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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1.《 武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3月( 特约编辑)2.《世界儿童文学大辞典》,希望出版社,6月(参编)3.《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6月(参编)4.《畲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8月(合作)5.《文身:裸体的雕刻》,上海文化出版社,9月6.《民俗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1月7.《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第一副主编)8.《丧葬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1月9.《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10.《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参编)11.《婚姻习俗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汉族民俗史·秦汉魏南北朝》卷(合著),学林出版社2004年13.《民间丧葬习俗》(合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2008年再版14.《丧葬史》(插图新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15.《浙江民俗史》(合著),杭州出版社2008年16.《吴越丧葬文化》,华文出版社2008年四、主要论文:1.《试论民俗学的分类法》,《浙江民俗》3期2.《略论民俗与民俗心理》,《华东师大学生优秀论文集》4月3.《民俗生活论》,《民族文化》5期4.《试论民俗在〈红楼梦〉中的地位》,《浙师大学报》3期5.《从“义妇”故事到爱情悲剧》,《浙师大学报》3期6.《论民俗、民间文学对儿童价值观念形成的影响》,《浙师大学报儿童文学研究专辑》1987年7.《民俗心理初探》,见《当代中国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0月8.《吴越民族“断发”习俗之我见》,《民间文艺季刊》3期9.《古代冠礼的一种变异──庆号习俗》,《东南文化》1~2期10.《一组古老的文化符号》,《浙师大学报》3期11.《古老的文化因缘──畲族“赤 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4期12.《“洞房经”:文化的神话──温 黄平原洞房经习俗的思考》,《东南文化》4期13.《“洞房经”研究》,《民间文艺季刊》3期14.《传统童话的文化贡献》,《浙师大学报》4期15.《司马迁的民俗观》,《民俗研究》1期16.《变异:在于适应文化》,《浙师大学报·儿童文学专辑》1991年17.《论陈亮的文风与词风──兼论陈 亮词风形成的原因》,《浙师大学报》1期18.《女性的骄傲──简论畲族机智人物故事》,《民族文学研究》1期19.《论民俗本质──再论民俗是一种 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研究》2期( 笔名陈力)20.《吴越“断发文身”研究》,见《吴越民俗》复旦大学出版社月21.《吴越“文身”习俗研究──兼论“文身”的本质》,《中国民间文化》3期22.《“洞房经”的仪式及其象征研究》,见《 浙江民俗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8月23.《“长毛杀妖多多杀”》,广东高教出版社9月24.《吴越文身习俗研究》,《东南文化》6期25.《生育禁忌研究》,《浙师大学报》3期26.《论高校校园文化》,《浙师大学报》3期(合作)27.《“断发文身”──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俗及其标志的遗存》,《民族研究》1期28.《黄大仙传说研究》,见《民间文学集成研究》新华出版社12月29.《拓展一个新领域》,《中国民间文化》1期30.《黄大仙信仰历程及对文学的影响》,《上海道教》2期31.《黄大仙考》,《上海道教》3期32.《黄大仙研究》,《中国民间文化》3期33.《走向祭坛──文身的神秘性与严肃性研究》,《中国民间文化》4期34.《试论两兄弟型故事产生、传承的动因》,《浙师大学报》4期35.《试论文身的源起文化功能》,《广西民院学报》2期36.《简论文身的审美动因》,《浙师大学报》3期37.《七夕的形成与变异探》,《广东民俗》2期38.《威颜千古今犹在》,《广西民院学报增刊》6月39.《试论文身图式》,《东南文化》4期40.《将谓偷闭学拜年──中国惧内笑话研究》,《中国民间文化》12月41.《建设一种新观念》,《中国民间文化》12月42.《论丧葬习俗的等级制》,《北师大学报增刊》12月43.《论魏晋南北朝的风俗趋向及特征》,《浙江师大学报》6期44.《浅论中国丧俗中的墓地及其选择》,《广西民院学报》1期45.《在生存与再生之间》,《浙江师大学报》4期46.《上海人形成略论》,《广西民院学报》1期47.《叙述与文化:在表层和隐义之间》,《民族文学研究》1期48.(韩文)《叙述与文化:在表层与隐义之间--畲族螺女故事概述》,《韩中日说话比较研究》 亚细亚说话学会(韩)崔仁鹤编著249.《迷失的孝道:中国厚葬之风透视》,《民间文化》(原《民间文学论坛》)2期50.《传统是一种血液--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浙师大学报》4期51.《政府办节的民俗学思考》,《民族艺术》1999年增刊(《人民日报》99/11/22、《广西民院学报》00/1等转摘观点)52.《论宋代城市民俗及对后世的影响》,《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5期收入《民族艺术》1999年增刊53.《重构传统:〈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娱乐习俗的开发》,《八婺文化探微》湖南文心出版社,2000年6月54.《论民俗文化传播涵化的动因》,见《比较民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8月55.《论民俗文化圈》,见《广西民院学报》6期56.《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及历史地位》,见《广西民院学报》1期。57.《丧葬:生存者的信仰文化》,《中国民俗学会年刊》2002年7月。58.《传统的回归:“成人礼”的现代意义》,《民俗学刊》2002年4月。59.《失落的光荣:后三套集成时代的民间文学》,《守望民间》2002年7月。60.《文化教育:文化民族性与个性化的有效方式》,《浙江师大学报》2002年5期。61.《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广西民院学报》2003年3期。62.《茶文化:一种极具开发潜能的旅游资源》,《茶·茶文化·旅游》2003年10月。63.《关注人类的最终归处》,《民俗研究》2004年1期。64.《论典籍、诗文与传说的交错互动》,《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5期。65.《论吴越丧葬文化的改革与对策》,《民俗研究》2005年4期。66.《形式变化与观念守恒》,《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67.《殡葬改革与农民利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68.论肢体语言的民俗性》,《浙江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69.《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广西民大学报》2007年第1期。70.《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与民俗文化的改造》,《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71.