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然后开始正式表演。表演时,“牛”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只有随着牵牛人的唱颂,摇头摆尾,作欣喜之状,接受人们的称赞。牵牛人的动作则比较多,一边唱,一边抚摸春牛,从牛头摸到牛尾,每摸一处,都有唱词,一边还要做骑牛、驶牛、犁田耙地等动作,有的手持犁耙等农具,有的徒手,但动作都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绽,观众就要唱歌来讥讽:“手拿金花金黄黄,犁田大伯唔在行。丁丁园园犁紧转,样般中间唔开行?”表演者即顺便接过话头,逗趣作答:“锣鼓打来闹洋洋,老兄讲得也在行。连州学到连山样,留出中间做鱼塘。”为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有的地方还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伞,肩挑花蓝,边舞边唱相随,唱一阵,扭一阵,又敲一阵锣鼓。最能表现这种舞蹈特点的是它那纯真、深情的唱词。牵牛的演员把牛牵到场中,便开始唱道:“我条件仔好耕田,生得头大角又尖,耙田唔使用鞭打,犁田唔使用索牵。”然后充满爱怜地抚摸耕牛,从牛头摸到牛尾,一边摸,一边唱:“摸摸牛头摸牛尾,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茨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耳,发展生产走富裕;摸摸牛头摸牛嘴,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肚,生活改善有出路;摸摸牛头摸牛脚,唔愁吃来唔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爱牛如同爱父母,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内容朴实,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曲调深沉,缠绵。由于在民间长期传唱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当然,广东还有好多民风民俗。比如:广州美称“花城”,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非常受人瞩目的;舞狮;种四方竹……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都有不同的特色,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广东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希望大家也能多了解自己家乡的风俗习惯,甚至了解其他民族地方的特色,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中国的多姿多彩!民族风俗范文篇二: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把这个节日叫做“春节”。吃喝玩乐,时代不同,四个字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吃,记得我上一次就盼着过年,过年就有好吃的,可以使劲吃而不会找来长辈的责骂,现在的要求是如何吃得健康。喝,有档次,所以很多家庭选择在酒店吃年夜饭。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家吃个团团圆圆的年夜饭。玩,过年了,和亲朋好友聚一起玩玩小麻将,斗斗小地主是很多人的选择,大年三十的晚上刚过12点的“开门炮”是必须放的,还有正月十五的鞭炮也是必须放的,意味着年过完了。乐,我过年就是一家人吃过年夜饭就守着电视机看“春晚”,当然,大年三十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天地乐园。比如:长辈们一般会跟小辈压岁钱,或者,前几天买来的鞭炮,就一起放掉。这些活动均以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春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风俗范文篇三:我的家乡在浦城,这是个很小的县城,但仅管如此,浦城的人民一直崇尚着中华的传统民俗,这表示着大家对祖先的尊重。那我就先从春节开始说起吧!除夕之夜,家家3点多就开始吃年夜饭,“蛋卷”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象征着家家年年都繁荣,儿女能够孝敬长辈。吃完晚饭后,我们是从不出门的,听奶奶说:“若出了门会把大家的好运给带走的。”虽然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依然能够玩的有声有色。大人们在家中打牌打个通宵,孩子们放烟火放得起劲!这表示大家的好运年年,财运年年……除夕过后,换来的正月初一也是很受人欢迎哦!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后就先喝一杯“桂花蜜”,这是我们孩子的最爱,味道甜甜的,香香的……这表示希望大家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甜甜美美……吃完饭后就给长辈们拜年,长辈们就要包压岁钱,孩子们得到压岁钱后可开心了,但初一至初三是不可以乱花钱的,这又代表着大人们在这一年里很难很难挣到钱,运气也不太好……给长辈们拜完年后,女孩在家帮父母干活,男孩就跟随大人们去各自的亲戚好友家去拜年,大家都过的十分开心。而正月初四,全家人都要去山上的庙里去烧香,给菩萨请安,让菩萨保佑子孙满堂,儿女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过了初六,大家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大人们工作的就继续工作,孩子们该去复习功课,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这个春节是令人难忘的。民族风俗范文篇四:人间四月天,春色满江南。茅山庙会,是传统民俗与春天的一场约会:4月13——农历三月十八日,具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茅山古镇今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节庆的气息,威风锣鼓,激扬茅山福地;龙腾狮舞,跃动古镇春风。来自周边城镇的老百姓们汇集一堂争相观望茅山庙会的盛况,颇有“平民狂欢节”之感。追溯茅山庙会,约始于清乾隆年间,已有二百余年,今年是茅山有组织规划的第二十二届庙会,庙会虽然有些迷信色彩,但其目的是去集商贾,交流物资,供应春耕生产及人民生活所需用品,起到振兴经济,搞活市场的作用,另有文艺青年,发挥特长,化装表演,比赛娱乐,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早晨八点,“哐哐哐”的锣声声解开了庙会的帷幕,威风凛凛的舞龙队率先登场,在空中飞舞翻腾的舞龙引得众人高声欢呼。这些舞龙队由各个乡镇组成,一般一个乡出两条龙,多则四条,舞龙由专门的船运送,到达茅山后被安置在当地的庙中,待到庙会正点,以旌旗、锣鼓、号角为前导,将舞龙从庙中请出来。龙身大多用竹扎成圆龙状,节节相连,外面覆罩画有龙鳞的巨幅红布,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首尾相距约莫有十数来丈长。龙前由一人持竿领前,竿顶竖一巨球,作为引导。舞动时,巨球前后左右四周摇摆,龙首作抢球状,引起龙身游走飞动。舞龙穿过东岳庙,东岳庙会源于东岳大帝的原型——三茅真君的茅盈,他也是南方道教的创始人,每一条舞龙都在东岳大帝像前三叩头以示祈福,最终到达景德禅寺稍作歇息,等待下午一点的扫街。香客们跟随龙队进庙拜佛,寺庙里摩肩接踵,人烟鼎沸,漫天的烟雾让人恍如仙境。而由千年古刹之称的景德禅寺更是香烟缭绕,梵鸣悠长,大雄宝殿也在今日举行上梁仪式。寺内卧佛殿、藏经楼、方丈室上梁和山门殿已经重修完毕,对外开放,卧佛殿最为热闹,造价大约一亿的卧佛由缅甸进口的玉石雕琢而成,重约6吨,他静静地接受来往香客的膜拜,聆听他们的心声,潜心修行拜佛的老奶奶穿着藏青的法袍在卧佛殿外等待,满眼的虔诚和期待,满身的坦然和灵气。来自兴化的淮剧团在景德禅寺里搭台表演,老百姓们为了看得清楚,早早地就用条凳占上了地方,茅山号子那嘹亮的唱腔和急促的节奏穿过天空,站在老远就能听见,柔软缠绵的舞蹈,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同台演绎,给台下的老百姓提供了一台充满欢声笑语的视觉盛宴。下午一点,舞龙汇合,组成一条百米龙队,环绕茅山镇游行扫街。舞龙的用意,概括起来不外乎几条:一为祈雨祈福,二为娱神娱己,三为彰显力量,四为兴旺人丁。龙队前面有一人敲乱棒锣,以示紧急,继由马皮清路。马皮是当地人请来的巫师,在社祭前进行扫街,以驱除妖魔和邪气,马皮带领龙队穿过大街小巷的每一户人家,众人夹道欢迎,十多面颜色异同的彩旗,迎风招展,以助阵威,家家户户,秉烛焚香,燃放烟花鞭炮,以保来年平安吉祥。放眼望去,是茅山浓厚的乡土风情让人陶醉,古镇老百姓在纳新同时不忘传承文化,刮面,扎香,自制的农具深受群众喜爱。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吸取新经验,谋求新发展,文化沟通的背后是经济的融合。所谓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富裕起来的茅山人民,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自发恢复茅山庙会,其目的是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古迹,开发旅游经济,弘扬民族宗教文化,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扩大市场,振兴茅山。一座茅山,一方风水,拉动一方经济,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我们坚信福祉茅山!好运茅山!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4，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文化是什么？用辞海上的话说，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用余秋雨的话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可见，文化的外延包含整个社会，说文化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社会。所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这当然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某个侧面进行论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借用余秋雨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一种以追求爱与善良为最终目标的生态共同体。《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讲，仁者爱人。《弟子规》讲，泛爱众，而亲仁。刘备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追求善良，奉献爱心。现代社会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大爱与善良。雨果曾经讲过，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与善良又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余秋雨讲过中国文化三个特性，以此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适用的。这些特点表现在：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中华民族是世人共知的礼仪之邦。中国几千年建立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出则悌，等等，都是为建立礼仪之邦作出的理论探索与行为规范。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中华民族历来重君子远小人，“三纲五常”第一纲就是君为丞纲。从而要求人们做坦荡荡之君子，不为常戚戚之小人。进而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Q心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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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叫“春节”。中国人过春节有很多传统习俗。从腊月二十三起，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家家户户要大扫除，买年货，贴窗花，挂年画，写春联，蒸年糕，做好各种食品，准备辞旧迎新。春节的前夜叫“除夕”。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说说笑笑，直到天亮，这叫守岁。除夕零点的钟声一响，人们还要吃饺子。古时候叫零点为“子时”，除夕的子时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人们在这时吃饺子，是取“更岁交子”的意思。这也是“饺子”名称的由来。过了除夕就是大年初一。从初一开始，人们要走亲戚、看朋友，互相拜年。拜年，是春节的重要习俗。拜年时，大家都要说一些祝愿幸福、健康的吉祥话。