《细节变异与地方认同:年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创刊号)72.《论浙江民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叫“春节”。中国人过春节有很多传统习俗。从腊月二十三起,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家家户户要大扫除,买年货,贴窗花,挂年画,写春联,蒸年糕,做好各种食品,准备辞旧迎新。春节的前夜叫“除夕”。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说说笑笑,直到天亮,这叫守岁。除夕零点的钟声一响,人们还要吃饺子。古时候叫零点为“子时”,除夕的子时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人们在这时吃饺子,是取“更岁交子”的意思。这也是“饺子”名称的由来。过了除夕就是大年初一。从初一开始,人们要走亲戚、看朋友,互相拜年。拜年,是春节的重要习俗。拜年时,大家都要说一些祝愿幸福、健康的吉祥话。春节习俗——放爆竹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高兴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旧时,从春节子夜开财门起,就有送财神的,手拿着一张纸印的财神在门外嚷着:“送财神爷的来啦!”这时屋里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财神,便拿赏钱给来人,送财神的口中,当然总免不了要说些吉利话。例如:“金银财宝滚进来”啦!“左边有对金狮子,右边有对金凤凰”啦!等等之类的口彩。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嘴上挂着假胡子,身上背着一个收钱的黄布袋,后面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地去散发财神爷像,以便讨赏钱。每到人家门口,就唱起:“左厢堆满金银库,右边财宝满屋堆。”一大堆讨吉利的话,不绝于口,直到主人欢喜地接过那张红纸财神爷像,给他们些钱,扮财神的这些人,连声道谢之后,就起劲地敲打一阵,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转到别家去了。大家放完爆竹回到屋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天地、迎神、祭祀祖先。古时,这种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南方人还在祭祖之后,查看历书上所载今年的吉利方向,燃灯笼火把,提壶挈酒,奉香鸣爆竹,开门出行,迎接喜神,称“出天方”或“出行”,浙江叫“出寻”,上海叫“兜喜神方”。此俗为趋吉、祈求神灵保佑一年百事顺遂。除夕守岁是整夜不睡、通宵达旦的。是夜,主妇们忙着挂灯结彩,张贴春联,剪窗花,贴年画,红红绿绿把房子装饰得花团锦簇,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气氛。孩子们最盼望的事也许就是压岁钱了。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甚而追讨到爷爷妈妈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喜欢在过年时,多讨些好彩头,希望一切顺利,这其中有许多旧习俗。如各地都有禁止使用扫帚之俗,以为新年使用扫帚将会把运气扫走,扫去财运,新的一年会难交好运。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为使此俗流行,还定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新年也不可骂孩子,说话必须特别留意。如果小孩子粗心大意砸碎了饭碗,大家也绝不骂他,反而说他“岁岁平安”,因“碎”“岁”谐音冲一冲不祥的气氛。新年里,大人最怕小孩子说溜了嘴,开年讲些不太吉利的话,除了横关照竖关照,有的地方还用块红布或草纸向孩子们口上揩抹,其意思是把嘴当作屁股,即使说出不吉利的话来,也等于放屁。还有的人把橘子、荔枝置于枕边,叫做“压岁果子”。橘子、荔枝谐音“吉利”,以求来年大吉大利。有的地区还有一种习俗,就是偷财神爷像,而且偷到后要把它藏在裤裆里,以取“财神入库(裤)”这句成语的意思。在这些异想天开的趣俗之中,埋藏着历代多少劳苦百姓献媚命运之神的良苦用心。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春节习俗——贴窗花新春佳节时,许多地区的人们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一一一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春节习俗——贴福字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据《梦梁录》记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的“贴春牌”即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福"字倒贴在民间还有一则传说。明太祖朱璋当年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字。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漳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商店中均中出售。春节习俗——守岁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童稚,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古人把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也即是"爆竹"的由来。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星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待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大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也有的俗户人家推牌九,掷骰子,赌梭哈,打麻将,喧哗笑闹之声汇成了除夕欢乐的高潮。春节习俗——拜年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盛放飞帖之用。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因为正月又叫元月,正月十五的晚上是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宵”是“夜晚”的意思,所以,正月十五晚上的这个节日就叫元宵节。元宵节,中国人有赏灯和吃元宵的习俗。俗话说“正月十五闹花灯”,因此,元宵节也叫灯节。元宵节赏灯的习俗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元宵节这天,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常。夜晚一到,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去观赏花灯。五光十色的宫灯、壁灯、人物灯、花卉灯、走马灯、动物灯、玩具灯……汇成一片灯海。有的花灯上还写有谜语,引得观灯人争先恐后地去猜。元宵节吃元宵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有这种食品了。元宵是一种用糯米粉做成的小圆球,里面包着用糖和各种果仁做成的馅,煮熟后,吃起来香甜可口。因为这种食品是在元宵节这天吃,后来人们就把它叫做元宵了。中国人希望诸事圆满,在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就是希望家人团圆、和睦、幸福、圆圆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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