春节习俗——放爆竹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高兴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旧时，从春节子夜开财门起，就有送财神的，手拿着一张纸印的财神在门外嚷着：“送财神爷的来啦！”这时屋里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财神，便拿赏钱给来人，送财神的口中，当然总免不了要说些吉利话。例如：“金银财宝滚进来”啦！“左边有对金狮子，右边有对金凤凰”啦！等等之类的口彩。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嘴上挂着假胡子，身上背着一个收钱的黄布袋，后面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地去散发财神爷像，以便讨赏钱。每到人家门口，就唱起：“左厢堆满金银库，右边财宝满屋堆。”一大堆讨吉利的话，不绝于口，直到主人欢喜地接过那张红纸财神爷像，给他们些钱，扮财神的这些人，连声道谢之后，就起劲地敲打一阵，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转到别家去了。大家放完爆竹回到屋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天地、迎神、祭祀祖先。古时，这种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南方人还在祭祖之后，查看历书上所载今年的吉利方向，燃灯笼火把，提壶挈酒，奉香鸣爆竹，开门出行，迎接喜神，称“出天方”或“出行”，浙江叫“出寻”，上海叫“兜喜神方”。此俗为趋吉、祈求神灵保佑一年百事顺遂。除夕守岁是整夜不睡、通宵达旦的。是夜，主妇们忙着挂灯结彩，张贴春联，剪窗花，贴年画，红红绿绿把房子装饰得花团锦簇，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气氛。孩子们最盼望的事也许就是压岁钱了。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甚而追讨到爷爷妈妈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喜欢在过年时，多讨些好彩头，希望一切顺利，这其中有许多旧习俗。如各地都有禁止使用扫帚之俗，以为新年使用扫帚将会把运气扫走，扫去财运，新的一年会难交好运。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为使此俗流行，还定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新年也不可骂孩子，说话必须特别留意。如果小孩子粗心大意砸碎了饭碗，大家也绝不骂他，反而说他“岁岁平安”，因“碎”“岁”谐音冲一冲不祥的气氛。新年里，大人最怕小孩子说溜了嘴，开年讲些不太吉利的话，除了横关照竖关照，有的地方还用块红布或草纸向孩子们口上揩抹，其意思是把嘴当作屁股，即使说出不吉利的话来，也等于放屁。还有的人把橘子、荔枝置于枕边，叫做“压岁果子”。橘子、荔枝谐音“吉利”，以求来年大吉大利。有的地区还有一种习俗，就是偷财神爷像，而且偷到后要把它藏在裤裆里，以取“财神入库（裤）”这句成语的意思。在这些异想天开的趣俗之中，埋藏着历代多少劳苦百姓献媚命运之神的良苦用心。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春节习俗——贴窗花新春佳节时，许多地区的人们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一一一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春节习俗——贴福字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据《梦梁录》记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的“贴春牌”即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福"字倒贴在民间还有一则传说。明太祖朱璋当年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字。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漳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商店中均中出售。春节习俗——守岁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童稚，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古人把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也即是"爆竹"的由来。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星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待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大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也有的俗户人家推牌九，掷骰子，赌梭哈，打麻将，喧哗笑闹之声汇成了除夕欢乐的高潮。春节习俗——拜年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盛放飞帖之用。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因为正月又叫元月，正月十五的晚上是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宵”是“夜晚”的意思，所以，正月十五晚上的这个节日就叫元宵节。元宵节，中国人有赏灯和吃元宵的习俗。俗话说“正月十五闹花灯”，因此，元宵节也叫灯节。元宵节赏灯的习俗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元宵节这天，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常。夜晚一到，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去观赏花灯。五光十色的宫灯、壁灯、人物灯、花卉灯、走马灯、动物灯、玩具灯……汇成一片灯海。有的花灯上还写有谜语，引得观灯人争先恐后地去猜。元宵节吃元宵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有这种食品了。元宵是一种用糯米粉做成的小圆球，里面包着用糖和各种果仁做成的馅，煮熟后，吃起来香甜可口。因为这种食品是在元宵节这天吃，后来人们就把它叫做元宵了。中国人希望诸事圆满，在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就是希望家人团圆、和睦、幸福、圆圆满满。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